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曉波談互聯網：一半天使一半魔鬼 | 品途分享

探尋商業本質

預見商業未來

品途解讀：歸零不是必死，我認為是我們這一代人面對未來的一種姿態和一種心態。

在這個功名社會中，改革開放39年來，企業家的崛起和出現是一個開天闢地的事情。

1978年沒有一個私營企業，今天1600萬的規模以上私營企業主、4500萬的個體工商戶，加上一起幾乎等於法國人口，而且比韓國人口還要多。所有的物質變化都比不上人的自我解放。

劉東華用「正和島」這個名字來定義他的新視野。這五年來，很多朋友都對我說，我是島鄰、島親，大家出現了一次在東華兄領導下的身份的自我認定。

阿瑪蒂亞森說「現代社會最大的問題是，你是誰」，他寫過《身份的焦慮》，我覺得東華兄通過正和島五年的實踐，在上千萬企業家裡面篩選和呼喚、擁抱出了這麼幾萬個企業家，他們形成了一種身份的認同。

今天我談談我對創變、變化的看法。

我曾經是一個「變化的原教旨主義者」，有時候想想，我跟100年前搞「五四運動」的那撥人非常像，要砸爛一個舊世界，現在所有的東西都壞的、都是錯誤的。所以對變化的擁抱和追求，甚至對年輕人的獻媚，很可能是我們這代人與生俱來的東西。

因為我們總覺得我們跑到這個世界上的時候跟猴子一樣，總有一根尾巴在後面。這根尾巴可以說是舊機制，也可以說是集體主義的舊的價值觀。所以面對年輕人的時候，我總覺得他們是未來，對於所有的變化，我們都應該積極的擁抱。

我是1990年開始進入到商業世界的，我第一個工作就是去溫州做調查研究，一直20多年干到今天。所以20多年來，我是在不斷地面對變化。同時我覺得這20多年來，我對變化的理解有很大的改變。我們怎麼理解「創變」、變化這件事情。變化在我們的價值觀裡面到底是一個什麼東西？

我講幾個跟變化有關的小故事。

九十年代初的時候，我得到領導的指示去溫州做調研。說有一個人在溫州蒼南縣傲江邊圈了一塊地，把它定名為第一個農民城，他自己畫了一張地圖，拿了這張地圖到溫州去招商。給你一塊兒地允許你建一間房子，當然你要給我地皮的錢，還有修路的錢。

我去調查的時候，他已經把2000多人忽悠到裡面了，非常熱鬧。九十年代初，重慶火鍋已經開始賣到全來了，所以溫州人就開始在那個地方做重慶火鍋，已經是全最大的搞銅皮火鍋的地方了。

我那時候是在新華社寫內參的，我之所以去做調研，是因為有人舉報他，說這個兄弟乾的所有的事兒都是違法的。我去看了之後發現果然從土地的審批到城市的規劃、房屋的出售、工商註冊……十件事兒有八件事兒都是違法的。

我調查完了以後，第二天得走，晚上他請我吃飯，我們倆就在龍港邊上喝白酒。他知道我內參寫完以後，這個農民城可能就沒有了，他的下場是什麼也不好說。喝到一半的時候他突然跟我講了一句話，說吳同志你知道嗎？「一切的改革都是從違法開始的，你得支持我」。

我當時說你這個違法亂紀分子還跟我講改革？但是後來仔細想想，溫州人多地少（人均只有兩分地），私營企業是全發展最快的、投機倒把是最快的，早期的實體企業發展是最多的，全最早的一批專業市場是在溫州搞起來的，他圈那塊兒地就解決了一件事兒，解決了農村的富餘勞動力，讓那些個體工商戶有一個地方可以做集約化的生產。

所以我回去寫內參的時候，就把這個事兒認認真真地寫了一遍，但是我換了一個角度，我把他那句話也寫到裡面去了。這個事兒是當時的副總理朱鎔基批示的，中央派調查組去調查，最後肯定了龍港的經驗，再後來變成了第一個農民城。2008年溫州搞十大經濟年度人物評選，這個人現在已經80多歲了，他被選為第二名。

