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史詩：硬科幻之外的另一種可能

文/寶木笑

社會的進步自然包括科學的發展，小說的創作也往往深受時代的影響，但從未有一種題材的小說如科幻小說這般與科學發展結合得如此緊密。自從雪萊的妻子瑪麗•雪萊創作了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科幻小說《弗蘭肯斯坦》，拉開了這一題材小說登上歷史舞台的大幕，科幻小說的發展無疑是極為迅猛的。科幻小說從誕生之日起便與人類科學發展達成了某種共生的關係，在其誕生的19世紀，在其蓬勃發展的20世紀乃至今天，人類工業文明、科學技術發展的博興徹底解放了科幻小說的想象力。從「科幻小說之父」法國的儒勒・凡爾納的第一部科幻小說《氣球上的五星期》開始,科幻小說發展史本身就在印證著這種共生，當年科幻小說中幻想的「潛艇」、「飛船」、「外太空之行」、「智能計算器」等都在今天得到了實現，值得一提的是，科幻小說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進入鼎盛期,還出現了科幻小說的「新浪潮」。

按照文學的發展規律，這種與時代或技術共生的關係無疑是一把雙刃劍，就彷彿遠古的「巫蠱文學」自然會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而淡出歷史舞台，或彷彿當年的「駢儷文」、「花間詞」等因為對文字技巧過分雕琢的慣性而帶入死胡同。科幻小說也不例外，在西方科幻小說的鼎盛期就暗藏著這樣一種隱患，即對技術的盲目崇拜，甚至逐漸拋棄小說的文本屬性，人物扁平化，情節虛弱化，故事貌似龐雜卻主題水平不高，妄圖僅僅用新奇的技術幻想滿足讀者的獵奇心理，這顯然走向了繁榮的反面。如果我們回顧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歐美科幻界，不難發現只有當時站在「新浪潮」旗下的優秀作品如今才最終成為經典，比如艾薩克•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弗蘭克•赫伯特的《沙丘》系列、弗諾•文奇的《深淵系列》、洛伊斯•比約德的《邁爾斯系列》等。

不管是從作品質量還是從影響力來看，弗蘭克•赫伯特和艾薩克•阿西莫夫均可以稱為當時科幻小說「新浪潮」的旗手，而其中又有很大的不同，彷彿兩個人的經典走向了截然相反的命運。不得不承認，阿西莫夫最終成為了日後科幻世界的「君主」，這位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顯然引領了如今我們熟悉和倍加推崇的科幻主流——硬科幻。從《基地》系列開始，很多優秀的科幻作家意識到科幻小說的創作更應該遵循科學的嚴謹，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人們對太陽系和宇宙的研究和興趣,又出現了「硬科幻」的主力軍——太空小說，「超光速」、「靠近中子星」、「人工製造黑洞」、「克隆」等情節風靡了全世界。風格和腔調更像「太空戲劇」的《沙丘》系列顯然被很多「硬科幻迷」所不屑，因為《沙丘》系列顯然不夠注重科技的細節和科技幻想方面的雕琢，科幻迷熟悉的超級電腦和機器人在《沙丘》中竟然都沒有，因此很多科幻迷和研究者喜歡將《沙丘》系列稱之為「軟科幻」小說。

從這一點來看，弗蘭克•赫伯特的《沙丘》系列顯然毅然決然地奔向了「硬科幻」的反面，也註定將承擔起科幻小說發展的另一種可能。《沙丘》的故事背景設定在遙遠的未來，由於星際帝國內部的大家族之間的鬥爭，特別是皇帝的暗中操縱，雷托•厄崔迪公爵在種種原因下帶領家族和部隊，從美麗富饒的卡拉丹星球遷居沙漠星球厄拉科斯（也就是「沙丘」）。這是一顆氣候惡劣，極度缺水，不適合居住的殘酷之地，但又是整個銀河帝國唯一出產「香料」的地方，這種物質可以增強時空感知能力，沒有它，整個宇宙通信系統都會崩潰。而開採「香料」無疑是危險的，不僅會遭遇沙塵暴和游牧者的襲擊，還可能驚醒幾百米長的沙蟲，這種無堅不摧的怪物在沙丘下生活，如同鯨魚在海中游弋……值得注意的是，從開篇「聖母」找到全書主人公——雷托•厄崔迪公爵之子保羅開始，一種類似「中世紀」歐洲的氣息便撲面而來，特別是書中的主要勢力集團不是聯邦、不是政府，而是家族和皇朝，星際家族都有自己的徽記、領地、軍隊，「公爵」、「男爵」等文化符號也一直在提醒著讀者，《沙丘》不是《基地》，這裡的世界一點也不「現代」。

