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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博鰲論壇 | 金融監管和財政政策觀點匯總

2021/12/25

近年來，金融領域不同行業業務發展相互交叉，界限日益模糊，一些跨行業、跨市場風險隱患值得關注，金融監管面臨諸多挑戰。在3月24日舉辦的博鰲亞洲論壇2017年年會「大金融大監管」分論壇上，金融監管再次成為業界熱議的話題。全球金融危機后，發達經濟體對原有金融監管框架進行了哪些改革？如何在穩定和增長間尋求平衡？金融監管體制改革重點、面臨哪些挑戰以及未來改革方向怎樣？與會嘉賓就上述問題發表了各自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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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博鰲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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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監管需要加強宏觀審慎管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各國都在進行金融監管體制改革，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人民銀行原副行長吳曉靈認為，個別金融機構穩健並不代表整個系統的穩健，因而在G20和巴塞爾都特彆強調宏觀審慎管理。

「我們許多風險來自於場外的金融交易，有很多衍生品交易敞口非常大，而中央銀行並不知道風險所在。」吳曉靈表示，監管者需要從統籌監管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和金融控股公司、統籌監管金融基礎設施、統籌金融業綜合統計三方面加強宏觀審慎管理。

在總結國際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經驗時，迪拜金融服務管理局CEO伊恩·約翰斯頓（Ian JOHNSTON）也提出，金融監管要打通金融子行業之間的互聯互通渠道；健全金融市場基礎設施，關注交易對手的穩健性；要改善金融機構公司治理結構，以控制風險敞口。

「金融監管總體上強化宏觀審慎、覆蓋更多的風險，方向是對的。」港交所首席經濟學家巴曙松強調。

作為宏觀審慎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工作機制在加強監管政策、措施、執行的統籌協調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吳曉靈表示，如果想讓協調機制能夠更加有效，監管當局應該在監管理念和對金融產品的認識上，要更多地統一在一起。

在談及2017年金融監管需要哪些改變時，吳曉靈希望，「能夠加快多層次資本市場的發展，給市場更多的投資和融資的自主權，這樣才可以分散風險。」

巴曙松認為，在當前經濟轉型新階段，原有金融機構服務的商業模式已出現不適應性。如果不對金融結構進行調整，促進直接融資發展，推動知識創新的資本市場等金融工具發展，整個轉型進程會受到制約。

同時，隨著人民幣貶值壓力逐步減小，還需要一系列金融管理工具和有深度的市場，重新回到通過靈活的匯率機制來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消滅風險最好的辦法是允許金融機構破產

「消滅風險最好的辦法是讓風險暴露，允許金融機構破產。」在吳曉靈看來，「個別金融機構的破產既是對市場風險的提示，也是消除市場壞的東西。」

吳曉靈認為，既然允許金融機構破產，金融機構就不適宜變得太大，有些金融機構市場份額應該縮小，才不會出現大而不倒的問題。金融機構不太大，出了問題讓它倒閉就不會出現系統性金融風險。

目前，面臨的金融風險主要來自銀行的不良資產、債券的違約、「影子銀行」業務的風險、互聯網金融風險的積累以及房地產，如果泡沫破滅的話會不會對銀行帶來影響。吳曉靈認為，現在更關注的風險是在銀行體制之外，銀行總體上來說還是比較健康的，風險往往在債券市場和「影子銀行」。

如何防範金融風險尤其是系統性金融風險？「如果要是防止出現系統性金融風險，關鍵在於要有信息的透明度。」吳曉靈強調，監管當局現在最主要做的就是要統一監管標準；其次是統計數據；第三是有序打破剛性兌付。

吳曉靈表示，有很多風險通過剛性兌付的方式給掩蓋起來了。如果能夠打破剛性兌付讓風險真正暴露出來，可以減少風險積累，減少今後產生系統性風險的危險。

尋求穩定與增長目標一致性

金融監管在金融穩定、經濟增長和金融機構經營之間如何平衡或者說如何把握合適的度？伊恩·約翰斯頓表示，儘可能保持金融監管政策的協調性、一致性，以保證金融體系的穩定，促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監管當局防範的是系統性金融風險，而不是個別機構的風險。金融機構是經營風險的機構，如果經營風險的機構都是風險厭惡型，經濟無法融資。」吳曉靈強調。

在巴曙松看來，監管者和金融機構應該是激勵相容的，兩者可以去尋求目標上的一致性。監管措施的加碼，不可過度損害金融機構的商業可持續性。

日本金融廳副長官冰見野良三（Ryozo HIMINO）在分享日本監管經驗時提到，金融的穩定性非常重要，但也需可持續性的發展。監管當局要注意監管體制改革的累積效應。不同監管主體對同一監管對象的各種監管要求相混合，最終可能會造成有悖於良好初衷的不良後果。