第二件事兒是關於互聯網的，我剛剛寫完《騰訊傳》，我對互聯網有了很多新的理解。互聯網是從邊緣開始起來的，起初每個人都看不起它。慢慢地到了2008年，弗里德曼寫了一本書《世界是平的》，說世界的千山萬水都被互聯網一刀削平了。

互聯網的原教旨主義是讓這個世界沒有信息的不平等，任何一個信息可以無障礙、免費的到達任何地方，我們每一個人變成世界大同中的一部分。扎克伯格上上個月生日的時候做了一個演講，說Facebook的理想是讓這個世界變成統一的社區。

我在幾年前聽到這些話也是熱血沸騰的，可能今天很多朋友聽到我剛才講這句話的時候還是熱血沸騰。但是你們想想看，這個世界上有哪些人曾經把這個世界的山川大河全部抹平，用一種意識形態、用一種權利來統治這個世界呢？兩類人：第一類人：宗教領袖。第二類人：政治家。現在有一類叫互聯網家。

宗教家沒有實現，政治家也沒有實現，互聯網家會實現嗎？如果互聯網真的像弗里德曼所說的世界是平的，真的像扎克伯格所說的全世界是一個社區的話，那各位你想，我們背後就站著一個老大哥，人類的多樣性在哪裡，人類對自我追求的衝突性在哪裡。

我在北京來採訪去哪兒網的領導，叫庄辰超，我去見他的時候，去哪兒還沒有被攜程收掉。他跟我講，你知道嗎？在線旅遊行業會有1萬億的規模，我去哪兒到2016年底可以做到1000億，攜程可以做到2000億，我們兩家每年保持50%的增長，可以佔到80%的市場份額。

我說如果你們兩家佔到10000億中的8000億，剩下2000億給兄弟們分口粥吃吃，那個時候的世界會是怎樣呢？一定會出現一件事情，有一戶人家會控制這個行業的定價權。他掌握了所有的信息，他會掌握這個行業的定價權。第二件事兒是，全很多的票務公司、旅行社去哪裡了？會造成一些人的失業。第三件事兒，那麼你這家公司註冊在哪裡？你這個統治在線旅遊市場80%份額的公司在哪裡註冊？北京、上海、深圳？那麼這個城市的地方稅務局，會統治這個行業幾乎所有的稅收。那你說世界是平的嗎？

20多年來，互聯網以革命者的名義改變了我們很多的東西。但是同時在某種意義上，它也露出了另外一面。比如說壟斷的一面、拒絕開放的一面、攫取利潤的一面。所以你看互聯網長得並不像天使，它一半像天使、一半像魔鬼。

2010年的時候，我寫了一本書，那個時候吳敬璉老師80多歲，我在上海陪了他3個多月，寫了一本《吳敬璉傳》。我問他說你是一九五幾年大學畢業研究經濟到今天，你對改革是怎麼看的。他說1978年開始搞改革開放，我們認為是一個手腳被綁住的巨人。只要把繩子解開，讓手腳舒展開來就可以了，所以所有的變化都是對的。

到了2000年左右的時候，我們這批經濟學家的自信心到達了頂點。因為1998年搞了一次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造，1998年以後的房地產行業起來了、的外貿行業起來了、的產業轉型花了三年時間完成了（這個要感謝朱鎔基）。另外一方面2000年加入WTO了。

吳老說我們從1978年到2000年花了20多年的時間，終於把這個巨人的繩子都解開來了，現在不但解開來了，我們還加入全球化了，的法律即將跟國際的商業法律全部接軌。內部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外部又來了一批文明人。的改革會自動實現。

今天2017年，的改革自動實現了嗎？甚至有些地方還出現了倒退。為什麼那麼多企業家移民？我最近在寫企業史，2000年時，那麼多老闆聚在一起，有哪個人會討論移民的事兒？移民是什麼時候開始的？是在2009年開始的。

