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遺產業化是未來方向

2003年，《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32屆大會上通過，這意味著以傳統、口頭表述、節慶禮儀、手工技能、音樂、舞蹈為代表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將受到大力保護。

2005年，國務院發布了《關於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並確定了「國家+省+市+縣」的四級保護體系。

從2006年起，每年六月的第二個星期六為的「文化遺產日」。

此後國家每年都會不同程度地強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和保護，其主要發展方針是「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傳承發展」。

2017年，國家更是強調「堅定文化自信，講好故事。」非遺作為最具文化價值的文化品類，這12年來，其傳承與保護情況到底如何？還有怎樣的想象空間？《經濟》記者帶著這些問題，來到全國紅色文化資源大省——陝西一探究竟。

40-50歲的傳承人挑大樑

記者來到陝西省文化廳，看到鳳翔泥塑、安塞剪紙、耀州窯陶瓷、澄城刺繡等12個獨具陝西特色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產品被展示在裝修風格一致、具有漢唐風韻的門面房中。「這12個門面房無償提供給各地市文化局，用於展示陝西優秀傳統文化。」陝西省非遺處處長劉衛東說。

截至目前，陝西省共有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代表性傳承人46人、省級398人、市級1281人、縣級3977人。

記者分別走訪了延安市、銅川市、寶雞市涉及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代表性傳承人10餘人。

延安市文化局副局長孫文芳告訴《經濟》記者，目前延安市共有12個國家級非遺項目，但只有8個國家級非遺傳承人。「其中陝北民歌傳承人賀玉堂、安塞腰鼓傳承人曹懷榮、安塞剪紙傳承人高金愛已去世，剩餘5位傳承人的平均年齡超過73歲，而且安塞剪紙傳承人李秀芳已癱瘓在床，失去了傳承能力。」談及國家級非遺傳承人的現狀，孫文芳眉頭緊鎖，十分揪心。「好在前兩年以採訪他們的下一輩或者周邊人等用數字化方式做了一些搶救性傳承，保留下來一點，要不然可怎麼辦啊？」

非遺傳承是活態傳承，其最大特點是人在藝在，人亡藝絕。

在陝北民歌的傳承上，孫文芳他們選出了新的傳承人——王玉成。《經濟》記者採訪王玉成時了解到，2006年，他因為偶然的機會在公開場合唱了幾嗓子，人們都說他有天賦，加上他自己從小也喜歡唱民歌，所以自此開始了唱民歌的生涯。

經過短短一年的時間，王玉成創辦了自己的藝術團，不僅一個人承包了團里所有的支出，還想辦法給藝術團的成員發工資。「為的就是讓藝術團的人能夠堅持下去，把陝北民歌唱遍大江南北。」王玉成說。

2014年，王玉成的藝術團成為「陝北民歌保護傳承基地」。也的確，王玉成為了陝北民歌的保護和傳承做了很多事情，如定期帶藝術團的成員下鄉採風，辦民歌比賽，每年招收10-20個學生，積极參加文博會等。

收效還挺顯著，王玉成解釋說，陝北民歌關鍵在於原生態，而陝北人民大多天生都有一副好嗓子。「口傳身教的方式還比較管用。」

安塞剪紙的傳承人數量稍微多一點，其中以李福愛、餘澤玲、余琴等人為主要代表。《經濟》記者分別採訪了這三位傳承人，了解到他們除了會剪紙外，還會畫農民畫，題材以表現陝北的風土人情為主。

余琴的一組農民畫讓記者印象深刻，她以黃土地上人們即將消失的生活場景、勞動場景為題材進行創作，可謂「非遺中的非遺」。她告訴記者，剪紙是陝北婦女表達自己內心情感的一種方式。以前一位寡婦用剪紙的形式表達對自己丈夫的思念，「把他一生的情況都用剪紙表現出來了。」

