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皇帝這麼勤政，為什麼明朝仍然亡國了？

讀明史都很容易感覺到，正德時期宦官專權，朝廷被閹黨把持，發生了多次大規模叛亂，國家有亡國之象，而天啟時期雖然同樣閹黨在打壓東林黨的鬥爭中獲勝，獨佔朝廷權力，但總體而言，國家局勢反而趨於穩定和好轉。

嘉靖和崇禎一樣，之前並沒有被當成皇位繼承人培養，是從藩邸被大臣迎立為皇帝的。而且，剛一上位的時候，都比較注重收羅和啟用前朝被視為正人君子的人，但同時又特別注重加強集權。從一定程度上說，大禮議就是嘉靖和廷臣之間的一場權力鬥爭，這個國家到底是誰說了算？崇禎時期皇權之強也是超過萬曆、天啟三朝。

國家局勢方面。嘉靖時期的內憂並不是特別嚴重，武宗時期的叛亂已經被平定，不管是寧王叛亂、安化王叛亂還是中原的農民起義，都已經被鎮壓下去，國內基本穩定。外患方面主要仍然是抵禦蒙古余部在北方的侵擾，但並沒有發動大規模入侵的能力。而崇禎面臨的局勢大家都清楚，內部是流民起義鎮壓不下去，外部是正在惡化中的遼東局勢。

但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正德、嘉靖時期和天啟、崇禎時期存在一個重要的區別，就是內閣的構成方面。正德、嘉靖時期尚有劉大夏、楊一清、楊廷和這種人進入內閣，甚至王陽明也一度被推薦過。這些人有個共同特點，既在中央政府下屬部門工作過，又在三邊這種地方長期工作過，也就是說，熟悉國內各方面情況，政治經驗比較豐富，對官僚體系的運轉有著深刻認識。

但從萬曆時期開始，內閣的人員構成中，履歷越來越單一。從張居正起，後面的內閣輔臣基本上都是王錫爵、沈一貫、方以哲、葉向高之類這種潛邸舊臣，或者是太子宮僚，基本上都是從翰林起家，基層工作經驗不足，多數沒有經歷過州郡鍛煉。到天啟駕崩時，留給崇禎的內閣班子就剩了劉一燝、韓爌、朱國楨等人，其實都是庸碌之輩，能力很一般。

經歷過州郡基層工作鍛煉意味著什麼呢？首先是對國家的基層政治、經濟和社會狀況有著比較清醒的認識，在政策上會比較謹慎，不太會胡來。其次，在郡縣工作過，或者像楊一清這樣擔任過總制三邊職務的人，對官僚體系的認識會比較清醒，而且相對來說政治鬥爭經驗比較豐富。

舉個簡單的例子。同樣是面對宦官專權、閹黨把持朝廷的局面，楊一清就很聰明的勸說太監張永揭發劉瑾，從而一舉摧毀了劉瑾為首的閹黨集團。而葉向高、劉一燝、韓爌、朱國楨等人面對魏忠賢的閹黨集團，毫無辦法，葉向高還稍微好點，「有智計」，可以一邊籠絡魏忠賢，一邊伺機打擊閹黨，而他在楊漣發動的天啟四年的與閹黨的生死決戰中被迫辭職后，剩下的劉一燝、韓爌等人就完全是砧板上的肉，毫無反抗能力，就被魏忠賢一舉打倒，然後就是閹黨獨霸朝廷的局面。

崇禎上台後，一開始也大量啟用了劉一燝、韓爌等人，將整個閹黨連根拔起，朝署為之一空。但到崇禎四年，他就不得不承認，他啟用的這些所謂正人君子對穩定整個國家面臨的內憂外患的局面沒多少幫助，因為他們沒有這個能力，反而是閹黨、太監跟他合作起來更順手，於是開始雜用東林和閹黨。

唯一一次改變這個趨勢的機會是在萬曆後期，也就是東林和三黨的第一次正面交鋒，李三才入閣問題。李三才本人的工作能力毫無疑問是要比當時詞臣出身的其他輔臣要強的，但李三才之前顯然是以入閣為目標的，所以才厚結東林顧憲成等人。結果反而弄巧成拙，正是因為東林黨的神助攻，李三才本人也成了黨爭的議題。

