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陰鬱的論調中充滿青春肉感——《發條橙》

「發條橙」仍在轉動

創造那個小惡棍的作家已經百年

安東尼·伯吉斯，高冷的英國人，一生好像只做成了一件事：寫出了一本《發條橙》。但他寫的其他三十多部小說，都跟《發條橙》完全不同。他還寫了不少傳記，新聞報道，文學批評，詩，劇本，還寫過一些語言學方面的論文；他給報紙雜誌寫的書評、劇評、電視節目評論，列印好摞起來可以裝幾十個大箱子；而他最愛的則是音樂。

似乎是個全能型作家。不過，伯吉斯卻是真正的大器晚成，他的才華「沉睡」得太久。他生於整整一百年前的2月25日，直到1949年32歲之前，他還幾乎什麼都沒寫過，一門心思研究作曲。37歲那年他被派到馬來亞和汶萊去當教育官員，這才觸發了他的寫作欲，但他以東南亞為背景寫的小說三部曲，陸續發表后一點反響都沒有。後來，他在汶萊的一所大學里突然暈倒，不得不被送回英國，當時醫生診斷他得了絕症，只有12個月可活；誰成想，一個多產作家的後半生才剛剛開始。

《發條橙》是他1962年出版的小說，那年他45歲。小說一問世就很出名，不過，此時的伯吉斯已徹底看透，他知道自己的人生就是一個字：寫。《發條橙》只是他在那四五年間寫成的11部小說里的一部。斯坦利·庫布里克，是在小說發表八年後才讀到了它，他驚嘆：「這簡直太適合改編成電影了！」他打電話給心目中的主角：馬可姆·麥克道爾。

真的很適合。《發條橙》的未來科幻味，正好讓電影發揮視覺上的長處。庫布里克利用廣角鏡頭來扭曲真實的空間，利用強烈背景燈光，將前景的人影襯托得神秘而危險。小暴徒亞歷克斯隨著《歡樂頌》手淫，隨著《偷吃的喜鵲》勾搭色情酒吧的少女，在《威廉·退爾序曲》的伴奏下淫亂。破敗的賭場舞台上的強暴，跳舞的基督像，被亞歷克斯用胯指著的貝多芬像，慢動作的打鬥，12倍快進性交……九個字來形容這部片子：光怪陸離，很黃很暴力。

伯吉斯常說：「我想被人看作一個寫小說的音樂家，而不是業餘作曲的小說家。」然而，寫《發條橙》的人是愛音樂的嗎？他讓貝多芬給亞歷克斯的邪惡行為配樂，踩在變態和後現代之間的灰色地帶上。在影片里，亞歷克斯闖進一個作家的豪宅（豪宅通往公路入口掛著塊「HOME」牌子，也很怪異），強姦了作家之妻。伯吉斯說，這橋段取材於真實，他自己的妻子二戰期間曾被一幫美軍逃兵給襲擊過，不過，他的傳記作家沒有查到相關的更多證據。

故事提出的核心問題，總顯得跟它極端的布局不太協調。亞歷克斯被拘禁起來，有人使用一種科學手段，把他變成一個怯懦、麻木的人，看見外人就躲，聽見貝多芬音樂就害怕。「人可以被強迫棄惡從善嗎？」問得不錯。但是，看過片子的人，是樂意認真思考這個問題，還是把更多的注意力投放在那些暴行上？

電影在1971年底上映，頓成「現象級」。此時的伯吉斯本人早就不在英國，在馬爾他島上找了一個宅子住下。他終於可以趨近心目中的先輩偶像——詹姆斯·喬伊斯的樣子了。愛爾蘭人喬伊斯一生漂泊不定，伯吉斯在50歲以後也是到處跑，不過，他並沒有放鬆手裡的筆。伯吉斯作品的中譯本不多，除了《發條橙》外，還有一本《莎士比亞傳》，就是他1970年在馬爾他島上完成的。此書自序中的嫻熟文字，純然是一個腦洞全開的人講話的樣子：

