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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滿族的歷史變遷

【說明】
去年看政協整理的文史資料,關於辛亥革命時期福建各地的情況。其中有八旗老人伊通甫寫的《光復前後福州旗營內情實錄》,覺得十分珍貴。
該文作於1963年,作者時年70歲。文章最後一段寫道:「辛亥光復后不久,福州滿族人口就已大減,此後抗戰期間福州兩次淪陷,又有不少人散往閩西、閩北,抗戰勝利后歸者寥寥……所以現今福州滿族人口僅及辛亥光復前的百分之二三而已。」我的滿族同事,除了祖上是正白旗的,其餘一無所知。可知時至今日,滿族風俗已泯然無存。老人的實錄可謂最後的回憶。
另一方面,我日常活動的區域正是當年旗營駐地。這篇文章中說到的道路、地點,有的雖已不復存在,但大略可推其方位,因而讀來別有一番趣味。
特將該文掃校,對福州人文風俗有興趣的朋友或可一看。遺憾的是,沒能找到伊通甫老人更多資料。


光復前後福州旗營內情實錄

伊通甫

福州旗營繫於1738年前後從北京旗營中抽出南遷而來,在清朝統治垮台以前,其營中不論是編製、錢糧還是教育、訓練等方面仍循傳統的風俗習慣,始終保持其固有的特點,非親歷其境者不得其詳。筆者出生於旗營,身歷其境,茲就記憶所及,對辛亥光復前後福州旗營內部各方面情況作一概述,以供福建辛亥革命史研究之參考。
一、旗營的一般情況
(一)編製
駐防福州的滿族八旗員兵,從北京旗營南遷來閩時,總計不過2000餘人,連同眷屬也只有4000人左右。所謂八旗就是八面旗幟,即正黃、鑲黃、正紅、鑲紅、正白、鑲白、正藍、鑲藍。其中正黃、正紅、正白、正藍這四面旗幟是純色的,至於鑲黃旗幟則是黃色旗幟鑲上紅邊,鑲紅是紅色旗幟鑲上黃邊,鑲白是白色旗幟鑲上藍邊,鑲藍是藍色旗幟鑲上白邊。沿襲清太祖努爾哈赤所定的編製,每旗規定兵員數額為300人,設協領(滿語叫「鈷什搭」,是四品官)1員、佐領(滿語叫「牛瞻爺」,是五品官)1員、防禦1員(六品官)、驍騎校l員(七品官),以下設前鋒25名、匠兵5名及領催(滿語叫「布希庫」,等於班代)10名。在士兵中有馬甲(騎兵)150名、步甲(步兵)50名,此外尚有「養育兵」(即補充兵)20名,這種編製一直沿用到辛亥革命前夕。
旗營人口逐年增加,而兵員卻受定額限制不能擴充,因此每遇出缺,即出現多人爭奪的局面(補上了缺便有了錢糧)。為求公平合理,旗營建立了一種叫作「挑缺」的制度:凡步甲要上升為馬甲,就要有能騎在馬上、以襲擊的步法連發三箭都射中標心的本領,而且年齡須在16歲以上。步甲出缺也不是隨便一個養育兵可以隨便補上的,只有年在7歲以上、並具有連發五箭均能射中百步以外的「標的」的本領者才能補充。我7歲時,就是因能連射五箭場命中標的才前往比試的。為掌握這種本領,從5歲起就要每天早晚練習拉弓、蹲襠,6歲時就要練習射箭,只有練到5支箭都能中的時才能去比試,否則只有棄權。有人不願下苦功,所以到老還是一個「白丁」(滿語叫「蘇拉子」),一輩子沒有糧餉,只有做小商販糊口。隨著人口的逐年增長,而編製定額始終不變,「白丁」便逐漸增加起來,人口問題因而日益嚴重。直至19世紀60年代,因杭州滿族旗營在與太平軍的作戰中官兵損失大半,特由福州旗營撥百戶到杭州補充缺額,福州滿族人口過剩的狀況才有所緩和。但是到辛亥革命前夕,人口又繁盛起來,旗營中少數青壯年以得不到錢糧,生活無出路,不得已出走南洋各島謀生,而在旗營戶口檔案中則報以「死亡」二字了事。(按旗營規則,旗民未經許可不能出到旗營周圍八十里,一經查出必責以四十軍棍。然而管束愈嚴,逃亡愈甚,個中情形,外人難以洞悉。)
(二)糧餉
滿族旗營以員兵眾多,每月要發大筆糧餉。馬甲每名每月四兩二錢銀子,老米一擔;步甲每名每月二兩五錢銀子,老米五斗;養育兵未有米得,每名每月發銀七錢。1900年以前,馬甲與步甲尚能領到冬衣錢(每人每年三兩銀子)、瓦片錢(以福州多颱風、屋瓦時遭損壞而發,每人每年約一兩銀子)和房銀(即房屋修繕費,每十年發一次,每次約十兩銀子),之後就取消了。我12歲時領到一次房銀,當時因庫銀不足,將軍崇善(兼攝閩浙總督)令以銅元發放,一百四十個銅元折銀一兩。雖然馬甲、步甲有米一擔或五斗,但全是粗糙不堪的陳年倉米,一經加工的損耗,實得不過半數而已。馬甲、步甲多有家屬,且家庭人口不斷增加,所得銀餉難以維持生活。尤其是1900年以後,國窮民貧的狀況日趨嚴重,旗營中人們生活水平亦每況愈下,不但錢糧數額不見增加,而且不準自謀生活,還將冬衣、瓦片、房銀等津貼取消,所以旗營官兵均感失望。協領是一旗的首長,但其薪俸每月不過三十兩(摺合大洋42元),其下的官員就更不必說了。因此,有的驍騎校、防禦等官員自己的官服(袍褂靴帽)送進當鋪抵押,遇到將軍傳見或舉行典禮時就到處借債,把官服贖出應付一下,事後依然送進當鋪,這是常見之事。如東門外的慶泰當鋪和仙塔街的慎康當鋪等處,就都是他們的主顧。協領和其下的官員情況如此,那麼,作為一品大員的將軍又如何呢?當時,將軍每月薪俸為一百二十兩銀子,摺合大洋亦不過168元。將軍一職一般均認為是個苦差,無人逐鹿。於是以後派到福州作將軍的人,不是兼任閩浙總督就是兼任閩海關監督,將軍一職遂復變成肥缺。崇善連任福州將軍9年,不但兼任閩浙總督還兼任閩海關監督,卸任時滿載而歸,就是一個例子。
旗營官兵的餉銀向由福建省庫撥給,每月由軍署右司(即軍需處)造具花名冊向布政司署領現銀,領出后通知八旗協領衙門前往具領。由於領到的不是銀錠就是元寶,無法分配,各旗負責錢糧的「領催」便將所領先送到井樓門永美錢莊兌換成碎銀、大洋及「台伏」、銅元、銅錢等,后才發放給官兵。這幾道手續,每過一道即打一次折扣:藩台署的天秤是第一次,將軍署右司的天秤是第二次,永美錢莊的天秤是第三次,到領催手中再加一次。領催是每月輪值一次,叫做「當月」。當月領催在發薪時至少要剝吞二十餘元,這還算是「有良心的」,其他的就可想而知了。馬甲、步甲們領到餉銀后不見笑顏只見愁容,而且罵聲不迭,因一包餉銀中除了幾個爛板大洋(俗稱「爛板番」)外,其餘全是銅元和「台伏」。按理說每個馬甲每月所得的四兩二錢銀子,折成大洋應值5元8角8分(一兩銀子折大洋1元4角),但是由於領到手的大洋(一般是5元)是「爛板番」,若以7折算只值3元5角,被盤剝竟達5元5角之多,焉能不咒罵。
米糧也由省庫撥給,每月由右司造具花名冊送報道衙門,同時由右司發給旗營官兵每人米票一張,指定每月初三日持票至西倉領米。所撥給的米原是浦城出產的優質紅米,但糧道事前將一部分米取出,再將泥土、細砂、稻穀等摻拌其間,原額2500擔米,至少盜去500擔。此種事情不但無人檢舉告發,還被視作「慣例」,因而始終不見斂跡。旗營兵丁以所領之米質劣,總要求人加工,結果一擔米只剩了五斗。這樣,步甲應得的半擔米剩下不過二斗半,只夠一人糊口,馬甲所得之米也只能維持兩個人,家口多的人自然生活困難。當時,從將軍以下至驍騎校,所領的米質地與其他人一樣,不過每年秋收后他們還領有俸米,如驍騎校可領二擔純大米,官愈高領得愈多。這種大米不用加工,而且比市上售的還好得多。
由於上述的情況,一般旗民的生活是困難的,但也有富裕的人家,如大鬥彩巷馬家和行春境寇家。這兩家最初因兄弟多,又全是青壯年,而且肯下苦功夫練武,所得的錢糧很充裕。後來就拿余錢捐官做,有的當縣官,有的當稅務官,在任上搜刮並放高利貸,其結果自然是發了大財。

