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瑞》周著《報紙之死》自序 - umedia 優傳媒

《美洲中國時報》以美國為基地，對兩岸都有影響力。（圖／由作者周天瑞提供）

 

★編輯人語★

 

周天瑞先生所撰《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全系列連載完畢，印刻出版社以《報紙之死一一我與美洲中時的創生和消逝》為名輯印成書，現在全國各大書店發行。今日起《優傳媒》特連續刊出該書四篇序文，以饗讀者。

 

周著《報紙之死》序文

 

自序

／周天瑞

 

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一日，中國的農曆除夕前一天，一場突如其來的驟雪，打亂了紐約人的生活節奏。

 

這天傍晚，我正在中國城一家餐廳邀一位未來的同事吃飯。吃著吃著聽說外頭下雪了，不以為意，漸漸人聲鼎沸了起來，嚷嚷著雪越飄越大了、開始積雪了、雪越積越高了、要釀雪災了……。

 

看來雪大人這回打算逞凶，便匆匆餐畢，朋友趕去搭地鐵，我則去取車。這時候走在雪地上已覺辛苦，到了停車點，發現車已深陷雪堆，動彈不得；即便移出，恐也難保在雪地上能安全行駛，更不知已見大混亂的路面交通能否確保到得了報社。

 

我只好「棄車」，改搭地鐵，以為這會使我到班順利些。哪知，受到大雪的衝擊，又適逢尖峰時期，人群大量湧入地鐵，地鐵站萬頭攢動，有如難民潮。地鐵車進站時擠滿了急著回家的人，幾乎不見人下車，當再次啟動時因勉強又塞進了一些人，個個被壓縮得有如沙丁魚一般，以致候車而搭得上車的進度緩如牛步。

 

眼看著地鐵車一班一班開走，時間分分秒秒過去。等到好不容易擠上車，好不容易有幸成了沙丁魚，到了換車點下來，同樣的情境又要重演一遍。在那個地下世界裡混合了各種異味，充斥著滿心焦慮，耗費掉無法預期的時間。要命的是，在這個狀況莫名的當下，不時還會傳來有關地鐵線中斷的消息，真假難辨，心裡不住地祈禱那可別是我要搭乘的路線。

 

終於拚著老命從最接近報社的地鐵站攢了上來，伸頭看見大地，抬腿踏上地面，乖乖隆的咚，雪已深到了大腿之上！原來，就在與地鐵奮戰的這幾個小時裡，風雪肆虐不僅跟著大有長進，還顯得樂此不疲。在既無退路，又無救援之下，只得踏雪前行。

 

暴風雪的夜晚一片朦朧，路燈昏黃得只剩微暈，視線茫茫，深雪重重，有如置身鬼域，這段本來就有些距離的路程，走起來格外迢遙漫長。好在方向和目標是清楚的，便咬緊牙關，硬著頭皮，把腳深深踏出去，再用力提起來，一步一步，機械式地跟那大自然較勁。

 

有道是只要堅持，沒有過不去的坎兒，再辛苦也終於進了報館的門。幾個早到的同仁見我到來，驚喜得一陣叫嚷，他們剛剛才經歷了踏雪上班的各種險境，知道來之不易。這時候時間指向十一點半，已是接近午夜了。

 

突來的一場大風雪，通訊和交通系統為之大亂，報社高層沒人敢下達停班令，但也沒人知道同仁能不能到得了班，或到班的人力是否足堪出報。誰都沒把握下一步是什麼狀況，全憑天意，還有，同仁的毅力。

 

說也奇怪，準時上班固已極度奢侈，但是進到報社的人可並沒停，相隔沒多久出現一個，一個接一個。每出現一個，便引來一陣騷動，又是掌聲，又是驚呼，尤其當遠距同仁或嬌嬌女同事（像是羅久蓉、王蒂蒂、馬勵）也出現的時候。上班本是一件平常事，從來沒有像今天一樣受到這麼熱情對待，每個到來的人都像極了百戰歸來的英雄。

