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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昭晰:保護文物不能光靠「拍桌子」

毛昭晰:保護文物不能光靠「拍桌子」

學人小傳

毛昭晰,1929年出生,祖籍浙江奉化,史前史學家、浙江大學歷史系教授、浙江省博物館名譽館長、浙江省考古學會會長、浙江省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專家委員會主任、自然科學博物館協會名譽理事長、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八屆浙江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國際博物館協會會員、英國圖書館協會會員。主要著譯有《世界上古史綱》(合著)、《世界上古史》(合著)、《世界古代中世紀史》(合著)、《大百科全書考古卷》(特約編輯)等,此外還發表了《羽人和海上之路》《浙江支石墓的形制和朝鮮半島支石墓的比較》《關於史前遺址博物館的幾個問題》《江南文化和古代日本》《遣唐使時代五島列島和明州的關係》《臘瑪古猿的發現及其重要意義》《蒙昧時代低級階段是從猿到人的過渡時期》《論古典奴隸制是否奴隸制的典型形態》等數十篇論文。他參加翻譯的《泰晤士世界歷史地圖集》被學術界列為30種中文史學名著之一。

作為教授,三尺講台前,學生們猶記「他講課時用德文、英文、俄文、義大利文互相校勘史料」的那份瀟洒;作為專家,他在專業領域屢填空白,發布的創見一次次在學界引起震動;作為官員,他保護了眾多文物古迹,使浙江「文物大省」的讚譽當之無愧。

他就是文博界功勛卓著的名家——毛昭晰。20世紀90年代初,四川井研縣黃石坎發現的蜥腳類馬門溪龍科峨眉龍屬的恐龍化石新種,為表彰毛昭晰在文博事業上的貢獻,這一新種以他的姓氏命名為「毛氏峨眉龍」。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毛昭晰秉承著知識分子述往聖思來者、賡續道統和學統的使命,生命不息,奮鬥不止。2009年6月,文化部、國家文物局授予毛昭晰等21位文博專家「文物、博物館事業傑出人物」榮譽稱號,表彰決定這樣寫道:「儘管已是耄耋之年,但他始終心繫文博事業,為文化遺產保護嘔心瀝血,奔走呼籲,實踐著他『要為保護文化遺產奮鬥到底』的錚錚誓言。」

1986年,一條新聞轟動日本史學界——《稻作農業傳播到日本的路線 學者提出新學說》。此前,日本史學界一直認為,稻米是從阿薩姆和的雲南經華南、台灣、琉球群島傳到日本九州的,而在日本島根舉行的松江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毛昭晰提出了全新觀點:稻作農業傳播的先決條件是傳播者必須具備種稻技術,而琉球群島農業出現是800年前,讓當時以捕魚為業的漁民來傳播稻作農業,這是不可想象的。

毛昭晰考證后提出,稻作農業是從長江下游的浙江舟山經海路傳入日本的,其「江南道路說」很快得到日本學者的認同。

在韓國,學界一直認為稻作是從的東北傳入朝鮮半島的。1995年,毛昭晰應邀在漢城大學(今首爾大學)演講時提出新觀點:稻作農業是在史前時代從江南越過大海傳入朝鮮半島的,並列舉許多事例以證明。此論一出,韓國學界一片「嘩然」。

「嘩然」之後,韓國探險協會會長尹明喆博士等四位學者專門來驗證毛昭晰的觀點,他們從浙江鎮海乘竹筏向朝鮮半島漂流。首次漂流因遇颱風而失敗,1997年再次漂流歷時24天,終於成功登陸仁川。此事轟動世界,各國媒體紛紛報道。

自1978年起,毛昭晰倡議開設文物及博物館學專業,多方奔走,他當時執教的杭州大學終於從1981年開始招生。毛昭晰親自製訂課程計劃,親自授課,為日後浙江省博物館事業的發展培育了大批人才。

就在毛昭晰縱橫馳騁於專業領域並取得累累成果時,一紙任命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1983年6月,浙江省委決定:任命毛昭晰為省文化廳副廳長兼省文物局局長。

