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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文軒:兒童文學首先應該是文學 | 洞見

2016年,曹文軒獲「國際安徒生獎」,兒童文學第一次受到全世界矚目。從《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根鳥》到《青銅葵花》,我們感動於那些厄運中的相扶、困境中的相助、孤獨中的理解以及冷漠中的溫馨,也愛上了這樣一位有著「憂鬱悲憫人文關懷」的兒童文學作家。

雖然曹文軒曾說過:「我不知道我為什麼會寫出這樣的作品,也不知道為什麼有那麼多孩子喜歡,一個寫作的人不會考慮那麼多。」小編還是很好奇,是怎樣的兒童文學觀念指引著他創作出這樣一篇篇感人肺腑的作品?

曹文軒,江蘇鹽城人。1978年開始發表作品。1984年加入作家協會。現任北京大學教授、作協兒童文學委員會副主任。

我的兒童文學觀念史

曹文軒 | 文

本世紀初,我對上世紀80年代中期提出的「兒童文學作家是未來民族性格的塑造者」這一觀念進行了修正,提出:文學的意義在於為人類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礎。我現在更喜歡這一說法,因為它更廣闊,也更能切合兒童文學的精神世界。這裡所說的好的人性基礎至少含有:道義感、審美意義、悲憫情懷。

我們這一代批評者有連綿不斷的苦難而積累起來的人生經驗,但是缺乏青年學者的知識結構。我們曾經的觀念也許已經殘缺和老化,也許無法面對新的創作實踐、在解讀文本時可能發生老刀卷刃的尷尬,但它們確實在推動兒童文學的千秋大業方面,發生過歷史作用。今天,我將它們呈現出來,無非是想給諸位一個參照物,遠處的山巒也許草木凋零,但可以襯托近處大山的旖旎風景。

兒童文學作家是未來民族性格的塑造者

上世紀80年代,我是那時的典型憤青。幾乎所有重要的兒童文學會議,有眼光、有遠見、對兒童文學的現狀不滿但又不方便說話的人,都會讓我做一個重點發言——所謂發言,就是打槍和開炮。那些觀點現在看來已經太過尋常,甚至看上去並不完美,但在那時卻是振聾發聵的。

我忽然在一次大會上為兒童文學作家十分乾脆地作出一個定義:兒童文學作家是未來民族性格的塑造者。這是一個非常響亮的句子,這個句子的背後就是對民族性格的質疑:

作家肩負著塑造中華民族的嶄新性格的偉大的歷史使命。如果對這一觀點沒有什麼疑問的話,那麼對於兒童文學作家來講,這方面的責任似乎尤其重大。道理很簡單:作為這個民族的老一代和中年一代已都無太大的可塑性,而新生代卻可塑性很大。孩子是民族的未來,兒童文學作家是民族未來性格的塑造者。兒童文學作家應當有這一莊嚴而神聖的使命感。

中華民族曾為人類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文化,但這並不等於盡善盡美,更不等於說我們就可以對這個民族在性格方面的明顯缺陷視而不見。這是一個同時背負著歷史的光榮和歷史的負擔的民族。在走往明天的道路上,它要比一個沒有歷史的民族艱巨得多。

兒童文學作家對過去兒童教育中的觀點以及兒童文學的一系列主題傾向作了重新審視,他們抨擊了過去的順從觀念、老實觀念、單純觀念等一系列觀念,寫了許多尊重孩子個性、承認他們具有獨立人格的文學作品。上世紀80年代的兒童文學向人們表明:它喜歡堅韌的、精明的、雄辯的孩子。它不希望我們的民族在世界面前是一個溫順的、老實厚道的形象。它希望讓全世界看到,這個民族是開朗的、充滿生氣的、強悍的、透著靈氣和英氣的。

只有站在塑造未來民族性格這個髙度,兒童文學才有可能出現蘊涵著深厚的歷史內容、富有全新精神和具有深度力度的作品;也只有站在這個高度,它才會更好地表現善良、同情心、質樸、敦厚等民族性格。在21世紀必將生存下去,而它已沒有任何理由在21世紀還不能擺脫落後的處境。它也應當走向輝煌了。而那時,這個民族的中堅力量,就是今天正在閱讀和將要閱讀兒童文學作品的成千上萬的男孩和女孩。

