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卡普蘭：美國達爾文式的民族主義

導言

作為優秀的地緣政治學家，羅伯特·卡普蘭一直以其犀利的分析和獨特的視野讓人耳目一新。在最近刊登於《國家利益》雜誌的文章《美國達爾文式的民族主義》中，他對川普的外交政策選擇提供了建議。他指出，由於美國實力的消退，當下世界秩序正在逐漸走出美國主導的帝國政治，而向權力平衡主導的國際政治回歸。與之相對應，由帝國推動的意識形態政治也在退卻，、俄羅斯和美國都出現民族主義回歸的現象，以便通過退回到自身的文明基礎，來尋找新的國家認同。

卡普蘭將這一新的政治情勢，類比為一個全球範圍內的新自然狀態，並認為在這種情勢之下，美國要麼借鑒歐洲近代早期的政治經驗，實行去道德化的實力政治，要麼就調整威爾遜主義的道德強度，通過在全球推廣公民社會來繼續推行理念主義外交。卡普蘭認為，由於美國獨特的地緣優勢，美國不能複製中俄赤裸裸的實力政治邏輯，而必須憑靠理念主義凝聚其全球盟友網路，如果不這樣做，就有可能在地緣政治中處於劣勢，並且不僅在全球喪失道德號召力，而且也使得美國政治進一步走向分裂。

【註：正文小標題為譯者所加】

△ 2016年11月11日老兵在美國華盛頓二戰紀念館參加陣亡將士紀念日活動路透社/ Joshua Roberts

后帝國時代與民族主義

美國、俄羅斯和都正在喪失，或者已經喪失他們的意識形態和精神目的。這點在在俄羅斯和的制度中得到體現，它們不再具備共產主義的氣質，其合法性建立在種族中心主義和它們與自己的國民達成的焦躁的經濟契約之上。但甚至是美國的道德目標也在減少。美國人是否願意繼續維護歐洲和亞洲的自由秩序——正如他們在過去70年所做的那樣——現在變得愈發可疑。雖然美國的民主制度蓬勃發展，並在印刷時代（print-and-typewriter age）成為世界的光輝典範，但這種輝煌是否能延續到數字時代（digital-and-video era）仍是一個未知數。確實如此，在當下時代，美國的民主制度與其說是一種激勵，毋寧說是一個空中樓閣。國會見證了自十九世紀拓荒時代以來不為人知的黨派分歧。而現在的總統在任何意義上，都缺少過去所有的現代總統所擁有的端莊體統，有錢階級操控華盛頓的行動，這一制度在過去幾十年不斷地成熟但也飽受爭議。儘管有飽受指摘、被政策驅動的官僚精英的默默奉獻，美國越來越不像一個 「山巔之城」。在這所有方面，我們需要記住的是，美國人怎樣看待自己沒有別人怎樣看待他們重要。

比較是所有嚴肅學術研究的起點，很明顯，美國與俄羅斯和的區別不再像冷戰時期那樣有著尖銳的意識形態和哲學方面的對立。當然，我們也沒有變得和彼此完全一樣。美國總統權力受到的法律限制與俄羅斯政權的肆意蹂躪（或政權）【譯註：此處有刪減】之間依然存在巨大差異，這幾乎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這三個大國中都沒有再像以前那樣受到偉大而衝突的理想的激勵。分歧不再是生存意義上的，美國、英國和歐洲某些政治階層對俄羅斯不同尋常的同情是其表現。

這三個國家正一步步地回歸到他們各自的文明基礎上來，他們的民族主義僅僅是自身文化的力量和缺陷的集中表現。的制度【譯註：此處翻譯用詞有改動】在某種程度上依賴於儒家倫理內在地對秩序和等級的尊重。【譯註：此處有刪改】。縱觀歷史，俄羅斯的寒冷氣候，無與倫比的廣袤疆土以及難以防守的邊界使得獨裁統治和一觸即發的混亂比自由民主制度更順理成章，因此，正如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寫道，在俄羅斯人眼裡，自由本身就像是一種「墮落」。鮑利斯·葉利欽（Boris Yeltsin）統治下的20世紀90年代可以看作是民主制度下准無政府主義的實驗。至於美國，它重新發現了由於城市精英的威爾遜衝動，而被埋葬數載的處在邊緣的傑克遜根基。如果美國人受到直接的威脅和挑釁，他們將與對方決一死戰，但維護跨洋的民主秩序可能最終變成一項抽象而代價高昂的事業。