我到今天已經由相信變化的原教旨主義者，慢慢開始變成了變化的理性主義者。伴隨著我個人對「變化」認識的改變，其實這也是改革發展到了這一步了。當年一切以發展為硬道理、以速度為契機和榮耀的時代已經結束了。我們在座的企業家朋友已經不是那些當年洗腳上田的人了，也不是上到田以後，那個田是一馬平川，任何法律都可以讓你違反的時候了。

如果今天有一個人拿「一切改革都是從違法開始」的理念去經商的話，他是會被抓起來的。

所以，到今天我對變化有了新的理解，我認為變化是有好有壞的。我寫完《吳敬璉傳》以後，我請吳老寫一個題記，吳老寫說「呼喚法制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這個詞兒是1994年出現的，到了2010年的時候吳老說要呼喚法制的市場經濟，因為這個世界上有兩種市場經濟：第一種市場經濟：好的市場經濟。第二種市場經濟：壞的市場經濟。

我們要摒棄壞的市場經濟，我們原來說用市場經濟替代計劃經濟就是一次革命的成功了，後來發覺沒有成功，因為有好的市場經濟、有壞的市場經濟，有好的互聯網、有壞的互聯網。吳老說有法制的市場經濟是好的市場經濟。所以，變化是有好有壞的。

第二，我認為好的變化是不會自動發生的，咱們都是做企業的，今天要轉型升級。企業家必須要試錯、犯錯誤，要有人去付出、犧牲。要改善我們企業的面貌，要讓這個國家變得更好。這個好東西是不會自己發生的。

中午的時候，東華兄開了一個小型的閉門會，討論「關於企業家精神」。這個事情按道理來講應該是大學的商學院或者說哲學系的老師們做的。但是今天來到現場的很多都是企業家朋友，有很多企業家朋友表態，我願意全力支持這件事情，因為這件事情是跟我們這個階層有關的一件事情。你是誰，你從哪裡來，你有怎樣的價值觀、你有怎樣的願景，這些東西是不會從天上掉下來的。

天上除了掉刀子什麼都不會掉。所以，所有的變化都要去努力爭取。

第三件事兒，我認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好和壞。我三年前提把世界交給80后，80后就特別高興。沒有那麼簡單。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價值，各有各的好。但是每一個人站在地上都有一個陰影，各有各的壞。所以今天有很多60后、70后朋友們，跟我是一代人，我們也沒有必要獻媚那些年輕人。

我是1993年開始寫專欄的，我現在每個禮拜還得寫一篇專欄。有些朋友是我吳曉波頻道的用戶，你去看我的頻道。如果你了解我的話，你把我現在寫的專欄和十多年前寫的專欄比較一下，會發覺我在談不同的事情，但是在文本創作方面我並沒有太大的變化。有兩個原因：

原因一：我老了，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變了。80后、90后的語言方式我完全不能理解。

原因二：我也不願意變。我覺得堅持我自己，做得挺好的。我有我文本寫作的優美，我為什麼要把我的文章變得那麼口水話呢？你看得懂、認真看。我在這個行業27年了，你不願意看，快點兒走。是一個有圈層的社會。

所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自信，這個國家好在於五世同堂，每個人都覺得這個世界是他的，這是一件最好的事情。

剛才陳總講50歲創業、70歲二次創業，你90后牛嗎？你先給我活到70歲再說。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毛病。所以，我們面對變化的時候，我現在更願意用理性的方式去看待這些變化。

我最近在寫書：《2008年到2017年的企業史》，寫這個書的時候我有一個非常大的焦慮。我寫激蕩三十年的時候，我用兩個字來形容過去的30年，叫做激蕩。為什麼很容易形容呢？因為那就是一個創世記，從零到一跑過來的都是英雄，沒跑過來的都是狗熊。現在從1到N我怎麼來形容2008年到2017年的呢？有沒有一個辭彙。

上個月在杭州舉辦互聯網+大會，北大的周其仁老師坐在我邊上，吃飯的時候我就問他，周老師，如果讓你定義剛剛過去的10年，你會用什麼詞？周老師當過獵人、當過農民，他不是一個從書房到書房的書獃子。周老師想了兩秒鐘就跟我說「水大魚大」。

