馴化反抗：麥卡錫主義與1950年代的美國大清洗

一、「紅色恐懼」：戰後美國意識形態的挑戰

自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誕生后，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意識形態及其陣營的對峙與交鋒，就一直是國際政治中的一個主要戰場。正如有句話說的那樣，「你可以反人類，但不可以不反共」。這種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偏見與敵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初期達到了巔峰：在反共的旗號下，反人類的納粹法西斯主義國家——德國、日本與主要資本主義大國——英法實現了合流。在波蘭問題上的綏靖主義，就是法西斯主義與資本主義合流的鐵證。綏靖主義的實質，就是英法試圖把納粹法西斯主義的禍水東引，讓東方的蘇聯來承受法西斯主義魔鬼的白色恐怖。

真正讓法西斯主義與資本主義合流破裂的是，前者不僅慾壑難填，而且已經失控。其鋒芒不僅沒有直指英法希望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反而調轉槍口，打了個英法措手不及。在國際政治中，上演了一出活色生香的「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的戲碼。

形勢比人強。在法西斯主義的巨大現實威脅下，一直視社會主義為眼中釘、肉中刺的資本主義國家，也不得不暫時性地擱置敵意，攜手共同對付法西斯主義這一威脅全人類的洪水猛獸。

或許會遲到，但正義一定不會缺席。隨著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全球性大規模合作，以德、意、日為主的法西斯主義終於被戰勝。1945年的勝利喜悅，傳遍了全球每一個受壓迫、被侵犯、遭蹂躪的地區。

然而，喜悅總是那麼短暫。當作為共同敵人的法西斯主義壽終正寢的時候，本就同床異夢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同盟關係也開始裂痕顯現，並再次成為兩大意識形態陣營的鴻溝。

從國家的層面看，戰爭的最大贏家是美國和蘇聯，然而，當我們從意識形態的層面進行觀察時，卻可以發現戰爭的真正贏家是社會主義。在戰前，納入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主要是蘇聯，然而，到了戰後，社會主義已經從西伯利亞向東亞、東歐、南歐甚至北非等地方全面擴展。

「紅色風暴」及其帶來的「紅色威脅」，成為資本主義陣營必須考慮與解決的問題。1946年3月5日，英國前首相溫斯頓·丘吉爾，在美國富爾頓城威斯敏斯特學院發表的反蘇聯、反共產主義的演說，運用「鐵幕」一詞之意攻擊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提出要「用鐵幕籠罩起來」的對蘇新政策。

「鐵幕演說」拉開了冷戰的序幕，但是，兩大意識形態陣營全面對峙的真正開端，卻是以「杜魯門主義」為標誌。1947年3月12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在國會兩院聯席會議上宣讀了後來被稱為「杜魯門主義」的國情咨文，發表了敵視社會主義國家的講話。「杜魯門主義」出台，標誌著以美國（北約）為主的資本主義陣營，與蘇聯（華約）為主的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的「冷戰」正式開始。

「攘外必先安內。」對外政策上反共主義路線的確立與實踐，需要內政上的穩固與保障。我們知道，二戰結束后，受經濟凋敝、政治動蕩等因素的影響，共產主義思潮在西歐國家風起雲湧。作為戰後資本主義的新舵手與領航人，美國必須確保自身國內免於共產主義思潮的衝擊。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場清除意識形態「異端」的國家行動在醞釀與萌發中。由於國內通貨膨脹指數急劇上升，在短短的一年中發生了3.47萬次罷工，共有450多萬工人走上街頭。面對這樣的嚴峻形勢，1945年3月，美國眾議院以207票贊成、186票反對，將其臭名昭著的「非美活動委員會」改為常設機構。

「非美活動委員會」，全稱為 House 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Un-American Activities，縮寫是HUAC。這是一個由以反共著稱的得克薩斯州參議員 M.戴斯擔任主席，於1938年 5月26日在眾議院設立的臨時性非美活動機構，又被稱為戴斯委員會。其委員會成員，基本上都是右翼反共分子，這一機構一直延續到1969年。

