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格局的演變

作者：Jeffrey D. Sachs

供稿：中投研究院

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指出，全球化可提高全球福祉，並逐步縮小不同地區的發展差距，最終達致「勢均力敵」（equality of courage andforce）的態勢。他的觀點得到了歷史的印證，而我們正目睹又一輪全球格局的峰迴路轉。

在歷史的循環往複中，全球勢力在此消彼長中不斷形成新的均衡。1500年，亞洲是全球中心，人口和經濟均佔世界總量的65%。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達伽馬繞過好望角抵達東印度群島，掀起了第一波全球化浪潮，也揭開了歐洲興盛的序幕。英國工業革命更是將亞洲引領世界經濟方向的局面徹底扭轉。1900年，歐洲成為全球的主導，經濟佔世界總量的47%。此時，深受歐洲殖民掠奪之苦的亞洲、非洲和美洲地區卻停止了發展的腳步。然而，隨後爆發的兩場世界大戰和一場經濟大蕭條將歐洲拖入深淵。1950年，全球主導地位轉移至迅速崛起的美國，其經濟超越西歐，佔到了世界總量的27%。冷戰結束后單極世界的建立更進一步增強了美國稱霸世界的雄心。但如今，美國的主導地位卻愈發受日益崛起的亞洲、非洲及中東地區制衡。這些地區在結束了數百年被殖民統治的歷史后，開啟了追趕式發展，「追趕者」同「領頭羊」的差距不斷縮小。

在全球格局演變中也經歷了跌宕起伏。1500年，在世界經濟總量中的佔比高達25%，1900年降至11%，1950年進一步下滑至5%。而根據IMF的最新統計，2016年在世界經濟總量的佔比已達到18%，略高於美國的16%。已經成功實現了追趕。

人類歷史證明，亞當·斯密對全球化下世界格局終將達致「勢均力敵」態勢的判斷是極富遠見的。科技的進步和普及、人口結構的變化正潛移默化地改變著當前的世界格局。作者認為，未來任何國家或地區都無法在經濟、技術和人口方面佔據絕對主導，我們不會步入 「世紀」、「印度世紀」，抑或任何一個國家主導的世紀，而將步入一個「世界世紀」。這一全球格局對我們這個時代外交政策帶來的最大挑戰在於，如何在眾多相互競爭、科技發達的地區之間開展合作，以及如何共同應對棘手的環境和健康危機。作者認為，以美國為代表的大國應重新審視各自的外交政策，堅決防止因固守某個地區或國家必須佔據主導地位的陳舊思維而導致無謂的暴力衝突，通過合作來更好應對人類共同面臨的挑戰。

在1776年出版的《國富論》中，亞當·斯密描述了全球化早期進程中的一些事件，最初的兩個標誌性事件分別為1492年哥倫布發現歐洲到美洲的航線，以及1498年瓦斯科·達·伽馬從歐洲航行至印度。斯密在書中寫到「美洲大陸的發現以及從好望角到東印度群島的航行，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和最重要的兩個事件」。歷史已經證明了斯密的判斷。現在輪到我們這一代人來開啟全球化的另一節重要篇章，而這需要美國和世界其他主要國家來重新審視自己的外交政策。

斯密指出，全球化能夠提高全球福祉，「通過某種方式將世界上相聚遙遠的各地連接在一起，通過使他們相互滿足各自的需求，全球化可以提升不同地區的幸福指數，同時促使各地相關產業的發展」。斯密還指出，在哥倫布和達伽馬航行后而引發的第一波全球化浪潮中，由於歐洲人即使對當地人實施奴役或政治壓迫，卻仍可以憑藉「武力優勢」而「逍遙法外」，從而導致美洲大陸和亞洲地區的人民深受其害。

然而，斯密也預見到在未來的時代，美洲和亞洲「會變得更加強大，或者歐洲會日漸衰落」，從而達到一種「勢均力敵」的狀態，而這種狀態將帶來「對彼此權益的相互尊重」。斯密認為，國際貿易和「信息知識的相互交流」（即思想和技術的國際流動）將推動這種均衡狀態的早日實現。

斯密的預測已經被事實印證。我們這一代人見證了歷史趨勢的峰迴路轉，歐洲（以及隨後的美國）在享受了幾百年的全球主導地位之後，現如今正在受到日益崛起的亞洲、非洲、中東以及美洲的力量制衡。在過去的75年，或者甚至可以說在過去125年裡，美國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北大西洋地區，即西歐和美國，引領全球經濟這一前提假設之上。然而，這種由北大西洋經濟體引領的全球化正在走向終結。我們目前看到的存在於世界很多地區的緊張局勢正是這種舊秩序逐漸消亡的最佳例證。

