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arch
陳晶瑩:法學教育模式需轉變

陳晶瑩:法學教育模式需轉變

人才培養的定位是一直在爭論的一個話題,即法學教育到底應該是精英教育還是基礎教育。從實踐來看,我們目前更多的還是在做基礎教育,並沒有做精英教育。

中共中央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創新法治人才培養機制,在完善理論體系、學科體系、課程體系等方面要進行創新改革。

曾有學者指出,目前的法學教育水平與經濟發展情況嚴重不符,「理論與實務相脫節」「相關學科相脫節」「實體法與程序法相脫節」的現象日益嚴重。

為此,在兩會召開之際,民主與法制社記者專訪了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上海金融學院副院長陳晶瑩。

陳晶瑩曾多年從事法學教育一線工作,並在2012年至2013年任上海市檢察院第二分院掛職檢察長助理,針對法學教育目前的現狀與出路,她透露了許多獨到的看法與觀點。

法學教育應該精英化

記者:近年來,司法實踐領域與學院派教育的代溝問題引發了社會的強烈爭論,如何解決法學教育與司法實踐之間的融合問題?的法學教育與司法實踐如何才能彌補「廟堂」與「江湖」之間的距離?

陳晶瑩:我覺得談這個話題,實際上要考慮的因素是多元的。

首先,要從根本上考慮在特色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下法學人才培養的定位問題。

以往我們可能把傳統學術人才的培養思維一直延續下來,沒有太多的突破。然而,法學是一個實踐性非常強的學科,之所以現在大家認為法學專業畢業生的實踐較弱,就是因為我們課堂跟用人單位之間的距離太大,在教育模式上面,有太多的詬病,比如整個課程體系的設置、定位等。

具體來說,人才培養的定位是一直在爭論的一個話題,即法學教育到底應該是精英教育還是基礎教育。從實踐來看,我們目前更多的還是在做基礎教育,並沒有做精英教育。

記者:您是傾向於精英教育,還是說法學教育應該重視基礎?

陳晶瑩:我是傾向於精英教育的。但是這麼多年來,的法學教育一直徘徊在傳統的培養模式上面,應該有所轉變。但是,如果一下子有個質的改變,我認為也是不可能的,需要有個過渡,如果改革得太快是要出問題的。

記者:您指的過渡應該是哪方面的?

陳晶瑩:我覺得,這個過渡客觀來講是需要對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下的市場需求以及未來的發展,對法學人才的構成模式要有一個客觀的調研。具體來說,就是要有一個數據支撐來說明現在社會的需求量到底怎麼樣?我們需要哪些法學人才崗位?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量身定製、因材施教。

之前,我們有過一個調研數據,目前每年法學專業畢業生從事公檢法司崗位或者律師工作的人數僅為5%—10%之間,這樣的數字比例相對於其他發達國家來說太小了。

當然,之所以比例這樣低也是有緣由的,我並不覺得意外。目前,的法學教育可以說是千校一面,不管你是工科類大學,還是法學專門類的大學,還是商科類大學,都有法學專業,從事法學專業學習的畢業生基數較大。因此,也導致了參與司法實務崗位的比例較小。但是,這樣的情況也恰恰說明了我們的教育質量有問題,沒有突出法學教育的專業性與精英性。

基礎課程設置壓縮了教育改革空間

記者:您提到的精英人才教育,是指應提高入學門檻,還是應該改變我們的教育模式?您剛才也提出,目前的法學課程模式上也應該進行改革,能不能對此具體談一談?

陳晶瑩:探討課程體系設置,我認為應該給高校更多的自主權,這方面各高校目前是有限的。

具體來說,法學專業按照教育部的規定要上14門基礎核心課程。相比之下,其他歐美髮達國家法學基礎課程通常僅為8門左右,具體的內容也是由當地的律師協會確定的。我為什麼認為這個問題重要?就是想說明,法學專業一定要重視它的實踐性,要由業界來決定一個人才該是什麼樣,要用業界的視角來看待法學人才的培養問題。

依照這個思路來看,目前的法學教育課程設置,明顯就是理論課程太多了,大大地壓縮了其他的學習實踐。因為,需要注意的是這是大學教育,他不應該走中學生、國小生的路子,將孩子們的時間佔用在課堂上。從目前來說,現在的14門法學大學部必修課的學習強度,已經把各個高校的自主教學空間壓縮得幾乎沒有。

其實,按照區別教育、特色教育的思路,各個高校應該依據自己本身的特色加強一些特殊課程,比如,我們學校對於金融領域就十分擅長,我們就可以培養一些金融領域的法學人才。

而現實的情況是,我們即便安排好了特色課程,目前的情況也是在進行填鴨式教育,學生沒有更多的實踐空間去消化,只能一味地在課堂中討論理論問題。這樣下來,他們的實踐經驗肯定是欠缺的。

當然,基礎性的教學是必須的,我認為,主要在實體法、程序法、方法論3個方面涉獵一些就足夠了。

師資隊伍的改革勢在必行

記者:您剛才一直強調法學教育實踐的重要性,這是否與您之前掛職檢察院一線有關?掛職的經歷是否對您的教育理念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與轉變?

