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期，各種政治規律形成的軸心時代

晏嬰是與孔子同時代的齊國賢臣，從年齡來看大概相當於孔子的父輩。他生活的那個時代，是為後世建立種種基本規則的所謂軸心時代，他的故事也蘊涵了很多關於規則的問題。

齊景公派晏子去管理東阿，在晏子領導東阿的第三年，齊景公把他召回來訓斥了一頓。齊景公說：你不是說你很能幹嗎，派你去治理東阿。現在你竟把東阿給我搞亂了。你回去好好反省反省吧，寡人要狠狠處理你。晏子表示：請允許我改弦更張，換一個辦法治理東阿。如果三年治理不好，我情願以死謝罪。齊景公同意了。 第二年，在晏子上來彙報稅收工作的時候，齊景公迎上前去，祝賀道：好極了！你治理東阿很有成績嘛！

晏子回答說：從前我治理東阿，後門全部關死，賄賂根本就沒有。池塘里的魚都造福窮人了。那時候老百姓沒有挨餓的，而您反而要治我的罪。後來我治理東阿，大走後門，大行賄賂，加重老百姓的稅賦，搜刮來的財富不入國庫，都孝敬您左右的人了。池塘里的魚，也都入於權貴之家。現在東阿的老百姓有一半在挨餓，您反而迎上來祝賀我。我這人又傻又直，治理不了東阿。請您准許我退休，給賢能的人讓位。說著連連磕頭，請求退職還鄉。齊景公也算是心胸寬廣之人，聽了以後，從座位上走下來道歉說：請你一定勉力治理東阿。東阿是你的東阿，我不再干涉了。 在《晏子春秋》這本書里，晏子治東阿的故事先後講述了兩遍，上面引用的那個版本是在「外篇」里講的，還有一個版本是在「內篇」里講的。在內篇的版本里，晏子刮窮了百姓，喂足了權貴之後，齊景公將晏子召回嘉獎，同時還讓晏子介紹一下經驗——你是如何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績的。

晏子對齊景公說：過去我治理東阿，堵住小路，關緊後門，邪民很不高興；我獎勵勤儉孝悌的人，懲罰小偷壞人，懶民很不高興；我斷案不偏袒豪強，豪強很不高興。您左右的人求我辦事，合法我就辦，不合法就拒絕，您的左右很不高興；我侍奉權貴不超過禮的規定，權貴們也不高興。邪民、懶民、豪強這三邪在外邊說我的壞話，您的左右和權貴這二讒在裡邊進我的讒言，三年內壞話就灌滿了您的耳朵。

晏子說，後來我小心地改變了政策，不堵小路，不關後門，邪民很高興；不獎勵勤儉孝悌的人，不懲罰小偷壞人，懶民很高興；斷案時討好豪強，豪強們很高興；您的左右求我辦事，我一概答應，您的左右很高興；侍奉權貴超出了禮的規定，權貴們很高興。於是三邪在外邊說我的好話，二讒在裡邊也說我的好話，三年內好話就灌滿了您的耳朵。其實，我過去招致指責的行為才是應該獎賞的，我現在招致獎賞的行為正是應該懲罰的。所以，您的獎賞我不敢接受。

晏子把討厭正式規則和喜歡潛規則的人分成了兩類：一個是民間的「三邪」，另一個是統治集團內部的「二讒」。說起來非常有意思的是，馬克思作資本論，討論到這個問題時，也把這些喜歡潛規則的人分為三邪和二饞，真是英雄所見略同，而且馬克思這個人博學多才，除了研究政治是個好手外，對自然科學也是頗有見解。於是他拿著這個問題做了數學上的定量分析。在馬克思和晏嬰的看法里，在晏子建立的理想秩序中獲利的老百姓，只是一些無精打採的支持者。他們怕三邪二讒，也不相信理想的秩序能夠推行到底。相反，三邪二讒卻熱情十足，利用每一個機會向晏子進攻。如果一個政策造成的好處是100，壞處只有10，但老百姓的數量比三邪二讒多了好幾萬倍，這樣一來，分擔到個體上的，老百姓只能分到零點很多個零幾的好處是吧，他就不願意為了這點好處去做出努力爭取，而三邪二讒個體得到的壞處是相當大一個數字，總之，老百姓不如三邪二讒的政治熱情高昂，這就是馬克思對這個問題的數學分析。

