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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在校園裡大喊一聲「我是詩人」,就會有人請你吃飯

那時候在校園裡大喊一聲「我是詩人」,就會有人請你吃飯

上世紀80年代,無疑是很多人心目中文學與詩的黃金年代。關於那個年代的傳說很多,比如:如果你身無分文,站在北大的校園裡大喊一聲「我是詩人」,就會有人請你吃飯;一篇小說在《人民文學》上發表,整個公車上的人都在捧讀、討論;大學里的文學社團徒步百里去拜訪另一個文學社團,只是為了討論文學。

這些場景,放在今天回看,依然是不可思議、很難理解的。

如今,當我們面對噴薄而生的網路寫作平台、鋪天蓋地的網文和公號寫作、影視IP產業、暢銷書時,甚至不太有能力去想象:一個寫作者不因金錢、權力或地位受人敬重的年代,究竟是怎樣的存在?當所謂的「內容的黃金時代」從我們不容易被書籍和詩句打動的生活上空飄過,我們如何去勾畫曾經出現過的「文學盛世」?又如何評價和反思當下所處的紛繁時代?如何理解這個時代文學與人的尷尬處境?

典雅、莊重、蓬勃而有節制的信仰文字的時代,過去了。或許它還沒走遠,還沒被人徹底遺忘,只是不見了,被什麼別的東西淹沒了、偷偷替換了、取代了。

「八十年代:我們的文學回憶」

嘉賓:朱天心、唐諾、阿城、李銳、蔣韻、梁文道

時間:8月30日 19:30—21:30

地點:北京市朝陽區郎園Vintage

主辦:理想國

8月30日晚,在一間能容納千人的禮堂里,朱天心、唐諾、阿城、李銳、蔣韻、梁文道,就朱天心的新書《三十三年夢》,聊了聊他們八十年代的文學記憶。作家們出現時,現場近千人的位子幾乎已經坐滿,禮堂里迴響著歡呼和掌聲。在這群曾經歷過八十年代的作家心目中,那個年代真的是文學的黃金時代嗎?是否還有另一種回看的角度和可能?他們又是如何評價當下文學的「遭遇」的?

現場記者 | 張暢

談朱天心《三十三年夢》

是在探索記憶到底是怎麼回事

新作《三十三年夢》是一本與記憶有關的散文隨筆集,記錄下作者三十三年來一次次返回日本京都的旅途。怎麼評價這部貫穿三十多年的作品?

朱天心,祖籍山東臨朐,1958年生於台灣高雄,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曾主編《三三集刊》,多次榮獲時報文學獎及聯合報小說獎,現專事寫作。著有《擊壤歌》《我記得……》《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古都》《漫遊者》《獵人們》《學飛的盟盟》《初夏荷花時期的愛情》等。

朱天心:很多人會把它看作一個輕型的回憶錄,大概是因為我的長篇一直寫得很不順利,太容易把我自己的意見加諸書中的人物。我寫了兩三次都失敗,我自己非常知道那是一個初學者、初寫的人才會犯的錯誤。

所以我覺得應該先把個人所有在場的、在台灣的幾十年我看到的,我想的,我記得的,非說不可的這些話,把它整理、打包好,放在一個寄物櫃裡邊,輕裝簡便地帶著一瓶水、一支筆就可以來面對我的長篇。選擇京都,是因為日本人保持他們的歷史遺迹、文化、美術、建築都保存得非常好,去那邊你的記憶永遠都有依憑之地。

梁文道,「看理想」系列節目策劃人、《一千零一夜》主講人。著有《常識》《我執》《味道》《訪問》《讀者》《噪音》等。

梁文道:在今天這個時代底下,你到底認為文學是什麼?創作是什麼?你跟這個東西是什麼樣的關係?我很少見到有像天心這樣的人,這麼嚴肅、認真、刻苦地對待自己的寫作,像苦行一般,一行一行、一個字一個字地經營和計較,最重要的不是文字的經營,而是每一次創作,你都覺得她在重新問一次自己:我為什麼要創作?所以《三十三年夢》不是簡單的一本台灣女作家回憶30多年來在京都發生了什麼事,它是在探索到底記憶是怎麼回事,記憶跟人生的經歷之間是什麼樣的關係,她在清理這樣層次的問題。

談80年代

那時候,文學是人生存的基本事實

80年代給你留下怎樣的文學記憶?

