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全球化」下的香港亂象（深度分析）

常言道，爬得高、跌得重，曾經越是輝煌，黯淡時就格外地一蹶不振。

當下，香港面對的一連串社會經濟問題，就是不斷發展，直至步入「超全球化」后，不得不經歷的痛苦。

這給了香港一記響亮的耳光，但也警醒了香港：未來該如何應對這變化的世界？

▋ 「超全球化」帶來的新面貌

「超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現象，自1990年起席捲全球，但人們到現在，才開始領悟到，它與1820至1990年期間大盛的全球化，迥然不同，因為它的發展，遠較先前全球化迅速，且令全球經濟更趨高度整合，影響所及，各地社會須在制度上，做出大幅調整，才能適應。

那麼是什麼帶來了「超全球化」呢？ Richard Baldwin 在其2016年出版的先驅著作《The Great Convergence》中指出，「超全球化」的原動力，是信息及通訊科技革命，而之前全球化的動力，則主要源於運輸成本的下降。

全球七大經濟體，即加拿大、法國、德國、義大利、日本、英國、美國七大工業國，佔全球GDP的比例：1820年為22%，1900年為46%，1993年高達67%，2014年則回落至46%。期間經過93年，始由46% 增至67%，卻因「超全球化」效應，在短短21年間，被打回原形。

縱覽七大工業國佔全球製造業產值的比例，曾於1990年的65%高水平，降至2010年的47%，比率流失至、韓國、印度、波蘭、印度尼西亞、泰國六國，其中更由1990年3% ，大幅躍升至2010年19%。

▋ 造就新興經濟體

1990年以前的全球化現象，主要關乎發達工業國家製造業的終端產品貿易；此後的全球貿易活動（尤其地區貿易），則日益以中段貨物貿易為主。由於供應鏈全球化，製造業已可於海外各地生產，不再是先進工業國的專利，覆蓋範圍之大，可謂前所未有。

因此，發展家得以迅速工業化，成為新興經濟體，透過加入全球供應鏈，從先進工業國的公司那兒，獲得製造技術，開展生產，將業務提升至全球性層次，在供應鏈中找到定位（niche）。

Baldwin認為「超全球化」之勢得以形成，全靠發達的信息及通訊科技，總部可充分掌控遍布海外的生產業務；廠房可設於各地，也可有效管理海外工人，只須將有限生產知識轉移；事實上，總部往往只會將特定範圍技術轉移海外，不願輸出全盤技術。

在先前全球化的經濟模式下，只有終端產品，才運往海外經濟體。輸出貨物的風險，低於在海外設廠，在境外設置廠房的企業，不但要處理進出口關稅及非關稅關卡，還得兼顧稅務及商業規例、知識產權、勞工法例、政府政策透明度、競爭政策、資金調回本國、外匯管制、排解糾紛機制等相關問題。

從前要加入全球供應鏈，發展中經濟體必須先改善商業投資環境，以吸引外來投資開設業務；「超全球化」時代的新興經濟體，更須與全球經濟深度整合，而非僅限於先前全球化的貿易往來。

這些發展令關稅暨貿易總協議（GATT）架構漸被視為落後過時，取而代之的是世界貿易組織（WTO）適用範圍較大的架構、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AFTA）、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PP），以及跨大西洋貿易及投資夥伴協議（TTIP）等地區協議。

在「超全球化」趨勢下，海外生產設施選址，取決於鄰近位置和關係密切程度，是以往往集中於少數發展中經濟體，即與發達工業國投資者關係深厚、位置毗鄰，並樂於開放、改革經濟以利通商的國家，例如德國就以波蘭為首選，美國著眼於墨西哥、亞太區，日本則傾向亞太區。

鄧小平適時於1979年年底，實施開放改革，比其它發展中經濟體早著先機；在領導指令之下，國家機制全力協助發展市場。來自香港自由市場的商家和專業人才成為先導，協助大陸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構建有利的商業環境，吸引外來投資。

因此，整合全球經濟的深度，遠遠超乎改革初期所能預期。「超全球化」也許一如Baldwin形容，由信息及通訊科技牽引，但最終得以開花結果，有賴鄧小平的遠見卓識，和香港的積極響應。