「倘若仔發現莎士比亞的一部新劇和發現他的一張洗衣單之間可以任選其一，我們每次都會投票選他的臟衣服。莎士比亞給人留下的印象始終是如此模糊不清，而他的朋友本·瓊生卻像一口鐘那樣清晰，而且比鍾還要響亮……莎士比亞什麼也沒有提供，而瓊生卻是頂著山一般高的肚皮，板著岩石一般硬的面孔，迫不及待地湊上來說話。」

瓊生是莎士比亞的同時代人，是詹姆斯王朝僅次於莎士比亞的劇作家，資料很多，生平很清楚，而莎翁生平卻成謎。故而，研究者和傳記作家各種猜測。伯吉斯給莎翁寫傳，要的就是在模糊的地方恣情想象的感覺。在虛與實之間，在古與今之間，他是一個海闊天空，完完全全打通了的人。

伯吉斯平時靠寫評論練筆。他寫得最多的是書評，不管他身在何處，都會有大大小小的合作媒體給他寄書，且基本都是文學書。雖然跟他合作的都是頂級英語大報，像《觀察家報》、《泰晤士報》、《衛報》，美國的《紐約時報》也請他開過一段時間的專欄，但伯吉斯並不看重書評。甚至寫小說，在他心裡的地位也仍然屈居作曲之下。儘管如此，他的書評既犀利又不失公允，他選來評論的書，後來很多都成了時間檢驗過的傑作，例如索爾·貝婁的《洪堡的禮物》，多麗絲·萊辛的《金色筆記》，菲利普·羅思的《波特諾伊的怨訴》，詹姆斯·鮑德溫的《另一個國家》。

他評論1960年代英國「憤怒青年」文學的代表作——金斯利·艾米斯的《幸運的吉姆》：「作者像他筆下的『反英雄』一樣反文化，因為文化和一些惡劣的偽君子聯繫在一起，但同時，作者又無法掩蓋自己的書生氣和音樂癖。」

他評論弗蘭納麗·奧康納的《智血》：這本書反映出奧康納一生雖短促，卻很「激烈」，「她的作品堅實而精確地反映了信仰原教旨主義的南方物質世界，可作者的觀點偏偏是形而上的，正所謂神秘劇的韻味。」

他對海明威經典之作《老人與海》的評論本身也很經典：「每一個詞都有它的作用，沒有一個詞多餘。海明威花了不少時間用來掌握釣馬林魚的技術，這些時間都花得很值得。」

有時候，寫書評是他「玩文字」的一環。1963年，他用化名「約瑟夫·貝爾」寫了一本小說《在安德比先生內部》，書出之後，伯吉斯又用本名給他常年刊發書評的《約克郡郵報》發去一篇書評，把書罵了一頓，說它很色情，一邊罵，一邊又把色情內容透出一點點撩撥讀者的好奇心。不久，「約瑟夫·貝爾」的真實身份被揭穿，《郵報》是一份創立於18世紀的古老報紙，門風森嚴，當即宣布跟伯吉斯解除供稿關係，永不敘用。

而到晚些時候，他就可以靠寫書評賺大錢了：1980年代中期，《觀察家報》給他的稿費是1000個詞600英鎊，即使以今天的標準看，這也是一筆巨款。不過最初，三十來歲的時候，伯吉斯是靠寫書評來貼補家用的。

雖然瞧不上評論，但伯吉斯還得跟各種評論作鬥爭。《發條橙》上映后，伯吉斯在馬爾他寫了許多文章替自己的小說辯白，因為受到了太多的攻擊，太多人罵他是個人渣，用這種故事來引誘青少年走上反社會道路。不過，晚至1989年，伯吉斯還在《衛報》上說，《發條橙》是他作出的一個大膽的預言。他說，他在這本書中描寫了未成年人犯罪，這成了如今大家都在議論的嚴峻的社會現象。「這本書是關於人的暴力本性以及人在善惡之間作抉擇的能力的。」