△ 美國現任總統唐納德·川普

總統競選循環往複，如果三個州內的選票被稍微重新分配一下，唐納德·川普就不會成為總統。然而，非常明顯的是，在對阿富汗和伊拉克歷經15年之久的戰爭之後，美國建立在崇高的目標之上的准帝國事業宣告破產。2016年11月大選的前幾年就顯現了這種苗頭，當時的總統巴拉克·歐巴馬，一位懷抱世界主義信念的理想主義者，不僅拒絕干預敘利亞，而且只對利比亞進行空中打擊。2011年美國在敘利亞結束了冷戰後的干涉主義時期，這一時期開始於1989年的巴拿馬，在中東和巴爾幹得到發展。由此可見，川普雖然標新立異，卻在此方面實現了政策的一貫性。

美國不再是曾經的山巔之城，甚至可能不再是自由世界的維護者，而是像俄國和一樣變得越來越像自己。。我們應該承認，美國的理想主義最初是地理空間的恩賜，而恰恰因為技術的快速發展，這種理想主義不斷收縮。已故的英國軍事歷史學家約翰·基根（John Keegan）寫道，大不列顛王國和美國能夠贏得自由只是因為，作為事實上的島嶼國家，海洋使得他們可以「抵禦自由的敵人。」但世界越小，危險越大，因此美國民眾也將變成更為冷酷的實用主義者。當然，二十一世紀音頻社交媒體使得整個世界的聯繫更為緊密，因此，來自國外人道主義者的吶喊可能會引發前所未有的激烈的軍事反應。但從此以後，只有當國家利益受損，美國才會出面干涉。這也是為什麼人權團體和他們的媒體朋友總是熱切地回憶美國在前南斯拉夫主導的干涉活動——此次干涉規模龐大且在他們眼中與國家利益無涉——而他們清楚地知道這樣的事情不會再發生。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人權團體比大多數人都更了解關於美國歷史和思想狀況的基本事實——那就是其他國家的生存和發展依賴於殘酷的權力政治，而從優越地理條件和理想主義中孕育的美國，沒有了這兩者將什麼都不是。其他國家可能僅僅代表自己利益，但美國必須在某種合理限度內，代表或至少希冀代表人道和全人類的利益。但最重要的是，美國如何維持「不作為」和「用力過度」。這兩種極端之間的張力。如果美國真的決定不再將自身利益與世界利益相統一，那麼美國權力的聲譽將開始瓦解，而其他國家並不會這樣。這正是為什麼美國二戰後在亞洲和歐洲建立自由主義世界秩序，標誌著美國經驗的巔峰時期。雖然擴張的世界秩序可能超出美國的掌控能力，但放棄掌控勢必導致美國的衰落。儘管清晰界定的國家利益將因為對其他國家核心利益的尊重導向和平，但如果沒有共同的價值，盟軍體系將很難維持，而正是這種價值，構成我們戰略優勢的一部分。

后帝國時代與自然狀態的回歸

△ 烏切羅油畫《聖羅馬諾之戰》之一

這都將對國防政策產生深遠的影響。在世界歷史的標準下，如今所發生的一切都是十分正常的。歷史見證了眾多無原則的權力鬥爭，即使過去的75年也只是這一現象的畸變。我們又回到了自然狀態，在其中為領土發動的戰爭和去道德立場的戰鬥內在於人類的DNA之中。確實，美國自身也開始拋棄自己的價值（這同樣也是普世的）。這使得美國在與其他大國相比時，出現明顯的劣勢，由於這些國家完全不同的歷史和地理經驗，美國人所擁護的價值從未被放在首位。

