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井公司竟然可以感悟人生價值有幾何？

三井公司竟然可以感悟人生價值有幾何？

格特茲·赫爾姆斯

季我努學社翻譯

在佛羅里達州港口城市聖奧古斯汀，羅伯特·奧爾德里奇（Robert Aldrich）幾年來常常坐在養老院的門廊下，遠望大大小小的船隻進出港口。他希望看到煙囪上畫有三道波浪線的大型集裝箱貨船，那三道波浪線是三井公司的標誌。羅伯特·奧爾德里奇曾經在三井礦業公司日本大牟田的三池煤礦做工，兩年多的時間裡，每天他被人推搡著走進礦井，開始一天疲倦工作的時候都會看到這個標誌。

40多年之後的今天，奧爾德里奇仍然對自己的律師小聲咕噥著說：「那些雜種直到現在還欠我的工錢呢。」奧爾德里奇是新墨西哥州第200海岸炮兵營的老兵，也是巴丹死亡行軍的倖存者。1987年，他向佛羅里達州巡迴法庭提出上訴，要求三井公司償還拖欠的工資。不過奧爾德里奇未能如願，部分原因是他的這一舉動領先於時代大約12年。1988年陣亡將士紀念日時，奧爾德里奇突然去世，沒來得及把上訴三井公司的事告訴他親密的朋友們。

受理奧爾德里奇案件的法官駁回了上訴，並引證了日本和盟國於1951年9月8日在舊金山簽署的《舊金山合約》相關條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淪為戰俘的老兵向曾經虐待、剝削自己的日本公司提出直接賠償的要求，各州官員、國會議員、律師、日本外交官同樣一次又一次引證該協議的條款，駁回他們的上訴。

《舊金山合約》上最常被引證的部分是第14條，第14條承認日本應該賠償，但是「日本的資源目前不足以」實施賠償，其內容如下：

除了本協議中其他條款，盟軍免去在戰爭期間所有賠款、盟軍部隊和國家對日本的其他賠償要求，以及盟軍對直接軍事行動支出的索賠要求。

條約中的第16條也常常被引證，用於證明日本已經撥出資金用來賠償盟軍戰俘「在對日本戰爭被囚禁時遭受的痛苦」。的確，日本在美國的資產於戰爭爆發后被凍結，根據1948年和1952年《戰爭索賠法案》已用於賠償戰俘。但是，每名戰俘每天獲得的「食物缺乏」補償只有1美元，根本不能彌補營養不良帶來的終身影響。為了補償「每天遭受強制勞動或者遭受非人待遇」­，每人每天1.5美元的賠款遠遠不夠。大多數戰俘在第一次收到補償時最多不到1300美元，第二次補償大約在1800美元左右。賠償總數取決於被俘天數。在美國政府取消了國會代表戰俘直接向日本收取賠款的權力后，1952年美國國會批准了賠款事宜。

《舊金山合約》第16條要求日本：

將其資產轉移到戰爭期間的中立國或者在盟軍一方戰鬥的任何國家，也可以選擇把資產轉移到國際紅十字委員會。紅十字會將把這些資產變賣，獲得的資金將分發給有關國家機構，依據公平合理的原則，用於補償戰爭時的戰俘及其家庭。

但是在國際紅十字委員會的大會上，「美國放棄第16條規定中應得的賠償」。美國是盟軍各國中唯一放棄索賠的國家。

眾多機構、法律專家、律師、政治人物都忽略了1951年對日合約中關鍵的第26條。和所有精心打造的協議一樣，對日合約承認日本會在未來改變行為方式，日本國家的情況也會發生改變，所以1951年和平協議的26條中關於日本提出了一項規定：「如果日本與任何國家達成和平協議或者戰爭索賠協議，協議中的賠償如果高於本協議的規定，那麼本協議各方也應該享有同樣的權利。」