在哥倫布和達伽馬時代的世界，據已故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的估算，1500年，世界人口狀況大致如下。全世界4.4億人口的區域分佈情況為：亞洲地區佔65%；非洲地區佔11%；歐洲地區（包括東歐和西歐）佔20%；美洲地區佔4%。全世界經濟產出的區域分佈情況則為：亞洲地區佔65%；非洲地區佔8%；歐洲地區佔24%；美洲地區佔3%。當時的世界很貧窮，各區域都處於鄉村狀態，實力強大的農業帝國則位於東南亞。

儘管在哥倫布新發現之後隨之興起的商業往來，讓歐洲在亞洲地區有了立足之地，同時還讓歐洲人征服了美洲大陸，但真正創建了歐洲時代的，卻正是那場由蒸汽機的發明、工業鋼鐵的生產、科學種田以及紡織機械化所引發的英國工業革命。到1900年，不管是世界政治還是世界經濟，很大程度上都被掌控在歐洲的手上。亞洲仍然是全球人口中心，但卻不再是世界經濟中心。

當時的世界人口和收入比例大致如下。1900年，全世界約16億的人口區域分佈情況為：亞洲地區佔56%；歐洲地區佔27%；非洲地區佔7%；美洲地區佔9%。根據麥迪森的估算，全世界經濟產出的區域分佈情況則為：亞洲地區佔28%；歐洲地區佔47%；非洲地區佔3%；美洲地區佔20%。其中，美洲地區的產出絕大部分來自於美國經濟。亞洲地區的經濟佔比顯著下降；歐洲地區的經濟產出則飛速上升。如果我們將目光聚焦在西歐、美國和加拿大（即北大西洋經濟體）上面，1900年，上述三者的經濟產出之和佔世界總產出的51%，這一數字令人矚目。

的情況格外引人關注。據估算，1500年，經濟佔世界經濟的比重為25%，而到1900年，這一數字則僅為11%。很明顯，亞洲引領世界經濟的方向被工業革命的爆發完全調轉過來。到1900年之際，世界被牢牢掌控在北大西洋經濟強國的手中。特別是英國，處於權力之巔，正因如此，那個時代也常常被稱為「大不列顛治下的和平」。然而，這種全球和平並不像歐洲人自己預想的那樣普遍存在。原因在於，歐洲人在非洲和亞洲地區發起戰爭、掠奪土地，並抑制由當地人發起的旨在反抗歐洲人統治的暴力叛亂（歐洲人稱之為「恐怖主義」）。

1914年至1945年期間，歐洲幾乎是經歷了政治自殺：兩次世界大戰和一場經濟大蕭條。到1950年之時，北大西洋的領導地位已經從被戰爭拖垮的英國轉移至美國。為躲避希特勒的屠殺，大批難民湧入美國，並將歐洲在希特勒統治前的先進科技也帶入了美國。以1950年為例，美國經濟佔世界經濟的比重約為27%，西歐約佔26%，蘇聯佔9%，佔5%。

1942年，《時代周刊》雜誌編輯亨利·露絲宣稱美國世紀的到來。美國人很快接受了這種觀念。它符合長期以來美國對其自身的描述：美國是一個傑出的國家，是一個上帝創造出來的終結舊世界背信棄義的國家，是一個承載著將北美大陸（通過種族清洗和對土著民的種族屠殺）以及隨後整個世界帶入文明時代的使命的國家，是「全人類最後的偉大希望之所在」。

1945年至1991年間，美國外交政策的構建背景是冷戰。儘管美國在經濟領域稱霸世界，但由蘇聯引領的共產主義同盟國家卻在意識形態以及地緣政治領域對美國構成了威脅。儘管「遏制」蘇聯成為當時被廣泛接受的一種教條觀念，但美國「主流派」（「primacists」）與「現實派」（「realists」）之間的矛盾分歧日漸凸顯。前者認為，通過採取遏制手段將逐漸成就一個偉大恢弘的理念，即美國將引領全世界，而後者則將採取遏制手段更多地視為一種傳統的力量制衡措施。

有趣並值得關注的是，最早提出採取遏制手段的喬治•柯南對「主流派」的觀點卻嗤之以鼻，他認為這是一種非常危險的傲慢情緒，那種美國會統領世界的斷言是虛幻且無法實現的。除了上述兩種觀點外，還有我此前將其稱為「合作派」（「cooperatists」）的第三類觀點。他們認為冷戰本身並不是必須存在，或者至少說其必要性被過分誇大了。美國和蘇聯完全可以通過直接合作來避免衝突和對抗。

二戰的結束（大體而言）標誌著歐洲帝國在非洲和亞洲地區統治的終結，當然這一去殖民化的進程跨越了數十年，且其間充滿了暴力。美國經常將去殖民化誤視為冷戰本身，正因如此，美國主動承接了針對那些反殖民主義力量的鬥爭。其中，最值得一提也最具有破壞力的當屬美越之戰。1955年法國撤出越南，在隨後二十年中，美國為阻止越南統一而對其發動了戰爭，並最終以失敗而告終。同樣，美國試圖插足於去殖民地化后的中東地區，一方面旨在將蘇聯的勢力徹底清除，另一方面則旨在將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龍留在中東。

