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讀經典」中國的發展與世界歷史：以「東亞模式」為視角

【內容摘要】明清以來，佃戶通過各種方式獲得了非常牢固的土地使用權，進而促使其加大了對土地的投入，並廣泛地參與地方事務。為了增加收入，以家庭為主的經營性手工業迅速發展，農業與農村手工業相結合成為富裕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模式。這個模式促進了人口的遷移，政府也能以此來解決其他生態壓力較大地區的社會發展問題。這一模式在18世紀末期是停滯的，並於19世紀以後便開始解體了。隨著世界經濟聯繫的加強，沿海地區在新機遇之下得到發展的同時，也拉大了和內地的經濟發展差距。這個發展模式對後來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為大部分人提供了高於全球平均標準的生活水平。儘管它已走到了其發展的極限，但對這個模式的評價，應當將其視做通向現代世界道路的一個特別模式，需要依據自身的情況來給予恰當的評價。

【關 鍵 詞】明清發展模式；土地所有權權益；世界歷史

這篇文章是我對一篇正在撰寫中的篇幅更長的文章的概述，文章中的某些方面修改和拓展了我在《大分流》一書中關於發展的觀點，並指出明清模式很可能對的發展產生了長期的影響。在那篇文章中，我試著將關於的討論置於歷史學中較少涉及而在某種程度上涉及發展經濟學的更廣闊的視角中來考察。對於今天的討論目標而言，這個或多或少新穎的討論，其主要特點是它關注土地所有權權益的某些特徵，尤其是在最發達的地區，佃戶通過各種方式獲得非常牢固的土地使用權相當普遍。我在另一篇文章里更詳細地論述了這些權利，如果人們對此感興趣，我很樂於談論這個話題。但對於目前的研究旨趣而言，對那些權利的影響，通過羅列大量的、有點推理性質的論斷的方式展開，似乎更為有益。

直至工業革命以前，上海以南的沿海地區，大概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區。尤其是長三角地區的生活水平（1770年人口在3100萬以上），可以和18世紀中葉的英國及荷蘭相媲美。它的農業生產力——畝產量和年產量都很高；那裡許多手工業，尤其是紡織業獲得的收益抵得上其他任何地方紡織工人的收入，而且一些市場整合得也相當完好。

這種相對繁榮是與大型跨區域貿易相關聯的。長三角地區用手工業製成品，尤其是布料與華北、長江中上游及其他內陸地區換回棉花、大米、木材和其他初級產品。該地區幾乎沒有什麼重工業，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木材、煤炭、水力（由於地勢平坦）等能源、資源的缺乏，也缺少大多數的金屬礦石。那裡大部分的產業是農村性質的。當然，在1800年以前，農村產業是極其尋常的。但是，長三角地區的製造業在鄉村的集中程度，似乎是個例外。

但另一方面，處於歐亞大陸兩端的發展方式卻越來越不同。從16世紀開始，在歐洲的工農業中，作為無產者的農村勞動力在勞動力構成中的比重逐漸增加，他們是沒有財產的自由人，靠出賣勞動力獲得工資。據估計，到1800年，歐洲勞動力大軍的三分之二是由他們構成的。雖然從更嚴格的意義上說它可能得出比三分之二低得多的數據，尤其是在東歐，那裡仍有不少人通過義務勞動可以換取一定的土地使用權，但毫無疑問，無產者在「發達的」英國和尼德蘭佔有數量上的優勢。而且，在這些國家中，大多數的無產者在農業或其他行業工作，但並不能在兩個行業中同時工作。在英國和尼德蘭，農場的工作和非技術性的製造及服務工作，已經形成獨立的市場，即使它們有時在空間上有所重疊。

但在（日本也是如此，儘管原因不同），無產者在18世紀的農村人口中只佔不到10％的比重。在窮困地區，大部分農民是自耕農；而在富裕地區，雖然土地租賃現象很是普遍，但許多佃戶具有很牢固的土地使用權，這種權利本身就是一種財產。在某些情況下，這些權利通過買賣並通常以契約的形式得以確保。另外一些情況，作為回報，農民們也可以通過辛勤勞作，復墾或改造荒地而得到對這塊土地的耕種權。當然，農民也可以通過其他方式獲得土地耕種權。最有趣的情況可能是，儘管這難以說明，代表部分村民利益的村莊，似乎並不是向實際的土地所有者提供勞動力或者金錢而確保他們獲得對這些土地的使用權，即使在同一個村裡的其他人想必都已經向他們的地主提供一些東西以換取相同的權利。在這些情況下，重灌區的一些耕種者，通過對水利工程作出突出貢獻而為鄉間閭里所認可，進而獲得對土地的耕種權是可能的。在明朝末年，這些水利工程往往是由村民來管理的。在這種情形下，確保佃戶對土地耕種權的所有權令也是多樣的，但在商業化程度最高、最繁榮的地區，這些權利趨強是很有意義的。它與近代早期的歐洲形成了強烈的對比，那裡最繁榮的商業性農業，通常是建立在地權轉讓完全由地主一手掌控之上的。