這些話，在厭惡《發條橙》的人看來，真是厚顏無恥至極。不管怎麼講，這本書、這部電影的價值就在於：它們問世后的世界跟之前不一樣了。人們會透過發條橙的隱喻來評論一些現象，比如，那些臭名昭著的「網癮戒除機構」，用強迫的手段讓青少年遠離電腦和網路，庶幾就可以跟書中「改造」亞歷克斯的做法相類比。

不過，因為一些聳人聽聞的青少年暴力事件發生，庫布里克和伯吉斯後來也相繼沉默了。伯吉斯逝世前半年，1993年2月，利物浦的一個2歲男孩詹姆斯，被兩個10歲的少年綁架，橫遭虐待，手段殘忍無比，最後遭列車碾壓慘死。罪犯后被判終生監禁（已於2001年釋放，當時激起了巨大的社會抗議）。這樁悲劇終於讓伯吉斯承認，他要為此負責，他的作品產生了壞影響。

伯吉斯多次解釋「發條橙」一名的來歷，有一次他說，二戰結束那年他曾在倫敦的一個酒吧里聽人說了一句「好詭異，就跟一個上了發條的橙子」，另一次他又說，馬來亞語里有個詞「orang」，意思是「人」，他的「orange」就是取了諧音。第三次的解釋最為詳細：發條橙是「一個汁水充盈、又甜又香的有機體，被改成了一個自動機械。」意思好像是說，小說里的少年惡棍亞歷克斯，原本還是「香甜」的。

——《北青藝評》雲也退

青春必將逝去，沒錯。它不過是動物習性的演繹而已。不，與其說是動物習性，不如說是街頭地攤售賣的小玩具，是鐵皮製的洋娃娃，裡面是發條，外邊有旋鈕，吱吱吱擰緊，洋娃娃就走起來了。《發條橙》是一部幻想小說。一個生活在英國未來社會的問題少年，由於青春期躁動走上犯罪道路，后受到社會制裁，被剝奪自由意志。經過思考與改造，他重新融入社會，意識到自己不過是上帝手中的一隻發條橙……

小說改編同名電影：

豆瓣評分8.4分（170469人評價

阿歷克斯是一個充滿暴力傾向的少年，他與其他幾個和他一樣

的少年每天打架滋事。一天，在與小流氓大打出手之後，他和幾個夥伴來到了郊外的一處寓所，這是作家亞歷山大的家，在阿歷克斯的哄騙之下，女主人打開了了房門，他們不但痛打亞歷山大，還當著他的面輪姦了他的妻子，而後，阿歷克斯在夥伴中建立了自己的老大地位。他們決定晚上到富婆「貓夫人」家作案， 沒想到「貓夫人」在他們來之前就已經報案，阿歷克斯失手殺死了「貓夫人」之後被警察帶走。

阿歷克斯被判處14年刑期，為了早日出獄，他自願成為監獄正在實驗的「厭惡療法」試驗品。在進行「厭惡療法」期間，醫生給他觀看了大量的色情、暴力影片，還有令人髮指的納粹暴行影片。「厭惡療法」的目的很簡單，就是讓試驗者「目不轉睛」的觀看大量色情、暴力影片，以期達到對色情與暴力的條件反射，讓試驗者遠離色情與暴力。「厭惡療法」的實驗結束了，阿歷克斯在這種方法的治療下變成了一個打不還口，罵不還手的人，被釋放出獄。

被釋放出獄的阿歷克斯卻發現家裡已經沒有他的位置，他不得已淪落到街頭流浪，沒想到碰到了曾被自己毆打的流浪漢，就在流浪漢對他實施報復時，兩個曾經是他手下的警察替他解了圍，這兩個手下為報前仇，對他大打出手，就在阿歷克斯奄奄一息之時，他爬到了一戶人家，沒想到，這就是被他曾經狠狠傷害過的作家亞歷山大家。

而作為反政府組織首領的亞歷山大為了達到某種目的，軟禁並傷害了阿歷克斯。當亞歷山大被捕時，其手下為了對抗政府，揚言要把阿利斯恢復原來的性情，完全不理一旁的阿利斯大叫「我完全好了」。