這個十年經濟規模很大，我們超過了法國、德國、英國、日本……我們的貨幣總量都大了三倍了。水大魚大，規模變得越來越大、越來越恐懼。

水大了以後這裡面的魚就變大了，出現了鯨魚、鯊魚、深海魚，這裡面出現了水與水之間發生了重大的衝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政府和民間、有錢的企業家和門口站隊的那些無產階級。社會各大階層的矛盾空前激化。

魚大了，小魚變成大魚，魚本身面臨轉型升級，魚和魚之間（行業之間）出現了跨界。今天全世界的十大銀行，第一名是工商銀行、第二名農業銀行、第三名建設銀行、第四名銀行、第五名花旗銀行、第六名滙豐銀行。你去採訪六大銀行，你們問他未來的敵人是誰，他們的敵人一定不在這個名單上，他們的敵人很可能是那個杭州人。魚的跨界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我覺得周老師講得非常好。

所以為什麼要創變呢？就是因為你原來的東西都是錯的，你原來的既得利益就跟沙子一樣，你捏得越緊它流得越快。所以必須要面臨一個大的變化。這個大的變化（水大魚大的變化）已經不是一個一窮二白的景象。

我們一窮二白的時候用馬克思的話來講，我在這場革命中失去的是鎖鏈，得到的是整個世界。今天你可能失去的是很多資產，是你好不容易積累起來的物質。所以今天我們參加完正和島大會以後，出了門響應東華兄的號召要去創變的時候，已經不能像當年傻小子一樣什麼都沒有，那已經不行了。我們已經變成一個文明社會了，我們要會妥協。

所以，我覺得創變的意義在今天可能跟原來理解的有很大的區別。

這些年我跑得最多的是傳統企業，我們兩年前做過一個活動叫做「轉型之戰」，那時候剛剛提出企業轉型升級這個概念，第一次會議是在上海開的，有1000人的規模。6月初我們在上海開了第七次轉型之戰，大概有六七千個人參加過我們的課，全部都是傳統的製造業企業。

這波是正在面臨巨大自身變革和變化的一代人，這個時候變已經不能亂變了。因為我們都是有資產的人，我們都是有產階級。所以今天面向未來的變化（包括我自己也是做文化產業的，我自己有做企業、基金）我有三個關鍵詞跟大家做分享：

關鍵詞一：歸零。

我們每個人要想清楚一件事兒，過去30年來走到今天，企業所形成的很多能力，面向未來可能都會變成負資產。要以一種歸零的心態來干這件事兒。

關鍵詞二：不適。

保持不適感，我曾經問過一個醫生，人死掉之前大概是什麼樣的。說人死了以後是非常舒服的，就躺在那兒覺得天上飄過一朵雲，雲上面有一個天使就把你接走了。我聽完他那段話之後常常警告自己，就是如果我覺得我那時候很舒服、很舒坦的時候，可能就是天使要接我的時候了（要死的時候了）。

做企業每天都要有一種不適感，總覺得這個世界上發生的很多事情是我不知道的，總覺得這個世界上有人跑得比我快，總覺得有一種更好的模式。

我寫《騰訊傳》用了八個字「小步迭代、試錯快跑」，這是互聯網的精神。就是用一種實時應對變化的心態，去面對種種的不確定性。在面對不確定性的過程中，同時把我們的企業也變得非常地不確定。所謂的灰度管理、生態型組織。所謂的灰度管理、生態性組織，其實都是一個面對不適性的企業的自我應對能力。

關鍵詞三：必死。

當我們離開這個會場擁抱這個創變的時代的時候，我們要告訴自己變化是會讓我們死的。今天每年有100萬個年輕人創業（97%的死亡率），我們要抱著必死的心去改革。

歸零不是必死，我認為是我們這一代人面對未來的一種姿態和一種心態。

我並不認為過去的10年我過得非常愉快，其實我過得非常糾結，而且我認為未來10年轉型的速度會比我們想象的還要慢一點。但是，我們是企業家，我們是一些對自己負責任的人。所以最後用尼採的這句話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無論這個時代怎樣，我們必須在自己的身體上克服這個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