正是這些佃戶而不是地權所有者（subsoil owner，中文文獻中多稱為田骨、田底、田根、田稅——譯者注），在獲得土地使用權的保障后，為了改良土地而對土地進行投入。這是很有意義的，因為他們是從高產中受益最多的一群人（在明清的大部分時期里，地租上漲非常緩慢，因為想通過輕而易舉地更換佃戶來提高他們的租金是很困難的）。他們也像擁有獨立生產資料的地主一樣，獲得的收入與邊際產品相比，更接近他們生產的平均產品。初步估計，在18世紀中葉和20世紀初的長江下游地區，永久佃戶的收入是無土地勞動者的2．5—3倍。

期待農民自立並想繞開本地的地主而對他們直接課稅和徵兵的政府，儘管不無疑慮，但因他們希望盡量減少以複雜的地權糾紛為內容的訴訟，通常對這種地權安排是支持的。還有一點是重要的，在商業化發達的地區，當由於種種原因導致長期租賃出缺時，農村社區有時採取集體行動來保護所有佃戶（除了最能拖欠租金的佃戶）對土地的使用權，同時限制外來人對土地權利的競爭（村內的競爭，或者在某種情況下，村落間中的競爭也很激烈）。實際生活於鄉村並且參與集體事務，特別是防洪或灌溉工程的地主，比那些不參與這些活動或不居住於鄉村的地主具有更多的影響力。但是到晚明，在像長三角這樣的重要地區，大部分地主已經城居化了。其中的一些人繼續為修復堤壩捐贈銀兩（通常的形式是他們為每一位參與工程的佃戶按日發放津貼），還有一些人繼續發揮著組織者的作用，但其作用明顯已越來越少了。地主中多數不參與鄉村公共事務的人，通常在管理土地上發揮的作用就很小，在鄉村中的影響力也是如此。有的時候，這些地主試圖以並不優惠的條件招募外來者使其成為新的佃戶，比如太平天國運動后發生在各地的情形，這些新佃戶大多無法像其他鄉村成員那樣，獲得灌溉水源和所擁有的重要利益。

由於土地使用權變得越來越穩固，它們自身逐漸演變成了財產。到了晚明，它們經常（雖然並不總是）被看做一種可以買賣、抵押或者繼承的財產，土地所有者對此沒有任何權利予以反對。同樣道理，土地實際所有者可以出售自己的地權，而無需租賃者（surface owner，中文文獻中稱之田面、田皮、小稅——譯者注）的同意。20世紀人類學家費孝通將這種權利的交易描述為「像股票和債券」，事實上也正是如此。到18世紀中葉或之前，對於同一地塊，土地租賃權的轉讓價格普遍高於地價。實際上，就我目前所看到的有限證據表明，在正常情況下，地權的相對價格相當準確地反映出了這兩者各能獲得的收入趨勢。也就是說，土地經營權的價格與永久佃戶和短期佃戶之間預期凈利潤的差異成正比（這種差異體現在他們付出的租金減去通常由永久佃戶承擔的額外成本），正如地價與佃戶的預期收入（租金減去托收成本和繳稅）成正比一樣。在長三角地區，如果我們假定18世紀中葉的這種小土地所有者擁有10畝地，其純農業收入為100的話，一個永久佃戶在同樣的土地上運用相同的種植方法，其純農業收入約為70，而短期佃戶將只能獲得約30的收入（當然這是基於假設，因為質量好的土地幾乎很少租給一個短期佃戶）。一個無地的佃戶，如果他全年勞作的收入可以達到小土地所有者收入的25％，則是可以接受的。

無產者的低生育率進一步鞏固了佃戶權利、減少了雇傭勞動人數。與此相反，在歐洲，與其他收入水平類似的人相比，無產者似乎有著更高的生育率，雖然證據還遠不足以說明。一些家庭（不只是貧困家庭）實行性別選擇性殺嬰或者棄嬰，這導致青少年的性別比例失衡，雖然這種失衡必然會隨時空變化而變化，但李中清和王國斌通過一個典型的樣本估算出的性別比例失衡率為10％。同時，根據基於南方23個宗族的一項微觀研究，一些男性妻妾成群，進一步使得3．7％的女性遠離了婚姻市場（指適合婚姻條件的男女的供求關係——譯者注）。