安東尼·伯吉斯

做過鋼琴師，進過情報部門

安東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一九一七——一九九三），英國當代著名作家，生於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五日，自幼喪母。早年在大學攻讀文學，做過鋼琴師，進過情報部門。20世紀60年代被診斷患腦瘤，從此隱居，專事文學創作。后得知腦瘤純屬誤診，但其文學創作一直延續。一生髮表作品幾十部，以《發表橙》最為著名、最具影響，另著有《塵世種子》、《塵世權利》等。他一直希望被看作會寫小說的音樂家，而非會作曲的小說家。

他出身天主教世家，父母都從事音樂舞蹈，但他卻心安理得地背叛了在英國不算主導宗教的天主教。為此，他在小說中頻頻展現「自由意志」和「命中注定受天主拯救」觀點之間的對立；除了《發條橙》，還有《缺少的種子八一九六二年》和《塵世權力》（一九八零年），都表明他的信仰遊動於殘存的貝拉基主義（五世紀在英國本上出現的基督教異端，認為人類性本善，享有自由意志。

行為治療法

行為治療是指按照一定的期望，在一定的條件下，採用一定的措施，促使矯正對象改變自身的特定行為的行為干預過程。

最初，根據艾森克的界定，行為治療的實質是運用學習理論來對個體在行為和情緒方面的問題進行處理的一種治療，可見其目標在當時已定位在行為和情緒兩方面的改變上。其後，斯金納建立的操作性條件作用理論及其在臨床心理中應用卻把行為治療的目標定位在僅僅是改變個體的異常行為上。其實，人的心理現象是認知、情感、行為諸心理要素的統一結構物。行為治療把干預的目標僅僅定位在行為改變這一維度上，就難以富有成效地解決那些與認知、情感有這樣那樣聯繫的問題行為，也難以對批評者提出的諸如「癥狀替代」之類的問題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釋。隨著認知心理學和社會學習理論的興起及其對臨床心理的影響，行為治療在目標界定方面也發生了變化。主要是：指出了行為治療的目標還應該包括良好行為的培養和發展，還要使個體的情感和認知發生某種積極的變化，而最終使一個人學會如何控制自己的行為。

據此，我們認為，可以從狹義與廣義的角度和從不同層次的角度來考慮行為治療的目標。從狹義與廣義的角度來看：行為治療的狹義目標，就是消除一個人的特定的不良行為；廣義目標，除了上述目標還要培養和發展一個人的良好行為；更廣義目標，則不僅要達到上述兩目標，還要努力使一個人的情感發生積極變化、至少使消極緊張情緒得以緩解和自我感覺趨於良好，還要努力使一個人對自身的問題行為及有關情緒的形成產生清晰的理性認識、並形成積極向上的自我觀。從不同層次的角度來看：通過行為治療，使個體在外界的干預下其行為方面、或行為和情感及認知諸方面產生積極的變化，這是一個層次，它主要依賴客觀環境提供的條件和幫助；通過行為治療，使一個人懂得行為的有關基本原理，學會並能運用有關的方法，最終能進行自我監察、自我控制、自我強化而達到自我管理的境界，這是又一個層次，它除了需要外界的幫助更主要依靠個體自身的努力即「自我」的力量。

《發條橙》後記：那不是我的發條橙

文/安東尼·伯吉斯

我敲出一個題目——「發條橙」——思忖著這題目應該配一個什麼樣的故事。我一直很喜歡這句倫敦話，感覺它不只是對怪異行為（不一定是關乎性的）的怪誕比喻，也許還包含著更深刻的意義。一個故事便開始涌動了。

