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持家」：論美國進步主義語境中女性的國家建構實踐（上）

編者按

本文將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美國女性運動置於當時的「進步」語境中進行考察，認為既有研究將之概括為「新女性」對於主流社會價值觀的顛覆這一結論過於強調性別政治而忽略了種族和國家話語的影響。實際上，中產階級女性並未違反傳統性別規範，相反，她們通過「持家話語」積極地參與了美國國家形象建構的進程，利用種族等級論和道德規範塑造了美國的「進步」文明和「民主」國家的形象。

作者簡介

周銘，男，北京外國語大學英美文學博士，人民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系副教授，主要從事美國小說研究。

《女性的一生與其不同階段——從嬰兒時期到遲暮之年》

有關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美國女性，學界研究有一個定論，即認為她們是反抗當時社會規範的「新女性」。這一印象的產生源於美國當時從傳統農業經濟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化的過程中女性生活方式的改變，她們能夠（或者必須）走出家門，參與到社會生產之中。這客觀上導致女性偏離了維多利亞時期的「真正女性」（true womanhood）標準，淡化了「持家」義務。[1] 1894年，愛爾蘭女作家薩拉·格蘭德在美國《北美評論》雜誌上首次把美國女性稱為反叛的「新女性」。她說，傳統女性在男權社會中必須成為家中的「奶牛」，不然就會被視為「渣滓」，但「新女性」致力於「糾正」這一傳統。[2] 這篇檄文強調「新女性」擺脫了持家責任，給讀者造成了她們與社會主流道德相對立的印象。1895年的一幅流行漫畫呼應了格蘭德的文章，更是強化了這一感覺：畫中一位身著男裝的女子準備騎腳踏車外出遊玩，卻把丈夫留在家裡做家務。[3] 這位女性公然異裝，還能駕馭代表當時最新技術發展水平的腳踏車，在身體和智力上都反襯出丈夫的柔弱。

《我們國家的家庭》

性別倒置引發了社會性別危機，招致男性的口誅筆伐。《北美評論》的讀者來信怒斥「新女性」既要享受女性的優待，又想染指男性的權力，是「狂妄且毫無理性的」[4]。有人質疑「新女性」這個概念本身，認為它是對「好」女人的污衊，虛構出了一個「誰都沒有真正見過的妖魔」[5]。無論哪種說法，都把女性行為的改變視作「非理性」的社會反叛。而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歐美興起的女性主義批評出於建構自身運動譜系的需要，祛除了「新女性」形象在世紀之交社會語境中的消極意味，進一步強化了她們對抗主流社會的內涵，遂使之成為定論。

客觀而言，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美國女性在空間移動性和身體控制權方面比維多利亞時期的先輩更具獨立意識，的確在一定程度上偏離了男權社會的期待。然而，將「新女性」概念等同於反叛則忽視了女性的內部差異，不能準確概括當時女性整體的行為模式和心理認同。近年來學界對此有所反思。希拉·羅博特姆指出，「新女性」這個標籤是女性主義批評虛構的統一身份，忽視了當時女性實際上持有「從極端個人主義到群體主義」等各類立場。[6] 吉莉恩·薩瑟蘭通過對英國女性的研究斷言，女性的「真正改變」只出現在中下層工人「婦女」中，而中產階級「夫人」依舊樂於在家庭中充當道德權威。[7] 這些最新研究強調傳統研究過度渲染「新女性」的顛覆性，犯了把女性外部空間的改變混淆為心理反叛的錯誤，並重申威廉·蔡菲早已提出的「變化悖論」（paradox of change）命題：「新女性」一方面擺脫了家庭的束縛走向社會，但絕大部分（尤其是中上層階級）女性仍然堅守傳統的性別思想。[8] 這個以往應者寥寥的觀點現在成為新的共識，學界開始承認「主流社會/新女性」二元對立僅呈現了歷史全景的一方面。

《她的選擇》

(Puck, July 7, 1897)

無論是「顛覆」論的片面還是「變化悖論」的迷惑，這兩種觀點都以強調個人獨立性的啟蒙理性話語為邏輯前提，僅從性別政治角度去評判「新女性」的社會操演，預設其價值是對於社會規範的偏離。實際情況卻是，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美國正處於從個人獨立轉向群體福祉和國家身份的「進步主義」語境，女性群體也更多強調自我身份與國家身份的一致性，而不是異質性。她們在參與公共政治時所依賴的依然是傳統的性別話語，力圖以「持家人」身份增進公共福祉。本文以當時美國社會和文學中的女性為研究對象，從國家認同角度辨析「新女性」何以被定義成社會的「非理性」因素以及女性群體對於「進步」話語的妥協、挪用甚至維護，指出她們利用主流文化賦予的道德權力參與到美國建構進程之中，成功地將女性的「非理性」負面形象轉化成正面的「社會持家人」和「共和國母親」形象，體現了女性公民對於國家政治的服從。從這個意義上講，她們非但不是反叛者，反而是建構和維護美國意識形態的積極力量。

