台灣最缺乏的不是人才，而是好老闆

　　很多台灣的工廠或企業的老闆老是哀嘆台灣沒有人才，事實上，台灣本身擅長各種領域的國際人材很多，只是沒有留在台灣本土企業而已，因為台灣最缺的就是敢給、敢投資、守法治的老闆，台灣從來沒缺過人材，當然，更沒缺過愛污名化年輕勞工來壓低薪資的老闆，社會和媒體在奇怪的資本教育下，年輕人被教育如何當服從的職員，而不是當有自我意識和勇於發聲的員工，正常的企業體系，員工是資本，不是成本，但台灣企業大多都不重視員工，把員工當做免洗的消耗品，只想用幻想的公司前景和利潤留人，要馬兒跑卻不讓馬兒吃草，馬兒跑了還抱怨不耐操，甚至在員工要離職時，為了省資遣費，用各種惡劣手段迫害員工，亂扣資遣費，讓員工徹底失望。

　　2007年以後，每年第三季，行政院勞工委員會都會召開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隨經濟發展狀況及施政考量，考慮調整薪資，每年調漲薪資的議題都會引發工商團體反彈，往往用國內經濟成長率可能下修的理由，誇大基本工資調漲的可能後果，會導致邊際勞工的失業，認為台灣絕大部分的勞工薪資都超過基本工資，調高後的受益者只有外籍勞工，產業卻可能要因為勞動成本提高而外移，台灣勞工未蒙其利卻先受失業所害，一旦成本高於其他國家的企業，將有損台灣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最後受害的還是台灣勞工，上述都是資方抗拒基本工資調漲的理由，甚至希望政府鬆綁製造業的聘雇外勞規定，增加低薪勞工供給量，變相抑制台灣勞工的薪資。

　　台灣企業主習慣與媒體聯手，唱衰年輕勞工，要求低工資、高工時，企業不斷反映工廠是全天候運作，藍領外勞所從事的3K產業（辛苦、污穢、危險之工作）幾乎都是台灣年輕人不做的，台灣勞工不願從事夜班，核配比例又受限，夜班人力不足已影響到產業競爭力。

　　事實上，台灣大多數勞工族群絕非不願意從事3K產業或夜班工作，關鍵在於薪資，2005年到2010年，台灣年輕人光是外移到澳洲打工就業的人數，從數百人快速增加到萬人，2011年以後，每個月的數量更是快速增加，這還不包含外移到加拿大、德國、美國、中國、英國的部分，澳洲是極度缺乏藍領勞工的國家，工作職缺不乏農林漁牧礦業、製造業相關，工作內容絕不比3K產業輕鬆，台灣年輕人肯遙遠移居到澳洲，卻不肯留在國內從事性質相似的工作，意味著台灣年輕族群並不滿意台灣的工作環境，資方企業所開出的薪資條件，遠遠低於工作所付出的勞力與努力，這才是某些產業缺工，但國內依然高失業率的主因之一，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台灣資方願意提高付出的薪資成本，缺工問題就能得到明顯改善，真正的草莓族不見得一定是年輕的族群，反而更多的企業老闆才是狡獪的狐狸。

　　美國、德國、新加坡、澳洲、法國、中國等國家，願意以高待遇或優渥條件，吸引國際人才和外國移民，國際人才和國內勞工互相競爭之下，會提升自身能力，留在國內爭取優渥工作機會，企業雖然付出較高的成本，但能夠得到更好的人才，增加競爭力，勞工和企業一起得到更多利潤，互利共存，而非企圖以競相低薪爭取低階勞工，開放外國勞工，因為低薪吸引到的外國勞工是品質落差非常大的，只能暫時改善國內低階工作職缺不足的問題，舉國上下，本國勞工為了和外國低階勞工競爭，不得不委屈就業，全面低薪的就業市場，只會逼大量國內人才外移，企業無法獲得良好人才，競爭力無法提升，一旦跑到國外和國際廠商競爭，只會越來越差導致營運不佳，企業被迫降低營運成本調降薪資，吸引到的勞工素質更差，惡性循環。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資方認為，歐美澳等國的企業毛利結構和台灣產業並不相同，如果台灣企業給予勞工過高薪資，那麼許多技術較低、毛利較低的行業，可能會吃掉大多數的成本，這也是台灣製造業現階段的問題，事實上，企業卻沒有反思，為何自己沒有隨著時代進步而產業轉型，依然逗留在過去的低毛利運作模式，台灣過去發達的產業，也不適合現在的台灣，而且台灣目前的基本薪資，並沒有增加到讓企業難以存活的地步，事實上，基本工資調漲以後，2012年上半年的失業率，甚至還低於2011年和2010年，數據顯示，基本工資調漲，不管是女性或男性，對於勞工就業都是有利的。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1970～2000年，台灣擁有源源不絕的年輕勞動力，吸引了外國企業的技術輸入和資金投資，上個世代的企業家順著這些商機闖進市場，幾乎所有產業都有利潤，但這些榮景趨勢的前提是，台灣有廉價勞力，所以外國資方願意進駐，沒有外國資金和技術，根本不會有當時所謂的「經濟奇蹟」，但全球化的資本主義下，外國資金和技術投資會移動到比台灣勞力廉價的國家，台灣不可能永遠年輕，墨西哥、巴西、印度、印尼、菲律賓未來擁有上升的勞動比力，世界上會一直有比台灣更年輕的勞力輸出國，反觀中國和台灣在2015年以後，只會加快老化速度，所以不能永遠維持在低報酬率的產業水平上競爭，與其讓舊有企業繼續以上一個世代的營運思維來經營，不如幫助企業轉型，進入適合下個世代的產業型態。