日本的確在後來幾年裡和其他國家簽署了一些協議，並且提供了比1951年協議中更優厚的條件。通過最近在英國公共記錄辦公室檔案中發現的新材料，以及國家檔案館的材料，可以知道美國與英國的外交官對上述事件很清楚。1998年，英國平民戰俘協會—遠東地區的主席基思·馬丁（Keith Martin）發現了1955年5月到9月英國外交部和財政部大臣一系列彼此交流的備忘錄，評論了日本和緬甸在1954年12月簽訂的協議、日本和瑞士在1955年3月簽訂的協議。

在外交部備忘錄中有這樣的評述：「依據《舊金山合約》，為了防止日本經濟崩潰，女王陛下的政府減免了日本很大部分的賠款」，建議「我們不應該提到第26條……不應該宣傳這一決定」。在一份手寫的評述中，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大臣芮丁（Reading）閣下寫道：「我同意。由於沒有進一步施加壓力，很可能讓我們招致最大怨恨的同時獲得最小利益，目前我們非常不受歡迎。」財政部官員表示贊同，「在外交政策相關領域國內政策中，盟國戰俘問題可能非常棘手」。

同時，在1955年6月的東京美國使館內部流通的備忘錄上對日本外務大臣與荷蘭外交部長協商后的協議進行了評論。該協議被稱作《吉田—史迪克協議》，關於日軍關押數千荷蘭平民的賠償問題。備忘錄的部分內容如下：

如果我們向民眾解釋，為什麼在遠東曾被日本關押的美國公民得不到補償，而被關押的荷蘭公民可以得到補償的話，情況可能會變得很難應付。你們應該記得我們曾經費盡心思，對曾經被俘的美國士兵解釋，為什麼他們不能按照第16條規定獲得補償的事情吧。

上文提到的解釋工作指的是曾經的美國國籍戰俘根據戰後軍人個人權利的規定，詳細填表，列舉出所有被日軍沒收的個人財物，把個人遭受的痛苦以美元為價值進行估算。上級告知他們會得到豐厚的補償，可是簽訂的協議讓一切都化成泡影。

奧托·施瓦茨回憶道：「我們填了長長的表格，列出了所有我們能夠想到的東西。然後就再也沒人提起補償的事了。」看來，戰俘們索賠的要求被束之高閣之後無人問津。

1957年，日本和瑞典簽訂了一份協議，日本又一次提供了更加豐厚的條件，因此在東京的美國使館官員弗拉雷奇（Fraleigh）先生向華盛頓方面發出了如下評論：「這次的補償協議引發一個問題：《舊金山合約》中要求日本把補償條款施用於所有協議簽署國，是否應該實施這一條款。」弗拉雷奇然後引用了第26條的內容，但是又解釋說，美國政府「仍然應該保證變賣日本資產的行為只限於本國境內」。

顯然，由於新利益的出現，促使學者、法律專家、國會議員、政府官員對1951年和平協議中前戰俘的補償問題進行重新審視。最近發現的備忘錄表明，美國政府對於和平協議中所有條款的全面執行仍然持審慎態度。

索賠更多的是對於私人機構索賠，而不是對國家索賠，前戰俘們很長時間以來對此就非常清楚。1999年1月，他們的努力得到了豐碩的成果，加利福尼亞州高等法院宣布在加州經營的外國公司可以在加州接受指控，指控內容的時間可以回溯到二戰。­這個涉及一家義大利保險公司的決定促使國家立法者們提供立法框架，讓二戰中遭到奴役勞動和強制勞動的受害者可以直接狀告剝削他們的企業，其中很多家企業在加利福尼亞州都有可觀的商業利潤。

州參議員湯姆·海登在1999年初成功地在加利福尼亞州參議院通過了標誌性的立法法案，此時曾經是戰俘的萊斯特·坦尼已經做好了準備。坦尼和奧爾德里奇一樣經歷過巴丹行軍，也在日本大牟田的三井礦業公司工作過。坦尼是亞利桑那州大學的退休金融教師，他了解奧爾德里奇付出的努力，因為他曾經幫助奧爾德里奇計算連帶利息在內三井公司拖欠奧爾德里奇的工資。