余琴她們剪紙已剪了30餘年。30年前剪紙是為了給家裡增添點節日的氣氛，做裝飾用，現在剪紙「有時候是為了追憶黃土人民的生活，有時候是作為一種閑暇時的消遣。」

但不可否認的是，剪紙傳承的主力是她們。

存在同樣情況的還有耀州窯燒制技藝的傳承人孟樹峰。《經濟》記者了解到，他已退休，目前以到各地活動講學為主。記者到銅川市耀縣見到的傳承人是沿用傳統工藝的其他人。「耀州窯陶瓷研究所主要做研究工作，並不涉及技藝的實戰。」耀州窯陶瓷研究所相關負責人單超告訴記者。

在陝西省其他市也是如此——真正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很少在一線，新一代傳承人的年齡大概是40-50歲，他們這個群體成了非遺傳承的主力。

多方式擴大非遺影響力

記者在走訪過程中，不僅看到了非遺的現狀，也了解了非遺傳承和保護領導層面的一些想法。

陝西省文化廳方面，劉衛東表示，他們不僅重視組織機構建設，為非遺保護提供組織保障，還努力探索保護工作的新方法、新方式，採取積極舉措推進項目科學保護，而且從基礎教育入手，普及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知識等。比如，積極開展非遺「四進課」，在全省部分中國小試點開展了傳統體育進體育課、傳統技藝進手工課、傳統美術進美術課、傳統音樂進音樂課的試點探索。

在擴大非遺影響力方面，政府層面鼓勵與旅遊結合。

把文化與旅遊結合得最為緊密且目前已初見成效的當屬延安市。每年從4月份開始，延安市就迎來了旅遊旺季。「目前已經打出品牌的是延安市安塞縣，它是腰鼓之鄉、民歌之鄉、剪紙之鄉、繪畫之鄉、曲藝之鄉。」孫文芳介紹說。

安塞腰鼓是陝北特有的地域文化現象，表現了陝北人的精神風貌和陝北古老的歷史，並能較全面地展現陝北文化的狀態——第一，陝北的山、水等自然景觀呈現出的文化；第二，陝北人在生存和發展中形成的文化；第三，陝北交通工具、生產工具、生活用品等呈現的文化；第四，反映陝北人氣質、性格、行為處事、風俗習慣等精神層面的文化。

陝北民歌以抒發情感見長，內容豐富，題材廣泛，通俗易懂，易於流傳。這便是古人所說「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寫照。「信天游」就是民歌手們隨心所欲唱出來的。

孫文芳說：「這些都是延安市豐富的文化資源，未來會加大力度進行推廣和宣傳。」

此外，為擴大當地非遺影響力，陝西省還積極採用現代化科技手段，做出了有影響力的影片。

比如，孫文芳策劃製作發行的目前國內唯一用剪紙動畫藝術形式反映新農村建設的30集剪紙動畫《延河灣》，以及《東方紅》、《趕牲靈》、《蘭花花》、《想起我的男人背地裡哭》四部微電影。孫文芳說：「將古老的陝北剪紙、民歌與現代高科技動漫及時尚微電影相結合，可以探索民間剪紙和民歌的產業化發展和國際化傳播之路。」

其中《延河灣》榮獲了陝西省重大文化精品工程獎和全國「金喜鵲」原創動漫優秀作品獎；四部陝北民歌系列微電影先後榮獲第三屆亞洲國際微電影節優秀影片獎、第三屆微電影大賽最佳影片獎、金雞百花電影節·國際微電影展優秀影片獎等30多項大獎。

記者觀看了微電影《蘭花花》，其講述了陝北高原上最美的女子蘭花花本與楊五娃青梅竹馬，彼此相愛，卻被賭博的父親輸給了周家，五娃為了救花花不幸被抓，花花為了五娃跳下了山崖的故事。

「根據這個故事創作的民歌《蘭花花》，是陝北民歌中的經典之作，被稱作陝北高原上的《梁祝》。許多年過去了，那動人的故事和凄婉的旋律，依然在黃土高原上傳唱。」孫文芳表示。

