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外翻譯研究熱點與趨勢

【摘要】本文以CSSCI期刊與SSCI、A＆HCI的翻譯學研究文獻為數據來源,運用文獻計量的方法,繪製該領域的科學知識圖譜,考察國內外翻譯研究的發展脈絡和熱點前沿,旨在回答：1）國內外翻譯研究的主要學術期刊陣地布局如何？期刊之間的研究傾向有何質化量化區別？2）國內外高產作者和科研機構具有什麼樣的特色？3）國內外翻譯研究熱點在1995—2015年期間經歷了哪些歷時變化？以期能夠對國內同行更有針對性地參與學術對話和國際訪學提供一定的借鑒和參考價值。

【作者】王峰[1,2] 陳文[3]

【作者單位】[1]同濟大學外國語學院,上海200092 [2]布魯塞爾自由大學應用語言學系 [3]東華大學外語學院,上海201620

【關 鍵 詞】翻譯研究 翻譯批評 知識圖譜 翻譯理論 文獻綜述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建設高水平大學公派聯合培養博士研究所項目「基於語料庫的翻譯文體學多維度分析」（項目編號：CSC.NO.201606260197）和廣西高等學校科研項目重點項目「基於平行語料庫的當代《論語》英譯研究」（項目編號：201202ZD036）階段性成果.

Foci and Foresight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and Abroad:A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on (C)SSCI Translatology Journals

Abstract: Based on the bibliometric analysis from translatology journals from both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CSSCI) and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SSCI),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epict the knowledge vault and theoretical networking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order to track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at home and abroad and predict the possible prospective topics. To be specific, there are three questions to be explored: 1. the layout and preference of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2. the distinguishing characteristics of global prolific researchers and institutions; 3. the primary diachronic chang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between 1995 and 2015 at home and abroad.

Key words: translation studies; translation criticism; knowledge vault; translation theory; literature review

1. 引言

20 世紀下半葉以來的西翻譯研究先後經歷兩次轉向： 語言學轉向和文化轉向。表現出三大根本性的突破：首先，從一般層面上的語言間的對等研究深入到對翻譯行為本身的深層探究。其次，不再局限於文本本身，而是把目光投射到了譯作的生產和消費過程。最後，不再把翻譯看成是語言轉換間的孤立片段，而是置於宏大的文化語境中審視(謝天振 2003)。許鈞教授曾考察20世紀譯學發展，指出「當代翻譯理論研究，在認識上比西方起碼要遲二十年」。誠如是，語言學轉向和文化轉向是否都落後？局面如今是否得以改進？得到了多少大程度改進？有哪些具體體現？這些問題均值得實證研究。

本文在文獻計量基礎上，結合文獻細讀，具體回答：（1）國內外翻譯研究的主要學術期刊陣地布局如何？期刊之間的研究傾向有何區別？（2）國內外高產作者和科研機構具有什麼樣的特色？（3）國內外翻譯研究熱點在1995-2015年期間經歷了哪些歷時變化？旨在通過對上述問題回答基礎上，重新審視與世界譯學發展的差距。

2. 研究設計

有研究者藉助文獻計量和可視化技術分析了某一譯學術語歷時變化，以體現翻譯話語的接受與認知過程。比如，劉潤澤等(2015)歷時地描述了Nida的「對等」術語30年間在當代譯學語境中的譜系化發展特徵，並借之探討術語翻譯的知識傳播與理論生髮功能。金勝昔等(2016)調查了十年間認知翻譯研究。有學者關注當下國際近期熱點。比如，李紅滿(2014)基於6本翻譯學SSCI期刊回顧了2008-2012年國際譯學熱點。還有關注近年國內翻譯熱點變化。張繼光(2016)基於12本外語類核心刊物調查了2005-2014年國內翻譯研究的熱點變化。這些研究均是文獻計量學支持下譯學發展追述的有益探索，但是兼顧橫向國內外橫向對比和縱向歷時比較者鳳毛麟角。再者，囿於軟體演算法，Citespace進行關鍵詞聚類有時不甚理想(宋秀芳, 2016)。因此，本研究還整合了更接近於WOS數據的工具VOSviewer。