 

新出爐的英雄們一邊受到歡迎，一邊述說著不盡相同的歷險記，有駕車拋錨的，有搭錯地鐵的，有遭停駛折騰的，有從公車上半路下來的，有受到搭救的，也有自顧之不暇卻還幫忙別人的……，把這間位於皇后區長島市（Long Island City）的廠區辦公室，撩撥得熱鬧非常。

 

結果，在這麼惡劣的天候下，竟沒有一個人缺席。受到這麼多躭誤，竟照樣準時出報！

 

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沒有人自動放假，也沒有人半途放棄，儘管不無抱怨報社不夠體恤，但個個排除萬難，在風雪最大、狀況最壞的時候，來到報社，完成出報任務。

 

他們衝著一張才誕生了五個月的報紙而來，這張叫做美洲《中國時報》的報紙正努力想成為最好的中文報紙。他們正在創造這個歷史。

 

創造歷史的美洲《中國時報》

 

那是一九八0年代，國民黨從大陸敗退台灣已經三十餘年，這三十餘年的美國社會也積漸充斥著由它而來或與它相關的各種人。這些人大不同於過往的移民，他們充滿能量，潛力無限，彷彿渴望著奉獻些什麼給說著相同言，流著相同血液的人。然而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他們需要一個平台。

 

一九八二年九月美洲《中國時報》的橫空出世，適時打造了這個平台。它是敏銳而開濶的，且是認真任事，深具使命感的，為古今中外報紙所不多見。它聚攏了各方能人馳聘其間、揮灑其間，因而締造了一頁傳奇，引領了一時風騷，至今難以從許多人的記憶中抹去。它本身就是那個時代的縮影，它且以時代的縮影積極尋覓、碰觸、探索乃至結合各個方面的人群，想與他們共同豐富那個時代的內涵，藉由海外才有的難得遇合，為他們念茲在茲的母國注入美好的可能。

 

人群中最大一部分是從台灣負笈美國的。他們跟隨父母在一九四九年前後從大陸跨過台灣海峽，還有更早在三、四百年前即已橫渡黑水溝去到台灣的後人，於國民黨治理期間在台灣受完大學教育，即遠渡重洋赴美深造或移民。如此經年累月，在美國造就了一批學人和商人。學人多是在美國各大學取得教職或在各大公私機構從事技術與研發工作，商人則是胼手胝足經營商業包括各類服務業，已形成具備投放廣告能力的經濟規模。他們有的已蜚聲國際，飲譽四方，有的雖無赫赫之名，卻在專業領域裡頭角崢嶸，飽受看重。

 

當時的國民黨特別懂得延攬，藉由召開國建會之名，讓旅居海外學而有成的人有受邀返台提供意見的機會。台灣的《中國時報》很早就邀請他們寫專欄，在那個傳輸不便的時代，為應時效，往往要透過國際電話由對方將寫好的稿子報過來，我們快速逐字聽寫後發刊。我在台灣的時候除了採訪，便是擔負邀稿與錄稿的工作，來到美國辦報後，就更是以聯絡他們為務，爭取與維繫他們常態化供稿。

 

由於他們享有在美國的學術地位，甚至具備美國公民的身分，加上又有相當豐贍的現代學術理論基礎，而個性基本平和，談論時政得以溫良恭儉讓地指出問題，提供觀點，以致在那個還未完全開放的時代可謂擁有比較寬鬆的言論尺度，甚至享有某種程度的「言論特權」。在報社本身言論受限的年代，以邀稿或採訪的方式，「借他們的口、說我們的話」，是《中國時報》最早採用的招術，而在美洲《中時》達到極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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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許倬雲、余英時、丘宏達、田弘茂、高英茂、張旭成、李金銓、熊玠楊力宇、高資敏、張緒心、夏志清、唐德剛、劉紹銘、陳若曦、姜敬寬、叢甦、李子堅……，便成了海外名家，他們以歷史、政治、法律、文學、傳播見長，他們的文章經常出現在美洲《中時》的顯著版位上，在當時的環境中提供了不少具有前瞻性的看法，縱未必一一及時奏效，對於後來台灣的政治改革都曾發揮過莫大的影響。

