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是一場必須反思的敗仗

作者：大偉

源自：三軍演義，經震霖授權本平台原創刊發，轉載請聯繫

甲午戰爭中清軍海陸協同問題研究（上）

作者：大 偉

【寫在前面】甲午戰爭是當時東亞地區規模最大的一場海陸協同的戰爭。戰爭中，雙方海陸軍能否實現有效協同以形成整體作戰能力，成為決定戰爭發展甚至勝負的關鍵。關於清軍在戰爭中的海陸協同問題此前學術界已有關注，但缺乏持續深入的研究。本文依據「海陸協同」軍事原則發展的階段性特點規律，結合甲午戰爭戰局發展，對戰爭中清軍的海陸協同作進一步的觀察和分析，以期從歷史教訓中，為今天的海陸協同提供鏡鑒。

【正文】

「協同」，即「各種作戰力量共同遂行作戰任務時，按照統一計劃在行動上進行的協調配合」。協同行為在人類數千年的戰爭活動中普遍存在。海陸協同，即海軍與陸軍兩個軍種之間的協同，其歷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古代海軍的建立。

19世紀，蒸汽鐵甲艦隊和陸軍協同作戰的戰例也已經出現。這一時期的海陸協同從理論到實踐都處於初級發展階段，主要特點是形式上是海陸軍之間的直接或間接協同；內容上有瀕海要地攻防作戰、支援濱海陸軍作戰、登陸與抗登陸作戰、海上遠程兵力投送與護航等。就其本質而言，近代化海陸軍進行一定程度的協調配合，以實現軍種間功能互補和效能疊加；海陸戰場相互配合和影響等特徵已經顯現。進入現代以後，「協同」才日益成為一項重要軍事原則，在理論與實踐中趨於成熟。

19世紀中期，伴隨著中日兩國先後創建近代化海陸軍，海陸協同也隨之成為兩國軍隊面臨的重要課題。甲午戰前，清軍已擁有海陸用兵朝鮮的成功實踐。在朝鮮「壬午兵變」和「甲申政變」過程中，清政府及時派海陸軍入朝果斷處置，成功挫敗日本的戰爭陰謀。1894年年初，朝鮮爆發東學黨農民起義。清政府因循舊例，再次海陸出兵試圖彈壓日本。甲午戰爭遂成為檢驗中日兩國近代化陸海軍建設成果和運用水平的試金石。

一、缺乏作戰決心，清軍戰前大規模海陸協同軍事行動失敗

海陸協同，按照戰時和平時，可分為海陸協同軍事行動和海陸協同作戰行動。甲午戰爭前，中日兩國均採取海陸協同軍事行動進兵朝鮮。相比日軍，清軍海陸協同軍事行動始終缺乏作戰決心，沒有形成兵力優勢，又錯失搶佔仁川要地的先機，最重要的是未能像日軍一樣及時轉化為協同作戰，導致首戰失敗。

1894年6月3日，朝鮮正式致文清政府，請求出兵勘定內亂。4日，李鴻章電令丁汝昌派「濟遠」、「揚威」二艦赴仁川、漢城護商。9日，太原鎮總兵聶士成率軍900多人乘船由「超勇」艦護航率先入朝，於朝鮮牙山灣登陸。12日，直隸提督葉志超率部1000餘人亦進抵牙山。清軍海陸軍入朝即達成彈壓起義目的，但未能再次懾止日本的戰爭野心。6月2日，日本政府決定出兵朝鮮，並在外交活動掩護下迅速派兵入朝。9日，日本海軍陸戰隊400多人和8艘軍艦先後進抵仁川。15日前後，日軍混成旅團第一批部隊4000多人由仁川港登陸，並佔據仁川至漢城間戰略要點。

對於趨於惡化的朝鮮局勢和日本膨脹的戰爭野心，李鴻章的幕僚姚錫光有著清醒的認識，並於5月就提出解決朝鮮問題的上中下三策。他認為東渡重兵，掌握主動為上策。「我不發兵則已，苟東渡必發重兵，輔以大枝海軍，扼其漢城及海口之孔道，示日人以形勝，彼自懾於我之先聲而不敢遂動。」一兵不發，不失為中策；如以少量兵力東渡為下策，不但「無濟於朝鮮」，而且會給日本發動戰爭以口實。姚錫光海陸協同用兵朝鮮之策是極具戰略遠見的正確舉措。

然而，清政府對已然迫近的中日戰爭風險始終缺乏清醒認識和正確判斷，對依靠列強外交調停抱有幻想，僅派少量陸海軍赴朝威懾日本。李鴻章僅指示丁汝昌援朝艦船應先赴牙山，「與陸軍聯絡，相機應變。」這使清軍先處於被動挨打地位。由於牙山清軍僅2400多人，兵單孤危，李鴻章決定再派2000餘清軍入朝並由海軍護航。自7月21日開始，清軍援軍陸續乘商船駛離大沽。22日，方伯謙奉命率「濟遠」、「廣乙」、「威遠」三艦駛離威海。23日，「濟遠」等三艦到達牙山海域，掩護陸軍登陸。

與此同時，7月19日日本大本營接到北洋海軍將赴牙山的情報。為阻止清軍增援牙山，大本營向聯合艦隊司令伊東佑亨發出命令:「控制朝鮮西岸海面，在豐島或安眠島附近的方便地區，佔領臨時根據地。」22日，日本海軍軍令部長樺山資紀向聯合艦隊傳達了機動至朝鮮海面伺機襲擊北洋艦隊的命令。23日，日本聯合艦隊第一游擊隊駛離佐世保港，前往朝鮮西海岸。25日，第一游擊隊在牙山灣豐島海域襲擊了北洋海軍「濟遠」、「廣乙」二艦。當日，大島義昌混成旅團主力4000多人奉大本營之令南下，進攻牙山清軍，「以解除爾後北進時的後顧之憂。」