從「天使」到「野蠻人」：

《綁架帕卡德太太》

（Elizabeth Packard, Modern Persecution, vol. I, New York: Pelletreau & Raynor, 1873, p.59）

「新女性」對公共領域的踏入之所以引發社會爭議，是因為這背離了進步主義時期美國對女性的定位。正如《北美評論》的讀者來信所顯示的，當時的「進步」話語將女性視為缺乏「理性」的個體，沒有能力參與美國的「民主」政治，因而也和「野蠻人」一樣無法體現人類文明的進步。[9] 這一觀點的奇特之處並不是它延續了不準女性參政的傳統性別規範，而在於剝奪了女性在維多利亞時期享有的「道德天使」和「文明守護者」的神聖角色，通過「理性」在女性和「文明」之間樹立了一個不可逾越的區隔；更關鍵的是，這一觀點還以此為基礎將女性與「劣等種族」相類比，從而固化了自身的合法性。隱藏在這一思想意識形態之後的是美國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國家身份建構進程以及這一進程對於啟蒙理性的借用和重構：它利用和改造了啟蒙理性的內涵，將原本指代個體獨立的「理性」提升為公共政治和種族文明的先決條件和根本特徵，體現出從個人主義到群體主義的明顯轉向。

美國的革命和立國得益於弘揚個體獨立的啟蒙理性，但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美國逐步變成了個人主義泛濫、自由經濟無序擴張的叢林。頗感壓力的男性於是提倡性別領域分離原則，賦予女性和家庭一個象徵性的崇高地位。他們認為，公共政治的運轉是骯髒無情的，男性必須保護女性不受它的污染；女性是道德的化身和文明的守護者，應該把家庭營造成純潔神聖的港灣，以虔誠的信仰和高貴的道德為男性提供慰藉和精神指引，使他們的政治行為不要因過於野蠻而偏離文明的軌道。維多利亞時期的文化領袖約翰·拉斯金在《女王的花園》（「Of Queen』s Gardens」, 1865）一文中評價道，家庭中的女性是「秩序的中心，消除痛苦的香膏，映照美麗的鏡子」，她們把家庭變成了宜人的花園，而男性「在本質上都是好戰的，他們能為任何目的甚至毫無來由地爭鬥」，他們主導的外部世界「秩序更難保證，痛苦更加肆虐，美麗更加難尋」，女性就應該充當道德良心，「為男性選擇他們的事業，阻止不義的爭鬥」。[10] 這一說法把女性與「文明」相等同，將她們的持家活動與女王治理國家相類比，視為維持國家身份的重要層面，高度肯定了女性持家對於文明的意義。[11]

《小伊娃在涼棚中給湯姆叔叔讀<聖經>》

美國女性同樣擁有這個「道德天使」的光環，其聖化形象在大眾想象和文學作品中成了一道獨特的風景。一個典型例證是，在廢奴小說《湯姆叔叔的小屋》中，最為耀眼的角色並不是題名主人公黑奴湯姆，而是符合「真正女性」標準的白人中產階級女性。金髮雪膚的伊娃在外貌和思想上都被刻畫成一個天使的形象：她對黑奴抱有基督式的悲憫，其臨終前將自己的金髮散發給家中黑奴的行為喻示著福音在種族階級意義上的垂直傳播。另一位天使女性、參議員伯德的夫人同情逃奴伊萊扎，說服了原本投票支持《逃亡奴隸法案》的丈夫一起幫助她，敦促丈夫重新選擇了符合人類文明判斷的道路。作家哈麗葉特·比切·斯托也因此被林肯總統贊為「引發一場大戰的小婦人」[12]。就主題呈現而言，這部小說「頌揚了母親的美德，她在家庭中的權威和良善影響被用來糾正外部的男性商業領域對於人性的摧殘」[13]。總而言之，十九世紀中期的女性確實通過「文明持家」對美國的歷史進程施展了影響。