《海登法案》在1999年7月生效，讓所有在二戰中遭受奴役勞動和強制勞動的受害者可以向加州法院起訴，「向從這些勞動中獲益的公司提出賠償要求」，而且索賠的期限可以延期至2010年。法案規定「賠償」要根據「受害者本應獲得的現行工資報酬賠付，而且要加上由於工作所致傷病的補償。賠付金額應該包括每年利息在內的賠款全額，不考慮戰時或者戰後的貨幣貶值因素。」­

這條法案達成了奧爾德里奇終生追求、而未能目睹的目標，法案還規定：

任何二戰期間奴役勞動的受害者、二戰期間奴役勞動受害者的繼承人、二戰期間強制勞動的受害者、二戰期間強制勞動受害者的繼承人，都可以用二戰奴役勞動或者強制勞動受害人的身份上訴，向從這些勞動中獲益的個人或實體要求賠償。上訴可以遞呈州高等法院，該州法院擁有接納該案的司法權直至該案結束或者找到解決方案為止。

坦尼在1999年8月12日提起訴訟，狀告日本和紐約的三井公司、三井礦業公司。大約一個月之後，也就是1999年9月13日，一份由弗蘭克·比格洛、羅伯特·道、哈羅德·菲尼爾、愛德華·傑克福特、約翰·奧利弗、雷歐·帕迪拉、梅爾文·魯特、「峽谷」斯拉維、阿爾文·希爾維爾、赫伯特·辛克等250名前戰俘的聯名訴狀控告川崎重工、三菱公司、三井公司、日本鋼管公司、昭和電工株式會社。12第二天早晨，八名前戰俘宣布上述索賠，講述了他們的經歷，回答50多家廣播、書面媒體、通訊社的問題。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院長戴維·李布倫（David Leebron）在《國際先驅論壇報》的要求下複審了索賠要求，然後向《國際先驅論壇報》表示，自己認為這次訴訟經過了精心準備，法院應該會受理此案。

「這次訴訟規避了最基本的問題，比如戰爭終止協議是否禁止這些索賠要求。」戴維·李布倫表示，「即便單純從法律角度看來這些索賠要求沒有堅實的基礎，但是從法律和公共關係雙方面考慮，足夠讓這些企業同意協商解決。」

戴維·李布倫院長一語正中要害。自從坦尼提起訴訟以來，10余名加利福尼亞州的前戰俘和全國各地的倖存者都開始向加州法院提出類似的索賠要求。所有涉及的日本大企業不僅在加州有重大業務，其商業活動遍及全國。戴維·李布倫院長提到的「公共關係」方面意義重大。

比如，除了羅伯特·奧爾德里奇在聖奧古斯汀港口看到的集裝箱貨船，三井公司還經營集裝箱運輸卡車隊，足跡遍及全國，起點是美國幾乎所有的大型港口。三井公司的經營範圍廣泛：動物食品添加劑、維生素B4、房地產、化學、食品、機械、木材、鋼鐵、電子。三井集團曾經多年佔據世界第三大企業的位置。

前邊提到的川崎重工和紐約大都會運輸局簽署了1.9億美元的合同，為紐約市提供100台新式捷運列車；川崎重工和長島運輸署簽訂價值數百萬美元的意向書，提供列車、引擎，還向馬薩諸塞州和馬里蘭州運輸系統提供列車車廂。多年來，川崎重工為美國的鐵路貨運和罐裝運輸製造列車，為勞斯萊斯製造渦輪機，為波音777飛機製造引擎，為摩托艇和水翼船製造發動機。川崎重工最著名的產品大概就是機車了。

