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飄萍因何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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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前，軍閥們在打了一場混戰：馮玉祥通電「下野」，國民軍退守西北；張作霖與吳佩孚合作，佔領了華北；孫傳芳則控制東南，以三國時代的孫吳自居；同時，自廣州出發的國民革命軍開始了北伐。

在此期間，「興也百姓苦、亡也百姓苦」自然是意中事。唯天佑吾民，此前此後都發生過的屠城之類慘事並未出現。不過，革命軍在行軍途中整肅土豪劣紳反革命，殺了一些人，奉系軍閥在北京鎮壓「赤化分子」，也殺了一些人。奉系的老大是張作霖，他對「赤化分子」深惡痛絕，殺之後快，不是因為他信奉自由主義、市場經濟而由此敵視共產主義，而是出於地緣政治的考量：他的老巢在東北；從清末開始，東北就是日、俄兩國逐鹿的場所。張作霖在日、俄兩大勢力的夾縫間成長茁壯，漸漸與日本人走得更近，因此，他討厭俄國，連帶著也討厭新近成立的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簡稱蘇聯），更討厭蘇聯立國的根本大法「共產主義」，而最討厭的，就是受蘇聯影響乃至支持信奉共產主義的人，這些人，就是他所謂的「赤化分子」。既如此討厭，那麼，他向關內進軍要打「反共討赤」的旗號，入京后大肆捕殺嫌疑「赤化」人士，一點也不奇怪。

被張作霖殺害的「赤化分子」，最著名者是李大釗，其次，則是邵飄萍。

邵振青（1886～1926），字飄萍，浙江東陽人。他是近代新聞業的前輩宗師，獨立舉辦《京報》，所撰《新聞學總論》及《實際應用新聞學》被當時從業人員奉作圭臬。他也是青年毛澤東的人生導師之一，毛氏嘗謂：「邵飄萍對我幫助很大。他是新聞學會的講師，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個具有熱烈理想和優良品質的人。」當然，毛澤東生前竟不知道，飄萍不僅是「自由主義者」，他還是共產黨的「秘密黨員」（或稱「特別黨員」），此事由羅章龍於1978年公布，由中共中央組織部於1986年「認定」。於是，飄萍身為共產黨員，被視為追求言論自由的先驅，終因「赤化」罪名被軍閥殺害，可謂生的偉大，死的光榮。但是，與他同時代的人，對他頗有微詞。

有說飄萍娶妾嫖娼的。對此，他默不置辯，他的後人為他立傳，也寧信其有。這種事情，究為時代風氣所化，不足吹求。譬如，陳獨秀是共產黨員，郁達夫是抗日烈士，章士釗是進步人士，都嫖過娼；甚至如胡適，也在日記里寫下不少逛窯子的經歷。而且，此事屬個人隱私，無關大節，當作八卦聽一聽說一說也就得了，不必深論。

有對飄萍收入過豐存疑的。這是經濟問題，不比風化問題，值得一說。章士釗雲，飄萍好抽雪茄，煙葉皆為「美洲上材」，經「名廠特造」，煙捲標有「邵振青制」四個字，珍貴得很。對客之時，飄萍請客人抽上一支，客人以其貴重，「逡巡受之」，吸一口就少一口，十分不舍。飄萍則瀟洒得很，「且吸且談，豪情絕世」。一煙之微，尚奢侈如是，則其他生活用費的高昂，可想而知（如，飄萍自備小轎車，在當時即為豪舉）。章士釗半耳聞半推測，認為飄萍積累財富的手段是利用了他的輿論影響力，「頗以言抑揚人，而言皆有值」。

什麼叫「言皆有值」呢？用今天的話解釋，就是做「有償新聞」。然而，章士釗舉證不夠確切，未足定論。幸有一位與飄萍同時且同行的人，即龔德柏，提供不少證詞，似可合理說明飄萍收入與消費不符的真相。德柏（1891～1980），字次筠，湖南瀘溪人。他創辦《大同晚報》，曾任《申報》總編，因言賈禍，入獄數次，也是民國時代著名新聞人。他說：「新聞記者的秘密，只有新聞記者知道得極清楚」；以此，他斬截地判斷，邵飄萍「是為金錢自由而死」。且看看他提供的證據。

德柏總結了飄萍的「辦報宗旨」，所謂「無錢不要，無人不敲」；其「作風」則是「先罵，得了錢后即百八十度轉變，而大大恭維」。例如，1924年，中、蘇進行復交談判，其時，外交總長為顧維鈞，負責談判的是王正廷。王氏談妥，並草簽合約，向顧氏報告，孰料顧氏不同意（彼時他對蘇聯的看法與張作霖相似），打回重寫，而又不下達更具操作性的指示，於是，談判一度陷入僵局。飄萍乃撰文大罵顧維鈞，鬨動朝野。顧氏臉皮薄，當即贈金5000元，並承諾增加外交部對《京報》的津貼。第二天，飄萍再寫一篇社論，則大捧顧維鈞，痛罵王正廷。

又如，1925年，北洋政府與法國談判外債支付問題，決定以金法郎（記賬單位，指含金量900‰的65.5mg黃金價值）作為支付貨幣。其實，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緣故，紙幣法郎已經貶值，顯見用紙幣付債更合算；且以當時法國之勢力，亦不如前清時期能對吾國予取予求，拒用金法郎，不致構釁。那麼，政府定欲賤值貴償，其中必有貓膩。飄萍何等機敏？兼善於採訪，遂能洞見其隱。只是，他編成內幕新聞、寫好批駁型社論，卻不付印，而是排出一個清樣，連夜送到時任財政總長李思浩宅上，靜待複信。李總長無可奈何，中宵起床，乖乖與飄萍「談判」，許以巨款。於是，次日出報，飄萍撤掉外債專題，另排他項新聞。此事非德柏孤證，李思浩回憶錄也謂，曾向飄萍提供數千元經費，且不止一次。

