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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文學裡的「馬華文學」難題

 

 

台灣文學裡的「馬華文學」難題  (摘自黃錦樹老師的文章)
2014/5/9,中興大學
台灣文學裡的馬華文學難題
五月九日中興大學對談,pm14:00-17:00
14:10-14:30黃錦樹報告


破題
一、 馬華文學為什麼會在台灣文學裡?
二、 對台灣文學而言那為甚麼會是個難題?
測試:黃錦樹小說〈泥沼上的足跡〉
14:30-15:30
以ppt介紹馬華文學:馬華文學的黯淡身世
15:30-15:40休息
15:40-16:30黎紫書發言
16:30-17:00對話,答覆學生提問

釋題:
楊凱麟,〈台灣文學裡的舞鶴難題〉(第一式)
相似的提問(舉例):〈台灣文學裡的張愛玲難題〉
〈台灣文學裡的胡蘭成難題〉(第二式)
但這兩組問題的性質是不同的,後兩個問題基本上是文學史的,雖然兩人都到過台灣,但張愛玲旅台的時間非常短暫。但兩人的文學影響力大到陳芳明的《台灣文學史》也不得不給他們留個位置。我這個題目其實比較接近這第二組,《台灣文學史》同樣也可在台馬華文學留個位子,雖然只是一個小節,一群人加起來重要性也許還比不上任何一個台灣重要作家。
但我還是必須先談談楊凱麟式的提問。

楊的提問其實是艾略特Ts.Eliot〈傳統與個人才具〉式的。在那篇大家都熟悉的文章裡,艾略特提出這樣的論點:任何藝術的藝術家,誰也不能單獨具有他完全的意義,而是必須考量他和以往的作家和作品的關係,必須把他與前人比較。因為一個新的、原創性的作家或作品的誕生,作為一個新事件,「以前的全部藝術作品就同時遭逢了一個新事件。」既有的作品系統因為這新成份的加入而必須有所更動,它必須歷經一番調整。作家或作品的重要性決定了調整幅度的大小。也就是說,一個大作家造成的激烈震動可能會改變整個系統。他以作品向文學史及該文學系統提問。楊凱麟的〈台灣文學裡的舞鶴難題〉,我覺得誇大了舞鶴的革命性,當然也可能他是對的。
我的提問首先是第二式的,那是個文學史的理解問題。但我也希望它是第一式的,譬如李永平或張貴興的長篇小說,《吉陵春秋》、《海東青》、《群象》、《猴杯》;我自己的小說,陳大為的詩、鍾怡雯的散文,是否足以憾動台灣華文文學既有的系統?這還有待考察。也許目前還不能,台灣既有的系統還很牢固。因而它只能是第二式的,文學史式的。寄生在台灣文學裡的馬華文學,它的份量不亞於八0年代後方興起的,由原住民書寫的,台灣漢語原住民文學。它的位置也相彷彿。但它讓台灣文學系統產生一個開口,這開口通向另一個民族國家。

因此接下來,我把我的問題具體化為兩個問題:
一、 為甚麼馬華文學會在台灣文學裡?
二、 為什麼那會是個難題?怎樣的難題?

關於第一個問題,先從一本書談起。
這半年來我們籌編了一本散文集《我們留台那些年》,五十多年來、不同世代的三十多位留台寫作人回憶他們的留台時代。根源在於,近六十年來中華民國的僑教政策給大馬華裔子弟提供了相對便宜而優質的大學教育,讓對文學有興趣的人可以一遂文學夢,為建國後的馬來西亞的華文文學建立了不同的文學基礎。這是「為甚麼馬華文學會在台灣文學裡」這一問題最直接的答覆,然而大部份留台人都回去了。但當然不會對台灣文學構成任何難題,因為台灣學界、台灣的文學讀者對馬華文學有興趣的並不多,肯花心思去了解的更少。