本研究使用的國內數據來源為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以「翻譯」、「口譯」和「筆譯」為主題詞，選取14種外語類核心期刊：《翻譯》、《上海翻譯》、《外語教學與研究》、《外國語》、《外語界》、《外語電化教學》、《現代外語》、《外語》、《外語教學》、《外語與外語教學》、《外語教學理論與實踐》、《外語學刊》、《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和《外語研究》，檢索時間設為1995-2015年，剔除通知、目錄、徵稿后得到6433篇文獻。使用的國外數據來源為Web of Science下屬的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SCI）和藝術和人文科學引文索引（A&HCI）資料庫，選取13種國際翻譯學研究權威期刊：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Babel、Interpreting、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er、Linguistica Antverpiensia New Series-Them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Meta、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Target、Translator、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Translation and Literature、Translation Review、Translation Studies，檢索時間同上，剔除編輯素材、目錄、傳記、會議摘要后得到4694篇文獻。以下是筆者藉助CiteSpace IV和VOSviewer對文獻的聚類分析和可視化分析。

3. 結果與分析

3.1 國內外譯學期刊對比分析

除了發文量之外（表1），目前，的翻譯學CSSCI期刊是《翻譯》和《上海翻譯》，前者排名前3位專門關鍵詞是：文學翻譯、翻譯教學和翻譯策略；而後者為翻譯策略、翻譯教學和應用翻譯。由此可以管窺兩家刊物的辦刊思路和用稿傾向。發文量最少的3本期刊均明確體現了用稿傾向：《現代外語》側重語言學範式下翻譯研究，《外語界》側重翻譯教學實施與評價，《外語電化教學》側重語料庫和翻譯教學，其他9本外語類CSSCI刊物基本上是綜合涵蓋翻譯學各個方面。

我們發現國外期刊體現了明確辦刊傾向和用稿偏好：Perspective重語言學範式、譯者研究； Translation & Literature重英語文學在域外的翻譯；Translation Review重跨文化文學移植的理論與批評思考；Translator重翻譯作為跨文化交際行為的各個方面；Target重描寫譯學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重跨學科；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er重譯員培訓；Babel重專業領域翻譯和翻譯策略；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重翻譯政策和語言政策；Interpreting重口譯跨學科研究。其他三本期刊：Linguistica Antverpiensia New Series-Them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和Meta涵蓋口筆譯研究的各個方面，不限於學派和領域。值得向國外同行學習的是明確翻譯研究側重點，既有利於學者投稿有的放矢，繁榮學派，又避免期刊的同質化競爭。

結合表1和表2，發文總量看，（6433篇）超過了世界（4694篇）。但從年代看（圖1），國內外均呈現1996-1999年翻譯研究的低潮期，2000-2009年是高速發展期，2010-2015是平穩期；國際同行1995-2004保持平穩，2005-2015是高速發展期。發文量的變化並非僅與張繼光（2016）發現的期刊改版有關，更重要的是研究趨勢變化（詳見後文「突發詞檢驗」）。單從發文量看，1995年-2015年譯學研究並沒有落後於西方同行。

圖1 國內外翻譯研究的總體趨勢（1995-2015）

3.2 國內外翻譯研究高產作者及機構

藉助Citespace，繪製了國內翻譯研究的高產作者及研究機構的知識圖譜。將「time slicing」設為1995—2015，1年為時間切片單位，選取每個切片單位內發文量最高的30位作者和機構，採用尋徑演算法（pathfinder），生成作者及研究機構的知識圖譜。為了使圖譜清晰可辨，我們設定閾值為11，即圖2中出現的作者和研究機構發文頻次均不小於11。圖中節點代表作者及研究機構，發文量越多，節點越大。節點間的連線代表作者、機構之間的聯繫。翻譯研究機構聚集在北京、上海、廣州、天津、南京，不僅高產（表3顯示CSSCI發文量幾乎是SSCI的兩倍）且彼此保持了密的合作，合作者關係多是博士生導師與其學生。