有此想法的還有銅川市的政府官員，銅川市文物旅遊局局長惠善利曾公開表示「要按照5A級景區的標準建設耀瓷文化景區」。

單超表示：「耀州窯文化的價值遠遠沒有被挖掘出來，目前與耀州窯相關的只有耀州窯陶瓷這一款非遺產品。」

銅川市耀縣是以煤礦為主的縣城，目前迫切需要進行消費轉型升級。單超認為，還需對耀州窯遺址進行保護。「耀州窯的代表不僅是青瓷，還有唐代的唐三彩等，這些工藝都是很先進的。」此外，還需與耀州窯博物館、陳爐園區、黃堡園區形成命運共同體，一同挖掘文化資源，打造文化旅遊生態。

非遺傳承人觀念有所進步

令人可喜的變化是，在政府的推動下，非遺傳承人已經意識到政府給的扶持資金遠遠解決不了他們的根本問題，依此狀態下去，非物質文化遺產融入生活，走入尋常百姓家將成為空談。

記者明顯感覺到非遺傳承人力圖改變現狀的迫切感。

在採訪中，記者問及剪紙傳承人是否願意把剪紙商業化，餘澤玲說：「我們也很矛盾，商業化吧，擔心失去了傳統的東西；不商業化吧，看此情況生存空間會越來越小。」

餘澤玲用剪紙這門技藝供孩子讀書，並保證了家裡大大小小的開支。「現在我做兩手準備，一部分是做傳統的剪紙，另一部分是走商業化路線。」餘澤玲說出了自己的解決辦法。

陝北說書傳承人曹伯炎在這方面找到了平衡。

曹伯炎很早就意識到民間傳下來的段子固然經典，「但沒有市場，沒人願意聽。」曹伯炎癟著嘴，攤開手，表示很無奈。

但陝北說書還是要繼承和發展的。於是曹伯炎在傳統的段子中融入了現代的元素，比如，使用傳統段子的旋律，加上現代化的詞兒。同時，曹伯炎多次對《經濟》記者強調：「像《刮大風》這種傳統的段子是必須要學會的，這是核心競爭力。」

多年來，在傳承方面他也一直這樣要求學生。在曹伯炎家族的推動下，陝北說書已從地攤文化轉向在人們心目中有地位、有影響力的檯面文化。這與他們「用心說書」是分不開的。

記者走訪「帶動當地經濟發展的文化品牌產業——鳳翔泥塑、耀州陶瓷」時發現，他們的特點是都採用訂單式銷售模式，走的路線也偏向中低端。胡新民表示：「我也希望一年製作幾件頂尖的、無可挑剔的作品，但各種事情纏身，沒辦法潛下心來創作。」

耀州窯陶瓷中的唐宋陶業，從拉坯到花紋的創作全是純手工，一個四件套的功能性陶瓷賣只180元。而真正價位比較高的，基本是因為創作者或者花紋製作者較有名氣，人們主要以收藏、增值為目的購買。

總體來說，這些做得比較好的傳承人，其思想觀念都能與時俱進。像陝北民歌傳承人王玉成等，基本都把非遺傳承作為一項事業來做，用各種方式把非遺的種子撒得更多、更遠，而不是以前那種「只傳自家人」的傳統觀念。

非遺產業化發展是未來方向

儘管如此，非遺活態傳承還是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知名文化學者袁茂林告訴《經濟》記者，他下了這樣一盤棋：以文化產業園區為載體，以文化廣場的形式進一步挖掘和展現延安的歷史文化，並找到與當下的契合點；以非遺傳承研發基地為落腳點，匯聚非遺傳承人、特色非遺產品，形成集觀光、體驗、學習為一體的樂園；以非遺博物館、民俗館為依託，以「三黃兩勝」（黃河、黃土、黃土風情；文化勝地、革命勝地）為特點體現尋根文化。

袁茂林解釋說，1942年5月23日，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文藝發展指明了方向。這個特殊的日子有著里程碑式的意義。鑒於此，袁茂林把「5·23」這個文化符號根植於文化創意園區的名字中，讓人們重溫75年前毛澤東同志的《講話》精神——牢記「生活是文學創作的源泉」、「我們的文藝屬於人民」、「人民是文藝工作者的母親」等教導，進一步增強責任感和使命感，增強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

