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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開始

每次說起古代的大型變法大家想的都是這幾種：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戊戌變法。但是你聽說過熙寧變法嗎?下面為什麼網帶你看看熙寧變法是什麼 王安石變法 王安石變法失敗原因是什麼?

熙寧變法是什麼 王安石變法

王安石變法是宋神宗時期，王安石發動的旨在改變北宋建國以來積貧積弱局面的一場社會改革運動。變法自熙寧二年(1069年)開始，至元豐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結束，故亦稱熙寧變法、熙豐變法。

所以熙寧變法就是王安石變法。

王安石變法失敗原因是什麼?

王安石變法最終沒能挽救封建社會的沉淪，反而加速了北宋王朝滅亡的進程，那麼，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是什麼呢?

其一、這次新法沒有兼顧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最後導致了社會基礎的喪失。

王安石變法之所以得到宋神宗支持的主要原因是想要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而不是富民惠民。王安石的“理財”，實際上主要是在分配領域內損下益上，奪商人、地主、農民之利歸國家財政。這不過是利益的重新再分配而已。他幾乎把整個社會作為“斂財”的對象，因而在新法推行時，損害了社會各階級、階層的利益，導致變法的社會基礎喪失。在變法中國家財政收入的增長主要不是依靠發展生產，恰恰正是以青苗、免役等名目“加賦”的結果。

就說推行青苗法。這青苗法實際上就是農業基本法。但是，他們在全國各地府道州縣推行青苗法時卻人不分貧富，地不分優劣，更不管老百姓想不想、要不要，一律強行攤派高息貸款。按新法規定，貸款年息二分，即貸款一萬，借期一年，利息二千。這其實已經很高了，而各地還要加碼。地方上的具體做法是，春季發放一次貸款，半年後就收回，取利二分。秋季又發放一次貸款，半年後又收回，再取利二分。結果，貸款一萬，借期一年，利息四千。原本應該充分考慮農民利益的低息貸款，變成了一種官府壟斷的高利貸。而且，由於執行尺度不一，有些地方利息還要更高。

這無疑給百姓的脖子上套上了一道無形的枷鎖，讓他們還沒種上地就背上了沉重的債務。糧食還沒收上來，官府就派人到各家各戶催要貸款本息。有錢拿錢，沒錢就拉糧食，若是沒有糧食，就將人押入大牢，逼債索息。老百姓為了還債，不得不變賣家產。賣完家產，就賣兒賣女，有的甚至典當妻子。結果造成了天下百姓傾家蕩產，妻離子散，十室九空，民怨沸騰。

其二、這次變法沒有從實際出發，進行科學決策，結果造成急功近利，急於求成，顧此失彼的不利局面。

王安石明知改革“緩而圖之，則為大利;急而成之，則為大害”，卻在變法中操之過急。他只認定一個目標，卻忽略了在實現這一目標過程中必然會連帶產生一系列問題。在短短數年間將九項改革全面鋪開，恐怕當時的社會各階級都不見得有這種精神和物質承受能力，於是變法反而陷入了欲速則不達的困境。

譬如說均輸法。均輸法其實也就是交通運輸法，就是把民營的交通運輸企業改為國營交通運輸企業。古人說，安居樂業之道，在於農儘力，工用巧，商賈行流通。而均輸法一出，勢必壓抑民間的商賈交流市易。長此以往，商貿市易就變成了一潭死水。如果一些官吏借法弄權，假公濟私，則此法之害，猛於商賈的投機鑽營。

自古以來，變法之道賴於吏治。而吏治之首要就是精簡機構，裁減冗員，優則道通，劣則道塞，此乃千古不變之理。國營代替民營，各地大量設置機構，增加官員，厚其薪俸，加其賞銀，不僅使冗官沒有減少，反而使冗官更冗。這些冗官肥吏所耗經費大大超過了新法從富商巨賈手中奪回的均輸之利。而一些地方執法走形，把經營權暗裡轉至商賈之手，官吏挂名取利。

市易法也是一樣。其具體的辦法就是，由朝廷設立“市易司”，控制商業貿易。這個辦法，是動用國家力量來平抑物價。當然，“市易司”也不是專做虧本生意，也是要贏利的，只不過並不牟取暴利而已。比方說富戶奸商一文錢買進二文錢賣出，“市易司”則一文錢買進一文半賣出。贏利雖不算多，也能充盈國庫。然而，這樣一來，所謂“市易司”就變成了一家最大的“國營企業”，而且是“壟斷企業”了。