北洋海軍豐島海戰失利，引發了陸戰場連鎖反應。「高升」號被擊沉，牙山清軍後援無望，感到「海道已梗，援軍斷難飛渡，牙山絕地不可守。」29日，日軍攻佔成歡，清軍戰敗最終撤至平壤。清軍首戰失利，失去朝鮮西海岸唯一的前進基地牙山，至朝鮮的海上航路也受到威脅。清軍原擬由海道進駐平壤，后「全改赴營口往東邊」。

二、忽視制海權爭奪，清軍朝鮮海陸戰場形勢急轉直下

戰爭爆發后，中日雙方進兵朝鮮的海陸協同軍事行動，隨即轉為海陸協同作戰行動。日軍兵鋒轉向平壤，平壤遂成為朝鮮戰局焦點。依據中日朝三國地理特點，日軍進行海外征戰，兵力投送、本土防禦等均嚴重依賴海軍，因而奪取制海權至為關鍵；對清軍而言，如能掌握制海權，或可由海路迅速進佔朝鮮要地，或可遏制甚至打贏戰爭。換言之，掌握制海權即掌握海陸協同甚至整個戰爭的主動權。

戰爭中，清軍自始至終對制海權缺乏深刻認識。豐島海戰後，光緒帝於8月1日下詔對日宣戰，這份詔書中未見明確的對日作戰指導方針，更未提及陸海軍作戰任務。清軍陸軍方面，李鴻章指示平壤清軍「堅紮營壘」，相機攻剿。因此，平壤清軍龜縮平壤一帶，既不「分道爭利，又不擇險分屯，互為策應，以絕覬覦，而以二十九營萬四千餘人聚平壤，置酒高會」，株守待援。

北洋海軍自豐島海戰至黃海海戰之間有六次整隊出巡。其中，前三次主動前出朝鮮半島西部海域，可看作是對制海權的爭奪，由於李鴻章「保船制敵」策略而毫無戰果；第四次是日艦進逼我海岸后，緊急入渤海尋敵；第五次是聞警后被動出巡，巡護大東溝航路安全；第六次是為入朝陸軍護航。總體而言，北洋海軍出巡範圍從西朝鮮灣逐漸萎縮至遼東半島、山東半島東部沿海一線直至渤海灣，未能主動奪取朝鮮海峽至渤海海峽間廣大海域的制海權，坐視日軍海陸增兵朝鮮。

日軍戰前即高度重視制海權問題。1894年，在日本對華作戰的內閣會議上，海軍省主事山本權兵衛首次提出制海權問題，強調了海軍保護海上交通線、護送陸軍運輸船、協同陸軍登陸等重要作用。日本最高當局接受其意見，制定了以爭奪制海權為核心陸海統籌兼顧的戰爭計劃。6月5日，日本成立戰時最高指揮機構——大本營。7月17日，日本第一次大本營御前會議制定三種作戰方針：第一，若海戰大勝，取得黃海制海權，陸軍即長驅直入北京；第二，若海戰勝負未決，陸軍則固守平壤，艦隊維護朝鮮海峽的制海權，從事陸軍增遣隊的運輸工作；第三，若海軍大敗，則陸軍全部從朝鮮撤退，海軍守衛沿海。豐島海戰後，在大本營指揮協調下，日軍迅速增兵朝鮮。8月底，入朝日軍已形成兵力優勢。

平壤之戰屬於典型的海軍支援瀕海陸軍作戰。其戰局發展取決於兩個關鍵因素，一是陸軍率先搶佔平壤，二是海軍及時進行策應，即海軍取得大同江口一帶海域制海權，配合陸軍進行平壤作戰。

在實際中，中日雙方表現大相徑庭。7月31日，清軍先頭部隊率先抵達平壤，粉碎了日軍搶佔企圖，但直至平壤之戰結束也未得到海軍的支援和策應。大同江口南側之漁隱洞位於平壤的出海口處，是平壤防禦的關鍵。李鴻章對此曾有所認識。7月15日，李鴻章同意牙山清軍由海路移扎平壤，曾令丁汝昌派「兵船五隻護往，即留該兵船守江口，以便盛軍續往」，並稱「此為目前最要最急之事」。孰料李鴻章最終放棄了這一計劃。

與之相反，伊東佑亨則直接派艦進佔大同江口。這裡不僅可以協同陸軍進攻平壤，又「靠近預想中的與北洋艦隊決戰的海域。故迄於日軍攻佔旅順時為止，聯合艦隊一直以此為臨時的根據地」。清軍海陸軍事行動卻因此陷入更加被動地位。

9月7日，日本大本營命令聯合艦隊在陸軍發動平壤戰役時儘可能予以援助。樺山資紀決定派部分軍艦將陸軍運糧船由仁川護送到大同江，儘可能協同陸軍進攻平壤，日本海軍尋找清國海軍主力決戰。10日，李鴻章電令劉盛休統帶銘軍4000人自海路赴朝，由丁汝昌帶海軍大隊護送往大東溝登陸。15日，日軍攻佔平壤。由於通往平壤的電報13日就已中斷，故李鴻章仍按計劃派兵入朝。16日，北洋海軍和運輸船隊抵達大東溝，掩護陸軍登陸。17日，中日海軍爆發黃海海戰，北洋海軍損失五艘軍艦，日本聯合艦隊則一艦未沉。

至此，日軍完全取得朝鮮海陸戰場的主動權。清軍忽視制海權的爭奪，導致陸海戰場連戰連敗，朝鮮戰局急轉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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