到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技術進步進一步加劇了資本主義的擴張衝動和內部競爭，美國社會開始意識到缺乏監管的「發展」正在將美國降格成非理性的「自然」，完全偏離了「美國例外論」一直宣揚的國家形象。他們力圖通過一場「進步主義」運動重新定義美國的民主政治，弘揚發揮政府主導職能的「社會控制」理念，實現以群體利益為旨歸的「理性」民主。[14] 在這場全國性的思想、政治和社會運動中，啟蒙理性的定義發生了重大變化。「理性」不再是個人獨立性的彰顯，而成了種族文明的衡量指標，進而被塑造成美國「民主」政治的專屬特徵。

「進步」話語就是以「理性」為基礎對內定義美國「民主」模式、對外證明美國人種族優越性的意識形態，意在塑造本國公民和殖民地屬眾（古巴、菲律賓群島等）的國家認知和世界圖景。其主要目標就是把美國塑造成一個「先進的」的文明。自約翰·溫思羅普在佈道中號召前往美洲的清教徒將之建成「基督教仁愛的典範」以來，美洲以及後來的美國身份話語一直將自身塑造成全世界人民追求自由和理想的「應許之地」和「山巔之城」。到十九世紀後期，新移民大量湧入美國，在人口和文化上對美國主流社會構成了威脅。為了把這些新移民拒之門外，美國力圖從「文明」角度證明他們相對於美國的不適宜性，建構了一個世界種族的「進化」鏈條：不受歡迎的新移民被宣稱是處於人類文明發展史低點的野蠻存在；進化鏈條的頂點是盎格魯-撒克遜文明。政策制定者認為，「為了讓美國文明得以保持和發展，美國最高層的知識界、經濟界、社會界和政界必須在可預見的將來確保由來自北歐的中上層階級的後裔組成。絕大多數黑人、印第安人、拉美人、亞裔美國人、勞工移民和女性在連續幾代的時間內都不可能勝任美國公民身份的要求」 [15]。

《我們希望看到的》

（The Wasp, vol. 21, July - Dec. 1888）

可見，所謂的「進步」就是盎格魯-撒克遜白人男性將自身的群體身份定義為美國文明標準、為了建構其「先進」性而炮製的種族話語。他們對於其他種族的歧視通過「文明」一詞得以巧妙地隱藏並獲得了表面上的客觀性。按照這個邏輯，其他種族因為文明落後而必將被歷史淘汰。印第安人、黑人等於是就因為身體、道德和文明水平「低劣」而變成了「消亡的種族」（vanishing race）。[16] 根據「進步」話語，先進的美國一方面與這些野蠻種族之間存在不可逾越的分界線，另一方面也擔負著照顧低劣文明的重任。那些種族因此成了「白人的負擔」。這一短語來自英國作家魯德亞德·吉卜林在美國進步主義雜誌《麥克盧爾》（McClure』s Magazine）發表的《白人的負擔》（「The White Man』s Burden」, 1899）一詩。在詩中，吉卜林呼籲美國推行帝國進程，擔負起提升菲律賓殖民地文明的重任。這一思想被美國社會迅速接納，在大眾讀物中廣為流行。《裁決》（Judge）雜誌在1899年4月1日刊載卡通畫《白人的負擔》，內容即是山姆大叔在向著光明萬丈的山頂攀登，身上背著黑人、印第安人、人等各色人種。[17] 1916年《世界》（The World）雜誌中的同名漫畫則畫了一個白人扛著受傷的墨西哥大陸。[18]

《白人的負擔》

（Judge, Apr. 1, 1899)

