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上海與海上絲綢之路：從青龍鎮說起

伴隨「一帶一路」戰略的展開，歷史學如今也出現了新的「絲路熱」。提到海上絲綢之路，從人們的記憶中跳出來的地名往往是明州、泉州、廣州這些享譽中外的名港。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港到底是哪裡也曾成為一個富有爭議的話題。今天的上海地區雖然處於長江入海口，是現代長江流域交通和遠洋運輸貿易的大港，但在過去的我們所熟悉的歷史論述中，上海似乎與絲綢之路沒有太大的關係，即使堪稱絲路盛舉的鄭和下西洋是從長江口出發，也是從北岸的太倉劉家港啟程，似乎歷史上上海港口並非海上絲綢之路的名港。但是經過筆者的探究發現，雖然由於上海地區東部大片陸地在歷史上成陸較晚，包括入海口地理條件變遷較快造成的不足影響了古代港口的穩定發育，使得上海地區港口加入海上絲綢之路交流活動較晚，但是上海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仍然與海上絲綢之路結下不解之緣，公允地說，這種緣分還是非常深厚的，這段相關的歷史也富有啟示。

上海地區港口地位升降與海上絲綢之路貿易興衰

上海地區在古代的港口也算歷史悠久。今天上海地區的境內首次出現縣這一級的獨立的行政建置，是在唐朝天寶十年（751）設立華亭縣。但在隋朝初年上海地區出現了首個市鎮華亭鎮，天寶五年（746）也設立了青龍鎮，當時的「鎮」首先是軍事建置，當時二鎮已經有了港口。青龍鎮港已經是江南地區重要的江海港口之一。

宋代經濟重心南移的歷史趨勢逐漸完成，北宋時期西夏國在西北地區崛起，陸上絲綢之路的貿易地位急劇下降，海上貿易的各種優勢更加凸顯。著名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稱「海港而不是古老陸地的陸路，首次成為同外界聯繫的媒介」。但是，自宋代到元朝初年海船來到上海地區尚不能如今天進入黃浦江。

北宋政和三年（1113）朝廷在華亭縣設立市舶務，委任監官管理對外貿易，這也是當時上海地區貿易發展的新標誌。是年朝廷將青龍鎮改名為通惠鎮，意為「通商互惠」之義。到徽宗年間青龍江發生淤塞，「番舶鮮至」，以致宣和元年（1119）官府開修青龍江浦。經過疏浚，外國的海舶再次接踵而來，挽救了市舶務和貿易繁榮。宋代地方志《雲間志》稱青龍鎮為「島夷閩粵交廣之途所自出」，島夷是指外國來人。宋代迪功郎應熙的《青龍賦》則稱當地市場「市廛雜夷夏之人，寶貨當東南之物，」說明外國人甚至外來商品很多。南宋時期上海地區海上貿易形勢發生了新的變化。紹興二年（1132）朝廷將兩浙路市舶司從杭州遷往華亭，設立分司於青龍鎮，也就是通惠鎮，將秀州華亭市舶務移就通惠鎮，這說明華亭和青龍的經濟和交通地位在整個兩浙路地區本來是相當高的。可是南宋初年前來兩浙路貿易的番舶主要集中於明州，以致兩浙路市舶司官員常年視事明州，華亭的治所地位形同虛設。

南宋中期青龍鎮海上貿易繼續下滑，乾道二年（1166）兩浙市舶司被撤廢，伴隨著青龍鎮衰落，今天上海地區境內的上海鎮、黃姚鎮、江灣鎮興起。在青龍鎮繁盛時已有不少商人往江灣貿易，宋政府在當地置場收稅。

南宋晚期，國勢衰弱，影響開放的貿易政策有所收縮。宋光宗時期曾禁止商船停靠上海地區的澉浦港。慶元元年（1195）之後兩浙路各港口市舶司撤銷，僅保留明州一處。宋寧宗禁止商船停泊江陰、溫州、秀州，此後只剩下明州一處市舶務。開禧二年（1206）黃姚鎮興起（今天寶山縣月浦附近），有臣僚上書稱「黃姚稅場，系二廣、福建、溫、台、明、越等郡大商海船輻輳之地，……每月南貨關稅動以萬計。」後來當地江岸坍塌，且當地無榷貨務，就是說沒有直接參与外場貿易的權利，沒有很好發展，而位於吳淞江南岸的上海鎮港地理位置相對優越，至南宋晚期已經「人煙浩穰，海船輻輳」，弘治《上海志》講當地「宋時蕃商輻輳，乃以鎮名，市舶提舉司及榷貨場在焉」，又記載「咸淳中提舉松江府市舶，分司上海鎮。」據宋人常棠《澉水志》載澉浦市舶務於淳祐六年（1246）恢復，說明當地外貿得以復甦。北宋熙寧年間已設立上海務，經過200年發展，到南宋末期形成華亭縣東北的巨鎮。與青龍鎮不同的是，上海港沒有正式設鎮，鎮務由市舶分司提舉官兼領，說明其貿易地位高於行政地位。