「以延安得天獨厚的文化優勢，在厚重的黃土地上用文化補『鈣』，用文化產業的大手筆來撬動文化和經濟的共同繁榮。」這是袁茂林最終的目標——形成文化、旅遊、金融良性循環的產業鏈。

但這些目前都還只是構想，具體落地實施還需資金推動。

孫文芳也向記者說過：「非物質文化遺產產業化開發是我心裡的一塊大石頭。」這些年她做了很多嘗試，想了很多辦法。

孫文芳想以「國家級陝北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建設項目為龍頭，科學規劃，統籌實施，加強陝北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整體保護和活態傳承。比如，通過「公司+農戶」的模式，啟動實施「延安民間藝術產權交易中心」、「民間藝術品O2O交易平台」和「民間藝術專業村」建設項目。同時，在棗園路和橋兒溝建設「延安非遺街區」，開發「民間藝術一條街」和「特色美食一條街」，集中展演民歌、說書等民間音樂，展示剪紙、農民畫、布堆畫、刺繡等手工藝製品，提供仙草、煎餅、羊肉等名優小吃，讓外來遊客集中感受、體驗陝北文化的底蘊。「一方面帶動民間藝人增收致富，另一方面也帶動延安文化旅遊產業的發展。」孫文芳說。

她希望能儘快啟動「延安非遺博物館」和「非遺資料庫」建設工程，加強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搶救性保護，並實施「非遺陝北」民間手工藝大賽、非遺美食大賽和王向榮師生陝北民歌演唱會等項目。

但讓她繞不過去的現實是，缺乏啟動資金。這也是市縣級非遺活態傳承目前存在的最大問題。

值得肯定的是，他們的發展理念非常符合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只有紮根於腳下這塊生於斯、長於斯的土地，文藝才能接住地氣、增加底氣、灌注生氣。」

錄音機前張俊功的學生——曹伯炎

說起陝北說書，了解的人應該都知道張俊功這位具有歷史意義的人物。在上世紀70年代，他對說書進行改革，把坐場改為走場，把一人改為多人，自成一派。之後，陝北說書的人物角色更加明確，互相酬唱應答，有了身段及表情表演，並且講究舞颱風度及手、眼、法、步等規範，使這門民間藝術得以向前發展。

在陝北曹氏家族，有這樣一位陝北說書傳承人，經常會被人們認為是張俊功先生的學生，他就是曹伯炎。曹伯炎笑著「糾正」說：「我是錄音機前張俊功先生的學生。」

1993年，曹伯炎正式開始學說書，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學得比較晚，但喜歡得比較早」。

陝北說書的人最開始是盲人。曹伯炎幼年時，每次盲藝人到村裡說書，他都會在旁邊觀看，「包括他們怎麼把工具綁到腿上。」曹伯炎向《經濟》記者介紹說。但在舞台上表演的經歷，曹伯炎還沒有過。

因此，在學說書的過程中，需要克服的第一關就是「要把臉裝到袖筒裡面去。」曹伯炎說，那時候不會表演，眼睛也不知道往哪看，最致命的是一說書就臉紅。

「好在以前在劇團給別人做了十幾年的伴奏，有一些音樂底子。」曹伯炎認為這段經歷很重要。所以他有意進行反覆練習，一點點習慣在舞台上的那種感覺。

第二個要克服的難關是「唱完了不知道如何結束」。那時候也沒有人教，曹伯炎就買來張俊功老先生的說唱磁帶，放入錄音機中，一天天跟著練，跟著學。「我風格和張俊功先生很像，這才讓很多人認為我是張俊功先生的學生。」曹伯炎說。