《家庭的最後成員》

(Harper's Weekly, Sept. 25, 1869）

弔詭的是，在這一以「進步」為基調的「文明進化論」中，雖然美國不時被比喻成年輕母親的形象，但一直被尊為文明體現者的女性與「文明」的關係卻在公共政治實踐層面被切斷了。如上文引用的美國政策制定者的論調所顯示，女性被與其他「低劣」種族相提並論。究其原因，在於當時公共政治領域中的「理性」標準被性別化和種族化了。「理性」被認為是實現進步的最基本前提，它與「非理性」的區隔是當時美國社會最為顯著的特徵。[22] 根據「進步」話語，只有具有理性的人群才能在技術進步的社會背景下實踐「美國民主」；這個群體概念被稱為「民主公眾」（democratic public），專指盎格魯-撒克遜裔的中上層階級的男性。女性和「野蠻」種族則被歸為無法實現進步的「非理性大眾」（irrational crowd），是美國民主政治體制中的「不適宜」群體。性別差異被認為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原始社會向現代文明的進化道路充滿了困苦艱辛，只能依賴男性進行拓荒；女性從屬於過去，只能在家庭領域體現道德純潔。[23] 馬克·吐溫的小說《亞瑟王朝廷里的康涅狄克州美國人》（A Connecticut Yankee in King Arthur』s Court, 1889）中有一幅插圖，內容是時間之神拿著鐮刀，在「現在」（十九世紀末）和「過去」之間劃下鴻溝。「現在」被繪成一個現代男子，伸著雙手想拉回「過去」；「過去」則是個被動地坐在地上哭泣的古裝女子。[24] 正是這種與理性技術時代脫節的形象使得進步主義時期的美國社會激烈否認「新女性」具有參與公共政治的能力。他們認為，「絕大多數的」女性在精神或體力上都缺乏天賦，這是「自然的錯誤」；女性不像男性一樣具有理性「常識」，「嚇人的時候比男性更殘忍，掌權的時候比男性更無情」，這註定了她們制定的法律只會是「恐慌」或「偏見」的產物，一旦從政「只會比男性失敗得更徹底」。[25] 簡而言之，一貫被視為與「道德」而非「理性」等同的女性在進步語境下喪失了體現「民主文明」的功能，從「女王」的神壇上跌落成為野蠻人。

將女性與「野蠻人」並置在文明對立面的理念在深受達爾文主義影響的自然主義作品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弗蘭克·諾里斯的小說《麥克提格》（1899）中的女主人公特瑞娜便是一個典型的非理性角色。她對於金錢有著戀物癖式的慾望，並將自我降格成了這一慾望的奴隸：

她對錢的渴望排斥了所有其他的情感。錢就在她的行李箱下面，帆布包里、羊皮包里、銅質火柴盒裡都是。特瑞娜沒有一天不把錢拿出來放在眼前，撫摸著。一天晚上，她甚至把所有的金幣鋪在床單上面，然後上床脫光，在錢幣上睡了一整夜——那光滑的錢幣觸碰著她整個身軀，讓她獲得了一種奇異的狂喜般的快感。[29]

這段帶有性暗示的描寫顯然呼應著古希臘神話中宙斯化身金雨與人間女子達娜厄交合的場景。對於當時美國的讀者而言，這段描寫的神話影射非但不能激發原有的史詩般的崇高感，反而更強烈地體現了現代金錢環境下美國女性喪失了固有的情感美德而向動物性和異族性的墮落。她的丈夫麥克提格便在其慾望的逼迫下，一步步從代表理性的醫生淪落為酗酒的感官動物和殺人犯。

很難想象在自然主義者的眼中，特瑞娜所代表的女性會將美國帶往何方。正是在這一語境下，熱衷於公共政治的女性「僭越者」被美國主流社會視為「文明內部的野蠻人」（internal barbarian），其行為動搖了國家的道德根基，傷害了美國的民主政治，因而被斥之為社會「病態」。以投票權為例，美國社會認為它要麼毫無意義，要麼會產生類似「通姦」的危害。因為女性應該順從她們的丈夫，她們參與投票無非就是將男性的票數翻了一倍，結果沒有任何改變。如果投票不一致，女性就背叛了她們的丈夫，像通姦一樣為性別道德所不容。所以，投票權其實是在鼓勵女性脫離家庭這個對於她們來說唯一合適的權力策源地，放縱非理性的「內在慾望」而引發道德滑坡。因此，反女性投票運動者堅決要求「新女性」拋棄「通姦式的個人主義」，放棄不當要求。[30] 女性的道德權力一旦超出家庭領域，便成了阻礙社會進步的病態行為。比如，十九世紀末成立的動物福利組織（成員為女性）經常抗議活體動物被用於醫學實驗，醫學專家對她們不懂「科學」卻要指手畫腳的行為大為光火，將之「診斷」為「神經性愛戀動物症」，病因是女性無法適應人類社會的發展而對動物產生了病態移情，其本質是「反社會的」。[31] 這一觀點在美國民眾中頗有市場，當時的環境保護實踐和自然文學書寫（nature writing）也因此被看作女人氣的無病呻吟。[32]

總而言之，在美國進步主義時期，「理性」隨著美國國家身份建構的需要而從個體啟蒙層面進入到公共政治層面，成了彰顯技術進步、民主政治和種族進化的生理學和社會學雙重意義上的文明標記。在這一轉化過程中，女性與其他種族一起被趕下「文明」的神壇就顯得不可避免，因為這是國家建構工程的必要步驟，是保證美國「民主政治」的理性基礎，是維持美國在人類文明進化鏈條「頂端」位置的前提。而以往研究較為忽視的事實是，當時絕大多數的中產階級白人女性並沒有太過反感這一「進步」話語，因為相對於她們對於社會權力的需求來說，將其他種族隔絕在美國之外才是當務之急。