霍布斯認為，在自然狀態下，暴力是世之常態，人們的生活「骯髒、野蠻且短暫。」英國已故歷史學家艾倫·約翰·玻西瓦爾·泰勒（A.J.P. Taylor）指出，雖然人們從未真正生活在這樣一個自然的狀態中，但「歐洲列強一直這樣做。」在某種程度上，歐洲的和平完全歸因於「權力的平衡」。因此，當世界不存在原則時，就只有權力的平衡狀態或者自然狀態。我們愈發被這個沒有原則的世界所界定：烏托邦或者理想主義（列寧主義和威爾遜主義）運動，要麼被證明已經失敗，要麼在被拋棄的過程中。在美國，威爾遜主義已經成為精英文化的一部分，而在某種意義上的野蠻人破壞了這種精緻、文明卻脆弱的文化——這是十四世紀晚期伊本·哈爾敦理論（Ibn Khaldun』s theory）的重現，先進的定居文明被落後的部落游牧文明不斷取代，但最終還是回到了它的軌道。

但精英文化可能阻礙了我們的發展，精英並不是國家民主制度存在的必要條件。儘管有種種缺陷，但在威爾遜主義的指導下的美國精英仍然為世界做出來無與倫比的貢獻。不論美國精英階層是否能在2016年大選的失利中重整旗鼓，這一事實不會改變——得益於軍事、通訊技術的發展，美國和俄羅斯、的競爭逐漸顯現出與中早期、早期歐洲諸國爭奪霸權的相似之處，而維護和平局面——如果在某種程度上存在的話——只能依賴於在有限空間內力量角逐的平衡。這樣看來，地理條件展現了其雙面性，一方面，地理條件影響了霸權大國的歷史特性，但另一方面他們之間的距離也在不斷縮短，因此，當今世界權力角逐的最好類比就是過去幾個世紀的歐洲——在共產主義、自由主義和其他各種「主義」出現之前。

歐洲近代早期的權力平衡實踐

近代早期歐洲最大的政治變動是1618–1648的三十年戰爭。如果按照當時歐洲人口的比例，這場戰爭的死亡人數遠遠超出超過了二戰五千萬的數目。正如耶魯大學的Charles Hill所寫的那樣，不重蹈覆轍的決心使得人們就權力平衡達成共識，在這種平衡中，世俗的利己主義將取代中世紀的宗教鬥爭。換句話說，在這樣一個有限的空間里謀求和平，意味著犧牲個人的理念而採用冷酷的實用主義，這一點與新官僚國家和其不斷增長的軍事力量相關。這是一個沒有意識形態的世界。也許沒有誰能比紅衣主教黎塞留（Cardinal Richelieu）更理解這種現象，他公開支持法國天主教和北歐新教結盟，共同反對南部哈布斯堡王朝的天主教教友，這就是用國家理由壓倒道德準則的代表。不過，這種去道德的權力平衡並不完善。當時代變遷，不同力量的結盟會使得戰爭繼續。在十八世紀中葉，法國波旁王朝和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聯合起來反對普魯士和大不列顛，其直接結果就是「七年戰爭」。正是在這一時期，俄羅斯真正成為歐洲大陸的一股強勁的軍事力量。十九世紀中葉，法國和德國聯邦政府利用奧地利封鎖俄羅斯。二十世紀初，法國、英國和俄羅斯與德國、奧地利敵對，這一直持續到1945年希特勒創造他自己的「瓦格納末世」。從那以後，只有帝國不斷擴張才能保持和平。

△ 歐洲七年戰爭地圖

帝國迅速以美國和蘇聯的霸權形式展現，他們建立在高尚理念之上（至少在他們看來）的傳教般的世界體系，只是牛津學者約翰·達爾文（John Darwin）所言的 「名義上的帝國帝國」（imperial in all but name）。西方的霸權受到歐洲經濟一體化的支持，它在歐盟這一替代形式的帝國之中達到頂峰。儘管歐盟仍存在眾多問題，它現在構成能夠整合和穩定中東歐的唯一體系，特別是仍困頓交加的巴爾幹。換句話說，如果不使用帝國體系--威爾遜主義就是其中的一個良性變體--，那麼唯一能夠終結戰爭和總體不穩定的替代方案就是權力平衡。權力的平衡是建立在去道德的國家利益之上，而不是道德原則之上。