 

這是一批獲得國府接納的學人，另外一批則有不同的命運，他們在中共推動「回歸」、「認同」期間及在「保釣」運動階段，曾經選擇了大陸，或表達過對國府的不滿，後來以進入聯合國中文部為集結，比如劉大任、張北海、郭松棻、水秉和、陳文輝、楊誠、姚立民等。以及因在美國成立台獨組織，他們具濃厚的台灣意識，主張台灣獨立建國，紛紛以FAPA及台獨聯盟為集結，比如蔡同榮、彭明敏、陳唐山、王桂榮、張燦鍙、張富美等。二者皆被列入黑名單，長期斷了歸台回鄉之路。

 

這兩路人是最早的統派和獨派，都不見容於國府而被視為異端、分歧分子。美洲《中國時報》以開明自居，不但未以寇讎待之，反而照樣敲門，一探究竟。我們從新聞人角度找出去異求同的途徑，在接觸、採訪，乃至適當邀稿的過程中，成為受到信賴的媒介，試圖找到拉近距離的可能。不管國府領不領情，美洲《中時》的確有如戰國齊人馮諼之為孟嘗君「市義」一般，盡到過心意。

 

但最受我們傾心的是站上美國政經社會據點的中國人，包括為華人排難解紛、爭取權益與清除出頭障礙的社區工作者。前者有繼早年鄺友良、余江月桂之後在選舉上嶄露頭角的吳仙標、陳李琬若及在行政上進入政府部門的鄭向元、涂平子、趙小蘭等，還有太空人王贛駿、建築設計家林瓔、知名主播宗毓華、董凱蒂、環球小姐梅仙麗等。後者以紐約平等會的陳婉瑩、組織選民協會的歐信宏為代表，他們總結歷史經驗，著手喚醒華人權益意識，為此聲嘶力竭、摩頂放踵的身影，至今應常留在全美各地採訪的美洲《中時》記者如胡鴻仁、楊人凱、羅鴻進、周天瑋、林麗蓮、邱秀文、何清、郭貞等記憶之中。

 

傑出的華人藝術家也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美洲大地，特別以在紐約居多，攝影家柯錫杰、李小鏡，畫家姚慶章、韓湘寧、夏陽、楊宏熾、舞蹈家樊潔兮，是其犖犖大者，以及此時還在孵豆芽、後來大放異彩的導演李安……，他們在藝術上的成就令人激賞，連我都時相過從，就更別說負責約稿、聯繫與採訪的詹宏志、楊人凱、楊澤、陳玉慧、馮光遠、梁章通、李巨源了。美洲《中時》褒譽他們，在版面上可是從來不知吝惜的。

 

至於數不清的影藝和體育明星如嚴俊、李麗華、夏台鳳、鄒森、蔣光超、吳兆南、張俐敏、陳祖烈、盧義信等等，以及新竄出的網球好手胡娜，自更是做為記者的如溫禾、吳忠國、張明玉、龔樹森、崔玉群、楊人凱為滿足讀者閱讀需要而忙著追逐的對象。

 

自從聯合國的中國席次代表權轉換以後，一大批原為支持台灣及國府而打拚的愛國華僑，無論新僑老僑，此時都已領略到撲面而來的大陸增長因素，開始感受到世變將至，消長起落恐成趨勢。實際上這廂誓死效忠，那廂易幟倒戈，如此的人際矛盾與陣地衝突，即或還沒到達無時無刻不在上演的地步，也已是隱隱然就要問世的戲碼了。