因此，最窮的男子幾乎無法結婚。同時，值得注意的是，找不到結婚對象的男性人口的份額，與雇傭勞動者在人口中的份額幾乎一致。因為除了低水平而又不確定的收入以外，這樣的男人通常在社區中既沒有地位，也沒有其他社會資產，這就不難理解「無立錐之地的人」和「光棍」（永久的單身漢）兩個詞語幾乎經常可以互換。這樣，雖然每個時期總有不幸的自耕農和佃戶淪為無產者，這在一個競爭的經濟環境中是可以想見的，但無產者的人數卻並沒有增加（在高度商業化的農村，完全沒有生產資料的人相對少之又少，這不禁讓人想起日本德川幕府的某些特徵，儘管兩國產生這些結果的制度截然不同）。

無子嗣的無產者，只需自己填飽肚子，他們只要用收入的一小部分就能過活。在某種程度上，無產者人數的不增加有助於維護和再造這種社會經濟制度。然而從另一種意義上說，「光棍」這個綽號容易使人聯想起他們沒有後代子嗣，而且很可能遭受性方面的挫折。他們本身就是潛在的不穩定因素：他們一無所有，經常居無定所，更無社區關係，被當做危險分子，甚至被視同土匪、叛亂分子，被牽涉進犯罪活動（或成為替罪羊）。即使他們在那裡居住了很久，許多鄉村似乎也不把他們看做是村裡的一員。與此相反，永久佃戶則被視為村裡的一員，這在華南和華東地區是極其普遍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北方的一些鄉村裡，租佃制並不很常見，那裡的佃戶一般缺乏安全感，人們經常將他們與無產者混為一談，認為他們都不是村裡的成員。

在某種程度上，尤其在華南和華東地區，佃戶的強勢地位以及雇傭勞動者被邊緣化，可能反映了水稻種植業的特性。由於精耕細作對產量有著很大的影響，耕作者在產量中直接受益，反過來也就有益於這個耕作體制。此外，水田意味著一個相當大的投資，城居地主中很少有願意冒險將其租給陌生的且又不願對土地適當投入的人。在長江下游地區，臨時佃戶和僱工往往只能耕作邊際土地（無利潤可得的土地——譯者注）就說明了這點。但是，只水稻一項並不能影響制度的效果。孟加拉國的情況提供了一個有趣的對比，那裡有著相對充裕的土地和眾多的河流，土地的輪作和洪水的威脅都比長江更甚，在不同的年份里，那裡的地方精英都要吸引耕種者去耕作不同的田地。因此，他們對租期一年的佃戶給以優惠稅率，而不是長期的承諾，這導致了佃戶在任何一塊田地上的權利都是微弱的且流動性更大。此外，他們對土地的固定投入水平也更低。

在，無一技之長的城市居民與農村傭工的收入是差不多的，這在城鎮不能阻止外來移民的社會裡是可以想見的，因此他們的收入也就要遠低於永久佃戶或小農。所以，除非有什麼比無技能的勞動更好的東西等著他們，否則大多數人是沒有理由前往城鎮的。儘管農業剩餘能夠養活許多非農業人口，但由於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的指望，城鎮化的速率持續保持著低水平；而這些農業剩餘反而能養活農村中的手工業者，使他們能紮根於小農家庭之中。儘管現實很複雜，根據「男耕女織」的諺語，個體常常專業化了，但家庭整合了不同的收入來源，這為在明末清初尤為強烈的市場波動提供了一定的保護。國家也偏好於此，多重收入來源減少了稅款拖欠，家庭為主的經營性手工業使得女人不必拋頭露面就可以在家賺錢，而且有地權的家庭還可以擁有一份穩定的收入。官員們也常常在更為貧困的地區試圖模仿長三角地區已成為典範的農業與農村手工業（尤其是紡織業）相結合的模式。