三菱的小型車和卡車幾乎無處不在，印刷媒體和電視里的宣傳廣告舉目皆是。在新墨西哥州居住著很多曾經淪為三菱奴隸勞工的人，三菱公司在銀城（Silver City）是銅礦的礦主之一，而且在其他地方的礦產上也有股份。三菱也是一家大型國際貿易企業，在最近的併購之後，它成了日本最大的石油公司。三菱的產業還涉及木材、電子、建築、包裝、航運、紡織等諸多產業。

日本鋼管公司是全球最大的鋼鐵企業之一。1999年，國際貿易委員會因為日本鋼管公司向美國市場傾銷產品而對其點名，日本鋼鐵公司表示會改變自己的經營行為。日本鋼管公司經營半導體、矽片等產品，還涉足房地產行業和全球運輸行業。

前文提到的昭和電工株式會社為美國很多家用電器提供磁性合金，還生產電腦組件、半導體、鋁，以及包括氨氣、碳氟化合物、氯氣在內的多種化學產品。其導致的環境與安全問題始終讓人擔憂。

上述所有日本企業都在美國進行大量商業活動，公眾——也就是消費者的看法對這些企業來說至關重要。長遠看來，這方面的後果要比法律訴訟有更加深遠的影響。

毫無疑問，日本戰後「經濟奇迹」的成因有多方面因素：工業企業化、美國的20億美元資助、極度有利於日本產品的國際環境、在若干年期限之內美國產品禁止在日本銷售，等等。

但是對於那些被迫為至少44家日本企業工作的美國人來說，他們奴隸般的苦工為日本戰後這些公司的繁榮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這些日本工業奇迹般的復甦建立在我們戰俘的肩膀之上。

赤裸裸的現實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最後的日子裡，所有日本企業的大多數廠址上，企業在全負荷工作，因為使用美國和其他盟國的戰俘作為勞動力。前文提過，一些企業里，戰俘是唯一的勞動力，沒有這些戰俘，船廠或者礦井都要關閉。

另一個嚴酷的現實是，在日本企業殘酷的奴役中活下來的美國倖存者回國之後，帶回的是嚴重的健康問題和永久的傷病，這些病痛將伴隨他們度過餘生。這些人生命中最美好的部分都被留在了日本，他們的健康也被留在了日本或者亞洲其他被日本控制的地區。他們質問道：難道這些企業不應該為這一切負責嗎？

1996年2月，弗蘭克·比格洛發表聲明：「我才不在乎賠款呢，我想要的是他們為自己的行為道歉。」對於比格洛來說，「他們」指的是三井礦業公司。為了實現大牟田經理們的指標，比格洛失去了一條腿，幾乎性命不保。

其他前戰俘要求這些日本企業承認罪行，共同做出賠償的表示，這樣可能幫助他們不再被噩夢纏身，讓他們在暮年之時得到一絲心靈的慰藉。

傑克·愛德華茲更加直接：「盟軍幫助日本、德國、義大利重建，可是沒有人幫助重建我們的人生。」1或許對於美國政府來說，用另一種方法看待這一切——透過那些遭受苦難人們的典型反應看待這一切似乎為時尚早。

六十幾年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和亞洲地區發生的一切讓美國政府顏面掃地：數月之間，整軍的部隊被殺或者投降；數周之間，亞洲地區的艦隊被殲滅。美國政府無法阻止殘酷的巴丹死亡行軍，美國政府無力召集本國公民，護送他們撤出險地，殘酷的事實讓美國當局既震驚又窘迫。

雖然美國在以前的三次戰爭（甲午、日俄戰爭、一戰——譯者注）中曾經擔任日本的外交保護國，但是二戰中美國通過瑞士向日本抗議，要求日本人道對待被捕的美國公民，而日方不予理睬，這讓美國政府尷尬無比。日本在各個方面無情地羞辱了美國和美國人民，幸好在戰爭領域是個例外。

獲釋戰俘的條件也讓美國政府無地自容，只有在夜幕降臨之後，政客和歡迎的群眾離開之後，當局才讓停泊在舊金山船上的戰俘們下船。迎接戰俘的只有裝著不透明玻璃窗的客車，迅速把戰俘們送到萊特曼醫院。

