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很喜歡西方玩意，為何把戊戌變法措施全部廢掉？

末代皇帝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這樣描述慈禧：

「慈禧是個權勢欲非常強烈的女人，絕不願意丟開到手的任何權力。對她說來，所謂三綱五常、祖宗法制只能用來適應自己，決不能讓它束縛自己。為了保持住自己的權威和尊嚴，什麼至親骨肉，外戚內臣，一律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西太后就是這樣一個人，凡是她感到對自己有一絲一毫不安全的地方，她都要仔細加以考慮和果斷處理，她在庚子逃亡之前，還不忘叫人把珍妃推到井裡淹死，又何嘗不是怕留下後患而下的毒手？維護自己的統治，才是她考慮一切的根據。」

白克浩司、濮蘭德在《慈禧外記》中如此評述慈禧：

「太后秉政之始，亦知女主專政，違古訓及人民之心，歷史上最著名之呂后、武后，雖極有才，而皆為後世譏議，太后讀書甚多，何嘗不知以往太后當國，無不貪攬權柄而不釋者，然仍甘蹈其轍也。」

的確如此，慈禧個性中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對權力的迷戀。

正如研究者所言：「政治人物就是一種要求擴張他的權力到最大限度的人。他的一切措施都是本著這個目的的。要限制他的權力，似乎只有憑藉一種對任何人都充分有效的制度。其他構想都不能保證有效。」而慈禧「全部事業提供她決心固結並擴張她的權力之明顯證據。雖然，大多數君主都賦有這一特徵，但在慈禧則表現一幾乎無比的強度。」

清朝歷史上沒有皇太后垂簾聽政的先例，慈禧卻三次垂簾。同治皇帝去世后，慈禧不顧清王朝的皇統和朝野激烈的反對，而執意立其外甥載湉為帝，以圖通過策立幼帝來久掌大權。戊戌政變后，由於反對勢力過於強大，不能廢黜不聽話的光緒，於是在無奈之下策立大阿哥。光緒病危中，慈禧再次策立幼帝，指定載灃為監國攝政王，其目的正如溥儀所言：

「在她說來當了太皇太后固然不便再替皇帝聽政，但是在她與小皇帝之間有個聽話的攝政王，一樣可以為所欲為。」

這些向我們展示的都是慈禧對權力的貪戀。慈禧迷戀權力的這一個性，對晚清的政治局勢有著重大影響。晚清政局的幾次大變動，如辛酉政變、甲申易樞、戊戌政變等，都是慈禧和其對手的權力之爭。

慈禧的權力欲及由此而引發的權力之爭，起碼產生了兩方面影響。一方面，造成了奕訢、同治、光緒等人的個人悲劇。奕訢受到慈禧的數次打擊，自「甲申易樞」到甲午戰爭的十年間，碌碌無為，甲午戰爭起用后對國家也沒有做出大的貢獻。

慈禧干涉同治帝的婚後生活，給同治帝和皇后造成極大不幸。光緒皇帝在位 34 年，親政也就是 8 年而已，戊戌政變后則形同傀儡。這些個人的悲劇，就是慈禧權力欲所導致的結果。

另一方面，對晚清政局及清廷的應變能力產生了巨大的消極影響。終其一生，慈禧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權力鬥爭中度過的，如同治時期、光緒初年她和奕訢的政爭，甲午戰爭、戊戌政變、乙亥建儲以及庚子之變等。《紐約時報》就曾載文稱：慈禧「把全部智慧都已經運用到了她為挽救她所能挽救之一切的鬥爭中去了。」

這種權力鬥爭的影響，一方面削弱了清最高統治者對國家事務的關注；另一方面也導致了政府中央層的分裂。而這種分裂的負面影響，則更多地體現在國家的內外大政方針上。

這裡以引人矚目的戊戌政變和清末新政為例進行說明。從表面上看來，二者相差甚遠：前者，慈禧囚禁了光緒帝，鎮壓了維新派，廢除了絕大部分的新政舉措；後者，她主動開始變法，所行新政將戊戌變法的政策付諸實踐，並開始著手政治體制的變革。然而從內在方面來說，兩者一脈相承地體現了慈禧的權力慾望。

戊戌政變和廢除變法措施，部分原因是變法舉措超出了慈禧所能容忍的限度，但更重要的是慈禧與光緒的權力之爭。變法前和變法中慈禧都表示不反對變法。「后嘗告德宗，變法乃素志，同治初年即納曾國藩議，派子弟出洋留學，造船制械，凡以圖富強也。」

光緒認為：「徒練兵制械，不足以圖強，治國之道，宜重根本」，並向慈禧進呈馮桂芬所著的《校邠廬抗議》，「后亦稱其剴切，第戒帝毋操之過蹙而已」。當德國人佔領膠州灣后，光緒向慈禧表示不願意當亡國之君，慈禧則曰：「苟可致富強者，兒自為之，吾不內製也。」

即使在慈禧罷黜了翁同龢以後，她仍舊「溫語慰帝，聽其變法」。但是康有為奉行排斥慈禧的政策，並試圖對慈禧不利，光緒也有脫離慈禧管制、獨自掌權的傾向，這些都是慈禧所絕對不能容忍的。在這種情況下，戊戌政變發生了。至於政變后廢除變法措施的過程，《慈禧傳信錄》中也有詳細記載：

「時榮祿唯以私恨嫉康、梁，而變法當否，非所厝意。剛毅則痛心疾首於新政，必盡罷之始快，力為後言之，然如復八股文、弓矢等，后初尚不納其意，嗣知有為等為外人所庇，而洋報譏己尤切，於是遷怒新政，以為中夏不應反師蠻夷。凡七月前所更法制，舉復其舊。」

一句話曰：「大約新政之罷，毅(剛毅)力獨多，徐(徐桐)相所獻替，亦居其什五焉。」

從這些記載里，可以看出慈禧本不欲盡廢新法，而最終卻有這樣的結果，實在是周圍頑固大臣們的慫恿以及慈禧對洋人肆意干涉內政的報復。

由此可見，慈禧鎮壓戊戌變法的主要原因是自身權力受到了挑戰，正如陳夔龍所言：「實則孝欽並無仇視新法之意，徒以利害切身，一聞警告，即刻由淀園還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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