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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問:中國土地背後的殘酷真相

在的傳統歷史教育中,歷朝歷代似乎都將抑制土地兼并作為國策,人們歸納王朝滅亡原因,必然少不了「王朝末期土地兼并嚴重」,只是這是真實現象嗎?農民被皇權附著在土地上就能過上太平日子?

宋朝改革家王安石

司王之爭

北宋神宗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拜相,出任參知政事、同平章事開始熙寧變法。圍繞著變法,以王安石為首的改革派,與司馬光為首的守舊派,激烈爭鬥,引發黨爭。在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秦暉看來,隱藏在黨爭、政爭之下,更深層次的矛盾是古代長期持續的法儒與道儒,抑制兼并與不抑制兼并之爭。

在封建社會時期,農民、地主與皇權的三角關係,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歷史的走向,王朝的興衰。按照現代經濟學「經濟人」的概念,人都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傾向。在農民、地主、皇權三角關係中,農民當然希望「最好不喪失人身權力,不受任何剝削」,地主希望「最好把佃農都壓抑為賤,成為自己的私屬」,皇權則希望「最好一切農民的勞動所獲全歸公府,不入地主私家」。但是,一定時期社會總的產出是固定的,有人多就有人少,相比剝削皇權更為重要的需求是維持政權的穩定與延續,抑制皇權本身的貪慾、地主的貪慾成為必要,歷代抑制兼并措施不斷,抑制與不抑制的爭端始終存在。

漢武帝時,推行算緡告緡、均輸平準,禁止商人佔有土地、奴婢,限制商人囤積居奇、高利貸剝削農民。甚至推行鹽鐵官營政策,以國家主義統制經濟。王莽的「王田」、曹魏的「屯田」、西晉的「占田」,北魏以至隋唐的均田制,都是國家強力干預經濟,抑制兼并的舉措。以國家權力,將土地分配給無地農民,使農民成為國家的佃戶,國家直接掌控農民,而免於地主的盤剝。但觀諸歷史,似乎從漢至唐,國家的強力分配土地都會逐漸被瓦解,重回「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最終王朝更替,推倒重來。

北宋結束唐末藩鎮割據以來的亂局,皇權重建秩序,但卻不再是簡單的輪迴,有了新的變化。唐末德宗朝宰相楊炎,推行兩稅法,變傳統的按人頭徵稅為按財產徵稅。按人口徵稅,需要國家直接掌握人口,因而有了編戶齊民,有了抑制兼并,有了東漢光武帝劉秀「詔下州郡檢核墾田傾畝及戶口年紀」、隋文帝「大索貌閱」檢查隱漏人口。而按財產徵稅,國家僅需掌握的田畝數量,無需將農民束縛在土地上,由此北宋一改延續千年的土地國有佔主導的土地政策,國家建立魚鱗冊制度做好地籍登記,放任土地私有,不抑兼并,允許土地自由買賣,賦予農民人身自由,使農民自由與土地結合,在市場調節下實現利益最大化。

然而,北宋王朝剛剛度過它的100歲生日不久,神宗就起用王安石變法,重拾抑制兼并。司馬光之所以起而與王安石辯論與黨爭,南宋陸遊讀司馬光《資治通鑒》后的一篇讀後感《書<通鑒>后》,從一個側面暴露了真相。「自古財貨不在民又不在官者,何可勝數?或在權臣,或在貴戚近習,或在強藩大將,或在兼并,或在釋老。」

在陸遊看來,貴族地主、官僚地主、平民地主及寺院,不但剝削農民,還侵佔了皇權的稅收,指示國窮民貧地主富的局面,所謂不抑兼并藏富於民,唯富地主一家。司馬光之所以反對抑制兼并,並不是擔心平民地主被抑制,而是包括自己在內的貴族地主、官僚地主被抑制。實際上,所謂抑制兼并與不抑制兼并,關鍵在於農民耕作土地所產生的剩餘價值的分配,是在官歸皇權所有,還是在權臣、貴戚、藩鎮大將與兼并歸各種地主所有,而民並不在列。

逃不脫「黃宗羲定律」

國家抑制兼并,則國家在土地所產生的剩餘價值分配中佔大頭,在梁啟超看來,實際是「國家自為兼并」代替民間兼并,明為「右貧抑富」實為國家與民爭利,於是乎國富民窮。新莽末年,僅王莽皇宮中的黃金就達70萬斤,與當時整個西羅馬的黃金擁有量相當。國家抑制了地主的貪慾卻沒能抑制自己的貪慾,橫徵暴斂利益最大化之下,百姓變得一貧如洗無隔夜之糧,一遇水旱災害,就會被迫淪為流民,甚而揭竿而起,王朝更替。

國家不抑制兼并,則各級地主在分配中佔大頭,名為「藏富於民」實為官僚、貴族地主中飽私囊。其必然的結果通常是,「今國與民俱貧,而官獨富」,「上則府庫殫乏,下則民力窮悴,自非治世」,進而走向極端,王朝崩潰,天下大亂。明崇禎末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時,紫禁城藏銀雖不多,但李自成從京城官宦人家搜刮的白銀卻高達7,000餘萬兩,而據黃仁宇的統計1570年明穆宗隆慶四年,政府一年財政收入摺合白銀僅3,078萬兩。

南宋馬端臨《文獻通考》稱,「富有者有貲可以買田,貴者有力可以占田」,馬克思也曾說「權力也統治著財產」。國家抑制兼并的自為兼并,貴族地主、官僚地主不抑制兼并的兼并,最大的憑藉是手中的權力,國家政權賦予的特權。秦暉研究晚晴關中地區,提出「關中模式」,關中無地主、無兼并,豪強、官僚卻能藉助權勢任意掠奪。與之相反的「太湖模式」,由於文化發達,官僚地主眾多,憑藉權勢大肆兼并,掠奪土地,平民百姓一樣受到壓榨。

抑制兼并與不抑制兼并,在權貴、皇權面前只是一句空話,利益而已。抑制亡國,不抑制亦亡國,古代專制王朝走入了死胡同,總也逃不脫「黃宗羲定律」。皇權與權貴既聯合又鬥爭,底層生產者農民「興亦苦,亡亦苦」。

實際上,所謂的抑制兼并與不抑制兼并,本質上都是對存量財富的再分配,並不能產生財富增量,也就是說一種零和博弈。在這種博弈下,必然存在輸家,或是皇權或是地主,而農民始終都是輸家。而所謂抑制與不抑制土地兼并這類不產生財富增量的改革,雖能顯功效於一時,卻終究難逃失敗,改朝換代。

本文由星火記者聯盟(微信ID:cctv11227)莫言主筆,於無聲處聽驚雷,敢講話、講真話,是財經愛好者不可多得的內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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