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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我和陌生人來了一場「深夜食堂」式的對話 | 故事公園

2021/12/25

「和陌生人對話」是一個興起之作，是一個行為藝術。三明治創始人李梓新在不同城市隨機徵集和陌生人見面對話。這是一個有一定程序安排的對話，在回答過三輪問題之後，每個人的背景和故事逐漸清晰浮現。第一期發生在北京，接下來還將會在其他城市舉行。

文｜李梓新

到北京之前，我在三明治微信公號發布了邀請陌生人見面講故事的帖子。結果報名了18個人，我從中選擇了5個人。

這五個人的職業分別是青旅老闆、影視公司創業者、國有銀行職員、自由譯者、體制內出版社編輯。其中只有銀行職員是男生。

我選擇了青旅老闆在國子監附近的一家店作為聚會地點。晚上七點半的時候，我騎著小黃穿過衚衕，去見那五個陌生人。

北京的夜裡，燥熱的暑氣即使到午夜都未能全然散去。這種燥讓人也會躁起來，非得擼個串兒喝點酒聊個人生才能撫平被蒸發出來的荷爾蒙。所以北京人到了上海會覺得夜裡清冷，無非假裝高級喝點帶著距離感的洋酒，會無比懷念北京那種巨大而平等的夜酒文化。

二環裡面，仍然存在著不少衚衕。它們的第一眼都讓人覺得破敗，被迫封起的小店門牆，都停滿了奇形怪狀的各式小三輪車。穿著白背心和大褲衩的大叔們轉悠出來，增加了這種自我放棄的頹廢美感。但是越來越多的青年文化在這樣的衚衕裡面，以一張粗糙朋克的方式重新賦予這些衚衕雜亂的生命力。

然而，大多數的衚衕還是沒有名氣，沉默得像那條蜷曲的褲頭繩。而不會像上海法租界的每一天小馬路都被人細細品味和記敘。

我的腳踏車跟著招牌拐進一個巨大的院子，它的出現在這個衚衕顯得別有洞天。各國青年進進出出，洗洗刷刷，像一個共產主義公社。

然後我來到一個已經寫著「三明治留座」的桌子旁，上面已經擺滿了乾薑水、開心果和小零食。

五個陌生人依次到來，我們神秘的小宇宙交換行動就開幕了。

我讓他們先不交換名字，事實上，故事比名字更重要。人們因為故事記住一個人，而未必因名字。

每一個人先講他們現在的狀態。

短髮、黑衣，35歲的青旅女老闆說：「過去六年一個人開了14家青旅，現在每天早上起床都會想，今天要幹什麼？我雇了一個保姆，早上7點半來打掃衛生，這樣可以強迫我起床，喝一杯水，想半個小時人生。財富啊房子啊這些世俗的東西，我都不感興趣，我在尋找下一個興奮點。」

微信簽名檔寫著「頭像即本人」的帥哥銀行職員說：「我每天早上8點起床，8點半出門，幾乎都不用想，這是一個自動設定的程序。但是到了單位，因為我是做後台管理，不用對外。所以我每天可以有5個小時摸魚乾自己的事，只需要3個小時真正幹活。這還是開完XX大之後的事，以前我可以8個小時完全讀自己的書，別人還覺得你挺用功的。所以，這份工作我怎麼也不會和別人換的。」他還透露，有斯坦福畢業的博士也應聘他們行業類似的工作。

「我寫字的原因，是因為喜歡上一個網紅，所以想寫字寫到讓她看見。但是現在這個環境，在豆瓣寫字賺不了錢。開一個吐槽類的公眾號卻可以。我的公眾號都是吐槽體，卻有聯想、大眾等品牌來投廣告，每條收個三五萬塊不是問題。想接的話，一個月可以接個七八條。」

聽到這些，我右手旁的女生在小心靈應該受到了震動。作為北大的大學部讀到碩士的畢業生，她曾經每月的收入只有1500元，寫了一篇關於貧窮的畢業生的文章發在豆瓣上，引起了諸多的熱議。這位同樣在體制內，卻覺得體制內沒有那麼輕鬆的出版社女生接過了話：

「從小我算是那種『別人家的孩子』，可是讀了七年北大之後，發現同學們找工作的時候，都在考慮戶口因素。因為這個工作可以落北京戶口，我簽了6年的賣身契，期滿我就剛好滿30歲。在這之前，如果提前離職要賠10萬塊。而且，他們怕你第一年就會走，所以要等入職第二年才真正把你戶口落進來。」

「工作上，也沒有那麼容易渾水摸魚。一本普普通通的書，要五道程序校對五遍。每天回家都已經很累了，但又覺得我寫的東西沒有辦法帶來流量。」出版社女生顯然對改變自己的處境辦法不多。

真的要為一個北漂戶口受那麼多苦嗎？對面的女生，名字有一個「譯」字的自由譯者，已經北漂三年多了。她本來讀的是工程專業，卻不喜歡，大三來北京實習一不小心找到工作，就退學留了下來。兩年前她成為自由譯者，已經翻譯了三四本書。