圖2 國內翻譯研究高產作者及機構（1995-2015）

研究國際高產作者同理設置參數，調試最小生成樹演算法（MST），生成作者及研究機構的知識圖譜。為了使圖譜清晰可辨，我們設定閾值為14，即圖3中出現的作者和研究機構發文頻次均不小於14。

國際譯學研究高產機構之間聯繫以散點呈現，保持獨立研究。其中，加拿大的蒙特利爾大學，不僅發文量最高而且與法國里昂二大、西班牙巴塞羅那大學、比利時天主魯汶大學等機構保持了密切合作。表3是本研究歸納的國內高產科研機構。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發現的國外高產作者與(李紅滿 2014) 結果大相徑庭，因為本研究時間跨度和研究期刊更全面，更重要的是前者研究排除了書評這一體裁。許建忠、Clas、 Elliot等人均有大量SSCI書評文章。比較而言，CSSCI高產作者（圖2）幾乎全部是核心作者[ 核心作者根據基於普賴斯定律與綜合指數法等文獻計量手段得出對某一學科領域有焦大影響力的作者。但絕不等於學者學術水平排名。]。耐人尋味的是，期刊是否應該學習國際同行，擴大書評版面，視翻譯書評是翻譯批評的一部分呢(劉金龍 2014) ？

圖3 國際翻譯研究高產作者及機構（1995-2015）

3.3 國內外翻譯研究熱點的聚類分析

關鍵詞是對文章內容的高度概括和提煉，因此常用高頻關鍵詞來分析某學科領域中的研究熱點。排除翻譯和translation等較寬泛的關鍵詞后，得到國內外翻譯領域研究前十位的關鍵詞（表4）。

SSCI關鍵詞體現三大特點：第一，明確具體翻譯領域，特別是視聽翻譯和字幕翻譯。第二，翻譯教學研究細化，重視翻譯能力、翻譯過程，這得益於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er譯員培訓專門期刊。第三，強調意識形態。筆者猜想是因為Lefevere與Bassnett (Lefevere, 1992)扛起了文化學派的大旗，宣稱以忠實為旨歸的哲羅姆模式行將終結，標舉權力關係、意識形態、主流詩學、贊助人為翻譯本質。如表2提到，意識形態研究在Target為代表的描寫譯學期刊發揮得淋漓盡致。核心作者高被引文獻一定程度上證明了這一解釋。圖4為國際翻譯研究排名前10位的高被引文獻。藉助VOSviewer的自動聚類功能，SSCI前10位高被引文獻可歸為2個聚類（表5）：聚類1主要是Hatim & Mason (1990、1997) 的話語分析學派和Nord（1991、1997）的功能學派，他們從系統功能語言學、語用學、社會語言學、話語分析等語言學領域廣泛地汲取養分。但是認知語言學與翻譯研究的結合尚未得到充分重視，也許是未來趨勢。換言之，語言學翻譯研究還會有新突破。聚類2主要由Toury (1995) 的描寫譯學、Venuti (1995、1998) 的異化理論、Lefevere (1992) 的操縱論組成。也就是說，聚類1代表語言學範式，聚類2代表文化範式的核心觀點。筆者與謝天振（2003）「先後兩次轉向」的看法不同：一是考慮到高影響力著作才能夠代表所謂的研究「轉向」，而兩個範式的國際高影響力著作發生時間幾乎同步；二是因為兩個所謂的「轉向」緊密關聯，並沒有因為文化範式的興起而代替語言學範式。三是語言學派高影響著作數量種類均大於文化學派。因此，轉向的提法為修辭話語而非純粹的科學事實。迄今為止，翻譯學已經經歷所謂的語言學轉向、文化轉向、社會學轉向、技術轉向等等說法不一而足。需要強調的是，這種虛指的「轉向」只是各自學派標舉自己重要性的修辭手段而非實質替代，否則翻譯學頻頻轉向，我們的研究又該如何尋找方向呢？筆者認為翻譯批評應該站在客觀的學術立場上觀察批評，區分譯學術語與修辭話語，「轉向」之說可以休矣。近期，學界也意識到這種非替代性的新動向實為學科屬性使然，體現了翻譯範式與科學範式的不同之處 (胡庭樹 2017)。圖4顯示兩個聚類間有一個強力的「紐帶」，即Toury (1995)的描述翻譯學分析譯文在目的與社會文化背景下的功能，尤其關注的是譯者決策、翻譯規範、文本的選擇及其影響，這種「場外徵用」恰好是從聚類1語言本體研究擴展到聚類2文化學派的一個中間橋樑。正如Holmes(1978：72)所言：學者的任務是描述翻譯文本與原文的關係。顯而易見，他必須試圖決定譯者心目中兩幅地圖的特點，以系統地發現規則、規範的偏離和預期。在描寫譯學看來，對等即譯者的詩學。