(三)服飾
旗營中人所穿服裝分為普通裝和軍裝兩種。男人的普通裝與一般人無大差異,不過足上喜穿東北式「傻鞋」。女子的普通裝是旗袍,足上喜穿藍緞繡花的雙面鞋,鞋幫無後跟。至於軍裝,則自領催、前鋒以下全著灰布袍和青布馬褂。步甲兵只穿藍布長衫,腰束絲帶;足上一律著青布薄底快靴,冷天戴秋帽,暑天戴涼帽,均在帽上綴以紅纓,通稱紅纓帽。協領以下至驍騎校,其通常的軍服在冬天是藍寧綢長袍和天青色藍寧綢馬褂,馬褂周圍鑲有3寸寬的大絨邊,前後襟及兩側開叉處有用大絨做成的雲勾。其官級的高低可從帽上頂子的顏色來辨明,由高至低分別是紅頂、藍頂和白項。也有戴金頂的,那是科甲出身的人,其禮服是蟒袍黻褂,若前後胸的黻上綉著太獅圖,一見即可知是個武職;若綉以仙鶴,就知是個文官。
婦女的頭飾也值一提。人們常見旗人婦女頭上梳著「大板頭」(又名「京頭」),但這不是平時的裝束,而是做新娘時的裝束。大姑娘在臨出嫁前幾個月就開始梳「京頭」,以資習慣。嫁后一個月就改梳了。隨著時日的推移,到辛亥革命前夕,嫁后三天就改梳了。辛亥革命后就再也不梳這種頭了。
(四)兵舍、兵器與訓練
1.兵舍
旗營官兵計有2400餘戶,當年是從北京水旱並進,經山東、江蘇、浙江,過仙霞嶺到達福州的。初到福州時駐北門外北校場的營房內,因該處低洼又靠近北湖,連年遭水患,乃遷到東湖附近駐紮。東以水部門、東門、湯門的城牆為界;西以大鬥彩巷為起點,經大牆根、珠媽河沿,再經秀冶里,出水門街至水部門止。這一範圍內的地帶閩人稱之為「旗下街」。正黃旗兵舍在東門與澳橋之間的東半段,西半段是正紅旗;正黃旗協領衙門築在東段末端,正紅旗協領衙門築在西段首端(即現在的湯井巷與湯門街之間路北的地段),所以兩個衙門是鄰居。鑲黃旗兵舍在三道灣、湯門街、湯關閘和秘書巷一帶,其協領衙門在三道灣內。鑲紅旗兵舍在河西街、得貴巷、紗帽井一帶,其協領衙門在河西街內的青都觀巷口對面。正白旗兵舍在醫官廟、河東街北段和火巷一帶,其協領衙門在澳橋下醫官廟口西側。鑲白旗兵舍在蒙古營、觀音堂、十全堂一帶,其協領衙門位於得貴巷的紗帽井路東。正藍旗兵舍在珠媽廟對岸的秀冶里、水門街一帶,其協領衙門在高節里(靠河邊)。鑲藍旗兵舍在天后宮河沿、水關閉、渡尾街、狀元坊一帶,其協領衙門在渡尾街西口東側的河沿。
各旗營兵舍建築堪稱簡陋:一式三間排的乎瓦房,一明兩暗,牆壁是竹篾土牆,沒有棚板、地板,六扇窗門均用木條釘成,內糊以紙,四圍築以土牆也不抹石灰。辛亥革命前夕還有不少這樣的兵舍,革命后閩督軍李厚基為建築東湖營房,把它們拆除了一大半。
2.兵器與訓練
1900年以前,旗營所用的兵器以火繩槍、鳥槍、抬炮(即二人抬的大鳥槍)為主,其次是弓箭、大刀、長矛、藤甲(即盾牌)、腰刀等。
儘管武器粗陋如是,旗兵平時仍要加以練習。先說步甲練習弓箭:練習的場所在各旗的箭道,所謂箭道,就是一個約長三百步、寬一百步的空地,空地的一端建有一個涼亭(俗叫演武廳)。在廳前百步設立標的(滿語稱「案看」),這標的由七尺高、二尺寬的木框製成,上面糊以白紙,如同單扇門板一般。在標的距地四尺高處貼一張剪成圓月形的紅紙(直徑約五寸),算是敵人頭部;在距地三尺處也貼上一張,算是「敵人」腹部。每日清晨7點以前,大部分人都到箭道來練習。每人每次連發五箭,以五箭全中頭部為合格,胸部次之,腹部更次之。各人所用弓箭均自備,記得當年水部門內鰲峰坊的九曲亭口有一家弓箭鋪專做旗營弓箭生意,因獨此一家,獲利頗豐,辛亥革命后才閉歇。
再說騎甲練習「馬上三箭」和「馬上三槍」:練習的場所在東門城址和湯門城址之間的湯箭道(因場內有溫泉井而有此名)。湯箭道西側,自北至南掘有一條寬五尺、深一尺、長五百步的馬道。練習馬上三箭的人,左手執弓,右手牽馬,在馬道北端依次排列,按花名冊順序點名上馬,進人馬道。練習開始后要驅馬快速向前奔跑,人在馬上取箭一支扣在左手弓弦上,俟馬跑到第一標的前將箭射出,繼而向第二標的放箭。當馬跑至第三標的前面時,速度已非常快,騎者若準備不及,是很難射中的。況且所射標的與步甲所射的大不相同,它以牛皮製成,為立體物(各面均為邊長二尺的等邊三角形),名叫「皮蹲」,放在馬道左側五十步,計有三個,兩兩相距僅百步,其上亦貼有剪成圓月形的紅紙(半徑五寸)。「馬上三箭」要以皆中紅心為合格,頗不容易。
但「馬上三槍」比之難度更大,練習時用的槍是火繩槍和鳥槍,火繩槍一遇雨天就不適用,所以當時用鳥槍的居多。練習者背槍上馬進入馬道后,就要迅速地從腰間取出裝有三錢火藥的竹管,將火藥灌人槍膛內;旋即從槍上取下通條塞人槍膛把火藥搗實,再將通條複位;繼之扳開機柄,把引火帽戴在引火嘴上,畢后迅即舉槍向左側第一靶瞄準,俟馬跑到靶子前即勾動扳機。若火藥燃燒爆炸形成的衝擊力能使懸挂於靶子上的小紅皮球擺動起來,就算命中了。所用的靶子是這樣制置的:取一根三尺長的鐵條,先將其一端插入土中,再在另一端裝上直徑為一尺的鐵圈,最後把一紅色皮製小球懸挂在鐵圈的中心。放第二、三槍,如放第一槍一般,練習者要反應靈敏,技術嫻熟,而且動作迅捷,稍有遲緩,馬即跑過靶子而不及放搶了。實際上,這種嚴格的訓練方法,並不適合作戰的需要,是一點用處也沒有的。
除上述,須提及的還有前鋒營的訓練,其訓練場所在湯門街中間路東(科舉廢后,前鋒營訓練停止,該場所改為八旗桑蠶局。該局每年產絲不少,對旗民生活不無少補,辛亥后瓦解),從每旗抽選十人,共計八十人入營練習武藝,培養其衝鋒陷陣的本領,以備戰時充先鋒隊之用。參加訓練的人要有較深厚的武術功底,訓練項目為爬城、跳高、跳寬、舉石鎖(百斤以上)、騎術等等,儼如馬戲團的武功夫,實際上也不適用。訓練停止后,這批人被編為八旗消防隊(當時名叫「八旗火援」),隊所在得貴巷中間路北(即原鑲紅旗的箭道)。

