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人性的冷靜拷問——《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閱讀札記

在這兩天里，我閱讀了王斌的小說《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我在這裡，在我的小角落裡，抱著一種忐忑的心情，想對作者傾訴自己的閱后感。

這本書我看了兩遍，過程很順暢，但並沒有愉悅感。當然我在其中感受到了強烈的黑色幽默，但那不是讓人獲得優越感或者輕鬆感的東西，它不具有娛樂性。我不但笑不出來，我甚至在意猶未盡之時啞然失笑。那種感覺就好像夢遊的狀態，被人迎面抽了個大嘴巴，並且大吼著讓我快醒醒。我知道這也是一種刺激，但這種刺激沒有讓我產生自媚的快感。我認為自己在初次閱讀這本作品的時候，受到了嚴厲的拷問。也許是因為在書里的這些人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這個影子還是多重的。因為我是女性，我首先在書中的三位女性角色中分別感應到了某種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共鳴。情理之中的共鳴當然出於我對女性心理狀態的深諳，意料之外的是我驚覺在這樣一個時代，竟有一位男作家能夠用如此冷靜，並且公義的眼光去看待女性。一面剖析著女性的脆弱，一面也憐愛著女性的脆弱。

我認為這是很難得的，是很誠實的，是不怕得罪婦孺們的勇敢的直言不諱。當然，拋開女性的視角，精神層面本不該有性別之分。於是我覺得自己一半是吳大正，一半是岳超峰。之所以是一半一半，因為我知道自己的認知仍處於一種混沌狀態。就像吳大正被自己的確信所俘虜，他的一切愚蠢的甚至下流的行為，都是為了要證明自己的確信。他信了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但他信的，不是他自己已經病入膏肓，他信的是他自己是那個歹徒，他是主宰，他甚至可以用這種病去征服世界。從另一種層面上來講，他就是病原體本身，他的宏圖偉志就是要把自己的病變成傳染病。他一個人有病還不夠，很多人跟他一起有病他才快樂。而提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岳超峰卻根本沒太在意這個病。當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在往後被吳大正一再提起的時候，岳超峰的腦中是有問號的。他肯定覺得吳大正腦子有問題。岳超峰有文化，有理想，有自己獨立的思考能力，內心仍保有天真和純粹。他不是一個自私的人。他對這種病免疫。也許這個時代是病了的，所以沒病的人比較難過。難過在於他沒有辦法自己騙自己。

在我淺薄的見解里，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是一個格外宏大的主題——它關乎人性。而人性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快樂。它的本質是自私。就像作者王斌在一個訪談中提到的：這是一個娛樂至死的時代。在我看來，因為我未曾經歷過從前那個蓬勃的帶著無限勇氣、激情和浪漫的時代，我就是在這樣一個娛樂超越一切的時代里成長起來的。本來我們生長起來的土壤就是施肥過度的，我們都是拔苗助長打了激素的小孩。我們對於情懷的理解，恐怕真實的情況就是一種因為斷層而帶來的崇拜心理。喜歡一個人，絕不甘心於悄悄地守護，默默地欣賞，而是要秀出來讓全世界看到。然後再將他神化、妖魔化、傳奇化，因為我們渴望得到更多的關注，於是為了崇拜而崇拜,為了迷戀而迷戀。我從小沒有迷戀過偶像，這也不是什麼值得驕傲的事，雖然在看這本書的時候，我因此沾沾自喜。但我也知道，我不迷戀是因為我當時對價值觀不感興趣，不是因為我腦子好，也不是因為我思想很健康，僅僅是因為我還沒有建立起自己的價值觀。對價值觀不感興趣，我想這是我們這代人特有的智識缺陷。在一個高速變更的世界里，我們缺乏安全感，我們習慣了世俗標準，在安全範圍里自顧自驕傲著，隨隨便便地接過那些龐大的信息，改變著自己的造型，但並不喜歡思考問題，因為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我惟一幸運的地方，是我所受的家庭教育是較為寬鬆的，就好像父母一個任性就把我養大了。在很大程度上，它保證了我熱愛自由的心性未受折壓，也導致了我不太聽話的倔強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