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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時期,各種政治規律形成的軸心時代

戰國時期,各種政治規律形成的軸心時代

晏嬰是與孔子同時代的齊國賢臣,從年齡來看大概相當於孔子的父輩。他生活的那個時代,是為後世建立種種基本規則的所謂軸心時代,他的故事也蘊涵了很多關於規則的問題。

齊景公派晏子去管理東阿,在晏子領導東阿的第三年,齊景公把他召回來訓斥了一頓。齊景公說:你不是說你很能幹嗎,派你去治理東阿。現在你竟把東阿給我搞亂了。你回去好好反省反省吧,寡人要狠狠處理你。晏子表示:請允許我改弦更張,換一個辦法治理東阿。如果三年治理不好,我情願以死謝罪。齊景公同意了。 第二年,在晏子上來彙報稅收工作的時候,齊景公迎上前去,祝賀道:好極了!你治理東阿很有成績嘛!

晏子回答說:從前我治理東阿,後門全部關死,賄賂根本就沒有。池塘里的魚都造福窮人了。那時候老百姓沒有挨餓的,而您反而要治我的罪。後來我治理東阿,大走後門,大行賄賂,加重老百姓的稅賦,搜刮來的財富不入國庫,都孝敬您左右的人了。池塘里的魚,也都入於權貴之家。現在東阿的老百姓有一半在挨餓,您反而迎上來祝賀我。我這人又傻又直,治理不了東阿。請您准許我退休,給賢能的人讓位。說著連連磕頭,請求退職還鄉。齊景公也算是心胸寬廣之人,聽了以後,從座位上走下來道歉說:請你一定勉力治理東阿。東阿是你的東阿,我不再干涉了。 在《晏子春秋》這本書里,晏子治東阿的故事先後講述了兩遍,上面引用的那個版本是在「外篇」里講的,還有一個版本是在「內篇」里講的。在內篇的版本里,晏子刮窮了百姓,喂足了權貴之後,齊景公將晏子召回嘉獎,同時還讓晏子介紹一下經驗——你是如何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績的。

晏子對齊景公說:過去我治理東阿,堵住小路,關緊後門,邪民很不高興;我獎勵勤儉孝悌的人,懲罰小偷壞人,懶民很不高興;我斷案不偏袒豪強,豪強很不高興。您左右的人求我辦事,合法我就辦,不合法就拒絕,您的左右很不高興;我侍奉權貴不超過禮的規定,權貴們也不高興。邪民、懶民、豪強這三邪在外邊說我的壞話,您的左右和權貴這二讒在裡邊進我的讒言,三年內壞話就灌滿了您的耳朵。

晏子說,後來我小心地改變了政策,不堵小路,不關後門,邪民很高興;不獎勵勤儉孝悌的人,不懲罰小偷壞人,懶民很高興;斷案時討好豪強,豪強們很高興;您的左右求我辦事,我一概答應,您的左右很高興;侍奉權貴超出了禮的規定,權貴們很高興。於是三邪在外邊說我的好話,二讒在裡邊也說我的好話,三年內好話就灌滿了您的耳朵。其實,我過去招致指責的行為才是應該獎賞的,我現在招致獎賞的行為正是應該懲罰的。所以,您的獎賞我不敢接受。

晏子把討厭正式規則和喜歡潛規則的人分成了兩類:一個是民間的「三邪」,另一個是統治集團內部的「二讒」。說起來非常有意思的是,馬克思作資本論,討論到這個問題時,也把這些喜歡潛規則的人分為三邪和二饞,真是英雄所見略同,而且馬克思這個人博學多才,除了研究政治是個好手外,對自然科學也是頗有見解。於是他拿著這個問題做了數學上的定量分析。在馬克思和晏嬰的看法里,在晏子建立的理想秩序中獲利的老百姓,只是一些無精打採的支持者。他們怕三邪二讒,也不相信理想的秩序能夠推行到底。相反,三邪二讒卻熱情十足,利用每一個機會向晏子進攻。如果一個政策造成的好處是100,壞處只有10,但老百姓的數量比三邪二讒多了好幾萬倍,這樣一來,分擔到個體上的,老百姓只能分到零點很多個零幾的好處是吧,他就不願意為了這點好處去做出努力爭取,而三邪二讒個體得到的壞處是相當大一個數字,總之,老百姓不如三邪二讒的政治熱情高昂,這就是馬克思對這個問題的數學分析。