此外,還有由福州將軍直接主持下的三大軍事訓練,即秋操、演炮和馬政。
秋操,即每年秋季將八旗全體官兵集會在東門外校場演習半天。雖然只有半天,而事先預行演習就需半個月。到了演習那一天,在三更時就要裝束停當,穿上袍褂靴帽,持所用武器、旗幟,陸續出東門,三人一群、五人一夥地直奔東校場,在預先指定的地點集合。將軍在天未明時也要到達演地,且一路威風不小,乘坐綠呢的八人大轎,出衙門時擊鼓三聲,並放三聲大炮。炮聲一響,行列最前頭的兩面大鑼即連敲三聲,叫做鳴鑼開道。鳴鑼的人身穿青布箭衣,套上一件綠羽毛褂子。兩面大鑼直徑足有二尺,重達三十斤。鳴鑼人在一根五尺長、二寸粗木棍為前端拴上鑼,在其後端懸以石頭以求平衡,扛在肩上,肩后木棍上綴著一塊三尺寬正方形黃布,上寫「鎮閩福州將軍」六個大字。大鑼後面緊隨十幾面紅漆地金字馬牌和銜牌,分別寫著「肅靜」、「迴避」、「頭品頂戴」、「賞戴花翎」、「貫穿黃馬褂」「兵部尚書銜」、「翰林院庶吉士」、「太の子少保」、「紀錄三級」、「福州將軍」、「兼攝閩浙總督部管」等等。接著是八名拿著皮鞭、竹板的皂隸和十六名綠營兵(身穿大紅羽毛鑲大絨的馬褂,下穿青布褲、青布靴,頭上包一塊青布)。其後是十六人組成的衛隊,八人扛大關刀,八人扛大叉,由一個哨官率領。繼之是一隊八旗兵,由一名哨官騎馬跟隨,叫做「旗營馬隊」。這之後就是將軍坐的大轎了:轎前有傘、扇各一面,由四名穿著箭衣馬褂、頭戴紅纓帽、身佩腰刀的隨從(滿語叫「郭什哈」)步行隨著。轎后還有八面飛虎旗,由八名綠營兵執掌,俗名「小旗隊」。上述就是將軍出門時儀仗隊的組成情況(總督出門也如此,只少旗營衛隊)。
這一行列出東門後向東校場進發,至演武廳前將軍下轎,所有官員向前參見.俟至黎明,即由中軍下令開始演習。令畢,雲梯城(系演武廳左前方的一座城牆,也叫指揮台)上便放起第一聲號炮,城上一名旗手手執一面長九尺、寬六尺的三角大旗(旗的周邊綴著蜈蚣齒,旗中心有一用大絨剪成的「令」字),一聞炮響,就將令旗左右搖動一次,第二聲、第三聲炮響亦如是;俟校場南端響起戰鼓后,乃將令旗懸在旗杆上。這時校場戰鼓齊鳴,號角亦嗚嗚不止,預伏在山腳下的官兵(在距演武廳約六千尺處)面北正對演武廳,擺開一字長蛇陣。官兵排列整齊后,鼓號暫歇。頃,鼓號又起,各兵聞聲即把鳥槍移至胸前,取出預先盛好火藥的竹管,將火藥灌人槍腔內。俟第二通鼓號一響,即從槍上取下通條插入槍膛把火藥築實,旋將通條放回原處,恢復右手執槍姿勢。一聞第三通鼓號,同時舉槍成預備放姿勢,並裝上引火帽。繼之號角又鳴,即端槍向前瞄準。此時擊鼓連聲,繼而暫寂,旋「咚、咚、咚」再起三聲,第三聲即是射放信號,於是各槍齊放。將軍在演武廳上每見對面山腳下亮起一道長蛇似的火龍,緊接著響這一陣整齊的排槍聲,便會對左右官員說:「很好!很好!」至此,演習的第一個項目進行完畢。此時天已大明,第二項演習開始:前鋒營的官兵各牽駿馬,在距演武廳前約百步整齊排列,向將軍行禮后即上馬錶演各種不同騎姿。然後擁至雲梯城邊,奔馬搭人梯爬上城牆,旋即放下軟梯。俟官兵全部上了城牆,此項演習即告結束。第三項亦即最後一項是水師旗營(駐長樂縣洋嶼)藤甲兵演習,以長矛與盾、短刀與長刀相比試,較為精采。演畢,一年一度的秋操至此告終,將軍回衙,官兵卷旗息鼓各回駐地。我因當年在秋燥中曾充中軍護衛弓箭手,故對個中情形多有所知。
演炮,於每年初冬舉行。屆時各旗官兵齊到東門外溪口星星廟附近的山谷中作實彈射擊,將軍亦到場檢閱。演習場亦有一所演武廳,廳前三百步設一靶子。靶子以鐵條製成長方形架子,兩腳埋人土中,架上橫懸一塊長四尺、寬二尺、厚一寸的鐵板,鐵板四周漆上黑邊,中畫一個徑約五寸的紅圈。槍兵向將軍行禮后即轉身面向靶子,舉槍瞄準后連放三槍。若鉛丸命中鐵板,即會「當」地一響,監靶兵(伏在靶子左右的安全處)就敲起鑼來;若未命中,則將手中小旗左右搖動。若三槍全中,由將軍發給獎賞或記名補缺.接著演習二人抬炮及紅衣大炮(只放空炮,不用實彈),此亦每年例行的一件大事。
馬政,就是檢查馬匹,並考察協領、佐領、防禦、驍騎校各帶兵官的武技,於每年春季舉行,地點在湯箭道。屆時旗營各官兵將自己所養的馬牽來檢驗,以肥壯、清潔、調教得好為合格。評比時分甲乙丙丁四等,甲等有獎,丁等則罰。當日,各帶兵官要演練「馬上三箭」和「馬上三槍」,優者記名候補(如遇佐領出缺,防禦之優者即可補上)。以馬政事關前途,各官無不奮力爭取。
這裡要補充說明兩件事。一是旗營官員不一定限制在本旗當官,也可在其他旗內當官,例如原來是正黃旗人,又是正黃旗的前鋒,在陞官時就不限於只任本旗的驍騎校,若鑲藍旗驍騎校出缺,亦可升補,其他官員亦均如此。二是旗營馬匹從何而來的問題.福州旗營中原有官馬近兩千匹(自馬甲以上每人一匹,官員兩匹),其後因馬匹衰老退役或死亡又不得及時補充,數量逐年減少。原規定每十年可補充五百匹,后減至三百匹,光緒末葉再減至一百匹,這樣,每二十名馬甲就只有一匹馬了。
當時,補充的馬是由中央政府撥給的官馬。馬匹補充期屆,福州將軍即在旗營中選派一名精明能幹的官員,攜帶摺奏前往北京。但不論這人是個什麼官,到了北京如無駐京本旗佐領的介紹,這摺奏是無從投遞的。例如派往北京的是正黃旗佐領,而他本人是鑲紅旗人,那麼到京后就要去找鑲紅旗佐領,由後者帶他去覲見。而且這佐領還須是管得著他的(一旗有好幾個佐領),只有這樣的一個佐領才會帶他去覲見。為什麼這樣呢?這就要追溯到清太祖努爾哈赤建立的戶籍系統了。努爾哈赤興兵時,其軍隊編製是以三百人為一「牛錄」(滿語,等於一隊),用一名佐領率領之。在擴充軍隊時總是增加「牛錄」,數個「牛錄」設一名協領率領之,給軍旗一面,而軍旗共有8面(即正黃、正紅、正白、正藍、鑲黃、鑲紅、鑲白、鑲藍),於是就有了8個協領。這8個協領設一都統率領之,數個都統設以將軍統帥之。從上述,可知佐領所率領的牛錄是個基本單位,又知在每一面旗幟下都有好幾個牛錄。還須說明的,每個牛錄均用其各自佐領的姓名來作番號的,如「扎拉芬佐領下的牛錄」、「錫良佐領下的牛錄」、「常齡佐領下的牛錄」等等。多爾袞率兵進入北京後為統一天下,乃積極擴大軍隊,而其所擴軍隊是按一種特定的辦法有系統地組織起來的,例如:撥到福州用鑲紅旗官兵,是分別從北京鑲紅旗營中各個佐領之下撥出的,這樣湊集起來的部隊從北京出發時,備有兩份花名冊,一份存北京鑲紅旗,一份帶往福州。部隊到達福州后,其協領應隨時將官兵死亡及出生的花名冊,呈報北京鑲紅旗註冊。這種做法一直延續到辛亥革命前夕。
現在回溯上文所提某正黃旗佐領為領馬而上京呈摺奏之事:當他到北京鑲紅旗營內報稱是福州鑲紅旗人時,這北京鑲紅旗的人就問他是屬哪個佐領管下的。若答說是屬「張三」佐領管下的,他們就帶著他去見「張三」佐領(這「張三」乃是鑲紅旗某「牛錄」最早一個佐領的名字,現任佐領並不叫「張三」)。見到后,現任佐領即翻查檔案並詢祖宗三代,所答相符后,才承認來者確是福州鑲紅旗人。接著詢明到京的理由,福州佐領應即交出公文摺奏,至此才能約定帶同覲見的日期。覲見前北京佐領須備好一份摺奏,內容大略是:鑲紅旗「張三」佐領下某人是駐防福州的鑲紅旗步甲,今有他第×世孫某某是福州正黃旗佐領,因補充馬匹一事來京覲見。覲見后經批准就可以到張家口外選馬了。選得馬匹后從張家口趕回福州,需時兩個多月。途中馬匹常被私自調換,至福州時良馬已不多了。

二、八旗捷勝營的編組及其訓練
清政府在《辛丑條約》簽訂后,為維持其腐朽統治,通令全國編練新軍。福州將軍增祺受命后,即從旗營中選出千餘名青壯年,編成前後兩個營,稱作「八旗捷勝營」。這支新軍的編製大致如下:每營轄前、后、左、右、中五個哨(相當於連),每哨分三排,每排分三棚(相當於班),每棚有列兵十二名。各營設管帶(相當於營長)一員,督隊官員(又稱「幫帶」);各哨設哨官(相當於連長)一員,哨長(相當於排長)三員;每排有什長(相當於班代)三名,靠板(相當於副班代)三名。統轄兩營的主官叫做統領(相當於團長),其下設一員幫統(相當於團副),又稱教練官。八旗捷勝營的辦公及訓練地點在湯箭道。
該營用的兵器是購自德國的毛瑟槍,每槍附子彈盒一個、子彈一百發。這種槍打一發要裝一發,但子彈是鉛頭彈,殺傷力甚強。
該營的薪餉:每兵每月僅一兩八錢八分銀子,摺合大洋不過2元6角3分。每月初一各兵到本哨哨長家中領取,所領是市內錢莊發行的票條,限於市內流通。當時列兵所領的錢叫做「薪水」,原來馬甲所領的四兩二錢和步甲所領的二兩五錢叫作「餉銀」。青壯年中拿薪水的多,薪水與餉銀兼得者少,主要原因是沒有退役的制度,老的若不出額,少的就無缺可補。
該營初成立時,每人領得軍服一套,皮底布靴一雙,一尺寬、一丈長的青布包頭一塊,沒有軍帽。服裝分冬夏兩種,冬季是青斜紋布的,夏季是青麻布的。夏季不發給包頭,由每人自備一張「遮陽」(其形如扇面,用布骨和青布作成)。軍服是中式對襟短衫。在胸前第二鈕扣下沿左邊綉以「八旗捷勝營」幾個字,沿右邊綉以「某營某哨」。帶兵官的服裝也是中式,但胸前不綉字。在袖管上按官階縫上金線和有蟠龍圖案的銅鈕扣。統領是三道金線兩個扣(正參領官階),管帶是一道金線二個扣(協參領官階),哨官是三道金線一個扣(正軍校官階)。各官所戴帽子依然是紅纓帽,靴子大半是大絨的。1904年以後,各兵取消了包頭和遮陽,改換綴有遮陽的瓜皮小帽,帶兵官也改戴瓜皮小帽。不久又將小帽取消換成軍帽,在軍帽平頂上仍釘上一個紅絲線製成的帽頂,不倫不類,令人啼笑皆非,這是朴壽將軍到任后的創舉。
編製既定,即開始訓練。初時先練習德國式操法,但是旗營中無人熟悉。而又無力聘請德國人員,雖有現成德國操典且經實習,但終未明了。適此時駐福州湘軍改為陸軍第十鎮,旗營乃派人人其中學習,訓練始得能夠進行。其後清政府感於德式操法諸多不便,而采日式操法較之上算;且赴日留學生已陸續回國,正當其用,於是全國軍隊都改學日式操法。同時在各省成立武備學堂,聘日本人當教習以培養軍事骨幹。八旗捷勝營自此亦改練日式操法,並派蒼慶祥、寇普亨、吳振祥、窩什圖(即王桂山)、吳朗如及水師旗的賴延等到武備學堂學習。其中窩什圖以學習優秀,還被送往日本士官學校學習。此外,還在營內設立一所學兵營,招收旗營青少年百名,分為甲、乙兩班。甲班習國中課程,兼學初級軍事學和滿文、英文與日文,乙班習國小課程,俟畢業,即升至甲班。甲班畢業學兵分至捷勝營補缺,並從甲班選拔優秀生人國內軍事學校學習或赴國外留學,如何澤培、寇元楷、傅柏英、即敬侯(原名托欽額)、佟劍濤等人保定軍官學校,寇文潤留學日本憲兵學校,傅寶貴、何玉章留學日本士官學校。
從表面上看,捷勝營是日有長進,實際情況並不如此:其統領、管帶、哨官等帶兵官大多數由原來的協領、佐領、防禦籌兼任,老朽保守,不思更張。以士兵論(有士兵1000多名),則紀律鬆弛,自由散漫,每日僅集結操場操練3小時,且遇雨即停;平時不過集體生活,散居家中,又無通訊設備可資聯絡(只靠一名傳令兵在各街巷喊叫)。因此集中活動時隊伍參差不齊、秩序紛亂,乃常有之事。
三、文化教育
旗營中人一般練武的多,習文的少(營中只有武職,沒有文官,民刑訴訟均移交閩縣衙門辦理),所以文化程度普遍較低。各旗均設有一個叫做「弓房」的公共練武場所,備有石鎖、砂袋、鐵球、千斤杠、滑車、鐵杠等器具(弓、箭、刀、矛及大刀等由練者自備),並有一名教師專教射箭。各旗兵丁每天卯時集聚弓房練武,辰時散回,或做小生意,或營手工業,晚飯後又集在一起比試武藝。因無人管理,有些人便在外尋釁滋事。晚間比試武藝后,集錢到酒鋪吃酒(多在東門外塔頭街的隆興酒庫、芝蘭亭飯店和津門樓橋邊的台豐酒庫、亦蘭居飯店以及旗汛口的一家酒庫等處),酒醉后就在街上打人。經告發檢舉,有的協領處之四十軍棍的懲罰,有的協領則袒護不辦,由此至有鬧出人命、商民憤而罷市的事發生。每出人命,將軍常循私袒護。如1890年某日,其旗丁打死一個漢人,將軍希哲(世襲侯爵)以活羊一隻、老酒兩壇作為賠禮了事,因此激起公憤(后以希哲調往吉林始告平息)。旗營附近(如獅橋頭、津門樓、倉前、水部門、東門等地)的居民特將青壯年組織起來,以防旗兵滋事。這些地方的居民稱旗兵為「旗下仔」,旗兵則叫他們為「破仔」,直至革命后始彼此和解。
旗營中習文的人就學於私塾或書院。書院有兩處:一是東門大街的龍光書院,一是河西街的清文書院。在龍光學習的大半是青年,學的是四書五經及《左傳》、《爾雅》等,併兼學滿文;在清文學習的大半是少年,學的是《千字文》、《百家姓》、《大學》、《中庸》等,兼學滿文字母和切音。這些人中的學業優秀者也進貢院參加科舉考試。考時,兼學滿文的考生不但要作漢字文章,還要將漢文譯成滿文,合格者始得中秀才或舉人,但在「秀才」或「舉人」之前冠以「翻譯」二字,叫做「翻譯秀才」或「翻譯舉人」。每次科場能得中秀才或舉人的不過百分之一。雖也有成為文秀才、文舉人以至翰林的,但極罕見。如一個名叫鍾音的人就是翰林出身的旗人,曾做到長沙知府,算是200多年間福州旗人中至為突出的一個。至於武秀才、武舉人、武進士、武探花,在旗人中就很多了。
1905年前後,清政府廢科舉,設學校,龍光書院乃改為八旗中學,清文書院改為八旗公立國小。除這兩所學校外,旗營中亦有人人法政、師範及三牧坊高等學堂學習。營中人從此文化大開,一般也略知國內外的時事了。辛亥革命后,八旗中學改為工廠,安置旗民生計;八旗公立國小改為省立第四國小,其中學生仍以滿族居多。