歐洲帝國的消失使得新獨立的非洲和亞洲國家有了新的投資機會，特別是在教育、公共衛生和基礎設施方面。至少有些國家是非常好地利用了這個機會。的蘇醒始於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在過去200年裡日漸強盛的歐洲霸主地位開始逐漸讓位於一種「追趕過程」。這期間，一些過去的殖民地國家開始採用現代技術、傳播知識文化、採取疾病防控，並通過融入全球生產體系而實現了超越北大西洋經濟體的發展速度，這其中最成功的案例存在於亞洲地區。北大西洋領頭羊國家與發展家「追隨者」之間的差距終於開始縮小。

最成功的案例確實當屬亞洲。首先是日本，從二戰中很快恢復過來后，日本逐漸成為工業強國。其次是「亞洲虎」，即香港、新加坡、台灣和韓國。然後就是，毛澤東去世后，鄧小平當政。1978年開啟市場經濟改革。20世紀80年代，亞洲的案例激發東歐和蘇聯國家開始效仿開啟市場改革，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的上台使得這一改革成為可能。而這種改革的最初結果更多體現在政治而非經濟上。1989年，東歐國家和平脫離蘇聯，1991年底，蘇聯解體為15個共和國。

1992年，美國「主流派」環顧世界，認為其美國將雄霸世界的斷言得到了現實的印證。美國的勁敵消失了，曾經的美蘇兩極權力結構被單極世界所取代。「主流派」曾經預言的「歷史終結」近在咫尺。

然而，那些「主流派」卻忽視了另一個重要的事實，那就是1992年對而言卻意味著其加速增長的拐點。1992年，美國經濟產出佔世界經濟總量的20%，只佔5%。在經歷了25年的加速增長后，2016年經濟總量在世界經濟中的佔比已經達到18%，略高於美國的16%（上述數字均為IMF的最新統計）。已經追趕上了歷史。

與此同時，支撐新一代全球經濟增長的信息技術浪潮，正在世界各地迅速興起。科技革命將不僅僅為美國，而是為全世界創造更多的財富。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互聯網用戶，世界各地的寬頻使用數量也是突飛猛進。

人口的變化趨勢同樣助推了世界經濟重心向亞洲和非洲轉移。來看如下一組數據：1950年，美國、加拿大和歐洲地區的人口數量佔世界人口總數的29%，2015年，這一數字下降到15%。到2050年，這一比重會繼續下降，可能會降至12%（基於聯合國預測）。相反，1950年，非洲地區的人口數量佔世界人口總數的9%，2015年，這一數字上升為15%。到2050年，這一比重將可能上升為25%。2050年，美國人口數量佔世界人口總數的比重將不會發生太大變化，仍維持在目前4%左右的水平。

世界已經發生了根本性改變，美國需要重新審視其外交政策。亞洲已經實現了飛速趕超，目前輪到非洲的加速發展，信息技術革命正在全球範圍內風起雲湧，全球人口格局也發生著重大變化。

關鍵還在於，北大西洋的主導地位正在成為漸行漸遠的世界歷史。這段歷史開始於哥倫布，飛速發展於詹姆斯·瓦特和其發明的蒸汽機，體制化於大英帝國的建立，直到1945年，美國世紀的到來。然而，這段歷史已經走完了其全部歷程。現在的美國依然強大和富裕，但已經不再佔據主導地位。

我們不會步入世紀，印度世紀，抑或任何一個國家主導的世紀，我們將要步入的是世界世紀。科學技術的迅速普及和民族國家的獨立主權都意味著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都無法在經濟、技術或人口等方面主導全世界。此外，隨著世界人口增長放緩和人口老齡化的到來，世界將有越來越多的老年人。1950年，人口的中位年齡（在這個年齡以上的人數和以下的人數相等）是24歲，2015年則上升至37歲。2050年，預計將進一步上升至50歲。美國人也不再年輕，到本世紀中葉，美國人口的中位年齡將為42歲。歷史經驗表明，當人口總數中青年人的佔比突出時，矛盾衝突將處於頻髮狀態。而目前，我們的人口比例中老年人的佔比將會越來越高。

如果我的觀點大體正確，那麼我們這個時代所面臨的外交政策的最大挑戰就在於，在眾多相互競爭且科技水平發達的地區之間開展合作，最為迫切的任務在於應對我們共同面對的環境問題以及健康危機。我們應該超越過往的大帝國、去殖民化以及冷戰時代。世界已經實現了很早前就已被亞當·斯密預見到的「勇氣與力量的均等」。我們應該欣然踏入可持續發展的時代。所有國家，特別是那些大國都應將下述三項任務視為其追求的最為重要的目標：通過合作來共同保護環境，徹底消除極端貧困，以及堅決防止因固守於某地或某國必須佔據主導地位的陳舊思想而導致的無謂暴力衝突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