但毛昭晰捨不得講台,一開始拒絕了這一任命。浙江省委耐心做他的工作,同意他關係留杭大,邊教書邊兼職。在這樣的情況下,毛昭晰同意了。

一個本可獨步學界的優秀學者,不情願地走入仕途,卻成為浙江文物界的大幸。正是這一紙任命使浙江這個「文物大省」的大批古城、古鎮、古文物在城市化狂潮中免於被毀。

一上任,毛昭晰便深陷城市建設與文物保護的劇烈衝突之中。

剛踏進辦公室,電話就急劇地爆響起來:「毛局長嗎?我是寧波的文保員,他們在拆月湖庵啊……」電話里的聲音焦急萬分。

電話是寧波市一個叫王奎堂的業餘文保員打來的。

寧波市區有個月湖,月湖旁有個月湖庵,400多年前,日本畫聖雪舟居寧波時常去此處,這是一個重要的文保單位。

王奎堂上班途經月湖庵時發現,農民工正在月湖庵房頂扒瓦片,月湖庵怎麼能拆?忙趨前詢問,農民工說,有關部門要求他們一周內將月湖庵拆除。王奎堂急了,忙趕到市文物局,局長無奈地說:我們已無力制止,只有找省文物局的毛局長也許還有救。

毛昭晰頓感問題嚴重。他馬上給寧波市長打電話制止,隨後又給分管副市長打電話:「月湖庵拆除有沒有報批?未批就拆,這是嚴重違法的事件!不能拆啊,馬上停下來!」

在毛昭晰的制止下,月湖庵拆除工程停下了,但三進樓宇的第一進已被拆掉。

同樣是寧波,為建公園,決定將張蒼水故居搬遷。毛昭晰聞訊立即打電話,勸說寧波放棄搬遷。他說:「張蒼水是民族英雄!他的故居已有400多年歷史,是重要的文物,不能拆!」寧波方面辯解說,異地重建是為了更好地保護。他嚴肅表示:「異地重建就是對文物的破壞!」

張蒼水故居保下來了。后寧波盛傳,張蒼水故居沒拆「是因為一位領導發脾氣拍了桌子」,這個「拍桌子」的領導就是毛昭晰。毛昭晰聞訊苦笑了,他哪會拍桌子,保護文物的事不是「拍桌子」能解決的,更多時候需要求人。

1985年,毛昭晰視察餘姚河姆渡文化遺址,所見景象使他非常痛心。

1973年,餘姚河姆渡考古發現轟動世界,400平方米的古糧倉內堆放著120噸稻穀。世界考古史記載,最早發現水稻的記錄是印度和泰國。河姆渡的發掘改變了這一記載,出土的水稻距今7000年,比印度和泰國都早,河姆渡因此被稱為「古代水稻聖地」,稻穀首先由印度和泰國發現的歷史被改寫。日本人更是把河姆渡奉為「世界水稻聖地」。

然而「聖地」正在被世俗侵蝕:河姆渡遺址在新成立之初僅4戶人家,到20世紀80年代已繁衍成兩個村莊40多戶和3個工廠,轟動世界的遺址正在被蠶食。

一個省文物局局長,沒有決定行政區域搬遷的權力。毛昭晰輾轉反側,夜不能寐。突然,他想起對文物很重視的老省長李豐平,遂登門拜訪。

聽了毛昭晰的彙報,李豐平坐不住了:「走,我們一起去看看。」

現場座談會召開了。會議決定,遺址現場的村莊和工廠限期搬遷,經費由省、市、縣三級財政解決。更使毛昭晰振奮的是,就在這次會上,他關於建立河姆渡遺址博物館的建議得到通過。