四、風俗
(一)「滿漢不通婚」的規定及實際施行情況
雖有「滿漢不通婚」的規定,但漢人閨女可嫁滿人子弟,唯滿人閨女不能嫁與漢人子弟。查其原因,首先是由於有「漢不招駙馬,滿不點狀元」的規定,換言之,即漢人不許當駙馬,滿人許可招駙馬;滿人不點狀元,漢人可以點狀元,這是清政府對漢民族的一種懷柔籠絡政策,也可說是一種交換條件。既然上邊不招漢人為駙馬,那下邊也就不能招漢人作婿了。其次是民族間的風俗習慣不同:漢人視女婿為「半子」,女婿到岳家赴宴坐末位執酒壺,而滿人女婿到岳家則坐首席;再有滿人娶親是在半夜,漢人是在白天,這也是一個障礙。至於漢人為什麼可以把閨女嫁給滿人,是因為沒有這個禁例;且福州滿漢相處毗鄰,以數代相傳,有的家庭間彼此感情濃厚,遂有聯姻之事。由於滿女不許外嫁,老姑娘便逐漸多了起來,重男輕女思想因之加深,如此惡性循環。老姑娘過剩問題益愈尖銳起來。辛亥后除了禁例,大批滿女嫁與漢人子弟,過剩問題始不復存。如任過盧興邦部參謀長的余柏良與北洋時期久在福建軍界任職的楊延英分屬滿漢兩族,余家有姐妹三人年均及笄,但找不著對象,以兩家有通家之好,本擬擇其一嫁與楊,奈有禁例不能如願。迨辛亥后余、楊二人均從保定軍校歸來,楊才做了余家的二女婿。我與他們是同學,其中底細知之頗深,特附記之,以證所言。
(二)嫁娶風俗
旗營嫁娶禮節多且近於浪費,愛面子人家事畢常負債纍纍,所以一般人視婚事為畏途。
嫁娶事從一開始就至為繁瑣。擇定對象后,男女雙方家長同媒人先將雙方年庚帖拿到命館去「合婚」,以女方有「幫夫助子之命」為「上婚」。如有沖犯,則不成婚。若無沖犯,男方家長則樂甚,乃請媒人與女方家長同上菜館吃喝(所費全由男方家長支付),約定下禮日期,此謂「訂婚」。(合婚前,女方家常將年庚貼持往命館驗過,若八字不好,就求改一張假帖。這樣,合婚時八字就都是好的了。男方為防此弊,則於遣媒人提親時,千方百計地探詢女方八字。)
訂婚後便是「定婚」,屆時男家要備四干四鮮禮物。如時在年關,乾禮是火腿一付,松花蛋百粒,紹興酒一壇,板鴨一對;四鮮是二十斤重鰱魚一對,豬肉三十斤,年糕一大籠,福桔百粒。若在端陽前後,則為粽子百個,白糖十斤;中秋前後為月餅百塊,活鵝一對。另外還要備一兩重的金如意一對及現洋40元。這算是普通的禮物,好面子人家送的還要優厚些。
結婚時要辦四天酒席。第一天叫作「落桌」,專為招待至親好友中前來幫忙的人。第二天叫作「嫁妝」,是大會親友的正日子。中午賀客盈門時,大家將嫁妝送至男家,除新房應設傢具及四季衣服與門帘床帳等外,皮箱內有男方先前送的金如意和女方陪送的金手鐲及簪、環等首飾.女方並請四個好命人到舅家代為布置新房,同時向男家交代所有陪送的東西。此後,新郎在一個「好命人」陪同下到女家去道謝。新郎到女家后,立在廳堂中央先向女家祖先叩九個頭,然後向女家長輩各叩三個頭,遇到長輩多的,新郎一起一跪要連續叩上幾十個頭,這規矩實不好受。新郎回家后即忙於招待客人,直至夜晚二更始大開筵席,三更起轎抬新人。四更新娘子抬進門。新娘身穿大紅湖縐的絲棉旗袍——即令伏天亦如此,足穿藍布襪和薄布底、青布幫的繡花鞋,頭上梳一對抓髻,髻上插兩支四季紙花,儼如一個女道童。新郎先已立在弓箭案前等候。案上斗內盛滿一斗米,三支箭插於其中,弓弦搭在箭上。新娘下轎后同新郎先拜弓箭,然後拜天地祖先,繼而送人洞房。洞房門口侍立二人手執腰刀,一俟新娘進房即將刀入鞘(俗稱「鎮煞去邪」),所發聲響足使新人嚇一跳。新娘進房后坐在床沿等候新郎前來掀蓋頭,新郎掀了蓋頭后,由好命人扶著出房。這時新娘要在床上面對喜神盤腿坐定,不許伸腿及大小便,不許講話,如參禪般地直坐到次日二更,計16小時之久。為防人洞房后要大小便,新娘嫁前不得不絕食,實在要吃也只能吃些乾果之類的東西,真是活受罪。新娘坐床的那一整天就是第三天,叫做「筵席」。這天,要置備一桌豐盛的酒席,宴請本旗長官,並請幾個有功名的人作陪。這些人全著官服,循規八席,新郎要向他們叩三個頭。席散后親友們又集起來吃喝,至夜二更才散。嗣由好命人將新郎送人洞房,俟新人吃了交杯酒和長壽麵,將長壽燭點燃,然後退出。至此新娘始能將腿伸直,如獲大赦。第二天黎明,女家遣人送來點心,一般是紅糖糯米粥,同時送來若干包有二角小洋的小紅紙包交與新娘。新娘吃過點心后即由來人侍候著梳洗打扮一番,然後新郎在前,新娘在後,先拜廚神,后拜公婆。繼之見過男家大小,凡小一輩的,新娘都給一個小紅紙包,這叫做「見面禮」。此後女家陸續來人探望,來者必乘轎,隨在轎后的傭人手捧一盤蛋糕,男方將糕放下一半,付與轎資及傭人賞錢。每來一個至少要四五角開銷,如果女方親族多,這筆開支也不小,這一天就是第四天。第五天是女家接女兒回門的日子,亦辦酒請親友看新郎。從以上婚嫁的開銷來看,若是馬甲,以其每月四兩二錢銀子、一擔米的錢糧收人哪能負擔得起。那這一項錢是哪來的呢?原來每個馬甲都有「馬底」(相當於福利金),其法是每月扣一錢銀,以20年為期,應得二十四兩。如遇急需可先借(我於1911年升學南京陸軍第四中學時曾借過此錢,合大洋33元6角),若無借用,於本人死後由家屬領回。其次是「公幫」,分為「公幫」、「紅幫」、「白幫」三種,在外求學由各人餉下扣幫叫公幫,結婚叫紅幫,喪事叫白幫。這樣,結婚時馬底合紅幫,約有五十多兩銀子可用。此外,就是親友的賀禮份子(通常是四百文至一元),約可得百餘元。如再不敷,就只有借債了。到光緒末葉,物價起漲,生活費用日高,再這樣鋪張均認為不適當,但以面子故依然難以改變。1908年光緒與慈禧相繼死亡,清政府通令全國在一年內不許宴會,旗營服喪三年,停止嫁娶,凡已定婚並正籌辦結婚者,限三日內從簡辦理。結果在三日內,旗營官兵結婚的竟達百餘家,一些未定婚者亦趁此機會結婚,所費不過數元:雇一頂花轎和幾個吹鼓手,把新娘抬過門就了了事。此後旗營嫁娶風俗有了改變,鋪張現象已不多見。辛亥后更起大變革,通常一日內就辦完喜事(但仍有人依舊俗在三更時迎娶)。