改為常設機構的「非美活動委員會」第一個調查對象就是《美亞》雜誌。《美亞》雜誌（Amerasia）是創刊於1937年的一份雙周刊，主要刊登有關遠東，特別是問題的文章。雜誌的主編和所有人——菲利普·賈菲曾與拉鐵摩爾等，曾於1937年訪問過延安。該雜誌站在同情共產黨人的立場上，較系統地報道抗日根據地情況，曾刊用較大篇幅先後發表了數十篇西方作者親身訪問抗日根據地的報道和文章。

1945年1月26日的《美亞》雜誌，刊載了一篇有關泰國局勢的文章，其內容與美國國家戰略情報局的一份機密報告有相似之處。以此為借口，3月11日，聯邦調查局與戰略情報局特工人員一起闖進《美亞》雜誌編輯部，並聲稱「從辦公室搜出1700多份機密級和其他密級的政府文件」。

事情並沒有到此結束。6月6日，聯邦調查局再次查抄《美亞》雜誌編輯部，聲稱「搜查出1069頁政府文件，其中有504頁是保密性質的」。同日，美國司法部以「偷竊政府絕密文件」的罪名逮捕了曾在美軍駐延安觀察組長期工作的國務院官員謝偉思等6人。

約翰·S·謝偉思（John S.Service，1909年8月3日——1999年2月3日），是一名美國外交官。出生於成都美國傳教士家庭，「謝偉思」為其自取漢名。1933年加利福尼亞大學畢業后，在美國駐昆明、上海等地領事館任職。1941年起歷任駐華大使館三等和二等秘書、中緬印戰區美軍司令部政治顧問等職。1944年7月作為美軍迪克西使團成員前往延安，曾會見毛澤東、周恩來等。

一次偶然的機會，謝偉思邂逅了《美亞》雜誌主編——菲利浦·賈飛。在雙方交流的時候，他將自己撰寫的有關問題的一些報告借給賈飛閱讀。本來，這種外交人員和媒體人士間的交往和交換信息是一件很正常的事，然而，當時卻成了轟動全國的頭條新聞。6月7日，《舊金山新聞報》的頭條大標題是「共產黨獲得了美國機密」。第二天，報紙進一步點名集中攻擊謝偉思，頭條標題為「赤色分子製造了史迪威和蔣介石的分裂」。作為美國外交官、捍衛美國利益的謝偉思，不僅赤化為「赤色分子」，而且成了當時史迪威將軍和蔣介石矛盾的「罪魁禍首」。

當然，謝偉思的觀點，確實不符合當時美國反共下的主流意識形態。如，1945年2 月中旬，謝偉思在為即將回國的戰區美軍司令魏德邁將軍所寫的備忘錄中，建議美國政府對共產黨奉行類似盟國對南斯拉夫的鐵托游擊隊所奉行的政策 ———即像英國首相丘吉爾一樣，根據一切黨派在對德作戰中的表現，而不是以它們的意識形態來判斷提供援助與否；希望美國政府在制定其政策時從自身角度考慮，不要支持蔣介石政府打內戰等。

同年8月，聯邦大陪審團作出裁決，宣布因證據不能成立，謝偉思無罪開釋。然而，潘多拉的盒子一經打開，再想控制起來，就很難了。受此影響，從1947年 12月17日起，杜魯門政府開始對聯邦政府、武裝部隊和國防訂貨承包商實行所謂「忠誠調查」。據統計，在「忠誠調查」期間，總共有2000多萬美國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審查，要知道，當時美國的總人口，也只有一億五千萬人。

愛國主義，是一個能夠席捲一切心智與情緒的魔法棒。在「忠誠調查」的影響下，美國的社會輿論也隨之右轉，教授社會科學的教師，如果不在課堂上大罵蘇聯和共產主義就會被解僱；辛辛那提紅色棒球隊被迫更改了名稱，甚至參加角逐美國小姐的候選人都必須陳述她們對卡爾·馬克思的看法。據說，這種愛國主義效忠，甚至連孩子都不放過。在帕薩迪納，有個3歲的小姑娘為商店當廣告模特，她的母親接到通知書，這個3歲的孩子，必須簽署忠誠宣誓書后才能領取報酬。