琳內（伯吉斯的第一個妻子）和我已經認清了一種新的英國現象——青少年團伙的暴力。1957年和1958年休假的時候，我們都在咖啡吧見到不良少年。這些少年一身新愛德華風格的時髦服裝，鞋底厚重的靴子，奇特的髮型。他們看起來如此優雅，不像暴力狂的樣子，但膽小的人都怕他們。他們是「時代精神」的化身，似乎想藉此直白地表露他們對世界霸主英國戰後衰落的失望情緒，並為愛德華王朝擴張時代招魂，至少通過他們的服飾。他們原來被叫做「愛德華公子哥」。現在到了1960年代，一批穿著更隨意的小流氓又取而代之。他們人稱「現代哥」和「搖桿仔」，因為第一幫不管是做什麼的都穿著現代派服裝，其他的則騎著帶搖桿和車撐的機車。《牛津英語詞典》第二版說皮夾克是搖桿仔的標誌性服裝是對的，但認為他們因喜歡搖滾樂而得名就錯了。琳內和我在趕往黑斯廷斯的路上，曾目睹現代哥和搖桿仔們互相往死里打。

這些年輕人好像單純地酷愛攻擊本身。他們正是摩尼教的宇宙原理的體現，為對立而對立，陰與陽相對，X和Y相斥。我預感這些口袋裡塞滿鈔票的新生代身上盲目的能量將會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當然，他們也並非前無古人。伊麗莎白女王一世時代的學徒也起過暴動，但對付他們的方式非常簡單——有時乾脆就地絞死。起初我考慮把這部新作寫成歷史小說，講述1590年代的一次學徒暴動，當時，暴力少年們毒打一個賣雞蛋的婦女，糾纏雞蛋價格過高，好像威爾？莎士比亞也滑倒在塗著血和蛋黃的路面上，跌破了嘴唇。然而最後我決定搞一下預言，將背景設在不遠的未來——比如1970年——那時青少年的攻擊性達到如此駭人的程度，使得政府試圖採用巴甫洛夫的負強化技術將其斬草除根。我感覺這部小說必須有一個哲學或者神學的基礎——青少年的自由意志能夠在善與惡之間作選擇，儘管大都選擇惡；通過科學手段的調節，人為地消滅這種自由意志；而這種行為在神學意義上是不是比自由選擇做惡更大的惡呢？寫這部小說所面臨的問題完全是在文體方面。講故事的必須是未來時代的一個流氓少年，必須用他們自己的那種英語來講。這種英語應該是他們團伙內的俚語和他自己的慣用語混合而成。若用60年代早期的俚語來寫這部書就不對了：像所有俚語一樣，它不能持久，也許待到手稿送去排字的時候，它已經散發薰衣草的香味了。這個問題在當時看來似乎很棘手。必須創造一種1970年代的俚語，但我不敢把它信手捏造出來。那完成了一半的草稿中的60年代的俚語明顯是行不通的，我把它鎖在抽屜里，去寫別的東西了。

琳內和我感覺該去度個假了。有艘俄國輪船從蒂爾伯里出發去列寧格勒，中途停靠哥本哈根和斯德哥爾摩，然後駛回。航行間歇會在列寧格勒酒店作短暫停留。俄國人是有名的善飲，琳內知道跟他們一起會很自在。我完成了白天的小說寫作和校改任務，便開始重溫俄語。我想說服琳內，讓她至少學學西里爾字母，這樣就能知道哪裡是女洗手間，並且也能說上幾句人際交往的客套話。但她不屑於再回學校讀書。我嘆了口氣，埋頭苦學我的辭彙表和常用動詞。不久，靈光一閃，我找到了《發條橙》文體難題的解決辦法。我的太空時代的小流氓們的辭彙可以是俄語和通俗英語的混合，再佐以押韻的俚語和吉普賽人的醉話。俄語「少年」的詞尾是「納查奇」，就用它來命名這種drugi或說droogs或說暴力哥們兒所講的少年慣用語吧。