搶在大部分發展中經濟體之前，率先加入全球供應鏈，憑藉龐大勞動力供應，使沿海地區搖身一變，成為發達工業經濟體的海外生產基地。

「超全球化」，可以說是復興的傳奇故事。

▋ 香港的發展，受到層層阻礙

那些曾經先進工業國的企業，面對「超全球化」趨勢，只得通過投資創新，進一步增強生產力。這樣的分工，使得這些國家和地區對人才和創新環境的需求格外強烈。他們需要具備豐富知識的人才（尤其在研發與市場拓展方面），相反部分工廠職位隨之流失。這並非工業「空洞化」現象，有關企業和行業仍舊擴充業務、但他們需要充分開放的創業環境，激發企業迸發出更多新穎的點子。

但是很可惜，許多國家和地區的表現讓我們失望。其中與我們最緊密相連的，莫過於香港。

當年，香港憑藉適應力強的勞工市場，和一股衝天的幹勁，勉強應對了製造業北上帶來的困境，但是時間一久，不難發現，仍不免面對缺乏豐富知識人才，以及低技術工人過剩的問題。

雖然也有部分廠商在創新、研發方面持續投資，但大多數只保留屬於市場推廣和銷售功能，不少人就對香港創新不足、知識密集產業缺乏抱持憂慮，反觀大陸（尤其是深圳），則在構建製造業和創新基礎方面，表現突出。

這種混亂情況，原因來自四方八面，根本避無可避，保護主義弊多於利，註定失敗。在「超全球化」時代，要加入全球供應鏈，只有創新一途，進攻乃唯一防守之法。

香港在創新方面的障礙，主要在於知識密集人力短缺，本地高等教育的公共投資，自1990年代起停滯不前。當然，投不投入是一件事，投入的效果就是另一件事。

時至今日，香港已回歸祖國整整20年，仍然有一部分高舉「民主」與「獨立」大旗的激進分子橫行，試圖割裂大陸與香港的血緣，更令人可氣的事，這些人居然就是被我們寄予厚望的香港高材生。

人才的思想腐朽，就好比建房屋的鋼筋都被腐蝕了，即便樓房搭的再高，外表再華麗，也總有坍塌的那一天。在這裡，我也奉勸那些「熊孩子」一句：民主和獨立不是靠叫囂得來的，只有不會說話的嬰兒，才會靠哭嚎換取奶水。如果高材生們把寶貴的精力放在無謂的精神宣洩上，那麼誰來扛起未來香港的創新大旗？這真值得人反思。

另一有關創新的障礙，在於僵化且打擊競爭的商業法規。回歸之前，政府向香港電訊回購專營權，並予以補償，開放香港市場，時至今日，卻設限防止外來企業加入，令創新者難以在港得到發展空間。

同時，香港政府及其所有法定機構，坐擁大批公眾無從分享的數據，卻不願公諸於世，如此做法，阻礙了新舊企業的大力革新。

步入信息及通訊科技時代，掌握大數據，已成為不少新企業的命脈與達至成功所需。例如地產代理轉型兼現代化，若非政府將地產交易紀錄全面電子化，也就難以想象出現，中原和美聯等地產公司。

若政府帶頭公開資料庫，並考慮對數據被公開的受影響企業做出補償，以免有關企業妨礙進程，則本地發展潛力強大的服務業，有望重現具競爭力市場。

▋ 把握機遇，告別「殘舊」，方能釋放潛能

說了這麼多負面的事，未免讓人唉聲嘆氣。但是好在還有好消息，經濟騰飛，持續與全球經濟整合，中產階級日益壯大、消費力日增，所有的這些，都為現在的香港，帶來可貴的新機遇。

香港面對的一連串社會經濟困擾，乃是「超全球化」的產物，有別於先前全球化所衍生的難題，必須重新加以認識，並推行嶄新施政策略。

而香港面對這一切，固守過去的優勢，在IT、醫藥、環保科技等方面，幾乎已經完全放棄，只有金融一個遮羞布。

人們總是說，香港只是一個城市而已，為什麼要求這麼多？

但是，請記住，香港的人口700多萬，比芬蘭和丹麥多，幾乎和瑞士相同，比瑞典少一點，這些歐洲小國同樣彈丸之地，卻誕生了雀巢、ABB、宜家、HM等實業巨頭，而瑞士在全球創新的地位，香港遠遠不及，香港只有地產商和銀行！

請記住：積極投資累積人力資本，掃除有礙創意的屏障和枷鎖，這是使香港釋放出巨大潛能，以應對21世紀的種種問題的重要施政策略。

而不是鬧著港獨! 港獨不是香港的出路！

編輯:Flora 格式:黃牛

魯曉芙，財經作家，旅居歐洲。

經濟已經國際化了，不了解歐洲，有時候，你就不了解。

歡迎關註：魯曉芙看歐洲

欄目設置：周一到周四為「歐洲政治經濟評論」，周五到周日為「周末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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