陳晶瑩:沒錯,之前的掛職經歷確實讓我對法學教育有了更深入的看法。在實務部門工作一段時間回到工作崗位之後,我感覺,目前的法學教育不僅僅是應該轉變學生教育理念的問題,在師資隊伍的建設方面同樣也該有所轉變。

目前的法學師資隊伍,尤其是年輕一代教師構成相對單一,我總結起來就是「門到門」的格局。

所謂「門到門」,就是說如今的年輕教師,不管在讀大學部、研究所甚至博士一直都是在學校,並沒有實踐經驗。而畢業之後,又立即轉變為教師角色,這幾個身份轉變都是在學校之內完成的。這樣一來,教師本身就沒有實踐經驗,教起學生來更是無從下手。

記者:我注意到,其實許多高校目前也都意識到了這樣的問題,比如說,西北政法大學通過與司法機關的雙向交流機制,將法官、檢察官引人課堂,把教師送到司法一線去,這樣的模式是不是可以彌補您所說的短板?

陳晶瑩:的確,近幾年,許多高校一直在探索突破這樣的困境,包括我們學校也在嘗試這樣的改革。但是,現實的情況是,這樣的交流比例目前來看,還是少數,並不能滿足現實的需求。

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大規模的交流在實際操作層面是存在諸多困難的。比如說,首先你要有充裕的師資隊伍,目前,我們的14門基礎課程,要保證有A、B級別的教師來授課,這是國家的硬性規定,如果你讓他們交流出去,就要有人補缺。還有就是,我們要面對教育國際化的要求,每年要派一些教師去國外學習,這樣一來,整個師資隊伍的量是不足的,要保證一個基本的教學秩序的話,這些想法操作起來不易。

記者:既然是雙向交流,法官、檢察官交流到學校中來不也是對師資隊伍的另一種補充嗎?

陳晶瑩:這是必然的,的確是很好的補充。可是,要注意到,司法機關其實自身面臨的工作壓力可能更大,許多地區案多人少的矛盾可能比師資隊伍緊缺問題更為嚴重。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認為這樣的交流可能在某種層面上面臨著諸多瓶頸的問題。

記者:對此,您有沒有相應的對策?

陳晶瑩:我認為,從高校的角度來說,目前的首要任務,還是應從自身的改革做起。首先是要保證正常的教學秩序。在保證教學穩定的前提下,逐步推進課程體系改革,將教師、學生從海量的課程中解脫出來,只有這樣才能有時間、有精力去做人才培養模式的改革。

此外,不妨借鑒一下國外的成熟教育模式。比如,歐美國家通行的一種組合教育模式。據我所知,在歐美國家,整個法學師資隊伍中,至少有25%是part-time(兼職)的。但是,這樣的兼職教師並不是臨時工,他們也是有門檻設置的,有的是從其他高校聘任的,有的是退休返聘的,還有一些司法機關退下來的老同志,這些都是有效的資源,應該大力整合起來。

如果這樣做,有個好處就是,高校也有了自主權,它可以根據自身的需要聘任一些適合本校的專業性人才,以補充師資構成的不足。

記者:據我所知,您所說的兼職教授許多高校已經在用了?

陳晶瑩:的確,目前許多高校確實在聘任一些兼職教師補充教學力量,但是和我所說的概念還不太一樣。我所表述的兼職教師,應該是一種常態化的兼職教師,他是固定的,不是臨時有需求,來頂位置的。要建立一個固定化、常態化的兼職教師隊伍,要建立一個兼職教師人才庫,這些在國外都是相對穩定的。

通過這樣,我們才能有效地彌補目前我們法學教育面臨的一些問題。其實,這些年來,我們學校一直在進行著這樣的嘗試,有了一些效果。比如,在一些商法、公司法等實用性很強的課程,我們通過「雙師」教育,一名校內教師搭配一名實務單位的法官或者律師來授課,就很受學生們的歡迎。

因為,這樣實務性很強的課程,如果僅靠老師講理論學生們很難理解,而這時候有一名兼職教師在課堂中直接講述他們是如何實踐操作的,對學生們理解與消化課程內容益處極大。

熱門推薦

本文由 一點資訊 提供 原文連結

一點資訊
寫了5860316篇文章,獲得23261次喜歡
留言回覆
回覆
精彩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