二、麥卡錫主義：對異端的美式大清洗

時勢造英雄，也造梟雄。在反共成為美國時代潮流的背景下，一個名叫麥卡錫的參議院，把這一輪始自於二戰後的美國反共運動推上了高潮。

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Raymond McCarthy），1908年11月14日生於威斯康星州北部一個愛爾蘭裔小農場主家庭。1939 年，虛報年齡參加威斯康星州第七區巡迴法庭法官的競選，成為該區歷史上「最年輕的法官」。從此，麥卡錫開始了充滿欺騙與謊言的政治生涯。有人這樣評價麥卡錫：「無比的大膽和某些方面的巧妙撒謊，使他的手法與一般的顛倒黑白有天壤之別。」

1946年11月，從軍隊中退役的麥卡錫，依靠反共觀點當選為威斯康星州參議員。但由於行為不檢點和進行大豆期貨投機交易、賭博和酗酒，在擔任參議院的前三年，他的聲望一落千丈。特別是，1949年秋天，麥卡錫居然為屠殺美國士兵的納粹黨徒辯護，引起輿論嘩然。在這一年的民意測驗中，麥卡錫被評為當年「最糟糕的參議員」。

政治不正確地為屠殺美國士兵的納粹黨徒辯護，讓麥卡錫的政治生命面臨巨大危機。他迫切需要一個能夠扭轉乾坤的大事件來吸引眼球，以保住任期即將到期的參議員位置。

好的事件營銷，不僅需要內容上的震撼，還需要時機的配合。1950年2月9日，美國第十六任總統林肯的誕辰年紀念日，也是麥卡錫政治生命鹹魚翻身的大日子。在這一天，他決定「把炮彈打向國務院」。在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的安排下，麥卡錫從華盛頓飛往西弗吉尼亞州的惠林市，在俄亥俄縣的共和黨婦女俱樂部發表了題為「國務院里的共產黨」的演講，聲稱在他手中，有「一份205 人的名單」，「這些人全都是共產黨和間諜網的成員」。「國務卿知道名單上這些人都是共產黨員，但這些人至今仍在草擬和制定國務院的政策。」

猶如一枚重磅炸彈，炮打國務院，瞬間調動起人們的情緒，讓參議院麥卡錫先生成為全國政治明星。畢竟，幾乎對陰謀論沒有任何免疫能力的普通人，即使明知是危言聳聽，也無法容忍自己國家的最高行政機構，已經被赤化的事實。

惠林演說，取得了遠超預期的效果。麥卡錫一鼓作氣、再接再厲，又相繼飛往猶他州的鹽湖城和內華達州的雷諾市，重複他在惠林的演講。略有不同的是，此時的他手中還揮舞著一張小紙片，聲稱這就是所謂的「間諜名單」。1950年2月11日，得意忘形的麥卡錫，甚至還特地打電話給總統杜魯門和國務卿艾奇遜，要求他們對他的演講公開表態。

麥卡錫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所謂的「揭露和清查美國政府中的共產黨活動的浪潮」。朝鮮戰爭爆發后，攻擊杜魯門政府中，有人暗中「私通蘇聯」、「出賣了蔣介石集團」、「幫了共產主義的忙」，將民主黨執政的20年稱為「叛國 20年」，並將鋒芒直指杜魯門政府。

麥卡錫，並不滿足於既有的反共戰果。他還需要一個重磅人物作為新的靶子，以再造一個大新聞。1951年6月14日，麥卡錫在國務院發表了平生最長的一次演說，直接指責杜魯門政府對外政策重要制定者，曾經擔任駐華特使、國務卿和國防部長，被杜魯門稱作「現今最偉大的人物」的喬治·馬歇爾將軍。