朱天心:80年代我自己剛剛三十齣頭,對我來是最好的時光,最好的時光不是別的,是我覺得充滿了閩南語說的「憨膽」,就是一股傻勁和膽氣,因為對人世了解不夠多,反而是勇氣十足,不知死活。那個時候自己三十齣頭,對照著處在台灣變動最大的那個年代,見證了台灣民主化、本土化、新電影運動等等。

整個80年代,鄉土文學在台灣很蓬勃。好比我是一個台北孩子,在當時要參加文學獎,要得獎,就要寫農村、貧苦大眾、礦工,不論寫得好壞,才有機會得獎。像我們都沒有這些經驗,你要怎麼面對這個政治正確呢?我有一些同輩可能為了得獎,沒有一天經驗,也會寫農村,寫他印象里看30年代那些作品里的對白,其實是失敗得很慘烈。最重要的是,單一作品的失敗還罷了,就連你本來創作的很微弱的那一點點的初衷的火苗,都不可復變了。

這個在當時是很難的,因為你很可能看到台灣的鄉土作家,或者托爾斯泰的作品,你回去能寫的,還是十幾歲台北女孩的貓貓狗狗,不成形的愛情這些小事情,那個落差實在是太大了。我父親也是作家,他大概那時候看出我的困惑,有一次跟我說:「我寫的作品會勝過你,是因為學養和人生閱歷,但是今天叫我寫台北十五六歲的女孩,我寫不過你,因為這個才是你真正的身份。」那就讓我誠誠實實面對很平凡、單調、乏味、狹窄的15歲女孩吧,將來我才可以很誠實,同樣誠實地面對自己的50歲、60歲。

我很幸運,那個年紀是在台灣的文學盛世。文學盛世的意思,其實不是像後來描述的,你參加一次文學獎、得獎了、出一本書,從此有了保證,就是作家了、名利雙收。我不這麼理解。我覺得那時候文學是人生存的基本事實。

唐諾,本名謝材俊,1958年生於台灣宜蘭。曾從事出版工作,現為自由讀書人,專註於與閱讀相關的自由寫作。著有《盡頭》《眼前》《世間的名字》《重讀:在咖啡館遇見14個作家》《閱讀的故事》《文字的故事》等。

唐諾:我對集體性的文學描述有一些抵抗,書寫其實就是每一個個體自己所完成的。我曾經這樣講,文學的盛世並不代表所有的人,「凡井水處皆歌柳詞」那樣的一個狀態。我想象中不需要那樣。一個時代,比如以台灣的創作規模來講,有三五支一流的筆在書寫,那個盛世就來了。三五支筆可能並不需要很強大的社會條件支援,因為畢竟個體比集體有超越性。這是我始終在目前很糟糕的文學環境下,能夠保持一定程度的樂觀的理由。

像我這個年齡,80年代離現在二三十年了,回過頭去看,我說,所有服膺政治正確的書寫方式,最後的結果都是自己遭殃。因為你在一個太舒服的情況下書寫,採取一個能夠快速得到掌聲的簡單的方式,你不會把書寫逼到自己的一種絕境。當時間一過去,那些作品用昆德拉的話說是「只配被人家遺忘」。也許正是你隨時處在一種高度警戒、焦慮,必須逼迫自己思維的狀況裡面,才可能把文學推到極致。

梁文道:我接觸今天年輕一代的台灣作家,他們有時候會羨慕嫉妒恨,因為他們總回頭看80年代,覺得那是個盛世,那個年代的作家裡寫得好的好像從此容易被記住了,好的小說每一本銷量都很高。我們今天說,好的文學和暢銷的文學是不一樣的,但有的人會形容80年代的台灣文學,暢銷的就是好文學,而好文學是會暢銷的。那個年代寫得好,備受讚賞,書又賣得出去的作家,好像從此都立住了,這是為什麼?是不是有一些條件會變?還是有一些東西再也不可復歸?

李銳,作家,著有長篇小說《舊址》《無風之樹》《萬里無雲》《銀城故事》等,2004年榮獲法國「法蘭西藝術與文學騎士勳章」,作品被翻譯成英、法、日、德、荷蘭、瑞典等多種文字出版。

李銳:80年代,就在一個幻滅的過程之中,一群人想收拾自己,怎麼往前走呢?你認為什麼是更好的、更正確的?回答這個問題,成為我們當時80年代文學藝術創作的一個基本點。你既不要當商品的奴隸,也不當權力的奴隸,這才有可能確立一個文學寫作者的立場。80年代確立了這樣的一個立場,因而80年代成為深刻影響當代史的一個年代。

蔣韻,作家,曾獲魯迅文學獎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出版長篇小說《隱秘盛開》《櫟樹的囚徒》《紅殤》、小說集《現場逃逸》、《失傳的遊戲》及散文隨筆集《春天看羅丹》等。

蔣韻:我們那個校園裡,有很多文學社,我們可以騎著腳踏車一天走100多里路去另外一個更小的學校,拜訪另外一些文學社的成員,我估計現在大學里出來的人,可能都不理解我這種感覺。我後來的作品寫得遠比我80年代寫的作品好,但是80年代如同一個子宮孕育了我,就像十月懷胎,我躲在子宮裡,吸盡那個時代給我的營養、養分。

談文學現狀

好的文學,是遇到不可解的矛盾時穿過去

反觀當下這個時代的文學境遇,你的感想如何?