 

面對此情此景，美洲《中時》再怎麼自由開放，也必然顧到老闆立場，偏向友台力量，對於當時稱為「愛盟」的親國府活動，從來沒少支持，對於當時僑界諸如協勝公會、安良公所這類堂口都以禮相待，對華埠的表龍頭中華公所自也要極力交往。

 

有一回我駕車行經曼哈頓大橋時，遭迎面快速滾來之輪胎鋼圈擊中，右邊擋風玻璃有如炸彈開花，砸成密集蛛網，鋼圈在擊中玻璃後反彈出去，留下一個大窟窿，所幸尚不足以砸進車內。此刻坐在車內副駕駛座的正是《中國時報》的老闆余紀忠先生，全身滿布碎裂的玻璃，當時的自然反應是以手拍除，我趕忙阻止，以免割傷。在鋼圈飛奔而來的瞬間，橋上毫無走避之餘地，唯有聽天由命，可謂飽受驚恐；若非安全玻璃或若其安全係數不夠，以致輪胎鋼圈穿透玻璃，直接命中余先生，任憑力道有所抵銷，重擊依舊不免，將釀成何等禍害！及今思之猶渾身冒汗。

 

這趟險些釀成不測之災的余紀忠紐約歷險記，便是為了要前去位於大橋彼端的紐約華埠，向中華公所主席梅伯群做親善拜訪！代價是一趟出生入死的經驗，以及，所費不貲的安全玻璃換裝。

 

然而，做為有想法的報紙，在對待華埠的態度上自也有所不同。除了對於每個華埠的派系鬥爭現象不時提供諍言之外，尤對於其助長華青幫派相互殺伐之風，有所揭露與針砭。這麼做就要擔風險，要慎防幫派上門找碴。擔不起的就如華埠弱雞記者李文森留書出走，任憑我和胡鴻仁、楊人凱連袂連夜在他住家窗口頻頻呼喚，硬是拚命忍住，避而不見，堅辭他去。擔得起的則如唐人街中年老鳥袁家松，每天坐陣華埠辦公室，定睛面對街面，密切注意動靜，就以這麼過人的膽識，嚴加守護報館，令人由衷敬佩！

 

在大陸重新開放海外留學之門後，美洲大陸明顯有了一批具特殊景觀的留學生。他們因大陸的公費派送而來，自從大陸斷裂西方、走向鎖國，已三十多年神隱，如今的出現特別引人好奇。

 

他們因文革躭誤了學習，比一般留學生起碼年長了十歲。他們受到政府監控，沉默寡言，衣著灰暗，表情嚴肅，不得單獨行動，旁人無法接近，個個似都是根正苗紅的黨國人才，卻不知道面對擋不住的外在衝擊，究竟內心在想些什麼。

 

另一方面，大陸也不乏因海外關係而來的人，在相對自由的探觸下，不僅因語言相同無礙交談，甚且連話題和想法也有相當的一致性，並不覺在完全不同環境下的成長，就與其他背景的人存在著一定的溝通障礙。

 

由此不免使人推想，上述兩種截然不同的人，也未必一定天差地別到全然無法交集的地步，相互間應該也能找得到共同的價值觀，特別在回歸人性面，以及放下那濃得化不開的政治立場的時候，沒有誰一定是說不上話的怪物。

 

這個推想在梁恆身上得到證實。梁恆是文革時期湖南長沙高純度的的紅衛兵，文革後娶了他的英文老師來到美國，他與妻子夏竹麗以英文書寫《革命之子》，向西方世界講述那段黑暗時期的心路歷程。當得知這個訊息，便好似看到人性之光，更好似印證了心中的設想並不是虛幻的遐想，當秉筆報導時內心確實禁不住澎湃。

 