要想當一個像晏子這樣的清官是非常困難的。最開始,我們遵守仁義道德,不欺下不媚上,努力當好父母官。這是理想中的為官之道,是冠冕堂皇的官場進步策略,在歷朝歷代的官場上確實也可以找到這樣的清官。可是我們在抵抗墮落的誘惑,努力當一個忠君愛民的好官的時候,竟然受到了來自上邊和下邊的強大壓力。我們發現,原來上邊是很想讓我們媚的,誘導我們媚,暗示我們媚,強迫我們媚,不媚就有禍。而媚上就要上貢,就要貢魚貢蝦,這就難免欺負下邊,讓魚蝦們倒點霉。出乎意料的是,下邊也很願意我們欺負,蝦群中的積極分子會主動協助我們欺負,把他們的鄰居加工好,送貨上門,並不用我們太費心。如此容易地「欺下」之後,我們又進一步認識到,原來老百姓並不難欺負,欺負了他們幾次,他們也沒什麼辦法。那麼我們如何是好?是放棄仁義道德,轉而採取欺下媚上的官場生存策略呢,還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硬要跟領導和群眾對著干呢?

另外一個政治特點,就是領導都是冤大頭,基本上都會被下面的人瞞住。統治集團內部的人,控制著通向以暴力組織為後盾的最高權力的信息渠道,他們是齊景公的耳目。晏子實際上幹得如何並不要緊,要緊的是信息渠道中傳上去的是惡言還是美言,在正常情況下,他本人的命運便是由此決定的。作為信息通道的把關人,二讒在晏子面前碰壁,願望沒有得到滿足,預期中的利益未能實現,積攢了滿腔怨恨,自然不肯傳達有利於晏子的好話,也不肯攔截詆毀晏子的壞話。

明朝弘治十七年(1504年)六月的一天,弘治皇上召見兵部尚書劉大夏。當時皇上34歲,已經登基17年。劉大夏年近70進士出身,但工農兵和財政監察都管過,中央地方都干過,可謂閱歷豐富。皇上召見劉大夏,是為了追問一句話。 起初,皇上任命劉大夏當兵部尚書,劉大夏說身體不好,推辭了多次。但皇上堅持讓他干,劉大夏只得上任。見到劉大夏,皇上誠懇地問道:朕好幾次任用你,你好幾次以病推脫,這到底是為什麼?劉大夏回答得也很誠懇,說:臣老了,而且有病。依我看,天下已經到了民窮財盡的地步,萬一出了亂子,兵部就要負起責任。我估量自己的能力不足以解決問題,所以推辭。皇上聽了,默然無語。 劉大夏對形勢的判斷,使皇上深感震動。現在,皇上特地將劉大夏召到便殿,追問道:你以前說過一句話,說天下民窮財盡。可是祖宗開國以來,征斂有常,怎麼會到今天這種地步呢? 劉大夏說:「問題就在於征斂無常。譬如廣西每年取木材,廣東每年取香葯,都是數以萬計的銀子。這類小事尚且如此,其他就可想而知了。」 皇上又問軍隊的狀況,劉大夏說:「和老百姓一樣窮。」 皇上又想不通了,說:「軍隊駐紮每月發口糧。出征還發出征補貼,為什麼會窮呢?」 劉大夏說:「那些將領們剋扣軍糧的比例超過一半,又怎麼會不窮呢?」

皇上嘆息道:「朕當皇帝已經很久了.竟不知道天下軍窮民困,我憑什麼為人之主呀!」於是下詔嚴禁。不過,從後來的情況看,仍舊是禁不住。 這位在位17年的皇上究竟被糊弄到什麼程度:原來他眼中的世界只是祖宗常法和正式規定構成的世界。按照正式規定行事,軍民都不該這麼窮。問題在於,他治下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些見不得人的潛規則支配運行的。大規模民困軍窮的現實也表明,這種規則已經通行天下。而皇上對這類聖人不講書上不寫的潛規則幾乎全然不知。他可真天真呀。

也是在弘治十七年,大學士李東陽奉命去山東曲阜祭孔。一路上他看到了許多出乎意料的現象,感慨良多。回到北京后,李東陽給皇上寫了份彙報,描述了親眼見到的形勢。李東陽是當時的大筆杆子,這份上疏又寫得直言不諱,一時廣為傳誦。

李東陽的上疏大意如下:

臣奉命匆匆一行,正好趕上大旱。天津一路,夏麥已經枯死,秋禾也沒有種上。挽舟拉織的人沒有完整的衣服穿,荷鋤的農民面有菜色。盜賊猖獗,青州一帶的治安問題尤其嚴重。從南方來的人說,江南、浙東的路上滿是流民逃戶,納稅人戶減少,軍隊兵員空虛,倉庫里的糧食儲備不夠十天吃的,官員的工資拖欠了好幾年。東南是富裕之地,承擔著稅賦的大頭,一年之飢就到了這種地步。北方人一向沒有積蓄,今年秋天再歉收,怎麼承受得了?恐怕會有難以預測的事變發生。 臣如果不是親自經過這些地方,儘管在政府部門工作已久,每天還接觸文件彙報和各種材料,仍然不能了解詳細情況,更何況陛下高居九重之上了。 臣在路上作了一些調查,大家都說現在吃閑飯的太多,政府開支沒有章法,差役頻繁,稅費重疊。北京城裡大興土木,奉命施工的士兵被榨得力盡錢光。到了部隊演習操練的時候,寧死也不肯去。而那些權勢人家,豪門巨族,土地已經多得跨越郡縣了,還在那裡不斷請求皇上的賞賜。親王到自己的封地去,供養竟要二三十萬兩銀子。那些遊手好閒之徒,託名為皇親國戚的僕從,經常在渡口關卡都市的市場上徵收商稅。國家建都於北方,糧食等供應依賴東南,現在商人都被嚇跑了,這絕對不是小問題。更有那些織造內官,放縱眾小人搜刮敲詐,運河沿線負責政府稅收的官吏也被嚇跑了。小商販和貧窮百姓被攪得騷動不安,這些都是臣親眼看見的。 平民百姓的情況,郡縣不夠了解。郡縣的情況,朝廷不夠了解。朝廷的情況,皇帝也不夠了解。開始於一點寬容和隱瞞,結果就是完全的蒙蔽。寬容和隱瞞在開端處很小,蒙蔽的結果則禍害很深。 臣在山東的時候,聽說陛下因為天災異常,要求大家直言不諱地反映情況。然而,儘管聖旨頻頻下發,下邊上的章疏也充分反映了情況,一旦事情涉及到內廷和貴戚的利益,幹什麼事都被掣肘,成年累月地拖延,最後都被阻止了,放棄了。我恐怕今天的這些話,還要變成空話。請皇上把從前的建議找出來,仔細研究選擇,決斷實行。

皇上看了,稱讚了一回,又感嘆了一回,批轉給了有關方面。

李東陽的話里有一些問題,按他的說法:老百姓的情況,郡縣不夠了解。郡縣的情況,朝廷不夠了解。朝廷的情況,皇帝也不夠了解。這個大體上是沒說錯的。但實際上,在充分展開的情況下,老百姓和皇帝之間隔著七道信息關卡。直接接觸老百姓的是衙役,這是第一關。衙役要向書吏彙報,這是第二關。書吏再向州縣官員彙報,這是第三關。州縣官員向府一級的官員彙報,這是第四關。府級向省級官員彙報,這是第五關。各省向中央各部彙報,這是第六關。中央各部向內閣彙報,這是第七關。信息到達終點站皇上面前的時候,已經是第八站了。這還沒有算府、省、中央各部的科、處、局和秘書們。即使在最理想的狀態下,也不能指望信息經過這許多層的傳遞仍不失真。 在權力大小方面,皇上處於優勢,官僚處於劣勢。但是在信息方面,官吏集團卻處於絕對優勢。封鎖和扭曲信息是他們在官場謀生的戰略武器。你皇上聖明,執法如山,可是我們這裡一切正常,甚至形勢大好,你權力大又能怎麼樣?我們報喜不報憂。我們看著上司的臉色說話。說上司愛聽的話。我們當面說好話,背後下毒手。如果幹壞事的收益很高,隱瞞壞事又很容易;如果做好事代價很高,而編一條好消息卻容易,我們最後一定就會看到一幅現代民謠所描繪的圖景:「村騙鄉,鄉騙縣,一級一級往上騙,一直騙到國務院。」

1644年4月24日,李自成兵臨北京。25日午夜剛過,崇禎皇上來到景山的一棵樹下,他要把自己弔死在這棵樹上。崇禎在自己的衣襟上寫了遺書,但他最終怨恨的似乎並不是李自成,而是不斷糊弄他的官僚集團。他寫道: 我自己有不足,德行不夠,惹來了上天的怪罪。但這一切,都是由於諸臣誤我。我死了沒臉見祖宗,自己摘掉皇冠,以頭髮遮住臉,任憑你們這些賊分裂我的屍體,不要傷害一個百姓。崇禎在位17年,受到了無數慘不忍睹的矇騙糊弄,直到他上吊前的幾個月,他的首輔(宰相)周延儒還狠狠地糊弄了他一回,把一次根本就沒打起來的戰役吹成大捷,然後大受獎賞。這場根本就不存在的大捷是周延儒親自指揮的,就發生在離北京不過幾十里地的通縣,在皇上的眼皮底下。

最後,老百姓太好欺負了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的文化冠絕天下,但古時的統治者實行愚民政策,文化被少數的精英壟斷,所以雖然我們輸出了很大極有價值的文化,但也不能掩蓋我們整體素質低的事實。老百姓就是羔羊,而官吏卻像狼群。這些狼群偶爾也會抱怨一聲,吃羊就像搶兩歲孩子抱著的黃金一樣簡單,我的素質得高到什麼程度才能抵制住這種誘惑。要是這些羔羊都變成了刺蝟,我們不就變成清官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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