要想當一個像晏子這樣的清官是非常困難的。最開始，我們遵守仁義道德，不欺下不媚上，努力當好父母官。這是理想中的為官之道，是冠冕堂皇的官場進步策略，在歷朝歷代的官場上確實也可以找到這樣的清官。可是我們在抵抗墮落的誘惑，努力當一個忠君愛民的好官的時候，竟然受到了來自上邊和下邊的強大壓力。我們發現，原來上邊是很想讓我們媚的，誘導我們媚，暗示我們媚，強迫我們媚，不媚就有禍。而媚上就要上貢，就要貢魚貢蝦，這就難免欺負下邊，讓魚蝦們倒點霉。出乎意料的是，下邊也很願意我們欺負，蝦群中的積極分子會主動協助我們欺負，把他們的鄰居加工好，送貨上門，並不用我們太費心。如此容易地「欺下」之後，我們又進一步認識到，原來老百姓並不難欺負，欺負了他們幾次，他們也沒什麼辦法。那麼我們如何是好？是放棄仁義道德，轉而採取欺下媚上的官場生存策略呢，還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硬要跟領導和群眾對著干呢？

另外一個政治特點，就是領導都是冤大頭，基本上都會被下面的人瞞住。統治集團內部的人，控制著通向以暴力組織為後盾的最高權力的信息渠道，他們是齊景公的耳目。晏子實際上幹得如何並不要緊，要緊的是信息渠道中傳上去的是惡言還是美言，在正常情況下，他本人的命運便是由此決定的。作為信息通道的把關人，二讒在晏子面前碰壁，願望沒有得到滿足，預期中的利益未能實現，積攢了滿腔怨恨，自然不肯傳達有利於晏子的好話，也不肯攔截詆毀晏子的壞話。

明朝弘治十七年（1504年）六月的一天，弘治皇上召見兵部尚書劉大夏。當時皇上34歲，已經登基17年。劉大夏年近70進士出身，但工農兵和財政監察都管過，中央地方都干過，可謂閱歷豐富。皇上召見劉大夏，是為了追問一句話。 起初，皇上任命劉大夏當兵部尚書，劉大夏說身體不好，推辭了多次。但皇上堅持讓他干，劉大夏只得上任。見到劉大夏，皇上誠懇地問道：朕好幾次任用你，你好幾次以病推脫，這到底是為什麼？劉大夏回答得也很誠懇，說：臣老了，而且有病。依我看，天下已經到了民窮財盡的地步，萬一出了亂子，兵部就要負起責任。我估量自己的能力不足以解決問題，所以推辭。皇上聽了，默然無語。 劉大夏對形勢的判斷，使皇上深感震動。現在，皇上特地將劉大夏召到便殿，追問道：你以前說過一句話，說天下民窮財盡。可是祖宗開國以來，征斂有常，怎麼會到今天這種地步呢？ 劉大夏說：「問題就在於征斂無常。譬如廣西每年取木材，廣東每年取香葯，都是數以萬計的銀子。這類小事尚且如此，其他就可想而知了。」 皇上又問軍隊的狀況，劉大夏說：「和老百姓一樣窮。」 皇上又想不通了，說：「軍隊駐紮每月發口糧。出征還發出征補貼，為什麼會窮呢？」 劉大夏說：「那些將領們剋扣軍糧的比例超過一半，又怎麼會不窮呢？」

皇上嘆息道：「朕當皇帝已經很久了．竟不知道天下軍窮民困，我憑什麼為人之主呀！」於是下詔嚴禁。不過，從後來的情況看，仍舊是禁不住。 這位在位17年的皇上究竟被糊弄到什麼程度：原來他眼中的世界只是祖宗常法和正式規定構成的世界。按照正式規定行事，軍民都不該這麼窮。問題在於，他治下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些見不得人的潛規則支配運行的。大規模民困軍窮的現實也表明，這種規則已經通行天下。而皇上對這類聖人不講書上不寫的潛規則幾乎全然不知。他可真天真呀。

也是在弘治十七年，大學士李東陽奉命去山東曲阜祭孔。一路上他看到了許多出乎意料的現象，感慨良多。回到北京后，李東陽給皇上寫了份彙報，描述了親眼見到的形勢。李東陽是當時的大筆杆子，這份上疏又寫得直言不諱，一時廣為傳誦。