其三、這次變法動機與效果的背離，條文與執行的偏差，使一系列變法措施從安民走向擾民，甚至害民，置黎民百姓於水深火熱之中。

青苗法雖限制了大地主高利貸的部分利益，緩解了貧農的燃眉之急，但在執行中地方官為完成和超額完成放貸取息的任務，實行硬性攤派。王安石給全國各地都下達了貸款指標，規定各州各縣每年必須貸出多少、收回多少計劃任務。這樣一來，地方官就更是硬性攤派了。當然，層層攤派的同時，還照例有層層加碼。於是，不但是貧下中農，就連富裕中農和富農、地主也必須“奉旨貸款”了。

當時，官府為了邀功得賞，不僅強迫百姓以青苗法貸款賺取利息，而且把五戶或者十戶結成一保，借戶逃亡，保戶分賠。因此，官府不問貧富，隨戶而貸，富者不需貸而多得，貧者急需貸而少予，而利息卻要收到十之三成。每到索本要息之時，酷吏四處一呼，百姓膽戰心驚。百姓們缺衣少糧，甚至家破人亡了，各級官吏腰包私囊卻鼓了起來。結果，老百姓增加了負擔，地方官增加了收入。

還有免役法，其由差役改為雇役新發，本來不失為歷史的進步。王安石的辦法是改“派役”為“雇役”，即民眾將其應服之役摺合成“免役錢”交給官府，由官府僱人服役。這樣做有三個好處：第一，農民可以出錢不出力，不會耽誤生產;第二，所有人一律出錢，比較平等公道;第三，社會上的閑散無業人員找到了差事，增加了就業。然而，在新法執行中，免役法卻規定鄉村貧戶從此必須繳納原先所無需繳納的役錢，這無疑成了這些鄉村貧戶的額外負擔。免役法執行的結果則是“縱富強應役之人，征貧弱不役之戶，利於富不利於貧”，都完全違背了變法的初衷。

在中國歷史上曾出現過許多次變法運動，而究其變法失敗的原因，其中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變法者推行的是從上而下卻脫離基層老百姓的改革。王安石變法是如此，商鞅變法、戊戌變法也莫不是如此。改革如果不能普惠民眾，得不到人民群眾的真心支持和擁護，所謂的改革成果也只會是一堆泡沫，最終飄散在歷史長河中。

其四、王安石犯了用人不當的嚴重組織路線錯誤，既沒有培養變法需要的大批人才，造就一支良好的管理隊伍，更沒有注意吏治的清廉和保持內部的團結。

本來這次變法的初衷和目的就是要求迅速改造行將失控的官僚隊伍。當時，王安石對時局和官僚隊伍的狀況的認識以及他提出實行“變法”，改革國家官僚隊伍的主張，確實是具有相當的政治眼光的。然而，腐敗不堪的官僚隊伍，早已積重難返，欲求改造談何容易?而且，王安石任用的是一批投機改革的機會主義封建官僚，加上他根本不可能團結、改造和培養、訓練出一支能夠為他的“變法”事業效力的隊伍;以及他自己的種種不可克服的弱點，“熙寧變法”的失敗當然是不可避免的了。而從總體上來看，封建官僚隊伍的逐步走向腐敗無能，魚肉百姓，正是封建專制體制無可挽回的必然結果。

在“熙寧變法”的變法派隊伍之中，除了王安石個人操守尚無非議之外，而他最重要的支持者與助手呂惠卿、謝景溫、曾布、呂嘉問、章惇、蔡京、李定、鄧綰、舒亶、薛向等人的個人品質多有問題，有的在當時就被視為小人，有的一生劣跡斑斑，甚至有的在歷史上被稱為奸臣。蔡京是歷史上最著名的奸臣，史稱“六賊之首”，這就不用說了。先說說呂惠卿、李定、舒亶等三人，這三人在變法初期就是王安石的左膀右臂。

呂惠卿，此人是嘉祐初年進士及第，先後任真州推官、集賢院校勘、崇政殿說書等職。其人少年得志，博學善辯，但城府深沉，處世巧滑。王安石在常州任職時就與他相識。在這場風起雲湧的變革之中，“事無大小，安石必與惠卿謀之”。呂惠卿無疑成為王安石推行變法的最得力助手。但呂惠卿最終與蔡京一樣被列入《宋史·奸臣傳》，成為變法派中投機分子的成功“榜樣”。

李定，他當時出任同判太常寺之職。其人性情狡詐，內心陰暗，曾因隱瞞老母亡故、沒有回鄉丁憂守孝一事遭司馬光、蘇軾等人上表彈劾，被朝廷降職留用。對此，他一直懷恨在心。為報這一箭之仇，他走進了王安石的門下，成為變法派的積極分子。李定一生劣跡斑斑，他在御史台任職時，陷害了不少朝中大臣。