兒童文學承擔著塑造未來民族性格的天職。這個類似於口號的觀點,是在人不滿現實、對未來充滿嚮往、第二次解放的語境中誕生的。

兒童文學是文學

1987年秋,當時兒童文學的中堅力量匯聚廬山。這次會議註定是兒童文學史上的一個重點事件,它的成果就是一大套「新潮兒童文學叢書」。我為該叢書寫了題為《回歸藝術的正道》的總序「我們贊成文學要有愛的意識。我們推崇遵循文學內部規律的真正藝術品。我們尊重藝術個性。我們贊同文學變法。」廬山會議之前,我就一直在思考「何為兒童文學?兒童文學何為?」的問題。廬山會議結束后,一個觀念很快形成:兒童文學是文學。

兒童文學是文學,這句話在當時有著非凡的含義,意味著對從前以教育(「教育」一詞並不准確,實為「說教」)為功能的兒童文學觀的革命性顛覆。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雖也說寓教於樂,而實際上正如保羅·阿扎爾所說的那樣:「教育很快就把扼殺娛樂變成自己的義務。」

我是這樣表述的:

「兒童文學是文學」,本來是一個簡單的、無需重申的、更無需爭論的問題。然而,長期以來,我們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不願或不敢正視這一問題。若干年間,我們嚴重忽略和冷淡了它的文學的基本屬性,生產出不少標著「兒童文學」字樣而實非文學的平庸之作。這些冠以「文學」的作品,沒有為我們創造任何的文學價值。

文學當然具有教育的作用,排斥了這一作用,文學是不完善的。但,我們過去把教育作用強調到了絕對化的程度,將教育性提到了高於一切的位置,甚至將教育性看成了文學的惟一屬性。且莫說它對文學特性的扼殺,更為可悲的是,它所配合的政治有許多是非理性、非道德的,是一些損害民族身心健康、阻礙社會正常發展、導致畸形人格心理的政治。它所產生的惡果,至今未能消失,並還將長久地發生不良的效應。

兒童文學是文學。它旨在引導孩子探索人生的奧秘和真諦,旨在培養孩子的健康的審美意識,旨在凈化孩子的心靈和情感,旨在給孩子的生活帶來無窮無盡的樂趣,而在這同時,它也給了孩子道德和政治方面的教育。

「成長小說」與「成人化寫作」

上世紀末,我開始寫一種叫「成長小說」的小說,並在理論上對這個概念進行了富有理性的闡述和論證。這個概念的生成、接受和流行解決了許多一直糾纏著我們的困惑。這一概念的生成,意味著一塊隱形陸地的浮出,意味著一脈新形態的文學的生成,意味著一種新的美學意念和新的言說方式的確立。

我們原先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成長小說」。這一空缺,實際上是因為我們對人生的一個過程缺乏足夠的關注與深刻的認識之緣故。我們曾在很長一段時間中,陷入一種經常性的困惑:我們似乎忽略了什麼,並且忽略了非常重要的什麼;我們隱隱約約地覺得,我們在處理一些題材、事情和主題時非常麻煩,不知如何下手和掌握在什麼分寸上;在我們不得不作出那樣的處理之後,我們從內心深處覺察到我們將生活強行地削切與擠壓了,我們捨棄了許多精彩與深邃的東西,但卻無可奈何;我們似乎被什麼箍住了,又似乎因缺少某種規範而有一種心虛、茫然的感覺。

但我們就是說不清楚困惑是因何而產生的。

大約從80年代初開始,的兒童文學界忽然地湧進一批新手。這些人似乎從一開始,就寫出了與傳統意義上的兒童文學不大對路的東西。這些人當初對自己的寫作肯定猶疑過,但他們又難以重新退回來——甚至,他們覺得即使這樣寫,仍然有被捆綁的壓抑感。總有一個廣闊的世界和另樣的境界在誘惑著他們。許多年來,這些人就一直處於這種猶疑與被誘惑的矛盾狀態之中。但他們還是堅持了下來,並爭得了天下。他們還被認為是當下兒童文學界的中堅力量。然而,被懷疑、被審視的情況就一直未中斷過。批評界已無數次提醒這股「誤導」了兒童文學而步入歧途、到處流竄、並已取得顯赫地位的力量,當懸崖勒馬、改邪歸正。