2

文明論視野下的「社會持家」：

道德權力、種族意識與女性的國家建構實踐

《更溫和的性別——寬容喝醉酒的兄弟，鄙視不幸的姐妹》

( Puck, Aug. 21, 1881)

「進步」話語雖然在政治實踐層面將美國女性與「野蠻」種族並列，但並沒有將女性從美國文明體系中完全驅逐，而在家庭領域為她們留了一席之地。當時的美國社會依然相信，文明「建基於永久的婚姻之上」[33]。如若白人女性安心承擔持家責任，她們便仍可享有道德天使的高貴地位，參與到塑造美國文明優越性的國家工程中。根據性別分離原則，男性是文明的生產者，女性則擔負著文明再生產的任務：她們不僅要在思想和行為模式上保持既有的文化傳統，而且負責將之教授給美國的孩童，在家庭這個最基本的社會層面確保文明的延續性。於是，「持家」成了一個關乎美國文明的隱喻。

這一「文明的持家」功能被「進步」話語所徵用，成為美國國家建構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持家首先被定義成一門科學，並被作為女性「理性」的生存方式納入美國的國家經濟之中。從國小到研究所的各個教育層次，學校都設立了針對女性的課程，引導她們「科學地」經營家庭這個國家經濟的一部分，從而為國家建設做出貢獻。[34] 更重要的是，「持家」擔負了定義美國身份的崇高使命。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工業化、現代化和移民化語境下，美國主流社會尤為關切盎格魯-撒克遜族裔的種族純潔、政治地位和文化傳統的保持。他們找到的方式之一便是將家庭確立為定義、建構和區分美國公民身份的核心政治機制：它不僅能夠維護血統的延續，更成了體現典型美國價值觀的處所。因此，女性的「持家」便至關重要：對傳統家庭的維護和親緣關係的加強，已經不再是普通公眾的情感問題，而是關乎美國文明和國家身份的政治問題。[35]

在女性持家中，最重要的任務是延續美國的「民主」文化習慣。在當時的美式民主理論中，「習慣」一詞被賦予了特殊的政治意義，成為區分種族優劣的文化標記。進步主義哲學家和教育家約翰·杜威認為，社會在思想和行為上的「標準和習慣」是民主政治得以實現和延續的前提。[36] 當時最著名的女性活動家簡·亞當斯也認為，一個種族社會的秩序依賴於它的「風俗習慣和友善交往」[37]。在進步話語中，「民主習慣」能夠形成的基礎是「理性」，因而是白人種族的專屬特徵。其他種族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處於孩童期，在政治上勢必處於不成熟的階段，其湧入美國的移民必定會因缺乏「民主習慣」而腐蝕美國的「先進」文化。避免這種情況的辦法就是「教育」，「教育」是連接「不成熟者的潛力」和社會「標準和習慣」的橋樑。[38] 因而，在國際上，美國將自己定位成學校中的校長和教師，擔負著教導「孩童」國家的責任 [39]；在國內則按照美國的文化標準「歸化」移民，最終實現「從他們到我們，從外國人到美國人，從下層階級到中產階級的提升」[40]。這一歸化工程便是美國「熔爐」形象的由來。在持家話語中，保持傳統習慣和教育孩童這兩項任務都由女性來承擔，她們於是在家庭領域成為體現美國文明「進步性」的代表。

《開學了》

(Puck, Jan. 25, 1899)

這一語境決定了美國進步時期的主流社會女性不可能成為拋家棄子的「新女性」，而必須在「持家」話語框架內實現參與社會事務、體現美國榮光的願望。她們採用的具體方式是將「持家」拓展為「社會持家」（social housekeeping），即策略性地運用傳統性別話語賦予女性的道德權力，從被動的道德體現者變成積極的監察者，將自身的使命定義為評判和守衛美國的「社會正義」和「道德優越」。這無疑是針對「進步」話語的一次成功的女性主義闡釋，再次恢復了女性與「文明」的等同關係，為自身介入美國的民主政治和國際形象建構工程找到了合法性。在介入過程中，美國女性擁護美國的「進步」形象且內化了當時的科學與種族話語，進而確立了自身「社會持家人」和「共和國母親」（republican mother）的形象。

《科普里一家的畫像》(約翰·辛格頓·科普里 [John Singleton Copley] 繪，約作於1775-1776年間；畫作的構圖與光線運用突出了科普里夫人這位母親的中心位置，故常被認為表達了這個時代的「共和國母親」情感，參見David M. Kennedy et al., eds., The American Pageant: A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2006, p. 169)