退一步說，這種「有償新聞」，總算因「媒體監督政府」而作，雖為穢節，還可解釋為「黑吃黑」。至於「無人不敲」，乃至利用「話語權」逼迫一般民眾，今日看來，似極可恨。約在1925年，外交部科員夏某之妾與其子通姦，其子娶婦，其妾竟禁止其子與妻同宿。這樁「人倫慘變」被飄萍訪知，他竟搬用對付財長的辦法，據此寫出一份「章回小說」的綱目，送到夏府，請他「斟酌」。夏某無奈，拿出五百塊，解了此難。

然仍可再退一步說話，細大不捐，生財有道，在那「人吃人的萬惡的舊社會」，亦不為過。飄萍雖一人打工，而仰事俯蓄，用錢之處不少，若能長袖善舞，儘管行為不那麼高尚，似亦不必深責。所謂道德，只應是自我要求的標準，以此衡人，大可不必。但是，吃人嘴軟，拿錢手軟，算是這一行的底線，一旦逾越，或有不測之禍。依德柏的觀察，飄萍之死因，就在逾越了底線。1925年冬，奉系幹將郭松齡突然倒戈，消息傳到北京，飄萍因受郭氏之賄，乃在《京報》上貼出兩幅寫真，一為張作霖，圖注「馬賊頭目」，一為郭松齡，圖注「人民救主」。張氏出身土匪，不錯；郭氏呼應革命，也不錯。但是，飄萍若收了錢，才揚此抑彼，似乎不那麼對。

當時，北洋政府對新聞界提供一筆經常性的「津貼」，各報社、通訊社依政府劃定之等級，按月領取數額不等的資金。《京報》被列入最高一級。這是政府補貼，談不到賄賂。但是，重要部門，如財政、外交等部，還會以自己的名義，針對特定的媒體，發放「津貼」，數額則比前述「津貼」要大。遇有突發事件，還要額外劃撥，有點「掩口費」的意思。前述顧維鈞、李思浩被飄萍敲竹杠，所用名義，即系明、暗兩種「津貼」。但總的說來，政府給的錢，沒法跟各地軍閥給的錢比，而軍閥給錢之多少，則視乎本身實力大小而定。奉系是實力最強的軍閥，張作霖出手之闊綽，不問可知。《京報》的影響力名列前茅，自張作霖處所得金錢不會少，亦不問而知。具體而言，飄萍得了張作霖多少錢呢？今無確證。然有個旁證，稍加推理，吾人不難想象。據邵氏後人轉述飄萍之語，當郭松齡反戈，張作霖曾說要給飄萍30萬，請他向著自己說話。30萬之數，或因後人揄揚先輩節操，不免誇大；然即算打個對摺，15萬元，亦是一筆巨款。又據顧、李因事付給「掩口費」，每次有數千之額，差不多是月份「津貼」的九、十倍，以此推算，張作霖每月致送千數百元給飄萍，似為實情。

當然，除了張作霖，馮玉祥對飄萍的饋贈也不少，且馮、邵之政見亦接近，因此，碰上奉軍與馮氏國民軍作對，飄萍乃抨擊張氏，也算常情。只是，既收過張作霖的錢，今日翻臉便不認人，若此之速，似缺少一點人情味。以此，當張氏在東北讀到這張報紙，不禁要質問飄萍：「我們常幫你的忙，何以這樣不客氣？」飄萍答曰：「你們所幫忙的是邵飄萍，宣傳張作霖是馬賊的是《京報》，《京報》與邵飄萍並非一物」。人情無二，聽到這樣的回答，世間之人蓋皆萌生殺意。唯常人無此勢力，不過咬牙切齒，頓足捶心，痛罵幾句而已。張作霖不然，他是軍閥，且是正向北京進軍的軍閥，一旦攻克北京，他不去搜捕飄萍，殺而後快，那才不正常。

果然，奉軍進了京城。當然，飄萍也避入租界，他何嘗不知道前此錯判了形勢？但是，張作霖太氣憤了，不抓他來殺，簡直寢食不安，於是，買通飄萍的三位好友（每位5000元），誑他回家。其中一人，在數年後的梅蘭芳綁票案中被殺，邵氏女婿因此感嘆報應不爽。1926年4月24日，飄萍受騙回家，當即被抓。次日，北京新聞界十三位同仁向先期抵達北京的張作霖之子張學良求情，學良極不客氣，淡淡說了一句：「為邵飄萍說情，太無人格」，並做了一個斬首的手勢。26日，飄萍遂以「宣傳赤化」之名，被槍決。

斯人已矣。他的受刑，毫無法律上的公正可言。若章士釗、龔德柏及其他懷疑飄萍作了「有償新聞」的人所言不虛，那麼，盡可以審判飄萍的受賄罪、毀謗罪乃至勒索罪，但不經審判，軍法從事，這是沒有道理的，也是沒有先例的。北洋政府（將袁世凱任期計算在內），統治16年，地方上不論（其時軍閥割據，中央政府力有不逮），在北京這個「首善之區」，不以法律程序，抓來就殺，應以張作霖父子為濫觴。因此，飄萍之死，終是枉法之死。冤矣，可嘆。

當然，從更刁鑽的角度評價飄萍之死，我們不妨同意龔德柏所說，他是為金錢自由而死；同時，也不妨認同通常的見解，他是為言論自由而死。言論自由就是言論自由，不管這個言論是為金錢還是為正義，有力者都不應該僅以言論致人死地。因為，這才是言論自由的真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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