圖4. 國際翻譯研究高被引文獻

表5也顯示，語言學範式與文化學派的高被引文獻的出版時間幾乎同步，更有力證實了筆者對「轉向」修辭話語虛張聲勢的批判。Baker(1996)認為語言學範式與文化學派是互補的關係，同時又警示我們異化、阻抗式譯法以及女性主義的劫持翻譯策略（hijacking）對翻譯的理解無補。可惜Baker (1996) 並沒有告訴我們兩個學派的聯繫橋樑何在，本文的研究可以從學者研究引用文獻的角度得以實證補充。當下翻譯研究不僅是實現語言學與文化學派的跨學科研究，更應該實現打通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超學科研究。正是如此，近年來語料庫翻譯研究又陸續推出了語料庫翻譯文體學（王峰、劉雪芹 2017）、口譯語料庫、多模態翻譯語料庫等新興命題。在「認知科學」的影響下，ERP技術、眼動儀、核磁共振等技術手段也介入了翻譯過程的實證研究(Albir, 2015)，所得結論又與翻譯作為產品的研究之間實現「三角互證」(Jiménez-Crespo,2015)。

表4顯示CSSCI關鍵詞體現了對翻譯理論與翻譯批評、翻譯教學、翻譯方法與策略等課題的重視。VOSviewer的自動聚類也證明了這一點：國內翻譯研究的前100位高頻關鍵詞可以歸為4個聚類（圖5）：翻譯理論、文學翻譯、翻譯技巧/策略、翻譯教學。國際研究可歸為7類：語料庫翻譯學、社會翻譯學、翻譯評估、語言學範式、文化翻譯、譯員培訓、文學翻譯（圖6）。

圖5 國內翻譯研究的top100關鍵詞聚類密度視圖

國內翻譯理論關注的熱切程度遠高於國際同行，尤其是「傳統譯論」，這是翻譯研究素來的情節。羅新璋早在1983年就提出了「自稱體系的翻譯理論」，歸納了「案本—求信—神似—化境」的脈絡。1987年，第一次全國翻譯理論研討會，劉宓慶首倡「特色翻譯理論」。從70年代末零星譯介西方（包括蘇俄）譯論，到21世紀初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大規模引進「國外翻譯研究叢書」，學者一面在跟上國際同行的步伐，另一方面也在積極反思如何繼承傳統譯學思想，披沙煉金，凝結散論，用現代話語體系再包裝。40年來的「西學東漸」讓一批學者不禁冷思考中西譯論的體用關係。以潘文國（2016）為代表，痛批大量碩、博士論文以及一些專家的學術著作以「某理論觀照下的某研究」等為題，其框架大多是先用一定篇幅介紹國外理論，接著提出一些所謂的問題，再套用國外理論解釋一番完事。這類「惡性西化」實際上既沒有解決任何理論問題。本文認為接下來傳統譯論的根基土壤是什麼？如何利用現代話語闡釋與充實？傳統譯論如何接軌世界翻譯話語體系？皆是我們面臨的挑戰。

圖6 國際翻譯研究的top100關鍵詞聚類密度視圖

另一方面，也並不意味著國際同行不再重視翻譯理論。圖6顯示國際研究聚類成7個不同領域，以具體研究問題而不是理論驅動，這一點值得我們學習。比如文學翻譯關注兒童文學、性別研究。社會翻譯學凸顯了全球化、本土化、復譯、慣習。語言學翻譯研究凸顯了多模態、銜接和術語。另外，跟進西方研究同時，須知批判接受。比如，在描述性翻譯研究範式之下，多元系統理論的主客二分、忽略譯者的不足漸漸凸顯，其所標榜的純粹客觀描述也進一步受到質疑，社會學理論就是在對多元系統論的質疑聲中進入了翻譯研究。但是社會翻譯學背離人文屬性，淡化文本，翻譯貼合度不夠等問題也浮出水面（趙巍 2013）。