在國務院的演說中，麥卡錫將「叛徒」甚至「謀殺者」的罪名安在馬歇爾頭上。指責馬歇爾二戰中極力反對在巴爾幹開闢第二戰場，使得蘇聯先於西方盟國到達東歐；在雅爾塔會議上蒙蔽羅斯福，使蘇聯在領土等方面獲利；在擔任杜魯門總統派駐的特使，調停國共兩黨衝突期間，暗中支持共產黨，「出賣國民黨」；在國務院任職期間制定了對蔣介石集團不利的政策，「幫助共產黨取得政權」等。

為了進一步羅織、並確認馬歇爾將軍的罪名，麥卡錫還讓他的助手編印了《美國從勝利後退：喬治·馬歇爾的故事》一書，對馬歇爾將軍進行系統化攻擊。1951年冬天，在麥卡錫的無端指責和謾罵中，馬歇爾不得不主動辭職，回弗吉尼亞州里斯堡農場養老。

拿下馬歇爾後，麥卡錫繼續乘勝出擊。從1953年起，開始炮打外交領域。是年4月，在兩名年輕助手的協助下，開始對美國設在海外的大使館藏書目錄進行清查。在這次清查中，美國共產黨領袖威廉·福斯特、左翼作家白勞德、史沫特萊等75位作家的書籍全被列為禁書，甚至連著名歷史學家小阿瑟· 史萊辛格和幽默作家馬克·吐溫的作品也被列入「危險書籍」之列。據估計，被剔除的書籍總數有近200萬冊。在此影響下，美國國內一些城市和學校的圖書館也紛紛查禁甚至焚毀「任何可疑的書籍和雜誌」。

麥卡錫的莫須有罪名攻擊，甚至連神聖世界都不放過。1953年7月，麥卡錫的助手馬修斯在《美國信使》撰文，指責美國耶穌教會牧師中「受到了共產黨的嚴重滲透」。

在「麥卡錫主義」最猖獗的時期，美國國務院、國防部、重要的國防工廠、美國之音、美國政府印刷局等要害部門都未能逃脫麥卡錫非美活動調查小組委員會的清查。僅1953年一年，麥卡錫的委員會就舉行了大小600多次「調查」活動，還舉行了17次電視實況轉播的公開聽證會。

前後長達5年的麥卡錫的大清洗運動，鑄就了大量冤案：

（1）1953年6月19日，著名的美國共產主義人士——羅森堡夫婦（朱利葉斯·羅森堡，Julius Rosenberg，1918－1953和艾瑟爾·格林格拉斯·羅森堡，Ethel Greenglass Rosenberg，1915－1953），因被控為蘇聯做間諜而於處以死刑。

（2）著名物理學家羅伯特.奧本海默，曼哈頓計劃主要領導人之一，為原子彈的研製，為提前結束二戰作出巨大貢獻。被忠誠調查委員會認定有罪，被切斷與核機密的聯繫。后被明尼蘇達大學解僱，到科羅拉多州以放牛為生。

（3）著名左派記者，以對革命的報道著稱的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因支持女權、同情印度獨立和共產主義革命，被稱為蘇聯間諜而流亡英國，於1950年客死倫敦。

（4）二十世紀最傑出的劃時代的物理學家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曾發表聲明，抗議對奧本海默的政治迫害，並通過「爭取公民自由非常委員會」號召美國人民起來同法西斯勢力作鬥爭，因而被麥卡錫公開斥責為「美國的敵人」。

（5）西奧多.哈羅德.懷特（英語：Theodore Harold White），中文名白修德，美國新聞記者、歷史學家和小說家，曾作為《時代》周刊記者在抗戰時期訪華。麥卡錫主義猖獗時期，《時代》老闆魯斯說他不得不開除白修德。各報編輯視其為左翼分子，不敢聘用。後來只好前往歐洲謀生。

（6）著名核物理學家錢學森，也因被指責在戰時參加了美國共產黨的活動，受到了聯邦調查局的傳訊。此後，錢學森多次發現他的私人信件被拆，住宅電話被竊聽，他的「國家安全許可證」也被吊銷。直到1955年離開美國前，錢學森一直受到美國移民局的限制和聯邦調查局的監視。

