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他們如何在國際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

創刊於1867年的The American Naturalist（現今由美國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是生態與進化生物學領域最具聲望、歷史最為悠久的學術雜誌之一。

雖然其影響因子常年徘徊在4分左右，但該期刊的口碑和地位並不是完全能夠由影響因子反映的（刊載的大多數文章可能並不太熱門，但很多文章卻彌足經典）。具不完全統計，時至今日，科學工作者在國內完成實驗研究並將成果發表在該期刊上的論文也僅十餘篇，含金量可見一斑。

很多圈內人估摸著國人在該期刊上發表第一篇文章的時間可能是到了21世紀了（另一著名期刊Ecology就是直到2008年才誕生第一篇本土原創論文）。其實不然，早在1994年，當時蘭州大學的張大勇老師和王剛老師就曾在該期刊上發表過有關進化穩定策略的論文（想想1994年的時候連南京大學引入SCI作為學術考核指標都沒有多久，這樣一篇文章多麼難得可貴啊）。

然而，還有兩篇更早的文章！那是民國時期的，而且發表文章的兩位科學家的名字還都如此的耳熟能詳：Chia-Chen Tan 和 Yueh-Tseng Chen！（威妥瑪拼音，能猜出來吧？）。

Chia-Chen Tan（談家楨先生）與其導師Ju-ChiLi（李汝祺教授），名為「Inheritance of the Elytral Color Patterns of the Lady-Bird Beetle, Harmonia axyridis Pallas」的論文，姑且譯為：「異色瓢蟲鞘翅斑的遺傳」。該文發表在該刊物1934年5-6月期（Vol. 68, No. 716, pp. 252-265）。該文作者的署名單位為北平燕京大學生物學系（Department of Biology, YenChing University, Peiping, China）。

在這篇文章中，作者於1930年夏天以異色瓢蟲為實驗材料，都過飼養實驗，觀察並按照性別分別記錄子代個體的色斑變色情況，最終發現：黃色平斑性狀相對於黑邊斑性狀是隱形的；而黑邊斑又具體分為三種形態，三種形態的比值滿足9:3:1的孟德爾遺傳規律。同時，作者又根據上述發現，給出了控制異色瓢蟲色斑遺傳的可能的遺傳表達式。

對於該文章的發表歷程，網上有資料稱：

「1930年秋，經胡經甫推薦，談家楨成了燕京大學唯一從事遺傳學教學和研究的李汝祺教授的研究所。談家楨的研究課題由胡經甫提出以亞洲瓢蟲為實驗材料，進行色斑遺傳規律的研究。最終，談家楨把碩士論文分拆成各自獨立成篇的3篇。其中1篇題為《異色瓢蟲鞘翅色斑的遺傳》是整篇碩士論文的核心部分，經李汝祺教授的推薦，直接寄往聞名遐邇的摩爾根實驗室。摩爾根審閱后，甚為欣賞這位青年研究者的才華，接受談家楨到自己的實驗室來攻讀博士學位。」

與發表的學術論文中記述內容相對照，經過推敲，似乎可以澄清一些事實。談家楨先生1930年夏季即由東吳大學生物系畢業，發表的文章中也稱1930年夏天即開始異色瓢蟲的飼養與觀察。因此談先生很可能在1930年夏即由蘇州來到北平，利用暑假時間在燕京大學李汝祺教授教授的指導下做研究所，當然，談先生正式報到入學的時間可能仍是1930年的秋季（時至今日，很多讀研究所的同學也是6月份大學部畢業離校后即提前來實驗室做實驗，與當年談先生的做法如出一轍啊）。

瓢蟲色斑的變異規律是談先生最初研究並取得很高成就的領域，恰巧摩爾根先生的助手杜布贊斯基也曾採集過瓢蟲，對相關的課題很感興趣，因此對本文較為欣賞，並經摩爾根的允許，邀請談先生到摩爾根的實驗室攻讀學位。在本文最後的致謝部分，作者感謝了杜布贊斯基教授和另一位同在加州理工學院的Bridges博士，兩人曾協助本文校對物種的拉丁學名，並為本文提供了諸多建設性的意見。

由此可見，摩爾根可能當時並未親自審閱這篇文章，而是將其轉交到自己的助手，同時也是加州理工學院教授的杜布贊斯基手中。杜布贊斯基對本文極為欣賞，因此邀請談先生前來攻讀博士。所以，用一個不恰當的比喻，在摩爾根實驗室，杜布贊斯基是談先生的「小老闆」，而摩爾根則是「大老闆」。

這裡順便說一下，推薦談先生赴燕京大學李汝祺教授門下攻讀研究所的東吳大學生物系主任胡經甫先生是著名的昆蟲學家，1922年於美國康奈爾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1955年首批中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而談先生師從李汝祺先生攻讀研究所，其課題「異色瓢蟲鞘翅色斑的變異和遺傳」，即由胡經甫先生參與選定。

由這件事兒，也多少能看出胡經甫先生對談先生的厚愛了。李汝祺先生也同樣了不起，他於1926年在摩爾根實驗室獲得博士學位，並曾在改革開放之後擔任遺傳學會第一任會長。也正是因為李汝祺先生與摩爾根早年的師生關係，在李汝祺先生的推薦下，談先生以這篇論文投石問路，寄到摩爾根處請他審閱。最後的結局也是皆大歡喜：談先生不僅自己被摩爾根和杜布贊斯基收入門下，成為博士生；同時他的文章也被當時著名的國外期刊The American Naturalist接受發表。