正是在這樣的基調下，《沙丘》實現了一種科幻小說向小說文本自身的回歸。《紐約客》雜誌認為：「按照小說（《沙丘》）的交代，在故事發生的幾百年前，人類摧毀了所有會思考的機器，人類相信，這樣就不會被其他物種取代……這一設定很高明，它將焦點從技術引回到人本身，由此改變了科幻小說『核心是科技，人物和情節為之服務』的風格。」這是很中肯的評價，但作為一代科幻小說大師，弗蘭克•赫伯特顯然不會僅僅止步於此，他有著自己更大的文學野心和追求，他明白在科幻小說進入「系列時代」后，能否構建起一個宏大的小說世界，為科幻故事情節和人物行為提供足夠的「空間」已經成為檢驗科幻小說是否合格的重要標準。因此，他將《沙丘》系列的故事構思和敘事基調定位為「史詩」，但這還是不夠，《基地》等優秀的系列小說也具有「史詩」的特徵，於是弗蘭克最終選擇了「英雄史詩」這一古老的體裁作為《沙丘》這種中世紀歐洲氣息濃郁的科幻小說的歸宿。

毫無疑問，「英雄史詩」的核心在於史詩中的「英雄」，往往處於史詩核心地位的「英雄」都帶有自身的特質，而大多數這樣的「英雄」必然會帶有一定的「神性」。「英雄史詩」源於古代人類原始思維與神性崇拜的相互作用，帶有濃郁的神話色彩，其中的英雄多成為天神下凡或是神的轉生或化身，我們熟悉的格薩爾王與羅摩正是被這樣創造出來的，他們都是神的化身。《沙丘》的主人公——公爵之子保羅的形象正是在這樣的前提下被設定的，穆阿迪布（即保羅的弗雷曼名字）在與沙漠土著弗雷曼人一起抗爭哈克南人和帝國皇帝的戰爭中逐漸成為「神」一般的英雄，「穆阿迪布」逐漸成為英雄的代名詞。《沙丘》每一章節的開篇均以伊勒琅公主的《穆阿迪布手記》等「史書」類引語作為引子，讀者自然能判斷出伊勒琅公主的這些「史書」是在書中世界的後世廣為流傳的「史料」亦或「傳說」，而這種用「史料」作為引子本身就帶著濃濃的「英雄史詩」的吟誦感。

正是在英雄身份預設的前提下，圍繞保羅身上的「神性」，《沙丘》展開了全書，逐步實現了其「神性」的圓滿。《沙丘》的明線顯然是描述厄崔迪家族和宿敵哈克南人的明爭暗鬥，各種矛盾和陰謀從暗流洶湧到全面爆發，保羅和他的家族在沙漠星球厄拉科斯遭遇到滅頂之災，繼而逐步與當地備受壓迫的沙漠土著聯合起來進行反抗。其暗線卻是保羅「魁薩茨•哈德拉克」傳奇身份的一步步實現，而在厄拉科斯的沙漠土著弗雷曼人看來則是傳說中的「李桑•阿爾-蓋布」的降臨過程。我們注意到書中的「魁薩茨•哈德拉克」是銀河帝國最為神秘的群體「貝尼•傑瑟里特」傳說中的「神」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先知」，傳說中說：「某一天會有一個男人降臨在世，通過藥物賜予的能力，發現自己的心靈之眼，他將看到我們（書中代指貝尼•傑瑟里特培養出的具有神奇能力的真言師，有一定預測未來的能力，均為女性）看不到的地方」，「魁薩茨•哈德拉克」將打破時間的局限，成為可以跨越過去和未來的「神」。而弗雷曼人傳說中的「李桑•阿爾-蓋布」雖然來自於無數年前貝尼•傑瑟里特組織在其星球上刻意製造的神話，但就弗雷曼人自身來說，「李桑•阿爾-蓋布」就是他們世代相傳的能夠預知未來的「救世主」。我們可以看到「魁薩茨•哈德拉克」和「李桑•阿爾-蓋布」實際上指向的都是一個角色——充滿神性的史詩英雄。

「史詩英雄」的「神性」往往帶有極強的宗教性和民族性，這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遠遠超越了「神性」本身。在《沙丘》中，這種濃郁的宗教性和民族性隨處可見，並成為了一種特別的文本氛圍。值得注意的是，弗蘭克•赫伯特在「史詩英雄」宗教性和民族性處理方面是極為老辣和嫻熟的，保羅的「救世主」身份從一開始便在弗雷曼人中傳播，而這一身份的被認可卻是在保羅與弗雷曼人並肩戰鬥的過程中，通過其族群地位的不斷提升而逐步鞏固的，實際上這已然是「政教合一」的模式了。當我們看到保羅避免了與原弗雷曼人權力最大的首領斯第爾格決鬥，採取高超的政治手腕破除了弗雷曼人的習俗，讓斯第爾格跪在自己面前宣誓效忠，進一步凝聚起弗雷曼人的人心后，數萬弗雷曼人云集的現場，除了對哈克南人刻骨的民族仇恨之外，充滿著狂熱的宗教氣氛——「當保羅從人群中擠過去的時候，無數只手伸來，想要觸摸他的身體，人群歡呼著他的名字」（P512）。這種「史詩英雄」特有的神性、宗教性與民族性的合一，在全書的後半部分達到高潮，這可以從保羅家族的頭號死敵——弗拉基米爾•哈克南男爵對御駕親征厄拉科斯的帝國皇帝的對話中得到印證：「他（保羅）的子民高呼他的名字投入戰鬥。女人們把她們的孩子扔向我們，然後自己撲到我們的刀上，好撕開我們的防線，讓她們的男人向我們進攻……」（P547）