更過分的是，美國情報部門軍官告訴很多返回的戰俘，在沒有軍方允許的情況下，嚴禁在報紙、廣播等媒體採訪時談及日本對他們的待遇問題。甚至命令一些人簽署保密協議。

梅爾文·魯特說，自己接到這項口頭命令時感到巨大的威懾力，導致在很多年都不敢向治療醫生描述俘虜生活，讓自己患上了各種戰爭後遺症。

羅伊·吉納特里記得，在準備接收自己的家鄉媒體印第安納波利斯電台採訪時，接到命令提醒自己不可以講述被俘的情況。於是面對採訪記者，他多次重複：「我不能談這件事。」

《天道報》在聯繫了詹姆斯·布瑞納安和一位來自羅德島博塔吉特的戰俘后，派出了一名記者和他們兩人在舊金山的船上見面。但是軍方情報部門軍官走進房間，中斷了這次採訪。

幾名前戰俘在報道中表示，自己回到家鄉之後，和親朋好友談到自己被俘的經歷時，人們都瞪大了眼睛，不相信地看著他。在戰爭期間，當地報紙關於戰俘的消息實在太少了。過不多久，他們也不再提起這段經歷了。

戰爭期間對信息的管制和戰後很多戰俘接到的「言論禁止」命令，加強了戰俘這樣的印象：政府想忘記他們的那段經歷，政府也想讓美國人民忘掉那段經歷。

政府表示要讓日本在戰後為他們的所作所為付出代價，對一些戰犯做出了終身監禁或者死刑的判決，可這些人的實際刑期都沒有超過10年。1950年，美國政府命令終止對德國和日本戰爭罪行的調查，因為我們正在幫助這些國家重振經濟，如果繼續讓人們想到這些國家的戰爭罪行的話，對這項舉措毫無益處。巢鴨監獄在1958年關閉，因為裡邊沒有一個戰犯，所有被判有罪的日本戰犯都已經獲釋。

美國政府努力在戰後數年中避免日本有負罪感，警告美國人不要「虐待日本」，而同時美國已經不可避免地「虐待了日本戰爭罪行倖存者」。禁止返鄉的戰俘談論被俘經歷，國務院多次拒絕前戰俘和國會議員向日本提出賠償的要求，政府讓這些曾經在日本被俘的人覺得自己的經歷不像被德國奴役一樣值得談論，不像在戰時日籍人員和日裔美國人在美國被拘禁的經歷一樣值得探討。超過半個世紀，曾經太平洋戰爭的戰俘們成了二戰中被遺忘的受害者。

但是如此多的禁錮與壓抑沒能讓倖存者們的精神崩潰，沒能損傷他們的愛國熱情。一位將軍曾經這樣描述這些倖存者：「當死亡成為最佳選擇之時，他們勇敢地活下來。」2現在，經過漫長的等待，他們的堅韌不拔終將獲得回報。

在此書即將出版之際，法庭上、立法機構里、國會中，人們似乎也開始覺得這些走過太平洋戰爭最黑暗一頁的倖存者們應該獲得承認，應該得到補償。

二戰期間，在每家日本企業的分賬簿上，有一列內容用隱形墨水書寫，題目是「1942-1945，奴役工作」。我們開始把檸檬汁滴在上邊，於是文字開始顯現，債務需要償還，各個企業合法而光榮的業務也不允許欠債不還的行為。

日本企業是否希望整個世界認為他們和歐洲企業相比更加不負責任呢？在自己的政府多年以來積極幫助被德國奴役的人們獲得公正待遇的同時，國務院能否希望美國前戰俘們接受拒絕賠償的決定呢？

筆者希望拖欠戰俘的補償問題會被提到各個相關企業的董事會上去。這次，這些日本企業將不會繼續為自己的過去感到羞愧，而應該為自己的回答感到驕傲。

（季我努學社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