俄語比德語、法語或義大利語更適合放在英語中做外來語。畢竟，英語中已經混有法語和德語了。俄語中有多音節詞，比如zhevotnoye（最好的），也有短詞，比如brat（兄弟）。像東方語言一樣，俄語不分腿和腳——一個noga就把兩樣都包了，手和胳膊，同樣有一個詞ruka。這種語言的限制可以把我的可怕的年輕敘事者變成一個有著活動四肢的發條娃娃。我那在抽屜里悶燃的草稿中已經很多暴力，而完成後的作品中還會有更多，這種陌生的新標誌就像一種霧氣，可以將書中的破壞行為略加遮掩，保護讀者免受自身卑劣本能的傷害。這是個絕妙的諷刺，一群令政治無計可施的少年，施行著極權主義的終極暴力，操一口取自當時兩種主要政治語言的俚語。最後我造出了大約200個詞。書是關於洗腦的，那麼最好書的文字本身就是洗腦工具。要給讀者洗腦，讓他學一點俄語。這部小說就是要實驗一下語言操控，其中的外來語可以慢慢通過語境了解含義：任何出版商要求加辭彙表，我都會斷然拒絕。辭彙表會對語言操控造成干擾，破壞洗腦的效果。創造新韻律，挖掘老韻律（主要是從欽定版《聖經》中挖掘），用在這種拼湊的怪話上，這做起來非常有趣。到我們踏上亞歷山大·拉季謝夫號這艘波羅的海航線上裝備精良的輪船準備向蒂爾伯里進發時，小說已經快完成了。

1962年5月，《發條橙》面世了……英國沒有一個評論家喜歡它，《泰晤士報文學副刊》說它是：「黏糊糊的空話……肚子空空的腐朽的產物。」當年晚些時候，《發條橙》由W.W.諾頓公司在紐約出版。諾頓的副總裁埃里克·斯溫森堅持要刪掉本書的最後一章。我不得不同意刪改，因為我需要這筆預付金，但我並不樂意這樣做。這部作品我是精心布局的。全書分為三部，每部七章，總的章數在傳統數字觀念中象徵人的成熟。我的年輕敘事者，這個愛聽音樂的惡棍亞歷克斯在故事最後終於長大成人，將暴力當作孩子氣的玩具拋棄了。這就是末章的主題，是它讓這作品成為一部雖然簡短但卻真實的小說。然而斯溫森想要的只是政府通過人為調節帶來的可逆的變化。他想讓亞歷克斯成為一個寓言人物，而不是小說人物。第二十章末尾，亞歷克斯說「我真的痊癒了」，他又重飲惡的歡樂。因此，我這部小說的美國版和歐洲版在本質上是不同的。美國流行小說的粗魯傳統將所謂的英式溫和驅逐了。

儘管讀的可以說是一本不同的書，美國評論家似乎比英國同行更能理解我的用心。《時代》周刊說：「本書也許看似一本淫穢驚悚的小書，但伯吉斯用英語寫了一部珍品——一部哲理小說。這一點也許會被忽視，因為小說主人公說的都是納查奇語，以便給予他應有的特殊身份——半人半非人。這個『垮掉的一代』的斯塔夫羅金的朝聖之路是一篇嚴肅而成功的道德隨筆。伯吉斯直截了當地認為作為惡人的亞歷克斯比作為一個善良的殭屍的亞歷克斯更像是一個人。機械社會的發條決不能冒充道德選擇的有機生命。如果惡不能被接受為一種可能性，那麼善就是無意義的。」