同樣的因素也造成了人口的遷移。儘管人均收入在各地差異很大——在1750年左右，長三角地區的人均收入可能高於整個帝國水平的50％——實際收入並非如此。所以，在一個長期定居而可墾土地仍然較少的地區，除非你能夠支付確保租賃所需的高額訂金（或者甚至需要更大一筆錢來直接購買土地）。否則你投奔長三角或珠三角地區將一無所獲。而且，大部分從貧困地區來的窮人一定拿不出那麼多錢。對他們而言，邊疆地區有著更好的機遇：那裡人均收入偏低，只要辛勤勞作，往往可以讓你擁有對所墾土地的所有權或者牢固的耕種權（在清朝前期，雖然只是針對特定地區，政府也往往給以幫助，提供種子、無息貸款和有益的信息）。這就解釋了另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貫穿清朝後期，凈移民大量從最富庶的地區移出。這並沒有削弱地區之間的經濟差異，反而起到了維護的作用。

富庶地區的稅額很重，尤其是長三角地區遠高於其他地方，但是當地民眾（官員的監督非常鬆弛）提供了諸如防洪、學校、寺廟和救濟等大部分的公共設施，至少在清代，它們是受稅收之外的資金支持的。從長三角地區賦額中提取的盈餘被用到了其他的地方，並且在生態環境更加脆弱的地方為小農經濟造成的環境破壞埋單（政府希望，也是儒家美德的要求）。這些措施包括：在半乾旱的華北和西北地區對打井進行補助，治理華北地區的主要河流（南方地區可以自己管理這個問題），將大多數的常平倉設置於貧困地區，在邊疆地區推廣適合當地土壤的新型農作物，等等。按現代標準看來，這些花費實在很少，但在18世紀卻是一筆很大的開支，而且由富庶的東南地區來承擔。如此，這種跨區域調配將的部分盈餘用來維持周邊地區的穩定，而不是在核心地區進行資本積累和推進可能的革新。

總體而言，這種經濟無疑是動態的，但是沒有朝著西方式的現代化前進。例如長三角地區的手工業與西方相比，其機械化程度很可能一直處於不利地位。西方的原始工業日益聚集於專業化的地區，其員工越來越多地是從農業中分離出來的專職工人。我們可以想見，比起的條件來，這兩個條件更能夠促進資本密集型的技術創新，甚至是更廣泛的技術創新。像已經證實的一樣，最富庶的地區在向能源密集型生產過渡中處於非常不利的位置。當地的物資有限，而且我在其他地方已經論述過，從別的地區輸入大量能源是很困難的。在這種情況下，沿海的能源相對價格異常高，這就使得為了實現高產，人們努力尋求通過多使用能源而不是其他投入的方式成為泡影。例如，1704年的數據表明，廣州人基本熱量（來源於澱粉）的消費是倫敦的19％，整體消費物價指數（CPI）為倫敦的29％，工資水平是倫敦的27％，而木炭價格卻是倫敦的528％。而且，在近代化學尚未發展之前，與農業相比，尤其是那種能獲得廉價能源的行業，幾乎提高任何產業的生產力都很容易。由於每一塊土地都是獨特的，這就讓在其他地區運用得很成熟的技術，運用到另一塊土地上時仍需反覆試驗。加之雜草、昆蟲及其他害蟲不斷進化，農業必須不斷對付由於缺乏技術創新而導致產量下降的趨勢，而在工業中則沒有類似的問題。因此，在19世紀飛速發展的英國，某些領域的生產力得到了提高，但同時對提高產量相當困難的農業和林業領域也是關注較少的。但是，這一轉換所需的貿易夥伴，能輕易地擴大自己的農業生產，或拓展用煤炭替代木材的能力。事實上，長三角地區缺乏后一種機會，而且我們將會發現，到18世紀，其輸入農產品的機會正在縮減而非擴張。

到18世紀末期，上文勾畫出的這種體制一直是停滯的，19世紀以後便解體了。原本向沿海地區提供穀物、木材等的內陸地區，因其人口增長而降低了這些資源的輸出量，他們也發展起了自己的手工業，因此又減少了成品輸入。這給長三角地區造成了嚴重的衝擊：到1840年，一匹布的均價相當於1750年米價的一半，貿易額很可能也萎縮了。長三角地區確實出現了一些新興的市場，滿洲和東南亞地區，主要更傾向於其他地區很難與之競爭的高端市場。大約從1750到1850年間，長三角地區的人口幾乎停止增長，而同時的人口總數卻翻了一番。可見，到太平天國運動以前，長三角地區的生活水平可能沒有迅速下降，但它確實停滯了。