(三)喪事風俗
家中人亡故后,將死者遺體橫擺堂中,頭西腳東,未俟「姑奶奶」來到不得人殮。姑奶奶有老、小之分,老姑奶奶是死者的姐妹,小姑奶奶是死者的女兒(均就已出嫁者而言)。這姑奶奶權最大,喪事辦理中,一切都聽她支配。此風俗頗特別。此外,還有「出殃」之說,照此說,人死後要請道士開好『『殃榜」貼在靈前,上寫某日某時「回殃」(指亡靈歸來),全家人在這天要藏避起來以免「沖殃」,並在死者生前所住房內灑布石灰。如第二天發現灰上有痕迹,全家即放聲大哭,認為魂已歸來。實際上痕迹多半是鼠、貓的足印,或系小偷趁死者全家「躲殃」之機人室行竊時所留。再說喪服,孝子不披麻執杖,僅穿粗布白袍,腰系白布條,頭戴青布小帽附以白帽頂。出殯時扛一白幡,父喪扛在左肩,母喪扛在右肩。女婿穿漂白布袍,腰束白布孝帶,頭上帽子或緞或絨均可,足上穿緞子鞋,肩上扛一小紅幡,男左女右。靈樞抬到墳地人土時要姑奶奶監視著,姑奶奶說聲「好」,孝子方敢填土;若姑奶奶不作聲,誰都不能填土。這種風俗系自北京、遼寧、吉林、黑龍江等地相沿而來(筆者曾在上述地方親眼見過)。
(四)祭祖風俗
祭祖於初到福州的祖先的忌日舉行,每年一次。這一天到來時,將供奉的龕門打開,在桌上依序擺上列祖香爐,從香爐引一條用青棉線搓成的粗長線,一直引到大門內預先豎立的「梭羅桿」上。此梭羅桿是上了黑漆的一根小柱,高約丈余,距頂端約二尺處有一旗杆斗,從香爐引出來的長線就系在這個斗下。斗內放有一塊四兩重的肉片,是喂烏鴉的。據說清太祖努爾哈赤成大業前,某次在長白山與人一起挖人蔘,為附近部落的人所逐,急藏身於茅草叢中。適一群烏鴉飛來停在草叢上,追者至此見烏鴉群集,以為無人,乃向他處追尋,太祖始得活命。後來太祖以不忘烏鴉之恩,食肉時必分割一塊置於旗斗任其啄食,並令部下也這樣做。這就是祭祖時在旗斗內放肉的由來。祭祖時殺豬一隻,將肉割成若干四方塊(前此先割下一小塊放人旗斗),煮熟后盛於器皿中,供在祖先牌前。這時不論何人經過門前,一見旗斗內有肉,就可進門等著吃肉。進門時不必向主人打招呼,熟人間也互不言語。到時客人自動聚集,每六人一桌,只坐三面,空出一面。坐好后,這家的長子或長孫捧來一塊四方肉,跪在空著的一面之前,用刀將肉切片,盛在盤內敬客。知道規矩的客人見其將欲下跪,即說「免了罷」,後者就將肉交給廚師代切,向客人叩一個頭后即離開。吃完肉,主人尚備有四炒一湯和米飯,客人吃得酒足飯飽不謝而去。如對主人道謝,主人反不悅,認為不吉利。祭祖的人家在這一天,都希望豬肉被吃得乾乾淨淨,認為這樣才吉利。如客少肉剩的多,就將肉分送四鄰,「以免災禍」。
實際上,福州旗營中,似上述那樣祭祖的並不多,因有三分之一的人是蒙古族,自沒有這樣的風俗;即使滿人中亦有許多人不這樣辦,這是有歷史原因的。這裡就不贅述了。

五、辛亥革命前旗營的內部動態
這可以分成三個階段來敘述。
(一)第一階段
此階段以1898年康梁等掀起維新變法運動為始。變法在福州滿族旗營官兵中造成了一場震動,當時謠傳各省駐防旗營將一律回老家去開墾。所謂老家,即指東北而言,而福州滿族中人以祖代相傳是長白山人,均認定老家是在長白山(福州北門外馬鞍大夫嶺及東門外的康山、金雞山、溪口山、蓮花山、上坡、提井等山的滿人墳墓石碑上,均刻有「長白」二字),就連旗營中的蒙古族人也視長白山為老家(他們的墳墓石碑上也刻著「長白」二字)。無論是滿族還是蒙古族,大多數的人都願回老家去開墾,為什麼呢?主要原因是生活困難。這時候生活費用比一百多年前初來時要多出好幾倍,而旗營的錢糧依然不變,且人口日見增加,於是生活日益困難。上文提到,一個馬甲的月錢糧收入僅四兩二錢銀子和一擔老米,若其家有八口人(這樣的家庭並不少見),焉能養得活?而且,這樣的困難戶在旗營中居了多數。為生活所迫,他們總想尋條生路,希望有所變革,因為沒有變革便沒有生路。所以他們一聽到要回老家長白山去開墾,無不手舞足蹈,歡天喜地,盼著命令傳到。不料變法失敗,光緒被囚,消息傳來,不啻冷水澆頭,大失所望。但也有一部分人是不願回老家的。這些人多半家口輕,沒有生活包袱,終日遊手好閒,吃喝玩樂,認福州為一塊福地,而回了老家,就要在零下40度的嚴寒下勞動,太艱苦了!尚有小部分人是頑固派,他們認為回老家就是丟失江山。這些人大多是滿口「之乎者也」的,堅決反對回老家。
(二)第二階段
此階段自廢科舉、興學堂始至武昌起義前夕止。這時期風氣大開,旗營中產生了許多知識分子,如留學日本的王桂山、王文楷、寇文潤等,從福建講武堂畢業的吳振翔、蒼慶祥、冠普亨、王文均、王文佑、傅可亨等,從保定府陸軍速成學校畢業的寇元楷、何澤培、王元溯、傅柏英、郎敬侯等,還有從福建省立各學校畢業的傅椿年、傅雪樵、佟濟煦、趙友熙等。以上這些人完成學業后多不在福州旗營當差。如王桂山在北京禁衛軍任教練官,郎敬侯在北京禁衛軍當連長,寇文潤在北京當憲兵教練官,何澤培在保定軍校任隊長,趙友熙在南洋爪哇當教員,佟濟煦在北京皇宮供職,王文楷在福建警察學校當監督;另外還有吳鴻恩在北京任軍機處章京,趙福蓀在北京任度支部主事,楊雪岩、何玉環在南京任督練公所教習,以及江某(忘其名)任南京陸軍第九鎮工兵營管帶等。這些在外面做事的人經常將外面的時事消息傳到旗營中來,加之這時已經有了報紙,因是旗營的人們再不像以前那樣閉塞了。風氣愈開,人的知識愈有進步,旗營的知識界中人均認為革命爆發不可避免,而在目前旗營中毫無生計可言,生活日見困苦,一旦革命爆發,這數千人的生活安排是個大問題。於是有人向將軍建議,從所存庫銀中撥出若干作為八旗生計費,施行開墾、種植、牧畜、養蠶等生產事業。但將軍不以為然。旗營中便有一些人自動集資,在東湖學兵營空地上種植了500株荔枝,養了數百隻鵝,由學生分段負責管理;在各大池塘內養魚種藕,將前鋒營場所改為蠶桑局種桑養蠶,並勸導旗營各戶家庭婦女,勿以「嫁漢」即為「穿衣吃飯」的思想給丈夫背上生活包袱,每個婦女都要從事生產,以增加收入,改善生活。當時記名副都統明玉(原鑲紅旗協領兼捷勝營統領,時已告老退職)的家率先養蠶,起了帶頭作用,從此旗營婦女掀起了家庭生產的熱潮,有織布的,有納鞋底、鞋幫的,有養鴨的,有養蠶的,有做爆仗的,有扎花炮、花燈的。這樣的熱潮一直延續到革命前夕。