「社會持家」這一概念指美國女性採用持家修辭來對公共政治事務施加影響，以避免引起主流社會的反感。美國女記者和政治活動家裡塔·蔡爾德·多爾在1910年說：「女性的領域是家庭。但家庭並非指個人家裡四堵牆圍成的空間。住家就是社區。公眾構成的城市就是家庭。公共學校是真正的育兒所。住家和家庭急迫地需要他們的母親。」[41] 女性活動家藉助道德話語解釋她們「社會持家」的正當性乃至急迫性：男性主導的資本主義發展降低了美國社會的道德水準，致使美國在1890年代陷入經濟危機的泥淖。如薩拉·格蘭德為「新女性」辯解時所言，女性開始關注社會事務的原因「不是女性變得男性化了，而是男性變得陰柔了」，當下男性不再接受高貴的美國傳統男性氣質的熏陶，而在商業社會中沾染了「淺薄的市儈精明，可用庸俗一詞以蔽之」[42]。面對男性造成的道德危機和社會危機，美國女性有責任與他們共渡難關，通過對整個社會的「持家」讓民眾重新感受到「母性關懷、道德凈化和階級歸屬感」，進而幫助社會重回正常發展的軌道。[43]

《每天工作八小時的男性的每天工作十四小時的妻子，需要「金粉」洗衣粉》(1893年廣告海報）

女性「社會持家」的這三個目標與美國塑造自身「進步」形象的意圖一致，因而成為美國「文明」和「民主」政治的有機組成部分。美國進步主義運動的目標在於推行社會正義，抑制資本社會的無序競爭傾向，為弱勢群體爭取權利。由於它經常使用新教話語，藉助「基督之愛」的名義達成改革目的，因此也被稱為「社會福音」運動，是美國國內政治的主要表現。根據當時的性別意識形態，女性與「虔誠」和「道德」具有「天然的」聯繫，絕大多數「道德的」或「正確的」決定應該由女性來做出。因此她們名正言順地在社會和文學中成了美國道德權力的掌控者。[44] 她們還利用達爾文有關文明進步的「科學」話語來佐證女性「社會持家」的必要性，就如自然界中雄性動物向雌性展示力量一樣，在人類文明中，男性吸引和取悅女性的方式是國家治理，這一「自然選擇」的結果是，女性的喜好成了男性氣質和公共政治的標準。這一觀點因太具顛覆性而馬上遭到達爾文本人和他的男性信徒們的否認，但正如評論家安格斯·弗萊徹所總結的，進步主義時期的美國女性抓住這一點發展出「女權達爾文主義」思想，聲稱阻止女性參政將會對人類種族的「進化」造成危險和傷害。在這一訴求的影響下，美國社會開始正視女性在國家政治中的作用。伍德羅·威爾遜總統相信女性擁有「道德本能」，「對正確解決我們面對的問題至關重要」，應該擁有投票權。[45]

《表情研究；當女性是陪審員時》

(查爾斯·達納·吉布森 [Charles Dana Gibson, 1867-1944] 繪；女性在當時極少充當陪審員，除非被告是女性，吉布森在這幅畫中以不同的服飾及頭飾暗示畫中人物各自的社會經濟地位，她們的表情則包括了懷疑、不齒、同情，等等；Life, Oct. 23, 1902)

總體說來，女性的「社會持家」具有三個特徵。首先，她們堅守性別領域分離的社會規範，主要依賴「道德軟權力」在「文明」層面發揮作用。比如，當時拳擊運動因為太過暴力而受到女性組織的反對，被定義為「不文明」而使商業經營舉步維艱。無奈之下，拳擊協會不得不向女性妥協：他們邀請上流社會女性觀看比賽，在廣告中特意加上「有數百個女性觀看」之類的話語來打消觀眾的疑慮，證明拳擊並不是「野蠻的」活動。[46] 其次，女性的「社會持家」與家庭持家類似，遵循所謂的「女性美學」原則。與強調個人獨立性（independence）的男性文化不同，十九世紀女性更加強調彼此間的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在同儕之間體現為「姐妹情誼」，代際之間體現為「母女關係」，通過形成女性共同體的方式來實現性別訴求。最後，女性在介入社會事務時延續了家庭中的清潔者和哺育者角色，將自身的權力嚴格限制在傳統的「女性領域」，如孩童照顧、食品安全、健康衛生、社會慈善等，刻意凸顯著自身的「持家人」身份。[47] 這些特徵不僅反映同時也決定了美國女性「社會持家」的兩大主題：自然空間塑造與社會道德塑造。