舒亶，英宗治平二年的進士，原為浙江臨海縣縣尉。此人雖有政績，但年輕氣盛，急於功利，因擅自手刃犯人自劾棄官。後來，看到王安石推行新法，感到有利可圖，便極力擁護變法，被王安石調進京都，授為審官西院主簿，後任監察御史里行之職。

除了這三個人之外，其他骨幹人員不是王安石的姻親，就是他的老鄉。如謝景溫是王安石的妹婿，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蔡京又是蔡卞的哥哥，曾布是王安石的江西老鄉，還有的是王安石的同年和門生，如王珪、韓絳是他的同年，李定、陸佃是他的門生。這些人都曾是北宋政壇的風雲人物。

王安石在變法骨幹的隊伍組建上，忽視了人才政治上和人格上的挑選與培養，並盲目地輕信了他們的變法誓言，為他自己一生所致力奮鬥的變法大業的最後失敗，埋下了一觸即倒的脆弱根基。加上王安石只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視了活的人事。於是，應該由行政技術層面解決的議題便轉化為道德層面的問題。變法派在道德層面上與保守派在道德層面上相比，立即陷於望塵莫及的劣勢，變法的前景也就不言而喻了。

其五、王安石性格偏執，樹敵過多，缺乏一個改革家必要的自身修養;而掌控變法的機構超越朝廷一切權力部門，但缺少相應的權力部門制衡管束。

素有“拗相公”之稱的王安石，性格偏執，剛愎自用。據說，偏執類型的人，一般都具有強烈的自尊心，並十分敏感，固執己見，自命不凡。王安石也是如此，即便是與宋神宗趙頊議論國事，有所抗辯，聲色俱厲，神宗每為之改容聽納。

在變法過程中，王安石更是一貫自以為是，我行我素，導致朝中大臣大都與他決裂。這其中有的原來是他的政治靠山，如韓維等人;有的原來是他的科舉恩師，如文彥博、歐陽修等人;有的原來是他的頂頭上司，如富弼、韓琦等人;也有的原來是他的文壇師友，如范縝、司馬光、蘇軾等人。雖然他們都是當時的一代俊傑和朝廷重臣，卻因為不同意王安石的某些做法而被逐一趕出朝廷。如富弼、韓琦罷黜相位，歐陽修致仕回鄉，司馬光退居洛陽，蘇軾被貶杭州。尤其是當時擔任翰林侍讀的司馬光，念在與王安石共事數年的交情上，曾三次寫信給王安石，勸他調整自己的治國方略。可惜王安石就是執迷不悟，看一條批駁一條，結果導致司馬光最後與他劃地絕交，終生不再與之往來。蘇軾本來也應該是王安石借重以支持新法的最好人選，但蘇軾的許多正確意見也未能被王安石採納，結果導致二人分道揚鑣。

當時，王安石掌控變法的機構名叫“制置三司條例司”。本來，北宋王朝的財政由戶部、鹽鐵、度支三司掌握，王安石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來作為三司的領導機構，統籌國家財政，掌控經濟命脈，是北宋王朝的最高財政機構。這個機構除了研究變法的方案、規劃財政改革外，還要制訂國家一年內的收支。這是一個超越朝廷六部九卿等一切權力部門的機構，但因缺少相應的權力部門制衡管束，結果成為一個滋生新的弊端的溫床。而其網羅的呂惠卿、謝景溫、李定、舒亶、蔡京等變法派官員大都不僅是道德層面上的小人，而且缺少為民請命、為民造福的志向、閱歷和魄力，更缺乏為官為吏、為百姓父母的牢固根基。任由這樣一幫人掌控變法大權，結果可想可知。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變法雖然多次遭到朝中大臣的批評和保守勢力的反抗，但是，壓垮這次變法派陣營最後的一根稻草卻是變法派內部的勾心鬥角和爾虞我詐。在變法出現挫折和困難之時，王安石與呂惠卿、謝景溫、曾布等人不僅相互推脫責任，而且互相指責非難，造成反目相噬，勢同水火，致使朝局大亂，社稷震動。宋神宗一怒之下，將王安石謫守江寧，把呂惠卿左遷陳州，“制置三司條例司”屬下的曾布、章惇、鄧綰、呂嘉問等官員皆被貶出京城，同時罷新法，停新政，並撤銷“制置三司條例司”。後來，新法雖仍有野火春風之勢，但已經是強弩之末。王安石去世后，司馬光入主相位，不顧蘇軾、范純仁等朝中大臣的反對，徹底廢除了新法。至此，王安石變法以失敗告終。

總之，王安石變法的失敗是多種因素綜合造成的。從歷史的意義上看，其變法雖然失敗了，但給後人的啟示無疑是極其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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