(三)第三階段
武昌起義消息傳來后,旗營的知識界中人意識到福州即將爆發革命,因此時革命已是大勢所趨,是任何力量也抗拒不了的,為此,應準備良好的對策。大多數人主張和平解決,以不流血為上策。但將軍朴壽一味主戰,他認為革命黨入主要是從外地來的,只要嚴密防守,革命黨人就無隙可人,革命就不會爆發了。他還認為,第十鎮統制孫道仁是絕對不會參加革命的,因為他是攻打太平軍的功臣孫開華的兒子,是世受皇恩的人。因此,當有人向他透露孫的部下已全部參加革命的消息時,他堅決不相信。儘管朴壽反對,旗營中的新派依然主張和平解決,只是礙於朴壽的固執,一時不敢違抗,只有待時臨機應變。一些頑固派拗不過新派的主張,於是既不言戰,亦不言和,手足無措,終日在朴壽麵前唯唯諾諾,一點主張也沒有。
此後,情況一天天地緊張起來,但朴壽仍「胸有成竹」東、南、西、北、湯、井、水七個城門,城樓上駐有第十鎮湘軍(俗稱「湖南勇」),城樓下駐有八旗捷勝營的旗兵,革命黨人是進不了城的。他雖也知道倉前山、大廟山、吉祥山等處有革命黨組織,並知道編有敢死隊、炸彈隊等,但認為這些人全是學生,「秀才造反不能成其大事」,只要派人偵察得到真情,就可以一網打盡。因此命令正藍旗佐領兼捷勝營后營管帶王斌組織偵察隊。偵察隊由從捷勝營內選拔出來的三十餘名青壯兵士(以能說很流利的福州土話為合格)組成,授以暗號、密語、手勢等,以南門外茶亭的茶座為聯絡站,見面裝做互不相識,以吸水煙袋及喝蓋碗茶的手勢為聯絡暗號。但這些人一直到了革命爆發,依然沒偵得革命黨人的秘密組織究在何處。
在用兵上,朴壽也費了一番心機。他將捷勝營洋槍隊十個哨中的七個,分別佈於七個城門,將所餘三個哨分別佈於將軍署護街、都統署護街和大鬥彩巷北端的安奶廟內(實際也是為著護衛將軍署的)。兵力配備如此之散,足見朴壽之蠢。但他還不以此為足,認為從水部門經東門直到湯水關閘的一段城牆是空隙地帶,須派兵把守,而此時已無兵可派,乃異想天開,召集旗營原有馬步甲兵五百名成立五個哨,每哨一百名,取名「八旗巡防營」,以正藍旗協領長志主其事,以蒼慶祥為教練官。這是福州辛亥起事前八天,即1911年10月31日的事。我也是這巡防營的骨幹之一。我本是南京陸軍第四中學的學生,怎麼會到福州來充當這種角色呢?事情是這樣的:
武昌起義后南京動搖,張勳將城門關閉,大殺沒有髮辮的人。在校同學全無有髮辮,因是紛紛逃出南京,各歸家鄉。我是10月30日重陽節那天回到福州的。和我一同回來的滿漢兩族同學共有40餘人,上岸到達台江汛已是傍晚6時了。這時忽聞各城門在7時就要關閉,於是快步從萬壽橋頭趕往南門。我們這些人都沒有髮辮,身穿學校發的新式軍服,足上穿著後跟釘有細掌的皮鞋,幾十人一起走在南門外的石板路上,鞋跟著地時「鏗鏗」連聲,嚇得這十里長街的店鋪家家閉門,各段保甲民兵也嚇得將柵門關閉(沿途早已設上許多水柵欄門),只開邊門讓人通行。我們都沒有髮辮,這似乎成了「護照」,沿途並無一人查問,商店店員和保甲以為是革命黨來了,所以才有這樣的驚慌。我們亦據此判知福州已處在緊張之中。我們趕到南門城口時只差10分鐘就7點了。進城后其他人各自回家,而十餘個滿族同學被把守城門口的旗營士兵攔著請入城門官廳休息(我們和這些士兵多屬親族,彼此熟悉)。士兵們將我們團團圍住,打聽外面消息,我們也向他們打聽福州情況。有個哨長銳某(忘其名)說:「朴壽將軍是個大混蛋,將我們這哨官兵放在死地。城樓上駐的湘軍已參加革命了,一旦革命爆發,各處的柵欄門一關,我們就進退兩難,成了瓮中之鱉。我們主張撤退而將軍不允。現在井樓門、北門、西門都有一個哨把守,我們這幾百人的性命要全送在混蛋將軍手裡了!」言語中頗帶激忿。我們問他作何打算。他說:「我們官兵已準備好便衣,以平素與湘軍和附近保甲感情不壞,到時必事先得到消息,我們就溜之乎也,除此並無別的打算。」
翌日晨8時,從南京回來的20個滿族學生到將軍署報到(否則要受處罰),人署後排列在二堂左側。頃之,將軍朴壽穿著蟒袍黻褂,頭戴紅頂花翎,從內送客而出。客人也頭戴紅頂花翎,不過沒有髮辮。仔細一看,原來是與我們同船而來的旅客。再一打聽,是新到任的福建咨議局局長。朴壽送客回來后,我們向他行大禮,跪下叩頭;而叩頭不能不脫軍帽,這一下就露出光頭來了。朴壽一見,立刻面帶怒容說:「你們全是洋學生,都參加革命黨了罷!」我們只回答「沒有」二字。他又說:「你們既沒有參加革命黨,為什麼沒有辮子呢?」我們說:「這是陸軍部的命令,哪敢違抗!」他語塞了,繼之說:「你們回來得正好,現在成立了巡防營,就在隔壁箭道內。你們去見鑽什搭長志,由他派你們差使。」說畢就進衙內去了。我們立刻到隔壁箭道去見長志。長志一見我們很是愕然,問我們是怎樣逃回來的,見到將軍沒有,將軍對你們沒有髮辮的看法,等等。我們都一一回答了,並說將軍派我們到這裡來聽候差遣。長志說:「正好!現在成立了五個哨,你們到哨中去幫同訓練,每哨四人。今天是兵丁報到日期,你們即刻去吧!」於是喚來五個哨官,把我們領到各哨去。我被分在前哨哨官何澤培的管下。這何津培剛從保定府回來,他是陸軍協和速成炮兵科出身,畢業考核時名列第一,被學校留用,擔任陸軍軍官學校第一期炮科排長,武昌起義后因學校遣散回到福州。何澤培手執新兵花名冊,將我們四人帶到僻靜無人之處說:「將軍是個大混蛋,成立巡防營有什麼用?」「他將花名冊打開,說:「這裡的人全在50歲以上,都是我們的伯叔長輩,他們能幹什麼?」接著,把花名冊分給我們。很快,來了一些老弱殘兵,我據名冊(中列25人姓名)按名呼喚,片刻集結了25人,依高矮編成一小隊。通知他們午後一時開始訓練,然後解散,各自回家吃午飯。這些人穿著各式各樣的便衣,訓練時對立正、稍息、開步走等等一竅不通,甚至有人在開步走時同時擺左手、伸左腳,令人啼笑皆非。第二天(11月1日)每人發給一支老毛瑟槍;第三天學裝填子彈,有的人學了一天仍不會;第四天連射擊姿勢還未及學,朴壽就下令將各隊分配到水部門沿東門至揚水關的城牆上去巡邏。我所率的25人被分配在水部門的水關閘城樓上,主要任務是防止革命黨人爬城。這期間聽到許多傳言:有人說武昌城內駐防旗人全部被殺,滿族婦女被蹂躪;有人說旗營組織了500人的殺漢團,以文楷為首,準備出來燒殺。據我所知,這后一說不是事實:文楷是個文人,根本就沒參加什麼活動。因他為人驕傲自滿,在警察學校當監督過於跋扈,常得罪人;加之在日本留過學,招人妒忌,故有人造此語言以激民憤。所以當時旗營中對此說均一笑置之。而成立由500人組成的巡防營則是事實,且是我親身經歷過的。

福州舉事前夕,第十鎮統制孫道仁曾面見朴壽,好言相勸他「識大體,明大局,不要過於固執」,這時朴壽才知道孫已叛變,乃將他軟禁在署。總督松壽知道后即請朴壽將孫釋放,以免事端擴大。朴壽初時不肯,因他認為,只要孫發命令不許部下革命,部下就不會革命,將孫軟禁就能達此目的。松壽的想法與朴壽不同,他認為革命爆發已是任何力量無法阻擋的,軟禁孫道仁只會使革命爆發得更早,並將造成不可收拾的後果,因此再三力保,朴壽乃將孫釋放。此時朴壽雖明知孫已變,情勢更趨危急,但仍未回心,反變本加厲地嚴命旗營各戶準備洋油、石灰以防不測。如果湘軍進攻,即決一死戰,不得已時全體自焚,併合婦孺集結一處。令下以後各旗不得不準備。對此,新派中人不以為然,頑固派則認為「理當如此,以表忠節」。

六、福州辛亥舉事時旗營內部情況
1911年11月8日午夜福州光復之役開始,此前數日已有若干徵候出現,如雜居在旗營地域內的漢族住戶全部向外遷移(有的留一二人看守門戶,有的將房門反鎖不留一人),有些嫁給滿人的漢族婦女已被娘家接回,氣氛至為緊張。但旗營到這時候依然未作什麼戰鬥準備,所以炮響之後,手足無措,情形異常混亂。因此撰寫時很難找出頭緒,只好按當日事態發展情況依次敘述之。
(一)炮晌之後
福州舉事是以于山上的一聲炮響為發端的,而響炮又是以駐在水部門城樓上的湘軍所擊鼓聲為號的。湘軍在水部門城樓上設有一個哨,該哨平日夜晚起更時擊的是一面破鼓,但11月8日晚上起更時突加了一面新鼓,新舊兩鼓齊鳴,與平日大不一樣。守在水關閘的滿族官兵(計捷勝營一個哨和巡防營一個哨,指揮所設在天后宮東側的奎星樓內)聽到鼓聲均甚驚異,判斷當晚定有事變發生。至五更鼓時,突不似往日般擊上五聲,而是亂鼓咚咚。鼓聲末落,于山上即用山炮放了一聲空炮,於夜靜更深中震動全城。炮聲一落,駐在水部門城樓上的湘軍放起第一槍,隨之槍聲大作,部分火力集中射向水關閘的旗營哨所,另部分火力則以城下的旗營守城官廳為目標。此時官廳內只有3個老弱殘兵(屬舊式編製),他們被槍聲驚醒,出來探望,結果全中流彈,死領催、馬甲各一名,傷驍騎校一名,水關閘城樓上的捷勝營亦有一名士兵受傷。槍聲停止后(槍響了不到一刻鐘),只見水部門城樓上亮起一片紅光,原來是湘軍正準備向于山方面撤退,用煤油、稻草在城樓上放起火來。此際旗營婦女老幼大多擁到將軍衙門西花廳準備自焚,留住在旗營地域內的漢族居民則成群結隊地往東街方向逃跑,混亂不堪言狀。
(二)從抵抗至投降
9日天明后,陸軍第十鎮山炮營的山炮開始從於山上向將軍衙門集中射擊。此時聚集在將軍署西花廳的旗營婦女老幼約有千餘人,內中一個婦女小腹上中了炮彈破片,立即氣絕,這些人嚇得亂作一團,衝出衙署大門四散奔逃,一部分躲進東門大街親友家,大部分擁到東門大街八旗公立中學堂內。將軍朴壽問左右這炮是從哪裡打來的,左右答以是從法政學堂後山打來的。他一聽即斷定法政學堂是革命機關(沒聽清「後山」二字),乃命人傳令湊集部隊攻打法政學堂,務必將學堂內的大炮奪回。令下后就在東門大街拼湊了200餘人,在無人指揮的情況下,鬧哄哄地蜂擁而去。這些人一半衝進法政學堂,一半從八十一階向山上進攻,槍聲很是激烈。革命軍炮兵陣地發現從法政學堂樓上窗口有槍彈飛來,即用炮向法政大樓轟擊,學堂鐘樓被炸倒塌,大鐘連滑輪落在院內,被旗營某兵發現,以為是山炮,乃跑迴向將軍報功,將軍派人到處找何澤培去拖炮。迨何澤培趕到現地,一看乃是大鐘,怒氣沖沖地說:「到這時候還開什麼玩笑?」攻進法政的士兵即隨何澤培退回到東門大街,從八十一階往上進攻的人也因前進不得退回(于山上的炸彈隊往下扔了兩個炸彈)。這時防守大鬥彩巷北首安奶廟的捷勝營一個哨,一部在化民營口柴火店內從牆壁所挖槍眼向外射擊,阻止獅橋方面湘軍進攻;主力以安奶廟的馬鞍牆為掩體,在廟房頂往獅橋方面射擊,阻止河左岸湘軍進攻,槍聲很緊,這方面的戰鬥似乎很激烈。其實,在獅橋頭方面並沒有湘軍,也沒有其他的起義隊伍,只有少數哨兵不時向安奶廟射擊而已;而這方面的捷勝營士兵連一個人影也沒看見,就不停地向獅橋頭方面射擊。有的士兵自誇能幹,對鄰兵說:「我已射擊200多發子彈了。」鄰兵說:「你沒有我多,我已射出將近300發了,可惜槍膛發熱。」真是可笑之至!當時就有人說這不是打仗,簡直是兒戲。
這時候,旗營有三處起了大火:一處從水部門城樓燒起,經秀冶里燒到鰲峰坊;一處從鰲峰坊向西沿津門樓往下燒;一處從高節里「六號科甲」葉宅燒起(因中了炮彈),直燒到大王府附近。于山上炮聲不絕,主要目標是將軍署,但其他地方,如高節里葉宅、河西街十使廟前、秘書巷內、東門城樓以及城外金雞山麓,皆有炮彈落下(事後傳聞,是炮兵陣地上的一個日本人和一個跛足的美國傳教師亂放的)。朴壽此時見兵無鬥志,而且到處起火,革命軍的山炮又造成很大威脅,沉不住氣了,遂攜同眷屬逃出將軍衙門,往河東街方向抱頭鼠竄。這時,在蒙古營明玉家中聚有許多旗營知識界中人,正商議如何打開這一僵局,朴壽和他的眷屬由統領德潤陪同突然來到,大家便問他應用何法以善其後,而朴壽只是垂頭喪氣,一言不發。朴壽退出后,有人說這時不能由他了,乃決定投降。即在明玉家索出白布一匹,以六尺長為一塊,剪成好幾塊。由明玉次媳提筆寫上「將軍已走,停戰再議」八個大字,共寫有七八塊布。這明玉次媳即鍾音之女,吳振翔之胞姐。光緒選妃時曾到北京應選,未被選中,回福州后嫁給明五次子額勒登武。她長於書法,所以旗上的字全由她一手書寫。寫畢,將布拴在長竹桿上即成降旗,找七八個人將旗懸在城樓高處,但革命軍方面未予理會,山炮仍不絕聲。於是再制降旗,分書「願繳軍械」或「繳械投誠」等字樣,在懸出降旗的同時,公推吳振翔為投降使者前往革命軍指揮部。(吳振翔原是福建講武堂第一期出身,許崇智任過講武堂教師,許與吳因此有師生關係。吳又曾在長沙旅居,能說湘語,兼之第十鎮初級幹部中講武堂同學居多,因是旗營中推吳擔任使者,是最適當的)。吳手執白旗,率領數人挑著數筐洋槍機柄,經九曲亭直奔于山。行至九縣奶廟山坡下時為守在該處的機關槍連所阻。機關槍連連長傅全懋(河北棗強人,從保定陸軍協和速成騎兵科畢業后,分配在第十鎮任用)問明吳之來意后,乃帶吳到大士殿指揮部面見協統許崇智。許見吳來確有誠意,立即下令停止炮擊,並命排長陳金魁隨吳下山招降。陳吳二人來到明玉家與各人見面(未通知朴壽),陳說:「我奉許總指揮命前來招撫,只要旗營官兵全部繳械就不究既往,一視同仁,彼此就是一家人了。」接著傳諭旗營官兵繳械,在東門大街集合,由陳率領行至九縣奶廟前山坡下的機關槍陣地左側,將槍械放置地上,此時天色已近黃昏了。許崇智派來傳令一名對陳說:「旗營官兵繳械后立即回去協同革命軍救火。」陳照此意傳達后,旗營官兵立刻各自回家取水桶等器具,接著分配地段開始救火。