1993年,河姆渡遺址博物館建成並對外開放。

1986年某日,一位長者走進毛昭晰辦公室,遞上了一封由紹興四位社會賢達聯合署名的《為保全紹興市秋瑾紀念碑的緊急呼籲》。

讀罷此信,毛昭晰眉頭鎖緊。

紹興,一個具有2000多年建城史的古城,在城市化浪潮中,古城的文物也面臨危機。秋瑾紀念碑矗立在紹興市中心的解放路上,有人認為妨礙交通,市裡決定搬遷。消息一出,輿論嘩然。

投書者是邵鴻書,紹興稽山中學校長。「秋瑾紀念碑不能拆啊!」老人對毛昭晰說。

「絕對不能拆!我一定不讓他們拆!」毛昭晰堅決地說。

送走老人,毛昭晰撥通了當時正在紹興市有關領導的電話。但得到的答覆是紹興市長辦公會議已作出決定,搬遷恐已無法避免。

情況緊急,刻不容緩,毛昭晰馬上驅車奔赴紹興。

毛昭晰找到紹興有關領導遊說,陳述的理由很充分:秋瑾是全國景仰的民族英雄,她遇難后,靈柩和墳墓11次被遷,這樣一位為民族犧牲的烈士,不能讓她的遺骨都不得安寧。秋瑾1907年被清政府殺害后,是周恩來總理的姑父王子余先生提議為其立的碑,1930年建成的紀念碑就立在秋瑾的「正命之處」——她就義的古軒亭口,蔡元培寫的碑文,手書碑文的是著名書法家于右任。

這樣一座具有重大歷史意義和教育意義的文物,絕對不能拆。

有關領導解釋,搬遷是為了市民出行更方便。秋瑾就義未必就是現在的軒亭口,遷移是為了更好保護。毛昭晰則堅持:秋瑾就義的地點,紀念碑碑文寫得清清楚楚,是秋瑾的「正命之地」。秋瑾是革命先烈,我們後輩要對得起這些先烈,保住秋瑾紀念碑就是保住中華民族的正氣。

毛昭晰通過各種途徑做工作,回杭州后又火速給紹興市發函,制止搬遷。一系列工作終於產生效果,秋瑾紀念碑保下來了。

毛昭晰保護秋瑾紀念碑的事傳開后,在文物界反響強烈,在紀念秋瑾逝世100周年學術研討會上,山東大學教授郭延禮、長春師範中文系教授郭長海當著全體與會者的面,起立向毛昭晰鞠躬致敬,表達他們對為保護文物作出重要貢獻者的崇敬之情。

20世紀60年代,香港一名記者初到杭州,出火車站,但見綠樹濃蔭,蒼翠一片,城市被綠樹遮蔽住了。談起當年從《參考消息》上讀到的這則報道,毛昭晰至今難忘。

「當時在西湖泛舟,西湖的南、北、西面均為綠蔭繽紛的山,城在湖東,三面青山一面城,東面的城掩映在綠樹中,見不到高樓。」毛昭晰說。

然而,城市化的浪潮猛烈地衝擊了這座古城。「高樓越建越多,越建越高,湖東的城成了一堵牆,三面青山一面城已成為三面青山一面牆。」毛昭晰無奈地嘆息。

杭州的胡慶余堂是當今難得一見的古葯號,國家級文保單位。一次,毛昭晰陪同自然博物館協會的專家參觀,專家們對這座古建築讚不絕口。但他們卻不知道,這個國家級文保單位也遭遇過波折。

1984年,浙江省考古所專家王士倫匆匆找到毛昭晰說:「胡慶余堂要拆了!」

有兩大古葯號,北有同仁堂,南有胡慶余堂,北京的同仁堂已無可挽回地被拆了,被譽為「江南葯府」的胡慶余堂是碩果僅存的中藥號,其優秀的醫藥文化傳統的價值是任何建築無法取代的,怎麼能拆?