元代朝廷非常重視海外貿易，在東南沿海的泉州、慶元、上海、澉浦、杭州、溫州、廣州七個主要港口設立市舶司，後來又在廣東雷州半島設立海南海北市舶司，且實行統一稅率。由此可見上海港在當時成為全國八大海上對外貿易口岸之一。當時上海港貿易範圍遠至日本和印度尼西亞。元世祖至元十四年在上海、澉浦、慶元三個港口同時設立市舶司，次年下詔書招徠番舶。當時日本朝鮮來華的商船主要停泊在慶元和上海。

明朝的上海作為外貿港口顯然有所衰落。明太祖朱元璋也重視海外貿易，早在吳元年（1367）就在上海地區的黃渡設立市舶提舉司，於洪武三年罷之，另在廣州、泉州、寧波三地設市舶司，開展朝貢貿易。朱元璋奉行對外貿活動和朝貢活動實行統制管制的策略，嚴苛近于禁海，因此對外貿易受到限制。明朝實行禁海政策的年代很長，海港都受到削弱。儘管鄭和下西洋的船隊隨行有來自上海的醫生陳常，想必還一些來自上海地區的人力，但是船隊自長江北岸港口出發，說明當時上海地區港口條件並不算太發達。

清朝也有一些反反覆復的禁海和鬆弛。在康熙二十二年之前為了打擊鄭氏集團實行禁海，之後，康熙指定廣州等四個口岸對外國通商，名單里沒有上海。康熙五十六年復行南洋海禁，雍正五年(1727)再開南洋海禁。當時，英國人為了向北方推銷其紡織品和接近茶、絲產地，力圖在廣州以北擴張海口。英國通事洪任輝帶武裝商船多次駛至浙江，引起乾隆二十二年清廷下令:「(夷船)將來只許在廣州收泊貿易，不得再赴寧波，如或再來，必令原船返棹至廣，不準入浙江海口。」可是部分得益於限制開放，國內貿易繼續發展，以至於上海仍然是國內貿易大港。

上海地區貿易活動與海上絲綢之路交流活動

經過自六朝以來的經濟開發，到唐宋時期，江南地區已經逐步成為財賦重心，也已經是發達的絲織業中心。明清時期江南手工業的發展，包括松江當地的紡織生產都是貿易發展的重要動力。

五代時期，江南大部分地區絲綢生產和對外貿易在吳越國政權的庇護和鼓勵下得到持續的進步，少受戰亂摧殘，太湖平原產絲區諸州包括秀州，都屬吳越國管轄，當地生產的蠶絲與絲織品質量優於全國。華亭縣的絲紡織手工業也很發達，產品行銷國內外。雖然五代十國是一個分裂時期，但是吳越國政權基本能夠做到保境安民，並著重發展海外貿易，成為東亞地區「東方海上絲綢之路」推手，在沿海廣設博易務，開展海外貿易。後唐清泰末年（935年）吳越王錢元瓘多次派使者赴日，嘉興人蔣承勛因此數度隨至日本，日本國左大臣藤原忠平也有書信回贈吳越國王。秀州華亭縣青龍港就是當時吳越國重要的一處海港。

宋代華亭縣商業繁榮，在北宋時期商稅收入已經十分可觀。《雲間志》記載其北宋時期商稅租額為61713貫有奇。《文獻通考》記載熙寧十年以前天下諸州商稅歲額40萬貫以上者3處，20萬貫以上者5處，5萬貫以上者30處。華亭縣商稅額竟達6萬多貫，足證其發展程度之高。這種發展和對外貿易有很大關係，《松江府志·名跡志》記載來青龍鎮貿易的商船以浙閩諸州為多：「廣南、日本、新羅（朝鮮）歲或一至」。

元代初年江南地區的大海商崇明人朱清和嘉定人張瑄替官府籌辦海上漕運，且組織海外貿易，其「巨艘大舶，帆交番夷中」，清嘉慶《松江府志》說元代江南頑民皆「私造大船出海」，交通日本、琉球、滿剌、交趾等地，「外來貿易悉由上海出入，地方賴以富饒。」雖然日本和元朝發生戰爭，朝廷仍然允許日本商人以黃金兌換日本急需的銅錢。

明清沙船業的發展和北洋航線貿易活動，包括長江口通往東北亞的貿易之間相互促進。上海港再次成為參與東方海上絲綢之路國際活動的重要外貿港口，也存在和東南亞的直接貿易，有日本、朝鮮、安南、暹羅等國家的船舶前來。