李三才之後唯一一個有政治經驗的入閣的就是孫承宗，但時間很短，而且當時他年齡也已經大了，很難有什麼作為。而崇禎本身性格又比較焦躁，缺乏耐心，對誰都缺乏足夠信任。他換了那麼多閣臣，卻沒有一個像劉大夏，楊一清這種老成持重又熟悉故事練習政體的人，要麼是周延儒這種固寵保祿的，要麼就是魏藻徳這種完全沒政治忠誠度的人，再就是楊嗣昌這種光會紙上作業開腦洞的。

一大群從入仕開始就在各種清閑位置上看戲的政治閑人，突然機會來了，就隨龍而起，直接進入內閣，成為一個如此龐大的國家和官僚集團的最高決策班子，而且還黨爭越演越烈，怎麼可能不把事情弄壞？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這就是明朝從一開始廢宰相就挖下的坑，不設宰相，讓皇帝自己親總萬機，皇帝自己把宰相的活也幹了。碰上太祖成祖這種精力比較旺盛的皇帝還好說，碰到比較懶惰的皇帝，就很難辦了。

所以後面又形成了以皇帝顧問班子面目出現的內閣。到宣宗時期，又形成了秉筆太監代表皇帝批閱奏摺的制度。這樣，內閣和秉筆太監相互牽制，看上去是穩定的決策機制。但這就為宦官弄權埋下了伏筆，又很容易出現宦官和內閣對立的局面。

內閣在名義上始終是皇帝的顧問班子，負責擬定對奏摺的處理意見，但又要面對皇帝和太監的制衡。皇帝比較強勢或者比較勤政的時候，宦官不容易弄權，皇帝對內閣關係比較信任，內閣實際上就是在代行原來的宰相權利，也不容易完全倒向文官官僚體系一邊，更傾向於皇權。但碰到皇帝不勤快，宦官權重的時候，內閣感受到宦官的壓力比較大，就會選擇更傾向文官官僚體系，充當官僚體系的代言人。

也就是說，內閣的身份和面目，以及對自身和整個官僚體系之間的關係，始終都處於在一定範圍內變動和搖擺的狀態，而不能穩定下來。一會兒是行政機構的中樞核心宰相，一會兒是皇帝顧問機構。

正德從不管哪個角度看，都是有亡國之君的樣子的，無論才能還是人品，都比崇禎差遠了，甚至連天啟都不如，但他依然能夠平定內外威脅，讓整個國家危而復安，就因為他所處的時期是明朝官僚體系最為成熟的時期，內閣和文官官僚體系關係比較和諧，能夠精誠合作。而崇禎悲劇的地方也在於，剛經歷了大規模的黨爭，人心渙散，需要一個穩定和恢復的時期的時候，內閣卻全是政治和行政經驗都不足的人充斥，沒有給他這個機會。

從秦統一全國以來，就形成了宰相制度，而且非常穩定的運行了一千多年。雖然秦漢以降，歷朝歷代都有不同程度的調整，但始終沒有廢除這個行政體系日常運轉的中樞核心。這背後是治理一個龐大帝國所必須依賴的文官官僚體系日常運轉的內部邏輯所決定的，是結構性的需要。但明朝卻恰恰打破了這個穩定結構，非要讓皇帝自己兼任宰相。這樣，國家的治亂興衰就完全繫於皇帝一身。

更重要的是，歷代對宰相任職資格都有一些限制，但大體來說，對州郡工作經驗和行政經驗的重視都是不言而喻的。漢朝的地方長官甚至在行政級別上一度比肩丞相。這背後不僅是皇權和相權之間的平衡，也是地方和中央之間的平衡的需要。而明朝的內閣卻並沒有形成這樣的制度性規定，反而越來越傾向於純粹的詞臣，在最高決策層越來越排斥出身基層的成熟官僚。

這不能不說是明朝制度的大坑。這個坑前期還可以通過其他方式彌補。而在晚期陷入嚴重的內外危機之時，本來是更依賴行政經驗豐富的人進行制度性調整的時候，卻把最後決策權交給了一群出身清要的官場閑人，他們自身的經驗和能力都無法支撐這個龐大帝國安然度過嚴重的政治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