這樣的寫作被認定為「成人化寫作」。從事這種寫作的人,在這種氛圍中時感不安。他們想擺脫兒童文學特有的腔調而用另樣的腔調,想擺脫兒童文學應有的單純而讓作品的主題複雜深奧一些,一旦作出這種抉擇,就總是感到自己的行為含有矯情與做作的成分。這些人在表面的理直氣壯下,其實一直未停止過自我懷疑。正是這種心理的作祟,當有人批評這種寫作為成人化寫作時,他們就會變得有點惱羞成怒。

批評一方在批評這種寫作為成人化時,寫作的一方採用了同樣的思維方式,說:不,這不是成人化。誰也沒有想起換一種思維方式來看待這一問題。雙方實際上都未能找到打開黑箱的鑰匙。因此,這種曠日持久的指責與反指責,只能是無效的。現在,我們已經看到了這把在草叢中閃爍著的鑰匙,這就是:我們必須對這一路作品重新命名。

舊有的兒童文學概念,其實是一個限定性很強的概念。當提到「兒童文學」這4個字時,我們馬上就會進入一種特殊的語境,就會感受到在冥冥之中有一個關於語言、關於主題、關於如何處理生活真實的指導性的體系就在那裡。但現在來看,從前的兒童文學概念,實際上來自於為低幼與國小中高年級的孩子所寫的文學,由於社會環境與物質環境的變化,今天它可能連國小高年級文學都不一定很適用了。舊有的兒童文學概念,依然是合理的。可惜,近些年來,這種被看作為「正宗的」兒童文學卻是地廣人稀,情形不如人意。

但以這舊有的兒童文學概念來統轄一個相對於成人文學的一大文學門類,顯然已經非常不合適了。按舊有的兒童文學概念來書寫國中以上、成人世界以下的這一廣闊的生活領域,形同一雙大腳必須穿上一雙童鞋走路,只能感到步履維艱,並不無滑稽。

事實上,那些被認定為「成人化」的寫作,它的尷尬之處,並不在所謂的成人化,而在於一邊要竭力符合舊有的兒童文學概念,一邊卻又要盡量契合舊有的兒童文學概念所無法顧及到的現實。這些寫作者一直搖擺於這兩者之間苦於找不到一條暢通無阻、心靈無礙的出路。

就目前的情形來看,「成長小說」的獨立並無足夠的條件,將它看成是兒童文學的一支,相對來說在體制上較為容易。操持成長小說的,也多為少兒出版社。從事這方面寫作的主力,也在兒童文學界。但必須實行「一國兩制」。成長小說應逐步形成它自己的一套方式。由「自在」到「自為」的轉變,無疑是歷史性的轉變。

文學在於為人類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礎

本世紀初,我對上世紀80年代中期提出的「兒童文學作家是未來民族性格的塑造者」這一觀念進行了修正,提出:文學的意義在於為人類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礎。我現在更喜歡這一說法,因為它更廣闊,也更能切合兒童文學的精神世界。

這裡所說的好的人性基礎至少含有:道義感、審美意義、悲憫情懷。

道義感

文學之所以被人類選擇,作為一種精神形式,當初就是因為人們發現它能有利於人性的改造和凈化。在現今人類的精神世界里,有許多美麗光彩的東西來於文學。在今天的人的美妙品性之中,我們只要稍加分辨,就能看到文學留下的痕迹。沒有文學,就沒有今日之世界,就沒有今日之人類。人類當然應該像仰望星辰一樣仰望那些曾為他們創造了偉大作品的文學家。沒有文學,人類依舊還在渾茫與灰暗之中,還在愚昧的紛擾之中,還在一種毫無情調與趣味的純動物性的生存之中。不講道義的文學是不道德的。不講道義的兒童文學更是不道德的。

關於美和審美的問題,是一個我不管走到什麼地方都會遇到的問題。像我這樣的作家可能為數不多,在這樣一個年頭還講美,講美感。我的看法是一貫的,在我的意識里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就是我認為美感的力量、美的力量絕不亞於思想的力量。再深刻的思想都可能變為常識,但只有一個東西是不會衰老的,那就是美。我們再打個比方,東方有一輪太陽,你的祖父在看到這一輪太陽從東方升起的時候會感動,你的父親一樣會感動,而你在看到這一輪太陽升起的時候也一樣會感動。每當我們看到這一輪天體從東方升起的時候,我們都會被它感動,這就是美的力量。