3.4翻譯研究的前沿

藉助Citespace的「突發詞檢測」（detect bursts）演算法，從文獻的題目、摘要等提取出突變術語，檢測某一學科領域研究興趣的突然增長，追蹤該學科領域的研究前沿（李紅滿 2014：25）。表6中深色線條為突變發生顯著變化的年份區間。翻譯行業、翻譯過程、翻譯教學、翻譯理論和應用翻譯等是國內翻譯研究的前沿，視聽翻譯、聲音描述、譯者行為、信息技術、文化翻譯和法律翻譯是國際翻譯研究的前沿。

筆者在圖1分析的翻譯研究階段劃分與表6可以互為印證：1999年之前的低潮期，不僅是張繼光（2016）分析的期刊改版因素，更重要的當時的研究問題和視野過於狹窄。如果說西方翻譯史上「直譯—意譯」之爭還是優劣判斷，譯界則糾結概念定義，每個人都先要對「直譯—意譯」下一個定義，再加以發揮。結果討論中出現「直譯不是死譯」、「意譯不是胡譯」這樣認真但有點好笑的辨析；也會出現「直譯就是意譯」這樣打混仗的主張，爭到最後竟是得出「好的翻譯既是直譯也是意譯」這種匪夷所思的結論(潘文國 2016 )。圖1歸納的2000-2009年譯學高速發展期，惡補西學之餘，也曾有過理論皈依的迷思。翻譯學界一方面捕捉了翻譯服務、認知翻譯研究、語料庫、翻譯倫理等新興理論課題；另一方面發揮東方智慧，立足本土需求，陸續推出了變譯學、生態翻譯學、譯者行為批評等特色的翻譯理論。其間也發生過商榷與辯論，但是澄清了誤解，擴大了影響(劉愛華 2010)。理論系統性完善，參與國際學術對話，形成國際同行公認的話語體系將是本土譯論努力的下一站。2010年後步入平穩期，歷經了語言學派、文化學派、闡釋學派、功能學派、后殖民主義、後現代主義、女性主義、解構主義等各個流派輪番登場之後，翻譯研究悄然進入了「后理論」時代。依據是表6顯示這一階段除了翻譯社會學之外，並沒有突發理論標籤明確的關鍵詞，代之以外宣翻譯、法律翻譯、文學等實際問題驅動的研究，反映了翻譯研究緊跟社會現實需求的新特點。以譯者教育為例，到2016年，全國MTI學位點206個，每年招生超過8000人。根據MTI教指委的統計數字，截至2016年4月，全國MTI累計招生近36000人。本專業已累計為社會培養了20000餘名畢業生。MTI教育已步入第十個年頭，亟需206個學位點在師資建設、課程設置、考試招生、教材開發、實習基地等方面深化內涵建設，形成特色教育，滿足社會需求。

4. 結語

本文對比國內外翻譯學重要刊物二十多年來的知識圖譜，主要有以下發現：在1999年之前譯學研究開拓期，一方面是期刊陣地尚在建設，一方面是研究問題過於陳舊。2000-2009年譯學高速發展，大量吸收西方術語，重新闡釋傳統譯論，但是焦點有所不同，重視翻譯理論、翻譯批評；而西方最大的焦點是文學翻譯、視聽翻譯。本文預測未來視聽翻譯也許隨著多模態研究的成熟會成為未來的翻譯熱點。譯學高速發展期間，除了追隨西方影響最廣的文化轉向之外，還有社會轉向、語用轉向、技術轉向等等不一而足，本文在調查國際高被引文獻時發現所謂轉向多數是一種修辭話語，而非替代性變化。語言學派與文化學派以描寫譯學作為強有力的紐帶。2010年以後的譯學進入平穩期間，也正悄然地從理論驅動研究轉變到問題驅動的后理論時代。立足當下，展望未來，翻譯研究面臨的三大機遇：文化走出去、一帶一路、國際合作辦學；呈現三大趨勢：學界與業界結合、本土化與全球化結合、超學科研究範式；迎接三大挑戰：翻譯與傳播、翻譯與傳承、翻譯與教育。

參考文獻

[1]Albir, A. H., Alves, F., Dimitrova, B. E., & Lacruz, I. A retrospective and prospective view of translation research from an empirical, experimental, and cognitive perspective: the TREC network [J]. Translation & Interpreting, 2015, 7(1): 5-25.