(三)戰事結束之後
我當時被分配在水部門地段救火,火熄滅后已近午夜,甚感疲倦,乃回家卧在床上,但不得安眠:一閉上眼睛,戰場上的屍體慘狀立刻浮在眼前,此時方感覺恐懼;而白天在戰場的槍林彈雨之下,反不感覺恐懼,哪裡槍聲激烈就跑到哪裡去湊熱鬧。正似睡非睡間,突傳來消息:蒙古營口何芝田全家投井自盡。何系我的滿漢文教師,與我有師生關係,就立即前往營救。到了何家,見許多人正在井邊救人,首先救出其女雲英,繼之救出其子(忘其名),隨後撈上芝田夫婦二人,業已氣絕,當時人多手亂亦未施行人工救急法。原來何全家投井時夫婦先投,子女后投落在父母身上,井水又淺,因此未致淹斃。正在何宅忙亂之際,又有消息傳來說:在珠媽廟河沿救火的文楷和玉斌二人被革命軍的軍警同盟會辦事處長彭壽松部下逮捕,指他二人是放火者。在何家的許多人當即斷定必是有人挾私陷害,因眾人皆知火是水部門城樓上的湘軍放的。正紛紛議論問,又有人前來報說:「河東街火巷口教弓箭的銳老師也全家投井自盡了。」於是這一群人又奔到火巷口去救人,情形與何家一模一樣,也是救出一雙活命的兒女(子名庸書,女名萍),說老夫婦二人斃命,眾人皆雲這真是無獨有偶的事。正嘆息間,忽聽東門內有槍聲傳出,眾人異常驚慌,膽大的就朝槍響方向奔去。行至湯井巷口東側,見有許多人在鑲紅旗協領定煊門前向內觀望,經打聽,始知定煊已懸樑自盡。就在此時,忽有人從東面跑來叫說「東門城邊失火」,眾人乃一同奔往救火。跑至東門裡時,見路北第三家火光燭天,原來是捷勝營哨官若欽額家失火。進門一看,天井當中燃著一團大火,細看之下,火中是自焚的幾名婦孺(先捆身棉被中,再澆上洋油),已無法搶救。再至廳堂。見倒卧弟兄三人屍體,屍旁各有步槍一支,這才明白適才的槍聲乃他們三人自殺時所放。計若欽額全家大小死亡十餘口,只剩在北京的五弟托欽額(即郎敬侯)一人了。上述這些人何以要自殺呢?主要是受舊禮教的毒害太深了。他們中何芝田是翻譯舉人,其餘亦全是翻譯秀才,終日在家死啃四書五經,一腦子的孝悌忠信,不善交際,見識不廣,思想頑固,以致「盡忠殉職」。
至於文楷、玉斌被彭壽松逮捕一事,後來才知其詳,原來是一個叫朱一青的人所為。朱久居旗營地域內的河西街,與文楷為鄰,他雖系同盟會中人,而素質不良,驕侈淫逸,家中有四房姨太太,為文楷所不恥,彼此頗有惡感。舉義前夕,朱想邀功,以在革命后的新政府中取得要職,乃在同盟會中捏造事實,說他居住旗營多年,偵知文楷是殺漢團首領,組織有500人的衝鋒隊和放火隊;說玉斌編組數十人到南台一帶偵察革命軍軍情(有人至南台偵察屬事實,但並非玉斌所組織),因是同盟會大部分人信以為實,乃捕二人。二人被捕后,革命政府曾多方調查,但未獲根據。年余后彭壽松失勢,二人終被釋放,文楷攜眷遷移北京,玉斌則赴南洋謀生。
11月10日晨,我在河東街得貴巷與革命軍第38標管帶孫葆鎔相遇。時孫騎匹白馬,率荷槍士兵九人,正在街上巡查(馬前舉有白旗一面,上寫「查奸安眾」四個大字)。孫即詢問寇文潤家住何處(時寇在北京),我將其引到蒙古營明玉家的隔壁,孫即下馬進入文潤宅內。文潤老母出見,孫即向前施一大禮,然後說「老伯母受驚了」,並說吳景震(革命軍第39標管帶)也托口信,要他代為請安(孫、吳、寇三人是在日本留學時的同窗好友,吳之胞妹系寇之未婚妻,寇、吳二人是郎舅關係)。旗營經孫巡查后,人心均有所安定。
是日上午,東門大街聚集了許多人,全是為著打探善後消息到這裡來的。有人說又不是在逛集市,這樣聚集不好,不如到湯箭道去等候命令傳達,再說那裡也比較方便。於是眾人轉至湯箭道內。此後不久即傳來消息:將軍朴壽已被革命軍「請去」,統領德潤隨行,等等。大家便紛紛議論起來,有人說朴壽此去凶多吉少,有人說可能是為著商議善後事宜,均是揣測之詞。午後2時左右,隨同朴壽到于山上去的統領德潤從營門外珊珊而來,大家急圍前去打聽消息。德潤命大家團團圍坐在操場上,他也席地而坐對大家說:「我陪將軍到了于山大主殿的會客廳內,管帶孫葆璐接待我們。將軍說肚子很餓,孫即命人煮了4個雞蛋。食畢,將軍求見統制孫道仁,孫葆璐即答以『代達』二字。約過30分鐘,彭壽松的幾名部下忽人廳把將軍帶走,不多時即有一人手拿一縷髮辮前來說:『這是你們將軍的辮子,他已經斬首正法了。』並說:『你不要害怕,立刻放你回去。你回旗營后即傳諭大家趕快將存匿的軍械全部繳出。如敢故違,一經查出,定要嚴辦。限午後3點在將軍衙門前集合,到時自然有人帶你們去繳械地點……」德潤說完這席話,停了片刻,又說:「你們以半數人將捷勝營庫房打開,將所有槍彈取出,持往將軍衙門前集會。其餘半數的人趕快通知各家各戶將槍繳出,也在將軍衙門前集合。限3點鐘以前到齊,不要逾限,更不要隱匿不繳。昨天繳的槍支只有大半數,還缺很多,今天務必一律繳出,萬勿隱存,如被查出,定要殺頭,到時可不要怨我了。現在時間不多了,大家趕快行動。」眾人聞畢即四散飛奔,傳達的傳達,開庫的開庫,3點鐘以前即有三四百人在將軍衙門前聚集,體壯的一人背兩三支槍,體弱的背一支,均槍口向下,槍托朝上。到了3點鐘,果然來了一位軍人,帶著這股隊伍出旗訊口,經仙塔街、津門樓、鰲峰坊、九曲亭,向繳械地點——九公奶廟前的山坡走去。到后,各個放下武器,繼而整隊赴南校場(第十鎮的營房和練兵場設於此)。當經過天君殿、觀音閣(革命軍總指揮部設於此)和丹井,走到半山亭時,見亭內放著一口白木大棺材,上寫「福州將軍朴壽之靈樞」字樣,又見亭前石階上有一灘鮮血。接著繼續往前走,過白塔寺出南門,到了南校場。進場后營門緊閉,禁止外出,大家在草地上面北席地而坐,個個心裡忐忑不安。不久,第38標管帶胡季高前來訓話,大意是:既已繳械投誠了,就不必有什麼驚慌,現在都是一家人。少時發給每人一些點心錢,可以買些東西吃,到時就可以回家了。但一直等到初更時分還不見動靜,大家又狐疑起來了,有的說「情況不妙」,有的說是因為「時間未到」,有的說擔心旗營里生了什麼事故。正談論間,適才發給每人一元錢的排長陳金魁率領數人舉著火把前來。陳發令集合,繼之對大家說:「你們都可以回家了,因為有點公事,害得大家受等了。」說畢命士兵燃起火把,正在此時,北面城牆上突響起機關槍和步槍聲,子彈從頭頂飛過,大家嚇得迅速跳人演武廳前的壕溝內,陳排長也躲人溝內並向城上大聲喊叫「不要打槍」。有人在壕內低聲說:子彈均從空中飛過,不要緊的,可能是管帶胡季高在向我們示威(事後證明此猜測正合事實)。片刻槍聲停止,陳排長說:「好了,好了,沒事了,大家走吧!」於是在陳排長率領下魚貫進入水部門。陳排長說:「好了,我不送了。大家可以自由地各自回家。」這陳排長以後率領全排士兵進駐河西街青都觀的穆公祠內,常川擔任革命軍與旗營間的聯絡。大家回家后,始知在被拘留於南校場時,革命軍曾派人到旗營挨戶搜查槍支,但寸草未拿。革命軍的軍紀嚴明、秋毫不犯,始為大家信服。