這就使得長三角地區為其他地方提供補助漸成負擔，同時較貧困地區的人口增長也使得維持生態穩定漸具挑戰性。1820—1850年間，猛增的黃河治理費用占清政府開支的10％—20％，就是一個突出例證，當然還有其他的例子。到19世紀中葉，除了滿洲地區清朝試圖保持它的封閉，以便維持其「傳統的」半游牧的滿族生活方式外，未開發的內陸邊地已越來越少，所以那些尋找新土地的人們，往往開墾山坡、圍墾湖泊、墾占其他場所，這都增加了環境風險。再加之西方入侵和其他災難，致使該體制超出了其極限，且貧困地區的環境、政治和社會危機都漸次自我強化，尤其是在邊疆地區資源爭奪加劇了民族間的緊張局勢。由此所致的動蕩最終也吞沒了富庶地區，最典型的是太平天國從廣西山區轉戰到長江中下游地區，讓那裡成為戰場達10年以上，給19世紀和20世紀早期的帶來了災難。

但是儘管苦難深重，卻強化了世界經濟的聯繫，也給沿海地區帶來了新的機遇。東南亞的稻米、滿洲和西北太平洋的木材及其他原材料，替代了內陸枯竭的資源，絲綢、棉布、草席、藤椅、煙草和成藥等新舊兩類勞動密集型的產品找到了新市場（大部分在東南亞）。在東南亞，移民們也找到了新出路，使粵閩兩省為此受益。另一個開邊在清政府日益受到來自俄、日帝國主義緊逼的滿洲，為了不完全喪失對該地區的控制，政府鼓勵漢族人移民是不二的選擇，這又給河北和山東沿海地區帶去益處。新技術和成本更低的交通，促進了貿易往來、移民以及移民們匯回家鄉的匯款的不斷增長。雖然政府無法像日本那樣大規模地提供各種現代服務，如大眾化的教育，但卻集中精力成功地促進和保護了一些沿海地區，同時使得內陸地區越來越能夠自力更生。應當承認，政府專用於黃河、大運河的費用額度是個極特殊的例子，在1850—1911年間，幾乎從20％暴跌至不足3％，以金價估算，雖然政府的總支出在過去的幾十年裡可能增長了將近900％，但在1937年，其支出也不到1850年的三分之一。在20世紀早期，長江下游地區的國內生產總值和該地區男性身高的極限樣本，顯示出了該地區幾乎與日本一樣的相對迅速的經濟增長。顯然，日本的這個速度維持的時間更長。不論的沿海地區是被西方人、人或日本人控制。它們在經濟上發展得也相對較好，當然滿洲地區除外。而在內陸地區，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表現得頗為糟糕。

儘管上海有新興的現代產業門類，但長江下游地區和華東其他地區的發展支柱仍是農村產業。絲綢出口飆升，刺繡、草席、藤椅和其他產品都打人了海外市場。能夠使生產保持規模小、靈活性強、資源節約、開拓低成本但又相當熟練的勞動和利基市場的（指小眾市場或特定市場——譯者注），往往是海外華人。即使是如火柴這樣的現代產品，也多是在農村完成生產（農村裡女孩往往負責粘火柴頭）。這些產業在最先進地區的發展，特別是長三角地區，重複著日本早先的發展態勢。

同時，正如我此前描述的作為這些發展動力基礎的地權模式，被19世紀中葉經歷的各種事件動搖了，但大部分還是在相似的條件下重新得到了穩定。一方面，太平天國時期人口的大量減少，使得長江下游的地主們必須給他們原來的佃戶提供更優惠的條件，並確保他們的權利，才能在戰爭結束后重新開始再生產。但是另一方面，該地區人口的減少又為蘇北和其他貧困地區人口遷人提供了機會，這種遷移往往面臨著很不利的條件。競爭隨之而來，原住戶有時會斷了新來者的水源。因共同打擊太平軍，地方精英和政府有了更密切的協作，他們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來保護地主的地位。例如，地方政府更加願意幫助地主催促佃戶繳稅（或者允許私人使用武力逼租）。然而，這樣做主要的結果，似乎不是對租約規則的改變，而是將其更好地執行，租約規則也並不意味著長期拖欠租金的佃戶不能被驅逐。

一般來說，永久佃戶的收入仍然保持高於城市初級非技術工人的工資水平，直到20世紀30年代，隨著機械化工業的增長和經濟大蕭條壓低了農產品價格，這個局面才開始有所改變。在整個民國時期，長三角地區附近的居民幾乎沒有人認為到上海去做非技術性工作是值得的。這些工作一般都被來自更北部貧困地區的人們（通常是遭受災害的人們）所承擔。