發生在公費留學生王炳章身上的故事又是另一個澎湃。當他取得博士學位既將榮歸北京之際，竟師法同樣習醫的孫中山，要放棄一切，在海外搞民運。他到紐約向新聞界做此宣告，這一幕既不是幻覺，更不是國民黨的反共劇，真實無比地出現在眼前。

 

比我略小幾歲的胡鴻仁、楊人凱和我一同採訪這些新聞的時候，真的沒有麼黨國位份與意念，無非就是面對一個在當時具有震撼性的新聞事件。這個事件自有將來的發展決定命運，但在完全不同的世界裡有著相同的人性需求，則是我們格外深刻感受到的，內心自不免澎湃。

 

這樣的新聞不會天天發生，來自大陸的新居民也不會個個都是梁、王，但一份落腳在此的新報紙，卻不能與他們全無連結。這不是討好，也不是做工作，而是媒體從業者對時勢的一份感應，對受眾的一份尊重。

 

美洲《中時》便是在那個時代，置身於那樣的環境，接觸到那許多各樣不同的人而辦的一份報紙。若說它有多麼成功，那是因為有這麼多精彩而豐富的人使然，以及有那個既經形成又將變遷的環境使然。美洲《中時》迎向前去，傾心接納，醉心在那個無比新奇美好的景況之中。

 

不止是外在環境，參與其事的時報人，來自四方八面，涵蓋左中右獨，都浸淫奇門盾甲，身懷各樣絕技。莫說編採部門，即便是業務單位，也有如趙怡、邵宗海、張靜濤、張靖宇、莊安理、強偉城、羅鴻進、梁東屏這些高學歷、高能力的好手肆應各方，大展拳腳。而永遠處身幕後、功成不居的印製部門，在報業彩印大師兄胡為民的領軍下，複製並發揚了台北經驗，分在美東美西裝設彩印廠，承擔起賞心悅目的印製重任。印刷同仁各個充滿活力，熱情奔放，我永遠記得，當豔星藍毓莉造訪洛城美洲《中時》，他們如何瘋狂相迎，那恐是藍大妹子從未經受過的場面。

 

風華逝去的年代

 

然而俱往矣，如今狂熱已過，繁華落盡，莫說美洲《中時》離世，即便它的大本營《中國時報》也已易主。大家長余紀忠老先生大去了十餘年，不少當年戰友如許世兆、林博文、徐啟智、鮮正台、周昌龍、陳博文、蔡來進，也已先後去到天家。

 

那一段風華，那一時風騷，是我新聞生命裡最緊凑，最有張力，也最富戲劇性的一頁。它是一個從無到有，從有到好，再從好到無的過程。我親歷其事，主持其事，用的當然是參與式觀察法，便說的盡是我與它之間的林林總總。

 

以一個早已經從那番刻骨銘心裡走出來，之後又經歷了好長人生的人來說，回憶是沒有抱怨、沒有氣怒、沒有哀傷的。我將我知道、經歷、感覺過的寫出來，其中有時代的紀錄，辦報的思考，經營管理之道，處事待人之方。述說了突破和成就時的狂喜，也道盡了經受苦惱與掙扎時的煎熬，有自得，也有自省。新聞上如何斟酌輕重，職涯上如何拿捏進退，我做了堪稱深刻細膩的刻畫；對一份報紙的起滅興亡，在傳言與真相之間，外顯與內蘊之間，我做了力求不拘一格的探索。我已盡其所能，依所知所感書寫了這段歷史，然而這也僅是我的一隅之得，與全貌相去必有闕漏疏失，還請當時眼觀四方、耳聽八面的各個方家，在我已言未言處補正包涵。

 

感謝鼓勵並啟發過我的朋友，感謝參與其中惠我良多的工作夥伴，感謝一路相伴歷經甘苦的妻子宋曼玲，感謝出版此書的老友初安民，感謝為我寫序的名家黃榮村、王健壯，特別是那自我少年時期就影響了我的大舅舅劉敦仁先生。這些感謝不是從俗之詞，是真心實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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