（7）著名喜劇演員、導演、藝術大師查理·卓別林，因被指責從事「非美行為」，並被懷疑傾向共產黨，被迫於1952年離開美國，定居歐洲。

（8）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諾，同樣遭受迫害，不得不偕同夫人離開祖國，遠走瑞士。1972年2月19 日，斯諾客死日內瓦。

麥卡錫在美國政壇掀起的滔天巨浪，甚至讓同為意識形態盟友的英國也看不下去。英國工黨領袖艾德禮甚至發出了這樣的疑問：在美國外交政策方面，究竟是艾森豪威爾的權力大，還是麥卡錫的權力大？在美國國內，有人發出這樣的感慨：共和黨已經是「一半屬於麥卡錫，一半屬於艾森豪威爾」了。

作為美國愛國主義冤案的製造者與罪魁禍首，麥卡錫事件中的主要元兇，基本沒有被歷史清算：麥卡錫繼續擔任參議員直到1957年病死，埃德加·胡佛（Edgar Hoover，1895年1月1日－1972年5月2日），聯邦調查局第一任局長，在FBI的位置上，任職長達48年，直至病死；羅伊·科恩（RoyCohn，檢察官，后又任職律師，是「麥卡錫時代」里「紅色恐慌」的急先鋒），也繼續擔任公職；羅納德·威爾遜·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麥卡錫事件的幫凶，後來還當上了美國總統。

三、馴化反抗：從「主義」反抗轉向「問題」反抗

從1950年至1954年，是美國歷史中的麥卡錫時間，有著「美國文革」之稱。儘管這一事件的時間長度只有5年左右，然而，它對美國的影響，卻涉及到政治、外交、教育、文化與社會生活等各個方面。

從道德上看，麥卡錫主義是赤裸裸的政治迫害。受其攻擊的人，上至總統親信、高級官員、電影名星，下至一般職員，幾乎無所不包。然而，從後果上看，誠如美國右翼團體對麥卡錫的評價：「了不起的勇敢的靈魂，偉大的愛國者（A great courageous soul,a great American patriot）」。

得出這一評價的根據就在於，作為「美國文革」的麥卡錫事件，在重新確立政治正確的同時，也讓資本主義這一意識形態，成為美國公民的共識。這一美式共識的意義在於，它從根本上塑造了作為一種政治運動——反抗的氣質。

用「三體」的語言來說，麥卡錫事件的客觀後果，就是讓美式反抗或抗爭實現了「降維」，即，從對「抽象主義」的懷疑與否定，轉變為對「具體問題」的不滿與發泄。我們知道，「抽象主義」爭論與衝突，會傷筋動骨，而「具體問題」的不滿與宣洩，充其量是技術性的，不會對既有的體制與制度，形成根本性的衝擊。

歷史地看，自19世紀中後期至20世紀中期，由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意識形態引發的對峙與撕裂，在各個主要國家都有反應。這種國內意識形態之爭，對該國的穩定是有巨大威脅的，而要想重建社會穩定，就必須要消解意識形態之爭，確立主流意識形態，並使之成為大多數國民的共識。從這個角度看，這確實是麥卡錫事件的意外後果。

另一個例證，就是此後美國反抗政治的質變。無論是20世紀60年代，世界革命浪潮下美國表現，還是反對越南戰爭、甚至今天的反全球化抗爭，人們聚焦、攻擊的對象，早就告別了對抽象的制度、價值的攻擊，代之以具體的、可感的現實問題。這也在相當程度上，形成了美式社會穩定的獨特氣質，即，「抗爭性或反抗性穩定」。抗爭，或反抗，不僅不會動搖、衝擊、否定國本，相反，反而會釋放不滿，及時消解社會矛盾，成為社會的安全閥與穩定器。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式共識及其形成歷程，可以為當下正在極力構建新共識的提供鏡鑒。當然，我們要極力避免麥卡錫式方式，他與時代文明是嚴重背離的。特別是，要堅決抵制動員民粹、製造共識的誘惑。據統計，1954年1月，蓋洛普民意調查發現，有50%的美國人支持麥卡錫，而只有29%的人對此不抱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