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還在依賴美國？澳前駐華大使：醒醒吧，我們生活在一個「中國世界」

1973年4月，我帶著一份如今已成為歷史文物的信函飛赴北京。這封長達8頁的信函是時任總理高夫·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1972年12月21日，在當選總理后僅幾周內，高夫·惠特拉姆總理就推動澳大利亞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並與正式建立外交關係。這對20世紀70年代初還處於封閉當中但又試圖擺脫孤立境況的來說具有里程碑意義。高夫·惠特拉姆又被人們尊稱為「中澳建交之父」和「人民的老朋友」）委託我——當時的澳大利亞駐華大使——帶往北京的。這封信論述了他對澳大利亞發展對華關係的構想，以及對澳中關係的長期願景。

本文作者、澳大利亞首任駐華大使史蒂芬·菲茨傑拉德（資料圖）

這封歷史性信函的主旨其實仍然切中今天的現實。惠特拉姆總理在信中寫道：「我們希望在友好、合作和互信的基礎上發展與之間的關係，就像我們與其他大國之間建立的那種關係一樣」。這裡「其他大國」，我想他指的是美國、英國、印尼以及日本。從這一措辭可見他當時非常重視對華關係，這意味著他希望澳中兩國在政府和民間層面能互相熟悉、緊密合作、溝通順暢、互信牢固而且兩國能夠在互動中對對方產生某種影響。

當然，惠特拉姆總理也認為，澳大利亞還應在澳中關係中維護我們的國家利益，並在某些問題上對講出我們的不同看法。但令人遺憾的是，澳大利亞從未能與發展出上面描述的那種關係。而現在，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需要與建立「像我們與其他大國之間建立的那種關係一樣」的關係。為什麼？因為今天我們已經生活在一個「世界」里，但澳中雙邊關係卻並未能與這一現實相匹配。

下面我介紹一下我與惠特拉姆總理1967年初次見面時他跟我講過的一個觀點：如果我們不能把美國搞清楚，也就無法把搞清楚（we can't think clearly about China if we can't think clearly about the United States）。而現在美國出了一個川普，當下正是我們應趁機把美國好好搞清楚的關鍵時刻。

川普不僅把美國的體制和政府弄得亂七八糟，還犧牲了美國的安全並且使國際政治秩序遭到了破壞。對於澳大利亞來說，我們過去從沒有很冷靜、理智地思考與美國之間的關係，我們過度依賴美國，缺乏獨立性，我們對參與美國對外戰爭行動毫無疑慮，甚至有人天真地認為美國和澳大利亞的國家利益高度一致，無論發生什麼，美國都會照顧我們的利益，而如今川普的當選已將我們上述心態所帶來的風險充分暴露出來。

如果你作為一個澳大利亞人曾毫無原則地接受美國的價值觀，比如說接受美國對槍支的態度、宗教在美國政治中的角色以及富豪對美國政府的影響等等，那麼川普總統的價值觀對你這種一直以來毫無原則的接納態度來說就是一種侮辱和打臉。但是，我們的總理馬可姆·特恩布爾（Malcolm Turnbull）和他手下的部長們卻對當下美國的新情況毫無察覺。這將嚴重損害澳大利亞的聲譽，我們對國際舞台上具備高度道德感的人物所表達的敬意將聽起來有些虛偽，而當我們在價值觀問題上與某些國家（比如）發生齟齬時，我們甚至將顯得荒謬可笑。

1973年4月，周恩來總理接見史蒂芬·菲茨傑拉德（資料圖）

在澳大利亞，沒有人認為我們與人有共同的價值觀，這一點在澳中關係中幾乎是個先驗的、預設的條件。但川普當選美國總統這一事實意味著，我們強化與的關係是非常必要且非常緊要的。而且眼下這一必要性和緊要性超乎歷史上任何時期。澳大利亞現在必須重新思考我們外交政策的大方向，而且要重新評估、亞洲以及美國各自對於我們的重要性。