即便如此，弗蘭克•赫伯特卻並未滿足，他明白《沙丘》創作的年代畢竟不是古代的「史詩時期」，相對應的就是對於「史詩英雄」的刻畫顯然要實現一種升華。這種升華集中在對保羅內心的矛盾與焦灼的深刻刻畫上，保羅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史詩英雄」，他的身上在「神性」之外充滿著「人性」的光輝。由於保羅來自母親的貝尼•傑瑟里特基因和從小訓練，特別是在沙漠星球無處不在的「香料」（正是貝尼•傑瑟里特傳說中激發「魁薩茨•哈德拉克」潛能的藥物）熏染下，保羅實現了對未來的無限預測。然而，保羅看到未來無數的平行宇宙都指向一個結果——弗雷曼人從厄拉科斯沖向整個宇宙，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屍橫遍野的「聖戰」，對此保羅是極為痛苦的，他不願這樣的慘劇出現，「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念頭，他們都以為我要登上皇位，但他們並不知道，我這麼做只是為了阻止聖戰」（P559）。

在保羅對自己的認知上，我們甚至看到了一種充滿著人性特質的痛感和脆弱，當保羅第一次意識到自己「神性」的爆發，海量的信息湧入他的腦海，他不但可以預見未來，甚至周圍一切微小的差異，比如濕度的細微變化、溫度的微降、一隻蟲子慢慢爬過帳篷的屋頂等都能被他近乎全知般的「心靈之眼」捕捉到，在這個時候，沒有睥睨天下的狂喜，我們見到的是一個年輕人面對巨變的真實寫照：「我是一個怪物！他想，一個怪胎……他發覺自己正在用雙拳捶打帳篷的地面」。（P227）

在西方科幻小說史上，《沙丘》崛起於「英雄史詩」，卻並未止步於此。「英雄史詩」只是弗蘭克•赫伯特為《沙丘》找尋到的最好載體，他最終的文學理想和意圖卻走得更遠，通過《沙丘》系列，他一直在試圖探討諸如哲學、宗教、心理學、政治學和生態學等方面的複雜問題。弗蘭克作品最大的特點，從文本外在形式角度講，是前面提到的對「史詩世界」的成功構建，《沙丘》構建出了一個宏大的史詩世界，書中描述了「沙丘宇宙」中的幾乎每一個方面，包括術語表、引文和歷史資料等，給讀者以無比生動翔實的感覺。而在《沙丘》之前，幾乎沒有一部科幻小說能營造出如此細緻入微的科幻世界真實感，美國《圖書館雜誌》評價說：「《沙丘》在科幻文學中的地位就如同《魔戒》在奇幻文學中的地位」是有一定道理的。

而《沙丘》作為第一部「生態學科幻小說」在文本內核思想角度講，則是對人類的生存和進化問題的深入思索。弗蘭克是第一個普及「生態學」和「系統思想」這兩個概念的科幻作家，其對科幻文學最大的貢獻就在於其提出了一種有別於單純「硬科幻思維」的創作理念，即科幻小說的主題一定要高於情節，更要高於科幻技術的設定，為了主題的實現甚至可以一定程度上捨棄科幻技術的元素，這顯然是大膽而富有遠見卓識的。在《沙丘》之前，科幻小說想要成功，就必須具備精彩的技術構思，為實現「硬科幻」的目標，很多作品甚至將人物和情節這些文學作品的核心要素都忽視掉。而在弗蘭克的「沙丘宇宙」中，他故意抑制了技術描寫，以便能著重探討人類在環境壓力、人的潛能、國家意識、宗教衝突等方面的問題。

為此，弗蘭克寧願《沙丘》成為「軟科幻」的代表，也不願捨棄其對科幻小說更多的期待和初心。歷史是公平的，雖然沒有像《星戰》系列等作品那樣成為全球的科幻流行元素，但一直以來弗蘭克和他的《沙丘》仍然在各類榜單中位居前列，是無數科幻愛好者心中的「小眾聖經」。誠然，「硬科幻」展現了科幻小說最為奪目的題材魅力，但當人類進入二十一世紀，隨著氣候變化、中東局勢、能源危機等問題的層出不窮，《沙丘》顯然比50年前更具現實意義。在某種程度上，《沙丘》更像是一種啟示：也許在「硬科幻」之外，科幻小說還應該有另一種可能，她將擺脫對科學技術文本構思近三個世紀的痴迷和束縛，回歸科幻哲思的本源，展現更為深刻的未來史詩，讓每一個喜愛科幻小說的讀者都能成為自己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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