早期現代主義在維也納會議達到頂峰，這是一個在拿破崙戰敗後去道德的權力安排的制度，但它或多或少地維持了歐洲大陸在一戰前一個世紀的和平，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成就。因此，權力的平衡本身並不是犬儒主義，而僅僅是不夠崇高，但有原則的選擇。我們需要牢記的的是：歐洲歷史，在技術的推動下，正在全球範圍內重演。

美國的戰略選擇：適度的威爾遜主義，在全球推進公民社會

當現實中華盛頓和北京或華盛頓和莫斯科比七年戰爭中的倫敦和巴黎離得更近時，我們應當如何設想這樣一個時代的戰爭和衝突？更重要的是，我們如何在這樣一個時代保持克制？因為技術越是縮小距離，領土就越重要，對領土的衝動支配著思想。

想想以色列在保衛西岸和戈蘭高地時是如何的困擾，以色列面臨的是「空間的危機」。儘管這種趨勢還未顯現，但對於生活在一個洲際導彈作戰、信息技術作戰和遠程精確打擊的世界里的我們，在受到視頻和社交媒體的煽動時是否也會面臨這樣的危機，我們需要面臨的後果可能是像窒息那樣的生理感觸。未來的七年戰爭，就像十八世紀中葉那樣，將是全球性的，但我們不會有相距萬里的感覺。

相反，二十一世紀，在國境內的網路和信息戰爭將和南海戰線或者能夠侵入俄羅斯波羅的海周邊的少數民族地區的特種作戰部隊相結合。戰爭策劃者可以從理論上設想一定的速度和及時互動性，但無法應對心理層面的變化。五角大樓的緊張感乃至草木皆兵的恐慌，遠甚於以色列人在六日戰爭時擔心被幾隻阿拉伯軍隊消滅的惶恐。

因此，想象一下，由於距離的縮短而產生的衝突，雖然信息更為熟悉、計劃更為周密、時間也更為持久，但仍然感覺純粹為了生存而戰，就像歐洲前幾個世紀的王朝鬥爭一樣。這些鬥爭不是意識形態方面的戰爭，也不是二十一世紀大國之間的鬥爭。相反，它們將是隱藏在民族主義背後的文化方面的鬥爭。勝利將屬於那些能在國家層面進行整體戰爭動員的最佳文化。這一過程將被稱為達爾文主義。這些衝突面目可怖，所以關鍵問題在於如何防止這些衝突，而最好的辦法就是恢復我們的自由賴以確立的那些理念。

沒有高尚原則的外交政策是沒有方向、沒有指導、沒有目標、沒有宏偉戰略的外交政策。那我們的原則應該是什麼呢？它應當是適度的威爾遜主義推動下的自由主義國家，它的適度性體現在在可行的情況下，在國外推動公民社會建設。公民社會通常意味著民主，但並不是普遍情況，它仍然可以同開明的獨裁政治形式共存。威爾遜是一個小心謹慎的漸進主義者，不同於近些年來威爾遜主義者的理想，他十分了解將我們的價值體系強加於國外的困難。威爾遜主義集中體現了美國在現代世界的天真想法。根據塔夫斯大學歷史學家托尼·史密斯（Tony Smith）的說法，威爾遜根據自己的政治直覺制定了宏偉的戰略，這在北約的建立和戰後美國對日本和德國的接管中達到高潮。我認為這是一個溫和的保守現實主義者，他認為保守主義的本質是，通過對一個安全沒有保障的衝突世界的接受，來保存自由秩序。在這方面，保守主義是既是一種原則，也是一種技術，用以服務一個更好的世界。這不是一個悖論，它秉持了保守主義的本質，也大致勾勒了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和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早期著作的框架。