這是文學的一個古老的命題。我以為,任何一個古老的命題——如果的確能稱得上古老的話,它肯定同時也是一個永恆的問題。我甚至認定,文學正是因為它具有悲憫精神並把這一精神作為它的基本屬性之一,它才被稱為文學,也才能夠成為一種必要的、人類幾乎離不開的意識形態的。在我們看來,陳舊的問題中,恰恰有著許多至關重要、甚至是與文學的生命休戚相關的問題。而正是因為一些問題是這樣的基本問題,所以又是我們極容易忽略的問題,其情形猶如我們必須天天吃飯,但卻在習以為常的狀態下,不再將它看成是一個顯赫的命題一樣。進入這個具有強烈現代性的時代之後,人們遺忘與反叛歷史的心理日益加重,在每時每刻去親近新東西的同時,將過去的一切幾乎都要廢棄掉了。

讓幻想回到文學

2007年,我寫作多卷本幻想小說《大王書》,並發表「讓幻想回到文學」的觀點。許多朋友都知道,在很多年前我就有寫一部幻想類作品的念頭,但就在躍躍欲試準備進入情況時,卻見此類作品忽然一下子熱鬧了起來,它們成了寵兒,成了許多出版社競相出版的主打作品,一時間,五顏六色、斑斕多彩、沸沸揚揚地飄落在人的閱讀空間里。加之《哈利·波特》《指環王》《加勒比海盜》等在的大肆席捲,作家、批評家、出版家以及廣大讀者終於徹底地認同了一種叫作「幻想文學」的文學,並義無反顧地迷戀上了它。在如此波瀾壯闊的情形之下,我想我就沒有必要再湊這個熱鬧了,於是便暫時放棄了這個曾經洶湧在心的念頭,依然很平靜地去寫我的《草房子》《紅瓦》《細米》《青銅葵花》式的作品去了。

然而,就在這幾年裡,寫著寫著便會有一種企圖再度涉足此類作品的衝動,但與從前的情形卻有了不同。衝動的原因,不再僅僅是來自難以壓抑的內心渴望,而更多的是來自對當下所謂幻想文學的猶疑和擔憂:這就是幻想嗎?這就是文學嗎?這就是幻想文學嗎?

我從豪華的背後看到了寒磣,從蓬勃的背後看到了荒涼,從炫目的背後看到了蒼白,從看似縱橫馳騁的瀟洒背後看到了捉襟見肘的局促。「幻想」在今天己經成了「胡思亂想」的代名詞,成了一些寫作者逃避「想象力貧乏」之垢病而瞞天過海、欺世盜名的花槍。所謂「向想象力的局限挑戰」的豪邁宣言,最後演變成了毫無意義、毫無美感並且十分吃力的耍猴式的表演。

所謂「幻想文學」,其實「文學」是沒有的,剩下的就只有「幻想」了——「文學」只是浪得了個虛名。我對自己說:去做吧,讓幻想回到文學!為了寫好它,我做了我自寫小說以來從未做過的案頭工作。我很認真地看了大約20部關於人類學方面的皇皇大著。其中,弗雷澤的《金枝》、斯特勞斯的《野性的思維》、泰勒的《原始文化》、布留爾的《原始思維》等經典性著作,這一次都是重讀。它們給了我太多的靈感與精美絕倫的材料。我對這些著作,深懷感激。

2008年對於我而言,是我寫作史上一個很重要的年頭。

鑒於解讀圖畫書的話語權高度集中在少數幾個人手中,圖畫書被高度神聖化、神秘化而使原創圖畫書望而卻步無法開始的現狀,我在許多場合發表了我對圖畫書的看法。提出了「無邊的圖畫書」的觀念,發表了「不要低估文字在繪本中的作用」、「不必過於誇大繪畫在繪本中的地位」、「不必過高估計國外繪本的成就」等一系列看法,並幾乎失控一般創作了數十本圖畫書。這些圖畫書的出版,產生了重要影響。

除以上所提到的,其實在這數十年間,我還發表了其他種種有關文學的觀念,並且,我也是這些觀念的實踐者。

本文發表於《文藝報》2017年2月14日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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