現在作為傳承人的曹伯炎，除了當初的那份對陝北說書的熱愛，肩上更多了一份傳承的責任。曹伯炎總是告訴剛開始學習的年輕人，「這不是玩的，是要傳承下去的。」

曹伯炎從自己做起，先讓自己的兒子學，後來採用免費收徒等形式讓更多的年輕人來學習。

開始總是很難的。曹伯炎告訴記者，剛開始他讓兒子學時，兒子認為「這玩意土不拉幾的」，後來學著學著覺得這還很有意思。

曹伯炎明顯感覺到這兩年來學習的人多了。這既讓他欣慰，也讓他感到擔憂。

在曹伯炎看來，陝北說書有「不分場合、快捷方便、觸景生情、通俗易懂」的特性。但關鍵還在於「要用心去說」、「要有音樂基礎」。採訪中，曹伯炎反覆強調學習傳統段子和學習音樂的重要性。

為了適應市場的需求，曹伯炎一直在創新，「但傳統的東西不能丟。」主要是用詞更加現代化，「採用觀眾能聽懂的詞語，用陝北說書的旋律來表現。」

泥土疙瘩「變型記」

這個院子已經是鳳翔泥塑傳承人胡新民第四次動工了。

每次都是把賺的錢全部用到鳳翔泥塑的傳承和發展上面。胡新民為此堅持了41年。

胡新民19歲去美國，要把鳳翔泥塑發揚光大的種子就已根植心間。

胡新民告訴《經濟》記者：「去美國的經歷，使我深刻體會到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受歡迎的程度，從此也立下宏願，要把鳳翔泥塑作為一生的事業。」

1976-1989年，按照胡新民的說法，這段時間是鳳翔泥塑發展的旺盛期，「那時候全村人都做泥塑。」

本應良性發展的態勢在1988年底突然變了。首先是胡新民發往新加坡的7000件泥塑被告知「全部破碎」；再者是前來看鳳翔泥塑的人認為「鳳翔泥塑沒有新意，十幾年都如此」。

因此，鳳翔泥塑的產量下降了。胡新民說，那時候村上的人，能轉行去做農作物的都轉行了，「只有我一個人在堅持著。」

但這期間存在的問題是，胡新民沒有錢。於是1989-1996年的這段時間，胡新民在外面打工掙錢，以此來支撐鳳翔泥塑的發展。但在這個過程中，他並沒有脫離他的老本行，仍然做著泥塑，「為以後的崛起做準備。」

在7年的時間裡，胡新民解決了鳳翔泥塑的幾大致命問題。首當其衝的是「如何才能讓鳳翔泥塑摔不爛」，胡新民告訴記者，他當時試了各種粘合劑，「要麼會出現發潮的情況，要麼還是會碎」。後來，胡新民與西安城鄉管理處的人打交道時，偶然提到自己在琢磨怎麼讓鳳翔泥塑更堅固的問題。有人告訴他，古人修城牆的技術或許可以解決。

胡新民立馬回去實驗，還真成功了。

漸漸地，鳳翔泥塑的生意好起來了，可另一個問題又接踵而至——產量跟不上。

胡新民先是研發做泥塑的模具，後來模具收縮時間長等因素還是制約著產量。胡新民決定用15分鐘就能投入使用的石膏模具來代替原有的模具。「日產量提高了不止10倍。」

這才有了現在鳳翔泥塑的地位，他的作品還登上了雞年春晚。

現在胡新民不愁泥塑，愁的是人才不夠。「同樣是招人，大學生不願意來，因為我這裡是農村。」胡新民說。

為此，他也在做其他的嘗試，比如建國家級的泥塑博物館。

這一路走來，胡新民感觸很深。他認為，只有讓作品在市場上有價值，這才能更好地傳播傳統文化。以鳳翔泥塑來說，其主要特點就是用色比較純，「是正紅就是正紅，是綠色就是純綠色，不摻任何其他的顏色。」

記者在胡新民的傳習所看到，鳳翔泥塑已經開始往實用方面發展，比如，掛在牆上的裝飾。

一個泥土疙瘩發展到現在不容易，離不開胡新民的鑽研探索和不放棄。他認為是老祖宗的文化讓他有自信把鳳翔泥塑做起來，這也是支撐他前進的內在動力。

文/《經濟》雜誌記者 李晗

《經濟》——見證與思考的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