毛昭晰聞此非常震驚,馬上親自趕到現場,找到胡慶余堂製藥廠廠長予以制止。「胡慶余堂這麼重要的文物,絕對不能拆啊!」

廠長反問:「胡慶余堂要不要發展?你能保證我們生產發展嗎?生產要發展,破房子必須拆掉重建!」

勸說無果,毛昭晰很焦急,他一邊讓文物局相關部門準備資料,將胡慶余堂申報國家級重點文保單位,一邊找到杭州市委領導反映,胡慶余堂不但要保,還要建博物館。

在杭州市委市政府的干預下,胡慶余堂保住了。

1988年,國務院批准胡慶余堂為全國重點文保單位。

個人的力量畢竟有限,毛昭晰動員各方力量參與文物保護工作。他強調,保護文物,人人有責。他對基層的業餘文保員非常重視。一次,某縣召開業餘文保員會議,他推掉省里幾個會議專程趕去參加,這使該縣文化局局長既意外又感動。毛昭晰在會上說:「業餘文保員是一支保護文物可以依靠的力量,我特地來向廣大業餘文保員表示感謝和敬意!」

毛昭晰在各種會議上說,文化是城市的靈魂,一個城市有文化遺產就有了歷史,有了研究價值,有了記憶、審美、旅遊和觀光價值。胡慶余堂里藏著江南藥店的記憶,秋瑾紀念碑里藏著近代革命的記憶,古運河碼頭藏著漕運的記憶,是這些記憶成就了歷史,這些共同的歷史構成了文明古國的文化。

「杭州許多老街、小巷、石橋、古井,體現了樸素、淡雅的城市格調。」毛昭晰說,「杭州原來許多住家院子里有天井,牆壁上都爬滿了薔薇。20世紀70年代末,杭州市區仍保持著從吳越國到南宋、明清以來的傳統格局和歷史面貌。」

在1999年的一個研討會上,毛昭晰痛陳歷史文化名城和歷史文化保護區屢屢遭破壞的現象,他呼籲,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已刻不容緩:「每一座歷史文化名城都有自己的特色和風貌,它們所包含的歷史文化信息是不可替代的,一旦遭到破壞,這些信息也就隨之消失,最終會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失。」

一次去蘭溪,當看到當地古城區古老的民居,古樸的石板路,9條小巷入口處都在牆上嵌有石牌,石碑上記錄著小巷的名稱、長度、寬度和歷史。毛昭晰激動了:「浙江能保留下這麼好的民居和小巷,當地官員有功啊!」

毛昭晰說,商人中也有重視歷史文化的,如杭州一家房地產企業曾將杭州許多古街巷和一些建築物拍下來,舉辦了一期題為「留下城市的腳印」的展覽,展覽中許多代表著城市印記的建筑後來都徹底消失了,實在令人痛心。但這家公司把這些印記記錄下來了,後來還出版了一本畫冊,《留住城市的腳印》。

「我對這家企業的負責人心存感激。但願所有的房地產商都對城市歷史文化有這樣一份感情!」毛昭晰說。

2002年,杭州市啟動「北山街改造工程」。北山街是一條承載著太多文化積澱的古街,這裡有首屆西湖博覽會舊址,有著名報人史量才為其愛侶建造的秋水山莊,有「民國奇人」張靜江的靜逸別墅,有蔣經國、楊虎城等名人別墅,一條不長的古街,密布著大批的文物保護單位。然而這項舊城改造工程一旦動工,許多文物古迹又將被毀。

是年5月,杭州市召開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座談會,毛昭晰與會發言:「西湖邊上的老街,只剩下北山街了,北山街只能保護,不能改造,改造工程會把老建築改掉,會再造新的房子,這對西湖景觀將會造成難以彌補的破壞。」

杭州市領導在會上當即表態:同意毛昭晰的意見。於是這條西湖名街保住了。

毛昭晰搶救下來的文物不計其數:杭州求是書院、郭庄、沙孟海故居、穆斯林先賢古墓園、劉大白墓、張憲資福廟,嵊州古城牆,海寧鹽官王國維故居,桐鄉烏鎮修真觀戲台,湖州錢業會館,長興二疊紀標準地層——金釘子,慈溪上林湖越窯青瓷窯址群,溫州甌海永昌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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