晚清和民國時期沿海大部分地區的這種發展，也得益於某些全球性的條件。這一現象在皮特．凱恩（Peter Cain）和安東尼．霍普金斯（Antony G Hopkins）關於「紳士資本主義」和英帝國主義的討論中得到了很好的概括，不管人們能否接受他們對這一現象是如何形成的解釋。粗略地講，他們認為在塑造英國對外經濟政策方面，金融家的作用要遠大於實業家。因此，只要大阪和上海將重點放在輕工業上，使用西方的商業服務，以及在某些情況下購買西方的資本產品，它們就會面臨相對開放的市場。20世紀初期，在中日兩國的英國領事不再推廣英國的紗和布，轉而推廣英國紡紗和織布廠所用的機器設備（西方人主導了戰略性和高附加值的重工業，並且保持著對世界上資源豐富、人口稀少地區的不成比例的控制）。這種勞動分工並沒有讓帝國主義在東亞良性化發展，即使最初的暴力「開放」結束了，鴉片、戰爭賠款等諸如此類的傷害持續而來，當日本尋求戰略性重工業的資源競爭時，帶來的則是巨大的戰爭。但是，與那些被完全邊緣化的輸出初級產品的地區相比，東亞沿海的大部分地區在全球體系中的表現還是較好的。

隨著內陸與沿海地區經濟聯繫的日益分離，它日漸落後於後者。非沿海地區，特別是北方的許多福利指標，或停滯或下降。唯一明顯的例外出現在那些非常接近大城市或車站的地區，這些地區手工業收入的增長抵消了農業發展不利的狀況。有限但重要的數據表明。在華北和西北地區實際收入也可能停滯或下降了。

然而，最糟糕和最明顯的趨勢，並非是生活水平上的任何微妙變化，而是災難性事件發生的頻度和程度都大幅增加。由於環境日益脆弱，加上政府忙於海防和現代化建設，災難在各地倍加肆虐。前文引征的說明治理黃河開支減少的數據，本身就表明了洪水的規模巨大，北方的水系也是如此。不斷增長的人口降低了華北地區的地下水位，乾旱較以前也更加頻繁與此同時，清朝鼎盛時期在一些地方實行的對挖井的補助早已消失了，政府提供和監管下的救濟也變得更加隨意。夏明方從他拼湊的全國各地幾個世紀以來散亂的數據中得出了令人矚目的結論：1644—1795年，因自然災害死亡的人數大約為120萬，而1796—1911年為1730萬。其中超過60％的死亡肯定是發生在清朝最後的40年裡，因為僅1876—1879年的飢荒一次就帶走了大約至少1000萬人的生命。在其他地方，夏明方對自然災害受害者的統計數略有不同，1840—191]年略超過了1700萬，其中90％發生在1875年以後。清朝滅亡后，災害死亡率進一步加速。據估計，在民國時期有2100萬人死亡——其中80％在華北和西北的黃河流域。

如此就不難理解毛澤東時代的政治經濟，儘管在很多方面帶有創新，但還是讓人們回想起清朝鼎盛時期的一些做法。政府確保每個農民勞動（大約以他們的平均勞動產出為基礎）以便讓他們得以再生產。而且，土地改革受村民們存有的觀念影響極大。例如，在長江中下游地區，跨村界重新分配土地的計劃，就因為遭到當地農民的強烈反對而被迫停止。政府努力促進農村工業化，而不是快速的城市化。但這些努力是分散的，有時事倍功半；大部分成功也主要來自當地的主動性。事實上，農村向城市的移民在1960年以後就停止了。資金再次從富裕地區調往貧困地區，而且著重於窮人和貧困地區的基本安全上（大躍進時期例外）。即使運用了新技術，毛澤東時代的一些偉大成就，諸如黃河和淮河的治理、大幅增加對華北地區灌溉的投入等，也都是重複著清朝的措施。1978年以後，雖然人均收入增長低於它可能達到的程度，但是從1950—1976年，人均壽命幾乎增長了一倍，而且國民受教育水平也大為提高。同時，政府禁止納妾和溺嬰，並且採取政策，允許多子女家庭在他們的子女長大成人時，可以預支他們將掙得的額外工分，這樣就解決了「光棍」問題，讓每個男人都能娶妻生子。通過這些及其他方式，經濟激進主義往往與社會文化的目標得以結合。