《在花園中》

(西莉亞·薩克斯勒的友人、畫家恰爾德·哈薩姆 [Childe Hassam] 於1892年為其繪製的油畫，原畫現存於史密森學會國家美術館；《島嶼花園》一書以彩石平版畫形式將該畫作用作卷首插圖)

[1] 「真正女性」標準要求女性擁有「虔誠、貞潔、溫順、持家」這四種美德，在服務男權社會的同時成為社會「文明」的標尺（see Barbara Welter, 「The Cult of True Womanhood:1820-1860」, in American Quarterly, 18:2 [1966], pp.151-174）。

[2] See Sarah Grand, 「The New Aspect of the Woman Question」, in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158 (Mar., 1894), pp.270-271.

[3] See Marianne Berger Woods, The New Woman in Print and Pictures: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Jefferson: McFarland & Company, 2009, p.11.

[4] Ouida, 「The New Woman」, in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158 (May, 1894), p.612.

[5] Qtd. in Gillian Sutherland, In Search of the New Woman: Middle Class Women and Work in Britain, 1870-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11.

[6] See Sheila Rowbotham, Dreamers of a New Day: Women Who Invented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Verso, 2010, p.4.

[7] See Gillian Sutherland, In Search of the New Woman: Middle Class Women and Work in Britain, 1870-1914, pp.13-14.

[8] See William H. Chafe, The Paradox of Change: American Women in the 20th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9, p.11.

[9] Quida, 「The New Woman」, p.612.

[10] See John Ruskin, Sesame and Lilies, Gloucestershire: Dodo Press, 2007, pp.55-57.

[11] See Kay Boardman, 「The Ideology of Domesticity: The Regulation of the Household Economy in Victorian Women』s Magazines」, in Victorian Periodicals Review, 33:2 (2000), p.155.

[12] Cindy Weinstein, Introduction, in Cindy Weinstein,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arriet Beecher Stow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

[13] Elizabeth Ammons, 「Heroines in Uncle Tom』s Cabin」, in American Literature, 49:2 (1977), p.163. 關於這部小說中的種族思想與家庭價值觀的融合，詳見 Arthur Riss, 「Racial Essentialism and Family Values in Uncle Tom』s Cabin」, in American Quarterly, 46:4 (1994), pp.513-544。

[14] See Daria Frezza, The Leader and the Crowd: Democracy in American Public Discourse, 1880-1941, trans. Martha King, Athen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2, pp.113-120.

[15] Rogers Smith, Civic Ideals: Conflicting Visions of Citizenship in U. S.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467-468.

[16] See Walter Benn Michaels, 「The Vanishing American」, in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2:2 (1990), pp.220-241; Walter Benn Michaels, 「Race into Culture: A Critical Genealogy of Cultural Identity,」 in Critical Inquiry, 18:4 (1992), pp.655-685; Paul R. D. Lawrie, 「『Mortality as the Life Story of a People』: Frederick L. Hoffman and Actuarial Narratives of African American Extinction, 1896-1915」, in Canadian Review of American Studies, 43:3 (2013), p.359.

[17] See http://www.globalresearch.ca/civilization-barbarism-the-white-mans-burden-1898-1902/

5461424 [2016-3-25]

[18] See Alan Dawley, Changing the World: American Progressives in War and Revolu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74.

[19] See http://immigrants.harpweek.com/ChineseAmericans/Illustrations/113LastAdditionToTheFamily

[20] Willa Cather, A Lost Lady, NewYork: Vintage Books, 1990, p.141.後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將隨文標出該著名稱首詞和引文出處頁碼，不再另注。

[21] 上尉早年在草原上建立了鐵路網。鐵路導致了對精確時間的苛刻要求，以自然為衡量尺度的地方時間被標準時間（即機械鐘錶顯示的抽象時間）所代替。有關「現代」時間的建立，詳見Jeff Webb, 「Modernist Memory; or, the Being of Americans」, in Criticism, 44:3 (2002), p.232；邁克·克朗《文化地理學》，楊淑華、宋惠敏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98頁。

[22] See Daria Frezza, The Leader and the Crowd: Democracy in American Public Discourse, 1880-1941, p.39.

[23] See Daria Frezza, The Leader and the Crowd: Democracy in American Public Discourse, 1880-1941, pp.68-96; Rogers Smith, Civic Ideals: Conflicting Visions of Citizenship in U. S. History, pp.467-468; Ann Towns, 「The Status of Women and the Ordering of Human Societies along the Stages of Civilization」, in Martin Hall and Patrick Thaddeus Jackson, eds., Civilizational Identity: The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Civilizat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p.167-179.