「第一本書翻譯的是法布爾的《昆蟲記》，後來又翻譯了兩部童話書。最近在翻的一本是《動物行為》。」

雖然肯定不能靠翻譯生存，但是譯者女生卻很淡定，覺得除了辦護照要回廣東老家有點不方便之外，北京還是很好。

聽到廣東，影視創業者伸出了手：「老鄉！」她是那種臉上每一個細胞都帶著表情的外向型，微信簽名檔寫著「你不要害怕，我不是什麼好人」。

家鄉再細說下去，她居然和我一樣是潮州人。

接下來，她講的故事，讓我覺得這個潮州女生也不尋常。

在她兩歲的時候，她的母親去世了。據她說死因不明。後來幾乎沒有一個親戚能夠說清楚這件事。後來舅舅介紹了同廠女工給她父親續弦，就開始了她的悲慘生活。

幸好她有外婆，給了她不少愛。

高中臨畢業的時候，父親不讓她參加聯考，認為她要麼去打工，要麼找個人嫁了。女孩子家也不要跑太遠。（此處她要引申到潮汕重男輕女，我不同意）

在高三那年，她和父親說，她想參加聯考，讓父親不要干涉她，但上大學的錢她會自己想辦法。（後來她其實找外公借了一半錢，另一半靠自己打工）。之後的幾年，她就沒和自己的父親說過話。

報考志願的時候，她想跑得越遠越好。但是她的分數不足以上北京的學校，於是她選擇了河南師範大學，讀管理學，畢業后又來到北京。

她干過各種賺錢的事情。從淘寶下單小飾品，到798擺地攤，利潤可以翻幾十倍。去超市當促銷，甚至當夜店酒類促銷。她幾乎忍不住向出版社女生傳授各種賺錢經了。

現在，她最新的銷售是，向投資人賣出自己手中的電影劇本。

「一部就要投拍的電影，需要臨時重找投資方。所以我每一天都在見投資人。他們現在大多數都在上海電影節。每一個投資人都在問我，我們為什麼要投你？」

她想拍一部關於聯考的院線電影。她對標的《心迷宮》這樣的小成本電影，投資僅僅170萬人民幣，卻贏得了無數口碑。

但是，複製《心迷宮》很不容易。

在這個環節，我們其實已經來到了講述自己童年故事的問題，你從哪裡來？

「我出生的時候，因為是超生的孩子。大概兩歲多的樣子，我爸爸要把我送到外地的奶奶那裡藏著。我記得他把我抱進一個黑暗的屋子裡，放在床上。我那麼小，卻能感覺到他即將離去，又居然似乎知道應該懂事，不能哭鬧。就在將哭未哭的時候，爸爸離去推開了門，那光線是如此強烈，照在他回望的臉上，以至於我到現在還能記得他的神情。」青旅女老闆說。

「成年之後，我和父母的感情一直很疏離。我也一直擔心父母會離婚。我知道他們很愛我，但是在我們家，是不習慣有愛的表示，感覺不到親密感，連撫摸等肢體語言都沒有。我還曾經接受心理學家的建議，說要學會和自己的父母撒嬌，但我確實做不太出來。我也曾經把父母接到北京來，但是他們呆不慣，沒事情做。」

「再後來，我在北京郊區懷柔買了一塊地，我父親喜歡種菜。但那時我媽媽已經得了尿毒症，每周三次要進城裡的醫院做透析。透析的時候，一般要凌晨三點起床出門，七點在醫院做上透析。過程中那四個小時，我父親不離病床半步。我媽媽雖然一輩子經常埋怨我爸爸，但當她如風中殘燭的時候，我問她，你對這個男人滿意嗎？她終於點點頭，說滿意。在懷柔的那半年，是我生命中唯一和家人最親密的一段時間。」

銀行+自媒體帥哥的家庭故事，也很特別：

「我出生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三代人都是知識分子，家裡每個人都要有一個自己獨立的房間，大家各忙各的。母親喜歡看英文版的偵探小說，父親愛一個人關著寫武俠小說。後來我讀了，寫得都像屎。他原來是一個警察，40歲那裡就提前病退。50歲他就開始找了一座山，上山修鍊，和我們所有人都斷絕聯繫。母親大概每半年去山上看他一次，送點東西給他。」

出版社女生則道出了她對生活緊張的根源：

「我們那個小地方，河南濮陽，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單位。但是我父親在1998年，30多歲時就下崗。他折騰過各種小生意、淘寶，也幫人做過工程，但是一直不太得意。在學校里，每當老師讓在各種表格上填父母職業的時候，我就會很發愁。填『個體』，老師好像還不太理解，還要拉我單獨出去問你父親究竟是做什麼工作的？他以前在哪個單位？好像他以前那個單位所代表的社會標籤比他個人更重要，而他下崗的時候我才6歲，我並不是很清楚。回家和父親問起這些，他感覺很氣憤，也很挫敗，好像是因為他的緣故讓女兒在學校受到羞辱。」

然而，出版社女生卻很爭氣，最終成為他們地方在八、九年裡少有的考上北大的學生，那是學校、家族和朋友圈子裡轟動的事情。大三的時候，她去台灣的大學交換，在那裡第一次感受到一個溫暖的人際關係社會。那是她人生至今最放鬆的一段日子。但是，回到北京，學分、畢業、找工作又一層層壓上來。她喘不過氣來。

她想問，大家究竟是怎麼取得財務自由的？現在她的小目標是攢夠10萬元贖身。

譯者女生的家裡人之前從大陸遷到海南農場，後來再遷回廣東。家裡一直講普通話，她自己掌握了幾門方言。但是，對她的困擾是，她不喜歡在廣東的時候，和家人一起出門，要當眾講普通話。而她們家又不習慣用當地方言溝通。這個原因是促使她跑得遠遠地來到北京的原因。不過她找了一個方言更複雜的潮州男生做男朋友。而且現在，受宿命牽引地開始做譯者的工作——她的名字是父母找算命先生起的，但父母卻反對她做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