自1978年以來，不管如何巨變，仍有一些重要的東西一脈相承。雖然上海和深圳的發展光芒四射，但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經濟繁榮的核心一直都是鄉鎮工業化，這些地區使用了大量的、有紀律而又相對熟練的勞動力，為他們創造了超過1．3億的新就業崗位。並非巧合的是，就在1996年的時候，鄉鎮企業的用工量（但不是產量）下降了，農村人口在絕對意義上開始下降。儘管有迅速的工業化和近幾年的城市化，目前的城市化水平並未超過1840年的英國。現在超過三分之二的農村收入來自非農活動，這一點和20世紀80年代的台灣正好一樣。韓國的數據與此相反，約佔20％，印度大約是45％。「離地不離村」仍然是政府的口號，但是對大多數人來說，這越來越難以令人信服。很多農村家庭仍然是依賴耕種所得和其他收入。當地的工業利潤往往作為稅款來為農業和（或）農民的收入補貼提供資金。村民們仍普遍地與地權拴在一起——雖然在像江南這樣的地區，目前有地權的人通常將地權轉租而常留有實際權益，包括從村有企業獲得收入的權利。這樣一來，有點自相矛盾的是，在工業經濟最發達的村莊里有耕種保障權的人，也能夠優先獲得非農就業的機會，而新來的農民只能去做農業或非農業中最艱苦的工作。這種情況，在清朝時生活在長三角或珠三角地區農村的居民來說，可能不會感到驚訝。

工業化的速度遠快於其已有的城市化水平，這種模式意味著正在積累數量巨大的基礎設施，同時也意味著允許市場吸收廉價的農閑勞力和大量低就業率並守家守業的非季節工人。反過來，在實現工業化的過程中，也不會造成農忙季節農村勞力的短缺。一些這樣的勞力也被動員起來參與地方工業和基礎設施的建設。雖然出現了像大躍進這樣失敗的案例，但這個動員依舊很成功。加強農村工業化和放緩城市化可能會以不同的形式促進社會穩定。工人們無需像很多其他國家的工人一樣需要做出艱難的抉擇：是出外尋求更好的工作，還是與自己的親人待在一起；在地方工業中發揮重要作用的鄉村幹部，從中獲得了收入及村民們可能的支持，這就緩解了他們在毛澤東時代曾有的對村民強制性的直接控制中實現角色轉變的憂慮。

區域性的趨勢也暗示了舊模式走到了其極限。農村工業在沿海地區非常集中（向北延伸至天津）：不久以前，三個省份生產了超過全國一半的農村工業增加值。這些沿海地區往往更多地面向廣闊的世界而不是的其他地區。在日本，外貿很少超過GDP的20％，而在最富裕的省份，外貿卻超過了GDP的80％。進出口在此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因為沿海地區進口巨量的石油、金屬、原棉、木材等等，這一點正如日本、韓國和台灣地區。與這些國家和地區同樣的，沿海地區每一美元產出所消耗的資源要遠少於內陸地區。

但是。人口是日本、韓國和台灣地區人口總數的六倍，並不能像這些國家和地區一樣進口那麼多的人均初級產品。在西部和中部這樣的內地，農業收入如今遠落後於其他地區，在這些缺少工業就業機會的農村地區，農民擁有土地已不再能讓他們安於農村了。因此，與早期不同，沿海地區已成為一個碩大的外來移民凈接受地：既包括臨時性的和永久性的，也包括從農村到城市和從農村到農村的移民。如今，每年從農村到城市的移民數就超過了1400萬，而且這一人數正在急速增加。到目前為止，已成功地避免了像環馬尼拉、墨西哥城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城市那樣，產生大量的城郊貧民窟，而且還很好地保證了這些新城市人普遍有水有電，避免了許多第三世界國家所發生的那種長期性衝突——貧民窟的居民需要通過非法途徑才能得到這些重要的公用資源。但是維持這些成就將越來越困難。

作一個不同的比較，城市化滯後日本50年，近來的和規劃的城市化大致沿著日本的軌道進行，這反映出兩者的農村工業比大多數的西方國家要發揮更加持久的作用（而且在工業化過程中農村人口持續增長的時間也更長）。但是。當日本開始快速工業化時，似乎正在進入這個階段，它的失業率是2％，正巧此時城市在崛起，因此所有的移民都找到了工作。甚至在當前的經濟低迷出現以前，儘管估算差別很大，大概仍有約12％的城市失業率和大量農村未充分就業的人口。同時，為防止人口問題更加嚴重而在20世紀70年代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降低了性別比例失衡的程度，這樣政府就放棄了革命時期的承諾：每一個男人，不論多麼貧困，都能夠成為戶主並且傳宗接代。

