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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條客和妓女托起了日本帝國主義

日本在亞太地區三分之二的大企業靠買賣人口起家。

村岡伊賓士,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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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在日本的勢力可謂悠久。

明末福建泉州人李旦,擁有武裝船隻,控制著、日本、東南亞一帶的海上貿易。李旦常年住在日本,勢力很大,他的兒子李國助後來也是大海商。當然,他的義子鄭芝龍更有名,是鄭成功的父親。

清代奉行閉關政策,但是商人在日本的活動並沒有斷絕,一直是一股不容小覷的勢力。明治維新之前,日本也有230年的閉關鎖國,在這個時期,和荷蘭商人,擁有在長崎的貿易專營權。

1840年,在鴉片戰爭中失敗,被迫打開國門,日本也好不了多少,在19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日本也被迫向歐美國家打開門戶。日本人比人聰明的地方,只是在於知道打不過歐美國家,並沒有做什麼抵抗。

日本「開放」后,商人除了從日本輸送絲綢和銀製品到亞洲市場,他們還監控著另一樣「珍貴商品」:年輕的日本女性。

商人比日本日本人更早涉足拐賣日本女性的勾當,到19世紀80年代,在哈爾濱、奉天(瀋陽)、上海、香港、廈門、河內、新加坡,都有了從事色情業的日本女性,她們在人或白人控制的妓院里工作。

1890年日本東京的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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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岡伊賓士是日本第一個有名的人販子。

1887年,村岡伊賓士受日本駐滬總領事館雇傭,做一份為期6個月的調查,研究東北和華北地區的市場環境。在那些日本女性工作的妓院里,他沒有看到一個日本男人,這讓他逐漸認識到,是人在買賣日本女性,這讓他大為憤怒。

村岡調查發現,幾乎所有日本妓女,都是從長崎、橫濱和神戶出發的,長崎是商人長期控制的地盤,而橫濱和神戶,則是商人剛剛掌握的市場。的人販子使用各種花招拐賣日本女性,甚至雇傭歐洲男子假扮女性受害者的丈夫陪伴出國。

村岡的民族主義意識第一次浮現出來。1887年12月,他從滿洲回到上海,發誓改變人全盤控制日本性工作者的屈辱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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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理想是,自己來拐賣。

七個月後,他利用軍隊給他的調查經費,在上海開了一個妓院,其中有13名日本女性,有幾個是他自己從日本綁架到上海的。

村岡聽說,在廈門,有人「監禁」日本女性作為商人和海員的性奴,他決定把自己的妓院轉移到廈門,並藉機「拯救」那些無助的日本女性。

他發現,在廈門大約有500名被「奴役」的日本女性,所有妓院的日本女性,都是被綁架來的,每一個人的貞潔,都被人「糟蹋」了,這讓他對人的皮條生意愈發憤怒。他開始向英國領事館舉報,一次又一次地向英國警察訴說日本女性的悲慘遭遇。

1888年8月,在廈門的英國警察採取行動,突襲了一家人經營的妓院,這項行動解救了6名日本女性。但是讓人震驚的是,村岡取得了這6名日本女性的監護權,他馬上把5個賣到了香港,留一個做自己的「妻子」。

幾個月後,村岡又和警察一起解救了55名日本女子,並取得了這些女子的監護權。村岡的行為讓廈門的皮條客忍無可忍,連光顧妓院的歐洲人都開始不滿,他們開始威脅他。

村岡開始想全身而退,他想法把第二次解救的55名女子賣到香港和新加坡,在1889年12月,他離開廈門,轉移到新加坡開店,從此開始了一個日本皮條客的霸業和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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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岡在自傳里說,他僅用了4年時間,就從日本綁架了3122名女子到新加坡。這些女孩大部分來自日本西部,被綁到新加坡后,要麼在當地賣淫,要麼被轉賣到孟買和澳洲。

1867年出生的村岡,是長崎一個窮人家的長子,他10歲的時候,父親就去世了。他不想依賴母親過貧窮生活,早早出去打零工,到17歲的時候,就到一艘船上打工,往返於長崎和香港。

皮條客村岡迅速崛起,他在新加坡建立了一個龐大的人口買賣網路,坐擁豪宅,手下有24名男子,這些傢伙大多有犯罪記錄,殺人、強姦、詐騙。無惡不作。從1885年到1935年,村岡和他的手下,大約綁架了3萬到4萬日本女性。另一個數據是,從1870年到1930年,有超過10萬名日本婦女在亞太從事色情業。

從這兩組數據的對比可以看出,村岡和他的團伙,是皮條客中勢力最大的,犯下的罪惡也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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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村岡卻不認為販賣人口是罪惡,他把販賣人口與愛國聯繫了起來。

他在自傳中說:「我會寄錢給老家。同時,我也是在為國家提供外匯,如同本土居民交稅一樣。其次,我用販賣人口掙來的錢給朋友們在長崎買了土地和房產。我一直牢記第一位老闆傳授的教導,無論身在何處,都要努力維護日本的商業利益。」

村岡的說法,今天的人會認為是狡辯,但是某種程度上,也複合歷史事實。他把販賣人口看成了純粹的商業,沒有把女人當人,這在當時的日本,也是主流價值觀。在自傳中,村岡還這樣說道:

「為了滿足對日本姑娘的持續需求,我們將要在最遙遠的南太平洋村莊里建立妓院。日本的雜貨店和小商品業將隨之而來。一旦日本商人的手腳放開,他們有能力取得成功,社會的方方面面都將被動員到商業領域。」

當時,在日本境外做生意的日本商人,都認可性工作者對日本資本擴張的重要作用,日本妓女很早就在亞洲各地活動,是日本消費品的活載體:啤酒、清酒、日本食物、化妝品以及日本服飾等。和妓院配套的,往往是各種各樣的日本雜貨店,這些商店也把貨物賣給當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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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日本妓女的悲慘命運,就和軍國主義夢想結合了起來,在這個過程中,日本女性成了犧牲品。

日本有不少文藝作品在反映、反思這段歷史,1974年的電影《望鄉》,講述了被騙賣到南洋當妓女的日本貧苦婦女阿崎的悲慘遭遇的故事。而1987年,以村岡伊治平為原型的電影《女銜》,更是控訴了日本社會的無恥和無良。

1905年,日本擊敗俄國,加強了在東北的滲透,日本皮條客開始雇傭人幫他們從日本綁架婦女,商人在人口拐賣中的地位徹底喪失了。後來,殖民者也開始拐賣婦女,到了二戰時,終於出現了「慰安婦」這樣的罪惡。

1937年,70歲的村岡感嘆說:日本在亞太地區三分之二的大企業,都是靠買賣人口起家。這話充滿了自豪,也充滿了罪惡。
本文參考《日本帝國主義的生生死死:1895-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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