在美國獲得理解讓人欣慰，在自己的國家卻被誤讀則讓人羞愧。美國批評家們使我不得不認真對待自己的作品，思考這部小說中蘊含的道德觀是否合理。我自小接受天主教的教育（這部書也更多的是天主教和猶太教的，而非新教的），自然而然地認為人性應當由其勝任聖奧古斯丁的自由意志的程度來定義，而假若沒有道德的兩極對立，就不存在道德選擇。我感覺它會是一部危險的書，因為它將善，或者至少是無害，呈現為某種對我的主人公未來的成人生活而言是遙遠和抽象的東西，而卻把暴力描述為歡樂的酒神讚歌。不過暴力不能不加以表現，因為如果故事一開始我就把亞歷克斯推上被告席，給他加上歸納為司法辭令的罪名，這樣的話，即使是最隨和的老處女讀者也會理所當然地抱怨我偷工減料。小說就是要處理具體和個別的事物，哪怕是亨利·詹姆斯的小說，於是展現少年暴力這一罪過對我來說便不可或缺了。但是，我自己下筆時的那種興奮讓我感到噁心，奧登說得對，小說家必須與污穢同流合污。我曾與喬治·德懷爾在其利茲主教轄區討論小說家的道德責任的問題。我被邀請參加《約克郡郵報》組織的文學午餐會，喬治在餐會上帶領大家作了飯前禱告。喬治碩士論文做的是波德萊爾，他對《惡之花》了如指掌。文學，即便是這種走俏於文學午餐會的文學，都是這個墮落的世界的一面，它的使命便是澄清墮落的本質。一部小說的主人公犯了罪或是不道德，如果給有思想的讀者讀，他也能由恐懼得到陶冶，讓自己遠離自身的罪惡之根。而對於沒有思想的讀者，它什麼作用也不會發生。迷失了本性的文學固然會誘發惡行，但那不是文學的錯。《聖經》也曾讓紐約的一個殺手受到啟發，用孩童祭祀他的邪主；殺人犯黑格，他殺掉女人，然後喝她們的血，就是因為沉迷於聖餐。

1971年秋天，利亞娜（伯吉斯的第二個妻子）和我應華納兄弟公司的要求（從他們在羅馬的家）來到倫敦，下榻克萊里奇飯店，準備參加斯坦利·庫布里克電影《發條橙》的一個內部預映。

我對庫布里克的作品很熟悉，而且很欽慕。《光榮之路》當時在法國還沒有公映，它是對戰爭的殘酷性的一個簡潔的隱喻，在這部電影里，法國人比德國人表現得更加兇殘。《奇愛博士》便是對我們都期待的核毀滅的一種尖刻諷刺。庫布里克通過這種點綴著蘑菇雲的獨幕劇把握到一種真實的受虐心理：懼怕某種東西，同時又暗中期待它。不過，我感覺他高估了彼得·賽勒斯的演技，讓他在這部力作中同時扮演三種大相徑庭的角色，以致模糊了強迫性技術崇拜的諷刺性。《洛麗塔》不會成為佳作，不僅因為詹姆斯·梅森和賽勒斯的角色分配有問題，而且因為庫布里克並沒有找到與納博科夫文學的奢放風格相匹配的電影手法。我知道，納博科夫被退過稿；況且，我自己的《發條橙》的全部手稿也被退過。於是我擔心那曾經害了電影《洛麗塔》的刪減至只剩情節骨架的手法會把電影《發條橙》拍成一部可有可無的色情片。這兩部書的作者的意圖都在於突出語言，而非性和暴力；然而，電影卻不是詞語構成的。看了《2001太空漫遊》，我期待一種對視覺未來主義的專業嘗試。小說《發條橙》的背景設置在一個年代不詳的未來，或許已經成為過去了；庫布里克有機會創造一個幻想的未來，通過布景增加逼真度，它可以對當下生活產生影響。

當克萊里奇酒店的接待人員認可了利亞娜是我的妻子，而不是一個講義大利語的保姆，他們給我們一間阿拉伯石油酋長的套房，把我嚇壞了：我擔心我必須為這部電影賣苦力；電影公司可不允許不勞而獲。利亞娜、德博拉·羅傑斯（伯吉斯的代理人）和我來到一間「索霍」放映室，後面坐著庫布里克，聽完沃爾特？卡洛斯電子樂版的亨利·珀塞爾為瑪麗女王作的哀樂，電影便開幕了。十分鐘后，德博拉說她受不了想出去；十一分鐘后，利亞娜也這樣說。我把她們都拉回座位；面對這些高度渲染的攻擊鏡頭，她們再憤怒也不好對庫布里克失禮。我們把電影看完，但結局並不是我1962年在倫敦出版的那本書的結局：庫布里克參考的是美國的刪節本，電影以一個逼真呈現的幻想作為結局，這個結局出自美國版的最後一章，也就是另一版的倒數第二章。亞歷克斯，這個惡棍男主角，本來被調節得厭惡暴力，如今條件反射失效，他正在跟一個赤身女子扭斗，圍觀的人穿著賽馬服，都在小心翼翼地鼓掌。亞歷克斯沾沾自喜的畫外音：「我真的痊癒了。」為自由意志的辯護成了犯罪衝動的洋洋自得。這本書的英國版寫了亞歷克斯長大，並且拋棄了暴力，將它稱作孩子氣的玩偶；庫布里克承認他沒見過這個版本：這個美國人，儘管他住在英國，只參考了美國人被允許看到的唯一的版本。我詛咒諾頓公司的埃里克·斯溫森。