[24] See http://www.loc.gov/pictures/item/2010715053/

[25] See Ouida, 「The New Woman」, p.614.

[26] See Ann Towns, 「The Status of Women and the Ordering of Human Societies along the Stages of Civilization」, p.176.

[27] Charles Darwin, The Descent of Man, N. Chelmsford: Dover Publication, 2010, p.399.

[28] See Ann Towns, 「The Status of Women and the Ordering of Human Societies along the Stages of Civilization」, pp.170-175.

[29] Frank Norris, McTeague, New York: Dover, 2004, p.247.

[30] See Lisa Cochran Higgins, 「Adulterous Individualism, Socialism, and Free Love in Nineteenth-Century Anti-Suffrage Writing」, in Legacy, 21:2 (2004), p.194.

[31] See Craig Buettinger, 「Antivivisection and the Charge of ZoophilPsychosis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in The Historian, 55 (1993), pp.277-288.

[32] See Vera Norwood, Made from This Earth: American Women and Nature,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3, p. 171; Adam Rome, 「『Political Hermaphrodites』: Gender and Environmental Reform in Progressive America」,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 11:3 (2006), p. 442, p.453.

[33] Margaret Deland, 「The Change in the Feminine Ideal」, in Atlantic Monthly, CV (March, 1910), p. 295.

[34] 如南方喬治·皮博迪教育學院（George Peabody College for Teachers）在1914年成立了「家庭經濟系」(see Mary S. Hoffschwelle, 「The Science of Domesticity: Home Economics at George Peabody College for Teachers, 1914-1939」, in The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57:4 [1991], pp.659-680)。

[35] See Elizabeth Freeman, 「The Whole(y) Family: Economies of Kinship in the Progressive Era」, in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16:4 (2004), pp.619-664; Priscilla Yamin, 「The Search for Marital Order: Civic Membership and the Politics of Marriage in the Progressive Era」, in Polity, 41:1 (2009), p.87; William Kuby, 「Till Disinterest Do Us Part: Trial Marriage, Public Policy, and the Fear of Familial Deca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00-1930」, 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23:3 (2014), pp.383-414.

[36] See John Dewey, 「Democracy and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in School and Society, 45 (April, 1937), p.462.

[37] Jane Addams, 「Social Control」, in The Crisis, 1:3 (1911), p.22.

[38] See John Dewey,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1916, pp.2-3.

[39] See Eric Love, Race over Empire: Racism and U. S. Imperialism, 1865-1900,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4, p.10. 關於當時歐美將自身與他國的關係定義為「父-子」或「教師-學生」模式的論述，詳見Gary Wilder, The French Imperial Nation-State: Negritude and Colonial Humanism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pp.125-126。

[40] David J. Rothman, Conscience and Convenience: The Asylum and Its Alternatives in Progressive America,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2002, pp.48-49.

[41] Qtd. in William H. Chafe, The Paradox of Change: American Women in the 20th Century, p.15.

[42] Sarah Grand, 「The New Aspect of the Woman Question」, p.275.

[43] See Sheila Rowbotham, Dreamers of a New Day: Women Who Invented the Twentieth Century, p.2.

[44] See Judith L. Stephens, 「Gender Ideology and Dramatic Convention in Progressive Era Plays, 1890-1920」, in Theatre Journal, 41:1 (1989), p.48.

[45] See Angus Fletcher, 「Willa Cather and the Upside-Down Politics of Feminist Darwinism」, in Frontiers: A Journal of Women Studies, 34:2 (2013), pp.114-115.

[46] See Dan Streible, 「A History of the Boxing Film, 1894-1915: Social Control and Social Reform in the Progressive Era」, in Film History, 3:3 (1989), p.241.

[47] See Mary Joy Breton, Women Pioneers for the Environment,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64; Darlene Emmert Fisher, 「Evanston Women in the Progressive Era: Women Performed Social Work Representative of National Concerns」, in OAH Magazine of History, 1:3/4 (1986), pp.19-21.

[48] Adam Rome, 「『Political Hermaphrodites』: Gender and Environmental Reform in Progressive America」, p.442. 關於女性環保史的梳理，詳見Susan A. Mann, 「Pioneers of U. S. Ecofeminism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in Feminist Formations, 23:2 (2011), pp.1-25。

[49] See Vera Norwood, Made from This Earth: American Women and Nature, p.24.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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