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大帝是理想主義者？

（日）長與善郎 著

海豚出版社出版

寫康熙是有難度的，畢竟相關著述太多，所以很好奇長與善郎如何只用幾萬字便能概括康熙一生。

長與善郎是小說家，曾見過魯迅，並寫了《與魯迅會見的夜晚》，稱：「『灰暗，確實太灰暗！從前可並不是那樣使人感到陰慘的人啊！』松本君一邊走，一邊這樣談論厭世作家魯迅。而我呢，在這個夜晚總是感到有一點失望。」

魯迅讀後，極為不滿，給增田涉寫信說：「我覺得日本作者與作者之間的意見，暫時尚難溝通，首先是處境和生活都不相同。」魯迅去世后，長與善郎對自己的觀點有所修正，承認：「我對魯迅所知甚少。」從這段公案中可知，小說家言常欠精確，往往將自身的認識、情感投射到對方身上。

相比之下，在《康熙大帝》中，長與善郎表現得相當克制，採用史料大多經過推敲，準確且非常見（比如康熙信任的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曾與俄國使節私通，泄露機密情報；康熙患瘧疾，被傳教士用路易十四免費分發給窮人的葯治好等）。但小說家畢竟不是史學家，不太會用轉換視角來求新，最終還是由言事轉向論人，在長與善郎看來：康雍乾雖並稱，但雍正、乾隆更專註於實務，是現實主義者；而康熙則多文化情懷，屬理想主義者。

長與善郎的論據是：康熙對程朱理學有超乎尋常的興趣，此外他還積極向傳教士學習數學，為政之勤，養民之寬，遠邁前代。所以曾國藩說：「我朝六祖一宗，集大成於康熙。」而乾隆更喜歡讓傳教士將自己寫的《盛京賦》翻譯成法文，「文化輸出」到法國。

為解釋康熙更「勤政愛民」的合理性，長與善郎開始發揮文學想象：「康熙始終秉持『必須做一個真正的皇帝』的信念，修養品德、學習知識，把漢人的道德修養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

單從史料看，康熙確給人宅心仁厚之感，與雍正的老辣狠毒、乾隆的過分聰明迥異，但說他是「理想主義者」，未免過分。

康熙確實好學，曾在宮中設立實驗室，在傳教士的指導下，自製糖漿和精油，但這未必是尊重科學，更可能是對被剝奪的童年的一種補償。康熙動輒給大臣們講西洋數學，令他們目瞪口呆，可炫耀之後，他自己便很快將其丟到一邊。總之，讓臣子感到敬畏才是目的，知識本身並不重要。

康熙自稱愛民，可為攻打鄭氏父子，將瀕海之民盡數遷走，「令下即日，挈妻負子載道路，處其居室，放火焚燒，片石不留。民死過半，枕藉道塗。即一二能至內地者，俱無儋石之糧，餓殍已在目前」。

平定「三藩之亂」后，康熙將三藩舊臣家屬全部處死，三藩將領的妻女賣入妓院，凡被摧殘至死的，聖諭將屍體喂狗吃掉。

長與善郎自己也承認，一旦危及權力，康熙亦下手毒辣，他先後興起11次文字獄，僅「《明史》案」便處死70多人，受株連的221人。

所謂理想主義者，必膺服一個高於自我的理想，不計個人得失，而康熙的「理想主義」是有前提的，只有滿足了他對利益的要求、對他表示臣服之後，他才「理想」一下，這就很難說是發自真誠，還是一種更高級、更務實的自私。

可以理解長與善郎式的誤會，因為這種誤會帶有普遍性。

首先，忽略了古今之變，試圖從歷史延續性的角度去理解前人，卻忽略了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之間是一種斷裂關係，即「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憑現代人的眼光、現代人的觀念，已很難解釋古人行為的合理性。歷史是我們的故鄉，但在今天，它也是我們的異邦，希望康熙那樣的封建帝王像現代人那樣，為了理想可以不計一切，先說服自己然後再付諸行動，可能有些幼稚。

其次，不能單向度去看歷史，歷史是復調的，既存在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對立，也存在其他對立，如果只看這一點，則非黑即白。可絕大多數歷史人物是灰色的，既有理想的一面，也有現實的一面。剛說完民貴君輕，轉頭又去下黑手，這是專制君主的看家本領。

抹去長與善郎貼在康熙身上的標籤，本書寫作紮實，毫無浮言贅語，資料收集也稱完備，可見短小的篇章中也能寫出豐富來，足以為當下許多歷史寫作者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