[2]Baker, M. Linguistics and cultural studies: complementary or competing paradigm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 In Angelika Lauer, Heidrun Gerzymisch-Arbogast, Johann Haller & Erich Steiner. (eds.). übersetzungswissenschaft im Umbruch: Festschrift für Wolfram Wilss [C]. Tübingen: Gunt er Narr, 1996: 9-19.

[3]Hatim, B., & Mason, I. 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 [M].London：Longman, 1990.

[4]Hatim, B., & Mason, I. The Translator as Communicator [M].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5]Holmes, J. S. (1978). Describing literary translations: models and methods [A]. In Even-Zohar, I., Holmes, J. S., Lambert, J., & van den Broeck, R.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New Perspectives in Literary Studies[C]. Acco Leuven, 1978: 69-82.

[6]Jiménez-Crespo, M. A. Testing explicitation in translation: triangulating corpus and experimental studies [J].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2015, 16(2): 257-283.

[7]Lefevere, A.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8]Nord, C. 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Theory, Methodology, and Didactic Application of a Model for Translation-Oriented Text Analysis [M]. Amsterdam: Rodopi, 1991.

[9]Nord, C.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M]. Manchester: St Jerome, 1997.

[10]Toury, G.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M].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5.

[11]Venuti, L.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12]Venuti, L. 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 [M].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13]胡庭樹. 翻譯範式嬗變的哲學視角分析[J]. 西安外國語大學學報, 2017 (1) : 115-120.

[14]李紅滿. 國際翻譯學研究熱點與前沿的可視化分析[J]. 翻譯, 2014 (2) :21-26.

[15]金勝昔, 林正軍. 國內翻譯認知研究的文獻計量分析[J]. 外語教學, 2016 (5): 96-100.

[16]劉愛華. 生態視角翻譯研究考辨——「生態翻譯學」與「翻譯生態學」面對面[J]. 西安外國語大學學報, 2010 (1) : 75-78.

[17]劉金龍. 翻譯書評:地位與作用[J]. 科技翻譯, 2014 (2) : 56-59.

[18]劉潤澤, 魏向清, 趙文菁. 「對等」術語的譜系化發展與當代譯學知識體系建構——兼談術語翻譯的知識傳播與理論生髮功能[J]. 翻譯, 2015 (5) : 18-24.

[19]潘文國. 大變局下的語言與翻譯研究[J]. 外語界, 2016 (1) : 6-11.

[20]宋秀芳, 遲培娟. Vosviewer與Citespace應用比較研究[J]. 情報科學, 2016 (7) : 108-112.

[21]王峰，劉雪芹. 融合 共生 互動——語料庫翻譯文體學理論參照體系[J]. 西安外國語大學學報, 2017 (1) : 105-109.

[22]謝天振. 當代西方翻譯研究的三大突破和兩大轉向[J]. 四川外語學院學報, 2003 (5): 110-116.

[23]張繼光. 國內翻譯研究動態的科學知識圖譜分析(2005—2014)——基於12種外語類核心期刊的詞頻統計[J]. 東北大學學報, 2016 (4) : 429-435.

[24]趙巍. 關於「社會翻譯學」的再思考[J]. 西安外國語大學學報, 2013 (1) : 109-112.

【作者簡介】

王峰，同濟大學、布魯塞爾自由大學雙學位博士候選人，布魯塞爾自由大學應用語言學系客座研究員。研究方向：語料庫翻譯學，文體學。

陳文，碩士，東華大學外語學院。研究方向：語料庫語言學，文獻計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