明代的海禁時弛時張，禁多於寬，海外貿易處於不正常狀態。到清朝建立初年為軍事需要國家甚至執行過更加嚴厲的「遷界禁海」，但是在統一台灣以後，朝廷重新允許一定範圍內的海外貿易發展。有研究上海史的名家唐振常指出清代「海上貿易與轉口貿易的發展，加快了上海通商城市的形成。從康熙中葉到道光初期的二百年間，上海港已經成為東南沿海數一數二的重要港口。」

當時上海到日本的沙船貿易規模較大，清朝和日本之間的商船往來始於康熙二十四年(1685)七月清廷官船十三艘開赴日本，以後兩國商船往來頻繁，到康雍交替之際開往日本的船舶一年已經多達八十餘艘。這些船多從上海、寧波出入，文獻記載「邑（上海）商船有願行貨海外者，較遠人頗便，大概商於浙、閩及日本居多」。等到了乾隆年間，上海港已經相當繁榮，「凡遠近貿遷皆由吳淞口進泊黃浦，城東門外舳艫相接，帆檣比櫛。」很多外貿商品湧入，故史雲「海外百貨俱集」。乾隆年間，上海地區「間有東洋日本、朝鮮和西洋安南、暹羅等外國船舶」。上海和日本之間的大船可載貨50—60萬斤，小的也有萬斤左右，運去的商品包括生絲、紗綾、棉布、紙張、茶葉、藥材、瓷器、文具、書籍等，日本長崎港則運來銀、銅、海產、漆器、珍珠等商品，開往東南亞德安南、暹羅的洋船比沙船容積大，結構堅固，大的可載80—90萬斤，一般的也有60萬斤左右，運去絲綢、棉布、陶瓷，運回砂糖、蘇木、檳榔、樟腦、檀香等，每年也有數十艘。

康熙平台後重開海禁，每年造船出海貿易者，多至千餘，回來者不過十之五六，不少人留居南洋。清政府因而擔心「數千人聚集海上，不可不加意防範」，並認為南洋各國曆來是「海賊之淵藪」，於是，康熙五十六年復行南洋海禁，嚴禁與南洋往來貿易。然而，禁海使得沿海經濟日趨蕭條，危及當地居民生機，不少人逃亡海上，鋌而走險，奏請開禁再起。雍正五年(1727)，即南洋海禁十年後，清政府再開南洋海禁。限令出洋貿易之人三年內回國，否則不許回籍。乾隆二十二年皇帝限令只准在廣州一口貿易，是清廷對外貿易政策的一大轉折，從此，在1842年對西方開放之前的八十五年中，廣州是唯一的對外貿易開放口岸，等到1842年上海重新開放后，海上絲綢之路早已結束。

應該承認的是，清代自康熙到乾隆這段時間上海港進出的外國商船遠不及廣州、廈門、寧波，且上海江海關的歲入稅額，居四海關之末。可是國內貿易，特別是北洋航線貿易的發展繼續進行，以至於上海仍然是國內沿海貿易大港，上海縣也已經成為江南的重要商業城市。

上海地區是海上絲綢之路交流活動的重要參與者

結合海上絲綢之路和上海地區的關係來考察，顯然，歷史時期上海地區港口發展經歷了三個重要階段。

第一個階段，唐五代到宋中期，以秀州華亭縣青龍鎮為中心的階段，青龍鎮港逐步興起，宋代設立有市舶務和兩浙路市舶司，成為對外貿易管理部門駐地治所。隋唐五代的秀州華亭縣所屬的江南地區是紡織業的中心和國家財賦重心。

第二個階段，從宋朝晚期到元代，宋朝晚期青龍鎮衰落後，港口開始在青龍鎮周邊轉移，特別是江灣鎮和上海鎮港口興起，前者設場收稅，後者設立市舶務，元代上海成為官方設立市舶司的八大港口之一。

第三個階段，在明清禁海政策的限制下，港口雖有平穩發展，但是絲綢之路活動帶來的海上貿易已經面臨整體衰落，上海地區往往不是官方認可的對外貿易口岸，但卻成為國內貿易前列大港。

總之，從歷史經驗來看，古代上海地區的發展與海上絲綢之路貿易交流存在密切的關係，儘管海上絲綢之路早在漢代已經開闢，上海地區港口晚至隋唐五代才開始加入海上絲路交流，但上海地區是海上絲綢之路交流活動的重要參與者，上海港也是海上絲綢之路眾多的絲綢貿易起點港之一。國家政策扶持或限制，即執行開放或封閉，允許對外貿易自由或限制對外交流，是古代上海地區海外貿易興衰的重要原因之一。（黃仁偉：上海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張曉東：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海洋戰略中心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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