七、善後處理及此後的一些情況
(一)善後處理
光復后第三日晨,陳金魁排長來到旗營,將知識界中人集合於八旗公立中學內開會,說他是奉命而來,要和大家商談幾件重要的事。茲將其所說各點錄於下:
1.所繳槍械數目與所知尚不相符,希傳知各戶,如有將槍支棄於井內或池塘、河中的,應立即報出地點,以便派人打撈,保證決不追究。
2.今後當然沒有錢糧了,現在政府擬用治標辦法,開倉放糧,每人每日一升,就以此地(即八旗公立中學)為發放地點。無依靠的孤寡,每月發給救濟費少許,以資生活。
3.對人員失蹤及戰死情況之調查要從速進行。旗民死於漢界內者由革命政府調查,漢民死於旗界內者由旗營調查,俾家屬認領屍首,以便掩埋。
4.把八旗公立中學改為旗民生計處,將來當改作工廠,以從事生產,維持生活。
5.迅速造具旗民戶籍冊,將旗籍轉入閩縣籍,將戶籍呈送閩縣註冊。
6.房地產問題:規定個人房產歸個人私有,由個人自由處理,但地皮應歸公有,有房產的人應繳納地皮租。各旗在城外的「官山」(即公墓),其所有權應歸原來山主,由其自行處理。唯旗民此後安葬,仍可不交地價。
陳排長最後說:「目前一切善後由前副部統勝恩負責辦理,從現在起應分頭辦理的是:調查槍械拋棄場所和件數,調查死亡人數與死亡地點,迅速造具花名冊以便放糧。我本人只負傳達聯絡之責,至於今後如何辦理,應聽候政府命令。」說畢,所有在場的人即編成數組,就陳所說各項開始分頭辦理。此時,公立八旗中學門前已掛上「八旗生計籌備處」的牌子了。
我當時被編人死亡調查組內,該組經多半日的調查,得有如下結果:漢人死在旗界內的計有6人,其中5人陳屍河東街得貴巷口,1人因中槍彈而死,4人被短刀刺死,另1人屍體系從渡尾街桑園井內撈出。經了解,這6人乃省立工藝傳習所(設於水關閘附近)職員,於戰亂中從所內逃出,跑在最前頭的1人被玉斌用騎槍射死,跑在中間的4人被幾名旗民婦女刺死,跑在最後的1人拐進渡尾街時見無處可逃,乃跳井自殺。調查一星期後,屍體才由掩埋隊收殮,亦未見有家屬招領。
滿人死者計4人:其中2人死於水部門官廳中,1人中槍禪而死,1人中彈后死於大火;另2人分別死於古仙橋和河西街,1人中流彈而死,1人被炮彈炸死。其後革命軍方面通知尚有9人死亡,其中8人是偵探,死於南台,另一人是名叫玉朗的陸軍國小學生,9日下午到學堂取被褥,因被革命軍誤為系來刺探軍情而被殺,年僅15歲。此外便是在戰後被革命軍所殺的吉祥升京劇班的武丑徐春圃。徐從將軍衙門內劫出皮襖一件和現大洋一滿包,被革命軍巡查兵發現,旋裊首示眾。最初將人頭懸在將軍衙門西柵欄門上,后移至郎官巷口木柵上示眾,這是光復后第二日下午的事。
光復后第三日下午,負責調查人員失蹤情況的人在八旗公立中學門前貼出旗民失蹤花名榜,共列300餘人。這些失蹤的人全是原來把守在井樓門、北門、西門、南門的捷勝營旗人官兵,9日下午9時革命軍下達戒*嚴*令禁止通行后,他們進退不得,乃換上便衣存躲各處,不敢露面,於是上了花名榜。直到安民布告貼出后,這些人才陸續走出存躲處,並將花名榜上自己的名字塗掉。不數日,除被捕的數人外,旗人全部歸來。此時已賑放糧米,繼之在生計處成立染織廠,部分旗民人廠生產。將八旗公立中學撤銷,所有旗籍中學生轉學省立中學和師範、法政等校;將八旗公立國小改為公立大同國小(后再改為省立第四國小),滿漢兼收,滿族女孩亦可入學(此前滿族女子不得入學校學習)。
(二)打破禁例
上面已經說過,光復后打破了「滿漢不通婚」的禁例,旗民與漢民平素有深交者,均願彼此聯姻。婚禮很簡單,不計妝奩不計聘禮,因此不數月間,滿族閨女嫁給漢族的即達百數十人之多。
此外,以往旗營官兵不得離城八十里的禁例亦被打破。光復后,旗民如出籠之鳥,行動得到了自由。不少人到南洋謀生,有的先到漳州、泉州、廈門一帶謀生,俟有積蓄再往海外。另有一部分人遷往北京、上海等處。早先在外省做事的人也紛將眷屬接走。這樣,原旗營中人走了三分之一。留在福州的人有的進工廠,有的集資營商,有的做小本經營,生活比之於領取錢糧的過去,充裕得多了。
(三)外國傳教士在原旗營地界內的活動
光復后不久,即有一批外國傳教士以傳教為名進入原旗營地界活動。如美國的美部會、美以美會在東門大街購買旗民住宅四所,在河西街購買兩所,分別設立佈道所和學校。法國教士在河東街買了一所旗民住宅,將其改作天主教堂。英國的安立間會派人到柴井旗營地界拉人人教。他們對貧苦的旗民施以小惠,因是引誘了大批男女老幼去做禮拜;繼而設立學校免費招收了許多兒童,又設立工廠拉攏許多青年男女人廠做工,被迷惑的旗民將近千人。美國教會主其事者是兩個美國女人,一稱夏師姑,一稱韋師姑。夏師姑派一個名叫陳炳炎的教徒替她在旗界內買房設工廠,韋師姑派一個名叫薛子隱的教徒替她在旗界內買房設教堂和學校。她們分工合作,暗自留意青年男女中何人可能成為虔誠的教徒,對看中者竭力加以培養。洋教士在傳教時常說:「只要你們信耶穌,耶穌就能給你們飯吃。」而大多數被惑的旗民也正是為著吃飯而人教的。最初確也看到有幾個人信教後有了飯吃,亦確有幾個信教的青年經培養后被送到上海、南京等處去深造,所以才有近千人被引誘。夏、韋兩個師姑經常將許多旗民聚在一起做禮拜的「盛況」拍成照片寄回本國去,從本國教友那裡騙得許多資金,用以肥己。后因洋教土「給飯吃」的許諾久而不見兌現,做禮拜的人便日見稀少起來。於是教士們著了慌,分頭到各戶去勸導,得到的回答大多是:「你們當牧師的經常說『只要信耶穌,就能有飯吃』,但我們信了多時仍然餓著肚皮。要使我們信教,除非在祈禱時耶穌會給我們送來大饅頭,這樣我們才能相信,否則是不會相信的了。我們看你們是在騙人。」這番回答搞得教士們下不了台,只得灰溜溜地離開。有的人一見教士上門,就故意在觀音大士佛像前大叩其頭,弄得他們啼笑皆非。此後,做禮拜的人愈見減少。有的青年是為能有機會到上海、北京等地去深造而入教的,但他們提及此要求時,教士們總是一再支吾,因是這些青年感到自己受了騙,也反教了。原在教會所辦工廠做工的人也相繼離開,轉入革命政府所設的工廠。結果教會學校垮了,教會工廠垮了,信教的只剩數十人了。傳教場所只剩了一處,即位於東門大街的晨光堂佈道所,每逢禮拜天,靠幾個「給了飯吃」的教友支撐門面。
除上述的歐美人外,日本人也在東門邊設丫一個診療所,以提供免費治療的好處拉攏旗民青年。有數名青年後來進了他們所設立的東瀛學校,有的被送到台灣入學。

(四)李厚基對旗民的所作所為
北洋軍閥李厚基執掌福建軍政大權后,竭力擴充軍隊,以軍隊駐紮需要,乃擬在東湖建築營房,為此,特委費毓楷為官產處長,決定:從東門邊起至醫官廟口止,這一線以南地段內所有旗民的住宅一律拆除,原住戶由官產處發給少許補償后悉數遷移。當時,這一地段內住有旗民約700戶、2000多人口,其中,東門大街80餘產,狀元坊一帶300餘戶,十全堂一帶30餘戶,蒙古營一帶20餘戶,得貴巷10餘戶,渡尾街40餘戶,王碼頭200餘戶。房屋被拆后,原住戶無家可歸,區區補償款難以維持生計,於走投無路之下,只好四散謀生,滿族人口又失散了一大半,這是福州滿族人民遭受的一場大災難。
在拆房的同時,李厚基又將政府原為安排旗民生計所辦的染織廠奪去,改為軍用被服廠,招收女工。工人每天勞動12小時,所得工資不到2角錢,主事者尚剋扣工資以自肥。當時的廠長陶懋立(江蘇泗陽人)乃李的心腹,初到閩時身穿一件破青布的長棉袍,不到二年居然狐裘披身,還在東門大街購了一所房產,並娶了一個小老婆。
李厚基的所作所為害了滿族人民,但他反經常炫耀自己對滿族人民是多麼地「關懷照顧」,說若不是他來設立被服廠,「旗民早已餓死大半」,等等,讓人對他歌功頌德,並忘記革命政府曾為照顧旗民所費的苦心。
如上所述,辛亥光復后不久,福州滿族人口就已大減,此後抗戰期間福州兩次淪陷,又有不少人散往閩西、閩北,抗戰勝利后歸者寥寥(多在各縣落了戶),所以現今福州滿族人口僅及辛亥光復前的百分之二三而已。

*本文作於1963年,作者時年7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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