更令人感嘆的是，根據Web of Science提供的檢索資料，本文自2010年以來被引用達8次，作為一篇發表在80多年前的文章，這樣的引用次數殊為難得可貴！至於談家楨先生，圈內人更是耳熟能詳，他一手創辦了復旦大學遺傳學科（1961年）、遺傳工程國家重點實驗室（1984年）、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1986年），而且還是大陸第一位當選美國科學院院士的教育界人士。胡、李、談三位先生皆為生物學界的一代宗師，在那個充滿戰亂的年代，真是一時多少豪傑！

另一篇文章的作者，Yueh-TsengChen（陳閱增）先生想必對於大家依舊耳熟能詳。一本《陳閱增普通生物學》，不知引領多少還在中學階段的少年進入生物學殿堂（據我所知，很多地方是拿這本書作為中學生參加生物奧賽的教材的）。

陳閱增先生於仍處在抗日戰爭期間的1944年7-8月期（Vol. 78, No. 777）在The American Naturalist上發表了這篇名為「Mating Types in Paramecium caudatum」的論文，姑且譯作「草履蟲之交配型」吧。該文作者的署名單位為昆明國立北京大學生物學系（Department of B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Kunming, China）。

作者梳理了前人對草履蟲屬交配系的研究進展，指出雖然已有一些科學家研究了雙小核草履蟲（Paramecium aurelia）的交配系，但對於大草履蟲（Paramecium caudatum）交配系的認識仍然有限。因此，作者於1942年5月，在雲南昆明附近選擇三個地點（昆明市區的某個小湖、距離昆明50公里的某個小池塘和距昆明35公里的某水稻田）取樣，進而在實驗室內觀察大草履蟲的交配系，發現了前人未曾描述過的一些交配系特徵。

對於這篇論文，我個人也發現了若干有意思的小細節值得思考。作者單位的署名是「國立北京大學」。陳先生1933-1937年就讀於北京大學生物系，畢業后本擬作為助教留校，無奈「七七事變」爆發；后輾轉於1939年到西南聯大任助教。但從本文的署名來看，雖然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三家合併組建西南聯大，但對外似乎仍部分保留北京大學的稱呼，甚至有資料稱，參與組建西南聯大的三所高校仍各自保留了一部分未參與合併的院系的建制。

陳先生在本文的引言部分羅列了前人的「研究進展」，涉及到Jennings（1938）、Giese and Arkoosh（1939）和Gilman（1940）等文獻。時值抗戰軍興，在前方吃緊，大後方供給奇缺的時期，這些「最新」文獻的獲取，不知又經歷了多少重苦難。

有資料稱：「英國生物化學專家李約瑟博士1941～1942年來訪，他在生物學系作學術報告，贈送一批生物學書刊雜誌及幻燈片，溝通了聯大和西方科學界的聯繫。」

又有資料雲「1942年，李約瑟受英國政府委派，參加文化科學協作代表團來到，並於當年秋天在重慶浮圖關建立了中英科學合作館，親自擔任館長。中英科學合作館向科學界提供了大量的儀器和化學試劑，並將6775冊科技圖書通過海路運到印度再中轉空運來華，還將近200種英國科學工程和醫學雜誌複製成微縮膠捲運到，成為戰時科學界的主要信息來源」。

想必這些最新只到1940年的文獻，正是來源於李約瑟博士的贈送？而陳先生也是於看到這些文獻資料后，受到相關文章的啟發，進而於1942年開展了本論文中報道的研究？

關於陳先生這篇文章的發表歷程，因資料所限，已經很難考證。但聯想到專業同為生物學的劍橋大學李約瑟博士於1941～1942年訪問西南聯大，在抗戰勝利后的1947～1950年，陳先生又在劍橋大學攻讀原生動物學博士學位。因此我大膽猜想，很可能正是李約瑟博士來訪並帶來相關的資料，使陳先生選定了本研究的課題，待文稿寫好后，李約瑟博士可能也協助完成了該文章的投稿，進而又在抗戰勝利後為陳先生留學英國劍橋提供了些許的方便。

但無論如何，從這篇論文中透露出的幾處信息，還是能充分地體會到當時西南聯大師生創造一切條件，跟蹤學術研究前沿，努力做出並發表優異成果的勁頭。箇中滋味，後人每思及此不禁感慨萬千。

陳先生開展本研究的時間是1942年5月，抗日戰爭正處於最為艱苦的關頭。敵後戰場，這個月的25日，八路軍左權副參謀長在反掃蕩中壯烈犧牲；僅隔1天，26日，緬甸前線遠征軍戴安瀾將軍遭日軍伏擊為國捐軀。而後，滇緬前線的戰局進一步惡化，侵緬日軍一路北上，佔領雲南怒江以西的騰衝等地區，距離昆明不足數百公里。而正是在這種危機的關頭，以陳閱增先生為代表的一大批師生，仍然堅守在教學和科研的一線，而正是他們的不懈堅持，才造就了西南聯大這個教育史上的神話！

請按下方二維碼3秒識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