藉童偉格從愛荷華國際作家創作坊帶回來的感想:
"在那裡會發現對世界文學而言,我們台灣發展的華語文學,即便是這麼多的十年都過去了,還是被當成一個邊緣的對待,這個邊緣是打從心理覺得這個就是邊緣,不自覺得就這麼的看它;所以我們用本身的異質去填補世界文學的廣闊,所以我們註定要像報導人一樣生產。即使意識到我們是如此的被對待,然後再去檢討我們自己關於世界文學的素養,就突然覺得台灣文學就像被我組壞的蟑螂潛水艇,他們跟其他世界現存的作家比起來,其實都有相當好、很完整的學識和現代文素養,可是放在世界文學的平台上,還是很奇特的,甚至他們找不到語言去說明,去讓對方理解,我們已經內化成一個相當完整的文學系統。

 

 

馬華文學之於台灣文學亦然。數十年來,雖然「我們已經內化成一個相當完整的文學系統」,甚至就在台灣文學的內部。然而同樣的困境,雖然「跟其他台灣作家比起來,其實都有相當好、很完整的學識和現代文素養,」可「還是很奇特的,甚至他們找不到語言去說明,去讓對方理解」--其實根本的原因在於,對方根本沒有理解的誠意。一旦你走出台灣,到日本、美國、歐洲,你會發現,台、港、新馬(新馬有時根本沒有)的華文文學在世界文學裡,多半被附在現當代中國文學之後,頂多作為附錄、作為補充、作為補遺。在世界文學的承認的政治結構裡,這是我們共同的位置。
只有留下來的,也就是說留在台灣文學裡的馬華文學,方可能對台灣文學提問。但它如何提問呢?

楊宗翰〈說書人如何煉成?〉談陳大為詩集《巫術掌紋》的南洋書寫時云:「陳大為這類文化與地誌書寫,既挑戰、也開拓了台灣現代詩史的經驗框架,其意義豈止於「記錄家鄉」而已?」【2014/04/26 聯合報】

陳大為尚且如此,我們就更不必說了。

我們在台灣寫作。甚至可以說是在台灣文學裡寫作。這不稀奇,但如果表述為在台灣文學裡寫作馬華文學就更有趣了。
陳大為在他的文章裡多次強調,我們這些留台人毫無例外的,都是吸收台灣文學的資源──而不是馬華文學的資源──成長起來的。我在別處說過,從馬華文學那裡,我們沒有遺產可以繼承,都必須白手起家。但這位置本身,也可以說是在對台灣文學本身提問。我們也曾以熱帶台灣文學來偷渡。

在台馬華的存在本身對台灣文學的提問。異質性作為難題。對台灣文學系統的封閉性的挑戰。
我們只需要注意如下事實:在台灣的馬華文學和中華民國的僑生政策有直接的關聯。它是後者的衍生物。因此,它直接和民國有關--即便這民國只剩下尾巴。是民國的文化想像、政治想像,也是東亞冷戰結構的產物。在台馬華文學帶出來的第一個向度即是近年來似乎快要被台灣符號淹沒的民國向度。李永平和溫瑞安都是最有名的案例。它提醒我們自甲午戰爭以來的問題其實尚未解決,一九四九以來的國共內戰的延長賽還在繼續。而這帶出來的,這台灣這塊土地上的新移民的文學的問題。首先當然是所謂的外省第一二代的文學生產,它們的問題性質,一種接近於流亡文學的(或王德威所謂的後遺民文學)──但它的對立面,一種認同台灣的文學──藉由一種未來的民族國家想像(在現實上幾乎不可能存在),來強化它對中原的離心。

 

我曾把它問題化為「非民族-國家文學」或「無國籍華文文學」──中國文學之外的華文文學系統,它和天朝之間的張力──它的離心,藉由地方性來建構自身,以期和中國拉開一個批判的距離。我曾藉由兩地華人史裡的文學史比較,指出兩地文學體積雖有大小之別,但結構上卻有著不可忽略的相似性──而這往往為台灣文學研究者所忽略。台灣文學和馬華文學都必然深受身份認同的困擾,這或許也是移民文學的特性。
再則是馬華文學的原鄉背景。

二十多年來,台灣的馬華文學研究沒進步多少,原因之一正在於台灣普遍對東南亞沒興趣。知識上的貧乏讓南方變得不可穿透,好像總是在大霧裡。這不止讓在台灣文學裡頭的馬華文學變得不可理解或難以理解(也就是成為消化不了的難題),也反映出台灣文學的自我理解的封閉性──好像總是看不到台灣文學自身的第三世界屬性。背景本身的陌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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