為應對這些迫在眉睫的危機，「西部大開發」計劃開始實施了。這是一個為在西部實現跳躍式發展的龐大的運動，重點在採礦、水壩建設以及其他的資本密集型項目。現在政府鼓勵人們遷移到西部去，以前禁人的地區現在已經開放了。如果在地圖上標識一下水電建設的位置，就會發現這種變化是很明顯的。長江在進人核心區（China Proper）之前，其落差占整個落差的90％；而黃河在大轉彎之前的落差也占整個的80％。所以，大部分的水電潛能都在西部；僅就工程準則來看，大部分水電項目應該建在那裡。

1986年之前所建水電站的分佈顯示，其他因素也在發揮作用：這些地方有充足的人口滿足勞動力密集型工程的建設需要，在偏遠西部的某些地方缺乏水壩建設所需的配套基礎設施，在西部少數民族地區人們對於政治動蕩心存恐懼。但是從1987年以後規劃的項目，就像是按工程標準整齊打造的一樣，大多著重集中於西南地區。

因此，「西部大開發」似乎標誌著一個長冊存在的正緩慢消失的對於中亞少數民族家長式統治的徹底結束。它也冒著很大的生態風險：高原地區被迅速侵蝕，大規模的河水改道，對青藏高原的地下湖泊起保護作用的永久凍土層被擾亂，等等。1949年以後在西藏所建造的水壩到1989年有40％被淤泥堵塞，西部所建的許多新水壩，估計將維持不到20年。

在某種程度上，通過增強相互依存和縮小經濟（或許還有種族）差異是將國家彌合起來的一種有效手段。不管它們是否起作用，它們都有著突顯和加劇其他差異的風險。沿海地區更加富裕。如果上海及其周邊地區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的話，它的人類發展指數將大致相當於葡萄牙，而貴州省則大致相當於納米比亞。沿海地區與外部世界的聯繫也更為緊密，還有越來越多的人不必通過國家渠道就能夠實現與外部世界的交往，而內地這樣的人相對少之又少。在大部分的沿海省份，國營工業在整個經濟體中只佔12％—25％，那裡新富們發揮的經濟上的領導作用在穩步擴大。而在西部，仍舊是國家主導的發展，60％—80％的工業是國有的。用術語表示的話，沿海地區的發展路徑是典型的「東亞」模式，而內陸地區則讓人想起中亞和西伯利亞的蘇聯突擊式發展模式，等等。

總而言之，可能達到了這樣的一個時刻：向前追溯幾百年的獨特發展道路已接近它的極限。鄉鎮工業的重要性以及強調農村社區多元化的政治經濟都在下降。隨著近幾年對征地的頻繁抗議戲劇化地上演，廣泛分配土地使用權本身所發揮的能力已越來越不確定，加之曾為大多數人提供足夠機會以確保其留在農村的鄉鎮工業也在衰落，因為鄉鎮工業提供就業機會已經大大放緩，而且仍然非常集中在東部地區，而農業和非農業的勞動生產率之差又位列世界首位。有趣的是，這個比例在拉美最低，其中很多地區的發展軌跡在許多方面與相反，在那裡，與單純的工業化所帶來的城市吸附能力相比，土地非常集中和相對低下的農業生產率，讓人們更早、更快地移向城市。在人口稠密的核心地區，輸入所需初級產品，以及為製成品尋找市場的能力，雖然幾個世紀里盛衰起伏，但目前仍在保持。不過，也有一些令人擔憂的前景，這一次沒有更大的區域可以拓展貿易關係；國家財政大部分依賴於沿海地區，這樣在維護尤其像華北和西部相對貧苦和生態脆弱地區生態穩定的能力也受到了威脅；而且隨著期待改善邊遠西部的財力問題，一個已經被嚴重削弱的、延續幾個世紀對中亞地區家長式的管理方式，現在看起來正在被政府放棄。

然而，即使這些發展模式可能很快會壽終正寢，它們仍然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除了中間大約150年的插曲，這個世界上人口數量最大的國家，為其中的大部分人提供了高於全球平均標準的生活水平，而且在幾十年之內，可能又可以為沿海核心地區的部分人口提供世界上最高標準的生活水平。這些成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取得的：超過世界20％的人口，依賴於世界7％的土地和5．5％的淡水，並且當時（直到現在）在對全球環境的影響力方面，遠不如北太平洋地區的富裕國家。資本主義在沒能或者恰當地產生，這與其被看做一個巨大的偏差，不如說這條通向現代世界的道路需要依據其自身的情況來給予恰當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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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責編：張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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