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是美國效法中國的時候了？

世界銀行前行長佐利克（Robert Zoellick）2005年向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發表演講時，呼籲成為全球體系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並同其他大國合作，維持世界的穩定與安全。我們可以假設，佐利克在紐約演講時，腦子裡無疑認為——大多數美國領導人和決策者也這麼認為——美國是國際體系里的負責任利益相關者，則不是。

然而，川普去年當選美國總統，卻導致國際社會對美國和有了完全相反的看法。川普大聲表示，他會推行單邊的「美國優先」政策，也恫言要讓美國退出世界貿易組織。在2016年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與媒體見面」節目訪問時，川普說：「我們要重新談判，不然就退出。貿易協議是災難。世貿組織也是個災難。」

相比之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今年1月，分別在達沃斯與日內瓦發表了精彩的演講。凸顯了自身捍衛現有多邊秩序的形象。佐利克2005年的演講不可能在2017年發表，因為雙方的角色對調了。

柯林頓的警告

這不必要也不應該發生。川普自己也承認，同想比，美國是式微中的大國。因此，實際上，加強多邊規則和程序，對美國國家利益是日益重要的。

美國前總統柯林頓於2003年在耶魯大學深具遠見的演講，便道出了這個事實：「如果你們相信，維持權力與控制、絕對的行動自由和主權，對國家的未來是重要的，這樣做並沒有什麼矛盾之處。我們是目前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也可以運用我們的實力……但如果你們相信，我們應當嘗試創造一個有規則、夥伴關係和行為規範的世界，也就是當我們不再是世界軍事、政治、經濟強國時，也樂意居住的世界，那你們就不會那樣做。這取決於我們相信什麼。」

出席演講的聽眾當時或許不知道，這是來自柯林頓的巧妙警告。柯林頓要告訴他們的是，要為成為世界第一、美國屈居第二的時代做好準備。作為老二，美國會希望身處一個世界第一支持「有規則、夥伴關係和行為規範」，讓一切變得更有秩序的世界。

柯林頓高明的地方，是暗示在美國還是世界第一的時候，為自身設下這些「桎梏」。這樣，以後就能更有理由要求也遵循同樣的多邊規則與程序。

然而，如果柯林頓老實地承認，美國一貫的政策是削弱而不是強化多邊規則與制度，那他的演講會更有說服力。

這是我從1984年至1989年及1998年至2004年間，兩度擔任新加坡駐聯合國大使時發現的一個骯髒小秘密。美國於1985年拒絕核准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並於2002年不買國際刑事法院的賬，凸顯了這政策。

一直以來，美國也盡量選擇一個軟弱的人選來擔任聯合國秘書長。美國前駐聯合國大使波頓（John Bolton）便在他的回憶錄公開承認這一點。他引述時任國務卿賴斯（Condoleezza Rice）的話說：「我不肯定我們要的是一名強有力的秘書長。」遺憾的是，美國領導人很少會這樣坦白。

弔詭的是，在多邊主義課題上，川普可能是最為坦率與直接的美國總統。他公開鄙棄多邊規則與制度，宣布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也聲言不會遵守美國對氣候變化的承諾。在今年較早時候的一個白宮記者會上，白宮管理與預算局主任馬爾瓦尼（Mick Mulvaney）說：「至於氣候變化，我想總統已經清楚表示，我們不會在這個課題上再花費任何錢了。」

支持多邊主義

。一些人可能認為，對日益強大、將在未來10年內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的來說，多邊機構如聯合國被削弱或邊緣化，是符合其利益的。

但選擇了不同的方式。它要強化而不是削弱多邊組織的相反策略，可以說是讓人意外，甚至吃驚的決定。為什麼不遵循現有世界第一強國的做法呢？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兩國對自身在世界的角色，有截然不同的觀點。

美國視自身為「特殊」的國家，相信自己有改變世界的責任。當它干預其他國家內政時，它也拒絕被多邊規則束縛。美國導致了許多所謂的顏色革命，包括吉爾吉斯斯坦2005年的「鬱金香革命」，和埃及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革命」。沒有其他國家像美國這樣喜歡扮演救世主。

相比之下，關注的，只是改善其14億人口的生計（佔世界總人口的五分之一）。經歷了150年的「地獄」般處境，從1839年的第一次鴉片戰爭直到於1976年結束的文化革命，體驗了「天堂」和世界最快的經濟增長，尤其是在加入西方於二戰後賦予世界的多邊秩序后。是從世貿組織獲益最多的國家，也正因此而成為目前世界第一大貿易國。

一直以來，倡導自由貿易的好處與價值觀的，都是美國而不是學者。然而，今天，捍衛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等自貿協議，在美國卻是政治不正確的做法。相反的，正簽署越來越多的自貿協議。

自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以來，已經同澳大利亞、韓國、秘魯等國家簽署了14個自貿協議。2002年，也與東盟簽訂自貿協定。

華盛頓可以效法北京嗎？

演講反映了一個強有力的多邊秩序對的好處，以及北京深思熟慮的立場。

同樣的，美國媒體炮轟美國國務卿蒂勒森，因為他把美中關係形容為建立在「不衝突、不對抗、互相尊重、雙贏與合作」基礎上的正面關係，也是不智的。事實上，這是決策圈的普遍看法。《聯合國憲章》第二條也闡明了國際合作的準則。蒂勒森的談話只是重申這些原則。

柯林頓已經明智地指出，美國現在改弦易轍，強化多邊規則與程序，對其有利無害。在全球金融危機、氣候變化、大流感、恐怖主義、飢荒和網路安全等威脅的籠罩下，美國積极參与國際組織，再次成為全球體系的負責任利益相關者，現在正是時候。

作者馬凱碩是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院長

原刊4月25日美國RealClearWorld網站

葉琦保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