這部電影現在公映了，保守派認為它拍得如此才華橫溢，這使它更加危險。電影的才華不可否認，有些亮點是導演對小說中文字遊戲的回應。鏡頭在表演，時而放慢，時而加快；當亞歷克斯從窗戶跳下，為了展現他自殺未遂的一幕，一部攝像機也被從窗戶扔出來——一千鎊的機器一下子就報廢了。針對它的可怕的主題——個人的暴力比國家的暴力更可取——議會中頗有質疑，電影被強烈要求禁映。當志得意滿的藝術家庫布里克在他位於布漢伍德的府宅里剪指甲的時候，事情都落到我頭上：向媒體解釋這部電影，還有那部幾乎被遺忘的書，究竟講了些什麼，作些「自由意志」的說教，確認其中的天主教元素。天主教媒體有些不快。我對《標準晚報》說，這本書的構思源於幾個美國流氓對我妻子的攻擊，這件事被賣報人寫在海報上：發條橙流氓攻擊了我的妻子。莫里斯·埃德爾曼議員，一位老朋友，在同一份報紙上抨擊這部影片，我只得打電話回應他。我搞不清自己在為誰辯護——那本被稱為「淫穢驚悚的小書」的小說還是那部庫布里克一直緘口不談的電影。我認識到，這不再是第一次，即使是一本驚悚小說，它能造成的影響跟電影相比也是微乎其微。庫布里克的成就徹底將我的湮蓋，而我卻要為所謂的給青少年造成惡毒影響負責。

的確有種影響無法以惡毒一概而論，那就是《發條橙》中的音樂內容，它不僅是一種情緒的刺激，而且本身就是一種角色。如果能說服熱衷流行樂的青少年去諦聽貝多芬第九交響曲——即使是穆格電子樂版——那麼鑒於這種藝術的提升，某些人的中傷之辭應該有所收斂吧。但是這部電影，也許這本書也是，似乎否認了這種維多利亞時代觀念中的偉大音樂與高尚品德的聯繫。當時依然到處有音樂理論學者宣稱貝多芬讓人看到神的顯現。亞歷克斯在第九交響曲的諧謔曲中看到的東西卻截然相反：基督的聖像在遊行隊伍中，畫中的基督在行一個共產主義者的致禮。音樂還是那樣的音樂，但倫敦到處可見的《發條橙》唱片的封面上只能看到暴力。

我去庫布里克家吃飯，在他家裡，我首先看到的是他的看門狗，然後是他女兒，她現在已經長大了，當初她曾在《2001太空漫遊》中扮演一個口齒不清的嬰孩，後來又在《光榮之路》的結尾扮演一個曾做過德國歌女的可愛的妻子。我也感到了庫布里克對音樂的重視。當亞歷克斯·諾思正為《2001太空漫遊》趕寫音樂寫到崩潰時，庫布里克已經決定在既有的交響曲中選擇他的配樂了。庫布里克為他的追隨者們作了個壞榜樣。比如說，約翰·布爾曼的《王者之劍》的配樂就選自《特里斯坦和伊索爾德》和《眾神的黃昏》，音樂中的非亞瑟王時代的元素顯得很突兀。不過庫布里克經常能找到恰當的配樂。我在他的鋼琴上給他演示《歡樂頌》和《雨中曲》（亞歷克斯在毆打他計劃強暴的那個女人的丈夫時唱的就是此曲）之間存在著可接受的對位，但他並不在意。他給予我的有價值的東西是我下一部小說的構思。這都是關於音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