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不端最嚴重的後果是什麼？可能構成犯罪嗎？

如上圖，大家或許還記得2015 年美國籍韓國裔科學家 Dong-Pyou Han 學術不端事件一時間成為熱點。前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生物醫學研究人員 Dong-Pyou Han 因在中央資助的 HIV 疫苗研究中假造研究結果，被判刑 57 個月，罰款 720 萬美元。在美國負責監控研究誠信的學術誠信辦公室 (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 ORI) 禁止 Han 在三年內申請中央基金，但考量到此行為的輕重，參議員 Charles Grassley 認為應該要有更重的罰則，最終 Han 遭到起訴。

這個事件受到媒體和大眾的廣大關注，而學術圈廣泛討論的問題是：這個事件是否標誌著科研不端行為造成的後果已經不僅僅是道德層面的？什麼樣的科研不端會構成犯罪？

可以肯定的是，研究不端行為是很嚴重的，不止違反了專業道德，還傷害了大眾的信任。更糟糕的是，科研人員的不端事件數量正在上升，駭人聽聞的事件有撤稿量上升、偽造數據案件以及不可重複危機。不端指控通常都會接著有被控人員所屬單位的調查。一般來說，出現不端事件時，會導致期刊撤稿、終止聘僱、暫停職權、禁止基金等等。我們很少看到學術不端遭到起訴。不過，這些懲罰並沒有成功阻止研究人員停止造假。有些科研專家就指出科研不端應該納入刑法。

將學術造假認定為犯罪對研究人員公平嗎？

這樣的認定是否有助於科研道德和科研誠信的發展？

學術不端行為一定要通過訴訟處理嗎？

關於以上問題，學術界的觀點基本分為兩派，也是就是「贊成」的和「不贊成」的。

贊成學術不端定罪化的一個主要論點是不能讓科研人員凌駕於法律之上，他們的造假行為應與其他詐欺罪，如偷竊、重罪和貪污等，一視同仁。當然，責罰輕重取決於不端案件的大小，例如，ORI 就將真正的錯誤或無意觸犯不端行為視為例外。儘管如此，故意的不端行為，涉及濫用中央基金或危害公眾健康的行為，就不該輕易放過，需要法律介入。這也是包含加拿大多倫多病童醫院 (Hospital for Sick Children) 全球兒童健康中心共同研究主任 Zulfiqar Bhutta 在內的部分醫學臨床人士的看法。Bhutta 醫師表示：「如果有人詐騙納稅人的研究基金，假造數據或整個研究結果，這跟其他的經濟犯罪沒有什麼兩樣。」支持這個論點的人都希望將犯罪訴訟加入責罰，為科研人員伸張正義。根據他們的看法，法律介入能打破科研人員認為觸犯不端行為只要接受輕微的罰則后就能繼續正常生活的心態。

不贊成的一方，則是認為起訴科研欺詐是無效和無行為能力的。天普法學院 (Temple Law School) 教授 Scott Burris 認為這個辦法可能會造成「科學冷效應」(chilling effect on science)。爭議點在於大部分的研究人員是誠實的，並不是核心罪犯，他們在專業上承受巨大的壓力，有些人不得已而為之。一位在華盛頓負責科研人員不端案件的律師 Paul Thaler 就說，這些科研人員可能「在受罰后成為社會的積極分子，所以科學也不一定想要剔除所有有不端行為的科研人員」。Barris 進一步延伸這個論點，他認為將不端行為定罪會阻止研究人員探索有爭議性或敏感的研究領域，例如基因編輯，因為這會讓他們陷入被處罰的風險。

在這個議題中還有一個重要角色就是科研單位的態度，科研單位會不願意訴諸法律行動。大部分的單位缺乏資金和資源起訴當事的科研人員。甚至，涉入法律案件會帶來負面形象，這是大部分的科研單位都儘力避免的。Thaler 表示，研究相關的不端行為通常都比較複雜，和其他的案件完全不同。律師需要高度依賴他們的客戶或是委託專家來了解案情還有其複雜度。Responsible Conduct of Research 秘書處執行總監 Susan Zimmerman 適當地總結了這個問題：「要證明有罪，需要投入精力和資源，而如果你沒有辦法找到那個高負擔的證據，那個人就完了。」因此，單位通常希望藉由像 ORI 這樣的政府單位的協助，自己處理不端事件。許多人都支持這個看法，因為他們認為科研單位相較於律師和警察，更有能力理解並處理不端指控。

科研界有許多人相信只有最糟糕的違規人員才該被起訴。牽涉在有限反響中的造假事件的人可以有禁止申請基金或終止聘僱等懲罰。前 ORI 主任 David Wright 說道，不提供基金支持是政府單位可以做到最高層級的懲罰，這相當於「判了死刑」，還強調「入監服刑能產生什麼效果值得質疑」。

這是極度具有爭議性的話題，也有很多的看法。您的看法是什麼？有不端行為的科研人員應該受到刑罰處罰嗎？

如果不是，理想的處理辦法是什麼？

歡迎分享您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