很多澳大利亞人和政治家一定都聽到過下面的事實（也許他們中的一些人真能明白這些事實意味著什麼）：是亞洲第一強國，同時也是個世界大國；是美國霸權的挑戰者，一個經濟巨人；是澳大利亞、紐西蘭、東盟、日本、韓國最大的貿易夥伴而且是這些國家最重要的投資來源國。就在我們不遠處，是個永遠也搬不走的龐然大物。

現在讓我們回過頭來看看在澳大利亞國內的存在，這個國家已經對我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很多澳大利亞人並不理解這意味著什麼，可能他們根本就不知道已經對我們產生巨大影響這一事實。

2007年，傑出的澳大利亞國際問題專家考拉·貝爾（Coral Bell）發表了一篇標題聳動的文章《西方世界支配非西方世界的時代行將結束》（The End of the Vasco da Gama Era），文章的觀點如其標題：不受挑戰的美國霸權時代已經走到盡頭了。

美國霸權時代結束之後，還沒有另一個霸權國家可以定義即將到來的全球新時代。但是在亞洲，一個可以稱之為「時代」（Sinic Era）的新歷史階段已經開啟。其原因不僅在於的財富和實力，除經濟因素之外，的政治動態和社會生活對我們的影響力也在與日俱增。

的資金和基礎設施建設能力，巨大的人口規模所帶來的遊客、商業活動、留學生以及移民，來自的巨額資金（國有資本或私人資本、合法流入資金或灰色資金），的商業文化，國家資助的各項活動及其對華人群體的影響，凡此種種，已經對澳大利亞社會的方方面面產生了巨大影響。我們的社會如何運轉、我們的價值觀、我們的決策過程，甚至我們的思維方式都未能逃離這種影響。截至目前，這種影響還未體現出任何威脅或危害利益的跡象。其實，與我們的接觸大多數是友善的、對我們有利的。現在的問題是，我們該如何定位並管理與之間的關係。

現在我們來看看澳大利亞對的這種影響力是如何作出反應的。從政治上說，澳大利亞顯然還沒有做好準備。堪培拉（澳大利亞首都——觀察者網注）的那些政客、某些親美智庫以及為上面兩者所利用的媒體似乎仍陷在已經過時的對華思維中無法自拔，他們將視為對美國的安全威脅以及對美國權威的一種挑戰，他們眼中的似乎是個一成不變的符號。他們拒不承認對我們影響的深度和廣度，他們也不認為當下帶來的挑戰與以往有何不同。他們之所以秉持這一態度有很多原因，其中我認為有三點非常重要：

第一，目前很多澳大利亞人還難以接受對我們有強大影響力這一事實；第二，澳大利亞政府未能在教育體系內加強漢語學習和對的研究。在國會裡，幾乎沒有一個人懂中文，在我們的各大政府機構里情況恐怕也是如此；第三是政治意願，自911恐怖襲擊發生以來，澳大利亞軍方和情報部門與美國的合作日趨緊密。

除了極少數人士，澳大利亞大多數政界人物以及情報機構和軍方人士似乎都對美國看問題的視角和思路有一種極具慣性的依賴，他們似乎懶於跳出美國的框架去獨立分析世界局勢，無論伊拉克問題、阿富汗問題還是敘利亞問題都是如此。如今他們看待我們與之間的關係，也依然未能脫離美國人的視角。

我不是說要他們的態度轉變180度，一切唯馬首是瞻。只是現在，我們必須打破依賴美國的思維慣性，這樣我們才能把看清楚，我們才能從自己的國家利益出發與打交道。現在是我們澳大利亞而非美國直接受到的強大影響，所以我們必須為自己負責，我們必須想辦法對影響帶來的衝擊做出反應。

澳大利亞必須與美國和兩個大國都建立緊密的互信關係，而同時我們要有自己的獨立性，既獨立於美國，也獨立於。若想在未來的「世界」里生存下來，我們不能什麼都依從，我們也要有自己的想法。如果我們在與建立緊密互信關係的同時，還能保持自己的獨立性，還能發出自己的聲音，那麼澳中關係將會得到健康發展。一直以來，澳美關係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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