李東陽的上疏大意如下：

臣奉命匆匆一行，正好趕上大旱。天津一路，夏麥已經枯死，秋禾也沒有種上。挽舟拉織的人沒有完整的衣服穿，荷鋤的農民面有菜色。盜賊猖獗，青州一帶的治安問題尤其嚴重。從南方來的人說，江南、浙東的路上滿是流民逃戶，納稅人戶減少，軍隊兵員空虛，倉庫里的糧食儲備不夠十天吃的，官員的工資拖欠了好幾年。東南是富裕之地，承擔著稅賦的大頭，一年之飢就到了這種地步。北方人一向沒有積蓄，今年秋天再歉收，怎麼承受得了？恐怕會有難以預測的事變發生。 臣如果不是親自經過這些地方，儘管在政府部門工作已久，每天還接觸文件彙報和各種材料，仍然不能了解詳細情況，更何況陛下高居九重之上了。 臣在路上作了一些調查，大家都說現在吃閑飯的太多，政府開支沒有章法，差役頻繁，稅費重疊。北京城裡大興土木，奉命施工的士兵被榨得力盡錢光。到了部隊演習操練的時候，寧死也不肯去。而那些權勢人家，豪門巨族，土地已經多得跨越郡縣了，還在那裡不斷請求皇上的賞賜。親王到自己的封地去，供養竟要二三十萬兩銀子。那些遊手好閒之徒，託名為皇親國戚的僕從，經常在渡口關卡都市的市場上徵收商稅。國家建都於北方，糧食等供應依賴東南，現在商人都被嚇跑了，這絕對不是小問題。更有那些織造內官，放縱眾小人搜刮敲詐，運河沿線負責政府稅收的官吏也被嚇跑了。小商販和貧窮百姓被攪得騷動不安，這些都是臣親眼看見的。 平民百姓的情況，郡縣不夠了解。郡縣的情況，朝廷不夠了解。朝廷的情況，皇帝也不夠了解。開始於一點寬容和隱瞞，結果就是完全的蒙蔽。寬容和隱瞞在開端處很小，蒙蔽的結果則禍害很深。 臣在山東的時候，聽說陛下因為天災異常，要求大家直言不諱地反映情況。然而，儘管聖旨頻頻下發，下邊上的章疏也充分反映了情況，一旦事情涉及到內廷和貴戚的利益，幹什麼事都被掣肘，成年累月地拖延，最後都被阻止了，放棄了。我恐怕今天的這些話，還要變成空話。請皇上把從前的建議找出來，仔細研究選擇，決斷實行。

皇上看了，稱讚了一回，又感嘆了一回，批轉給了有關方面。

李東陽的話里有一些問題，按他的說法：老百姓的情況，郡縣不夠了解。郡縣的情況，朝廷不夠了解。朝廷的情況，皇帝也不夠了解。這個大體上是沒說錯的。但實際上，在充分展開的情況下，老百姓和皇帝之間隔著七道信息關卡。直接接觸老百姓的是衙役，這是第一關。衙役要向書吏彙報，這是第二關。書吏再向州縣官員彙報，這是第三關。州縣官員向府一級的官員彙報，這是第四關。府級向省級官員彙報，這是第五關。各省向中央各部彙報，這是第六關。中央各部向內閣彙報，這是第七關。信息到達終點站皇上面前的時候，已經是第八站了。這還沒有算府、省、中央各部的科、處、局和秘書們。即使在最理想的狀態下，也不能指望信息經過這許多層的傳遞仍不失真。 在權力大小方面，皇上處於優勢，官僚處於劣勢。但是在信息方面，官吏集團卻處於絕對優勢。封鎖和扭曲信息是他們在官場謀生的戰略武器。你皇上聖明，執法如山，可是我們這裡一切正常，甚至形勢大好，你權力大又能怎麼樣？我們報喜不報憂。我們看著上司的臉色說話。說上司愛聽的話。我們當面說好話，背後下毒手。如果幹壞事的收益很高，隱瞞壞事又很容易；如果做好事代價很高，而編一條好消息卻容易，我們最後一定就會看到一幅現代民謠所描繪的圖景：「村騙鄉，鄉騙縣，一級一級往上騙，一直騙到國務院。」

1644年4月24日，李自成兵臨北京。25日午夜剛過，崇禎皇上來到景山的一棵樹下，他要把自己弔死在這棵樹上。崇禎在自己的衣襟上寫了遺書，但他最終怨恨的似乎並不是李自成，而是不斷糊弄他的官僚集團。他寫道： 我自己有不足，德行不夠，惹來了上天的怪罪。但這一切，都是由於諸臣誤我。我死了沒臉見祖宗，自己摘掉皇冠，以頭髮遮住臉，任憑你們這些賊分裂我的屍體，不要傷害一個百姓。崇禎在位17年，受到了無數慘不忍睹的矇騙糊弄，直到他上吊前的幾個月，他的首輔（宰相）周延儒還狠狠地糊弄了他一回，把一次根本就沒打起來的戰役吹成大捷，然後大受獎賞。這場根本就不存在的大捷是周延儒親自指揮的，就發生在離北京不過幾十里地的通縣，在皇上的眼皮底下。

最後，老百姓太好欺負了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的文化冠絕天下，但古時的統治者實行愚民政策，文化被少數的精英壟斷，所以雖然我們輸出了很大極有價值的文化，但也不能掩蓋我們整體素質低的事實。老百姓就是羔羊，而官吏卻像狼群。這些狼群偶爾也會抱怨一聲，吃羊就像搶兩歲孩子抱著的黃金一樣簡單，我的素質得高到什麼程度才能抵制住這種誘惑。要是這些羔羊都變成了刺蝟，我們不就變成清官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