　　台灣現今的產業問題不在勞工，在於資方被寵壞了，台灣政府對企業的保護太多，得適當去掉一些盔甲，逼他們跟著國際潮流進步，有些產業用傳統的運作思維，本來就會有成長上限的瓶頸，基本上就不可能提升利潤，例如某些基礎加工業、代工業，如果要維持和越南、墨西哥、印尼、巴西等新興市場競爭，根本不可能一直有利潤，反而是像餐飲、教育、行銷設計、生質能源，這些是可以發展出特色化的產業，要透過產業轉型這種模式，才能有利潤，不能一直維持在原有產業的競爭，該外移或退出企業的產業，就該放手，否則劣質企業造成不良就業環境風氣，持續逼國內頂尖人才出走。

　　曾經，台灣有許多優秀的企業和人才，台灣企業競爭力強，營運利潤高，高薪吸引人才，人才發揮專長，讓公司營運越來越好，讓台灣職場和企業彼此維持藍色外圍的循環趨勢，但2002年以後，十多年來的保守思維和停滯不前的薪資，讓這些優秀的人才都外移了，整個社會欣賞技術價值的老闆太少，為了提高營業利潤和像投資人交代，壓榨員工薪資，於是公司的員工逐漸淘汰成只想依附在大公司裡領薪水的普通職員，員工不想努力求突破，產品無法吸引國內外消費者購買，企業利潤逐漸下滑，企業和職場的循環進入了內層紅色的循環趨勢，整個社會變得無成長動力，投資者不再冒險，反而進入基本民生產業套利，如房地產炒作，房租和廠房租金直接或間接墊高商品的生產成本，商品價格無法在銷售市場具備競爭力，營運不佳，最終導致低薪惡性競爭市場。

　　所以根本問題是，台灣製造業得轉型，轉型後產生的利潤夠高，才能再度推動整個循環運轉，但沒有高薪吸引人才，也不容易轉型，每個環節都相輔相承，眼下需要靠政府去教育這些老闆們，具體的告訴他們如何吸引人才、建立制度。

開源先於節流，讓企業主知道，先思考成本增加可能帶來的開創與獲利，而不是直接亂砍成本，先用高薪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然後才有機會開創利潤與績效，而不是節流先於開源，為了節省成本，先跟人才斤斤計較薪資，結果企業發展停滯，與其斤斤計較去雇用三百個臭皮匠，不如好好用三百個臭皮匠的薪資去雇用一個諸葛亮，有頂尖的菁英，才有機會帶動創新跟發展，對獲利思維方式的改變，才是台灣政府跟企業最大的問題。

　　世界上許多已開發國家，在經歷過人口勞動力巔峰以後，逐漸擺脫低附加價值的產業模式，發展出適合自己國家的產業特色，例如美國的行銷管理、英國的金融服務、德國的工業品質、日本產業的創意與抗壓性、澳洲的原物料出口，轉型成功的國家，經濟榮景才能再持續一段時間，而不是企圖壓抑勞工薪資，產業模式滯留原地，持續和後方迎頭趕上的新興市場競爭，這並非根本解決之道。

　　企業轉型需要人才、創投、企業主，同時並行，才有機會帶動整個轉型的齒輪成功運轉，每個環節都不能出問題，否則整部機器就會停滯下來，1990年以前，台灣企業家靠著他們過去成功的資金與業務能力，投入新市場或新產業的開創，才有機會能帶領台灣產業走向新一波的產業轉型，但如今企業只想靠著政府政策保護、租稅優惠、低廉勞力來維持微薄利潤，逐漸破壞了整個產業進步的循環。

　　因為產業轉型需要的是，能掌握消費者要求和感受、富有創造力和行動力、對自己志向有濃厚興趣想要去實現、富有積極性的人，沒有這類具有創新思維的人才來操盤，這些企業根本無法轉型，但台灣企業主太過吝嗇，破壞了原有的制度化體制、企圖用廉價薪資來壓榨員工，結果造成失去吸引具有高階經營管理或者國際行銷能力的人才，最後反而只吸引到奴才，使得這些企業無法轉型。

　　現階段台灣需要由政府推動，協助用高薪吸引人才到體質較良好的中小企業，規劃長期轉型路線，讓創投願意出手，投資新創意產業，看到新企業轉型成功，能夠產生理想利潤，老舊企業就會靠攏，不健全的企業則讓市場自然淘汰，中年以上的企業家或管理階層，大多數思維都有先入為主的觀念，不容易吸收新的創意，再轉為付諸實際的動力，讓年輕的中小企業轉型，產生利潤，這樣才會有越來越多企業跟進，社會風氣改變，後續才會有發展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