但交易主義外交政策（transactional foreign policy，譯者註：交易主義外交政策是一種外交政策的路徑，強調國與國之間的利益交換，比如A國為了達成某項議題，而以另外一項議題和B國進行交換。美國有學者將川普的外交政策成為交易主義外交政策。）一點也不保守的，因為它沒有目標，因此沒有任何限制。在這種政策下，我們可以做任何事情，既可以出賣盟友，參與協商，也能進行針鋒相對的軍事衝突。換句話說，交易主義實際上要比適度的威爾遜外交政策更冒進。保守主義強調利益。但是，只有當一個國家的宏觀發展方向同它的目標和價值觀相協調時，利益才能被定義。利益、目標、價值體系：它們都需要一個長期審慎譜寫的藍圖。純粹的交易主義外交政策缺乏長期廣泛的思考，它為眼前的利益所限制，就像一個純粹生活在當下激情中的孩子，這使得政策實施者很難預測未來的實施計劃。在一個空間危機陰影下的世界里，龐大海陸空軍隊不得不在愈加狹小的空間作戰，交易主義實際上比激烈的威爾遜主義具有更大的風險。

△ 一位敘利亞難民懷抱自己的孩子

正是由於美國開始於巴拿馬，結束於敘利亞的大規模軍事干預政策的一貫性，如今威爾遜主義更容易恢復其原有的敏感度，美國的第二十八任總統將保持崇高的理想，適度的應用威爾遜主義來面對一個棘手的世界。事實上，沒有一定程度的威爾遜主義，如果被限制了程度，那還能有什麼呢？對現實主義來說，如果沒有一些理想因素，它將萎縮成犬儒主義或者變得不再現實。

丟棄任何程度的威爾遜主義就是喪失我們的國際身份。我們不像人和俄羅斯人那樣安於自己的國際身份，它建立在帝國王朝的基礎上的，目標是保護自己免受陸地入侵。歷史地講，和俄羅斯是陸地強國，如果他們不通過帝國擴張的方式發展力量——向中亞擴張，俄羅斯向中歐和東歐擴張——就會面臨能否生存的風險。但美國具備其他大國都沒有的優勢，它是一個虛擬的島國，沒有這樣的地理漏洞。因此，它可以滿足全世界的理想。因此，交易主義外交政策本質上是孤立主義，但換句話說，交易主義最後會導致失敗。

展望：背棄威爾遜主義，美國將陷入分裂

戰爭是人類與生俱來的特性。後現代戰爭結合了常規的、網路的、信息的、甚至先進的、低輻射的核武器，不局限於我們想要打擊的地方和目標。連通性將使地區衝突迅速遷移。網路領域——從黑客勒索到大規模文件泄露——都表明，人類作惡的、侵略的、惡意的本性並沒有因為進化改變。面對面互動的缺乏將加劇這種殘酷性，人們不再需要鼓起勇氣去面對迫使他人痛苦的後果。將來的戰爭將能夠不需要在物理上消滅我們便摧毀我們的意志，這就是一個有限空間之內的戰爭形式，在那裡即便是一個擁有整個大陸面積大小的國家，也將面臨生存的危機。

但我們面臨另一場危機：我們到底為什麼而戰？這似乎是一個荒謬的問題。畢竟，我們是美國人。我們有傳奇般地理位置的家園，但是當技術縮短距離，我們的機場逐漸變成公共車站，越來越少的美國人能夠意識到我們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此外，威爾遜主義已經完全變成精英政治在面臨巨大壓力時的精英項目。同時，軍隊的職業化仍在繼續，這使得軍人與市民逐漸分離。那些每天困擾著五角大樓和政策精英的瀰漫在全世界的危機除了壓縮編碼外沒有什麼相似之處，直到我們開始面臨某種形式的暴力。

這一切都意味著川普的美國優先戰略，如果不往威爾遜主義方向發展，就會成為美國民族主義和外交政策的「告別曲」，而非重生的機會，那接下就是進一步地分裂，而不是統一。

羅伯特·卡普蘭（Robert D. Kaplan）是新美國安全中心高級研究員、歐亞集團高級顧問。他也是將於明年出版的《馬可波羅世界的回歸：二十一世紀的戰爭、戰略和美國利益》（The Return of Marco Polo』s World: War, Strategy, and American Interest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的作者。

翻譯：李玥

翻譯文章：Robert D. Kaplan，America』s Darwinian Nationalism, The National Interest,September-October,2017 Issue

網路鏈接： 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americas-darwinian-nationalism-21889?page=show

責任編輯：韓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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