朱天心:曾經,大家可以從文學中尋求到心靈或是人生的意義,也可以在它身上知道遠方的事情,甚至可以找到一些讓你開心的娛樂效果,這些如今都有其它的狀態可以把它分掉。所以我覺得,文學很像「瓦礫時刻」,這是悲觀到極點。很多人在形容是廢墟,廢墟還剩幾個柱子,還剩幾個基柱,你可以想象曾經這個地方的人是怎麼生活,想象世界,想象生活在世界中的人是怎麼實現他們的夢想,怎麼認真經營、建築他們的所居之地。可是現在連這些瓦礫都沒有了。

阿城,作家,編劇,攝影師,文化項目策劃者。1984年開始發表文字,以小說《棋王》著名。2014年6月出版《洛書河圖:文明的造型探源》一書,獲選書業年度圖書。

阿城:現在不太講人格、不太講文格了,對我來說,什麼是這兩樣東西?就是——不繞,碰到一個問題不繞。比如,當小說主人公碰到不可解的矛盾的時候,只有另一方被車撞死了,矛盾就解決了。這叫「車禍創作」,它繞過去了。不管篇幅長短,當你碰到一個問題的時候,你是要怎麼樣?——穿過去。我們在他的寫作當中能聽到這種「咔咔咔」的這個聲音。

所以我不太重視個人語言的華麗等等,最關鍵的,就是繞不繞。所以我想,讀一點不繞的東西,能夠使我們的一些思維盲區得到補充,得到啟發。

李銳:寫小說的人很多,以寫小說而追求自己精神世界的人很少,以我的文學劃分,有這樣精神追求傾向的作家才叫作家,只寫故事的、只寫情節的,只寫博眼球的那些作家寫出來的作品叫「讀物」。我覺得這個應該做一點區分。

梁文道:80年代,很多人講,香港為什麼沒有人寫得出好文學?有人給出的答案是:香港人不關注鄉土問題。陳映真當時也批評香港,覺得香港不夠厚重,只是一個虛浮的城市。於是我們就回到一個現代文學裡面最經典的對立——城市對農村。好像只有一個有農村的地方,整個社會空間才是有眾生的,沒有農村的地方是一個繁華的、虛無的、人慾橫流的、由霓紅燈組成的消費符號而已。

我記得這個爭論,因為當時香港有許多作家對這個問題提出自己的答案和理解,比如西西、也斯,他們的答案都不太一樣,但是給出的傾向是一致的——香港原來不需要鄉土,這個城市就是我們的原鄉。那是香港文學第一次大規模地出現集體自覺,我們不需要什麼原鄉,這個城市就是我們的原鄉,我們不需要土壤,不需要羨慕遠方的田野,詩歌並不總在遠方的,詩歌就在這個土生土長几代人的地方,這個地方說的語言,這個地方的城市空間景象就是你文學展開的背景和文學書寫的主題。

談這個時代

每個時代都有絕境,這個時代的絕境是無聊

很多人評價這個時代時會說,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你如何看這個時代?

阿城:人在每個時代所碰到的相同問題是什麼?就是絕境。不管你是古人也好,現在的人也好,未來的人也好,都會有絕境,過不去的檻。所以我說好的作品常常是穿越這個絕境的,其實穿過這個檻,生死的問題基本上解決了。

這個時代究竟絕境在哪兒?是無聊。對於你個人來說,你的絕境在哪兒?要把這個絕境翻越過去。有的時候,你沒有能力體會到這個是絕境,這是最糟糕的。別人都覺得這個人碰到過不去的坎兒了,他不覺得。我們一般形容叫沒心沒肺。

我們以前說那些古典作家,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就是碰到絕境了,他寫的就是「絕境小說」。他通過篇幅過大的過程來穿越絕境,穿過這個絕境之後,你的狀態會不一樣的。所以大家都認為其他人趕上了一個沒有困境的年代,他們那個時候隨便寫一篇東西就有人追著跑,沒有看到80年代的絕境。80年代是因為整個社會穿過了一個絕境,所以才有一個釋放。但是每個人,包括每個寫作的人,都有自己的絕境,我的小說其實一直在堅持寫絕境。

本文圖片由活動主辦方「理想國」提供。作者:新京報記者 張暢;編輯:阿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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