進出口銀行原董事長李若谷表示，控制風險是必要的，對經濟發展是有好處的，但要把握尺度，否則易導致金融企業行為過於謹慎，不利於經濟的健康發展，也會影響金融機構自身發展。

英國保誠集團CEO 邁克·威爾斯（Mike WELLS）認為，監管當局在制定監管政策時，需充分考慮參與主體多元化風險的平衡。

財政政策：需考慮建立中長期規劃和預算框架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各國普遍運用貨幣政策拯救經濟、刺激增長，從購債、購資產到負利率，貨幣政策被運用得淋漓盡致，但同時也顯現出邊際效應遞減。去年召開的G20杭州峰會指出，僅靠貨幣政策不能實現平衡增長，財政政策同等重要。

在3月24日博鰲亞洲論壇的分會場上，與會嘉賓就「在結構性改革短期難以見效、貨幣政策『透支』的當下，財政發力能否為經濟增長注入動力？」、「什麼樣的稅收和支出政策最為有效」等問題進行深入探討。

財政部副部長劉偉表示，過去一段時間，全球貨幣政策在促進金融穩定，以及避免全球性金融下滑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多年過去，世界經濟依然復甦乏力，暴露出長期結構性的問題才是阻礙世界經濟增長的根本原因，這些問題很難單單依靠短期的刺激性政策解決。在這樣的背景下，實現世界經濟的復甦和可持續發展，無疑需要加強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結構性改革政策的配合，努力擴大全球總需求，全面改善供給質量，鞏固經濟增長。

至於財政政策實施的空間有多大，與會嘉賓認為，一個國家財政政策的發揮強度和力度並不相同，這取決於不同國家所處的經濟周期以及已經使用的財政政策。如果一個國家的赤字率和負債率比較低，可以採取直接增加財政投入來刺激消費和拉動需求；如果負債率比較高，經濟又在結構調整中，就應該更多關注財政支出結構的調整，而且必須強調現有支出要發揮應有的作用，而不宜過多擴大財政赤字。劉偉表示：「建立中長期的財政規劃和預算框架，對今後一段時期的財力作出理性的統籌、中長期的安排，是整個財政政策在實行過程當中必須考慮的。」

對於來說，去年和今年的預算赤字率都是3%。劉偉表示，這體現了財政政策積極的一面，結構性減稅、製造業升級以及民生開支需要這部分財政資金的投入，同時它也有一定限制和底線。此外，政府債務為27.3萬億元，占GDP的比重為36%，並完全納入人大常委會下達的限額控制範圍內。劉偉認為，目前債務風險可控並有一定空間，且債務的管控體系也在逐步完善中。

亞洲開發銀行副行長Stephen GROFF表示，債務和GDP比例在60%以下的國家，可以採取更具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目前，亞洲國家平均負債率為48%，東南亞國家可能超過60%，其他國家則較低。所以從財政擴張方面來講，這些國家肯定是有餘地的。但也不能只衡量比例，諸如國有企業的不良貸款或者壞賬等債務，也需要政府拿出部分儲備金應對風險，這些都包含在其賬目中。

目前，全球的經濟體都在尋找提高投資效率並減輕政府財政壓力的有效方式。彭博亞洲首席經濟學家Tom ORLIK表示，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是一個廣泛被嘗試的工具，但推行中遇到很多困難，「因為大家有不同的目標，大家是不同的利益相關方，可能存在衝突和矛盾。」

的經驗值得探討與借鑒。「我們用3年時間構建起PPP的一整套制度模式、行為規範以及推進路徑。當前項目庫里有1.1萬個項目、13.5萬億元的投資總量。其中，落地的項目達1350多個，有2.2萬億元的投資已經確定。」劉偉介紹，自2014年以來，國務院及相關部委在PPP方面密集出台了多項政策文件，以推動、引導PPP項目實施，目前已取得一定進展。但他同時提醒，要警惕PPP變成政府債，如果項目運營不當，合同執行不了，最後勢必會增加政府債務。因此，一定要遵循市場的法則，在法治的構架之下，讓PPP這項改革穩步向前推進。他同時解釋，政府並不把PPP作為解決政府短期融資的一個方法，而是把它上升到服務結構性改革，並由此推出了三項改革，包括政府的行政改革，項目批准的去行政化，讓市場選項目；財政體制改革，不再是過去傳統意義上的市場主體申報；投融資改革，通過股權放大政府的辦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