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后，全球化及中國經濟的改變！

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是全球化的重大挫折，也是世界經濟秩序的一個分水嶺。危機后，經濟的相對實力顯著增強，在世界經濟中影響力不斷提升；但也必須看到，危機的爆發從根本上改變了發展的外部環境。面對后危機時代世界經濟的新常態和新動態，傳統的經濟增長模式和路徑面臨重大挑戰。

和1929年「大危機」相對應，始於2008年的金融危機在其發源地美國又被稱作「大衰退」。這場危機實際上包含金融、經濟和債務三重危機，其背後隱藏著兩大全球性失衡：世界範圍內生產和消費的不平衡，以及被普遍忽略的實體經濟和金融全球化的不平衡。危機使世界經濟遭遇重挫，也意味著強勢全球化浪潮的結束。金融方面，國際資本流動的規模驟減；實體經濟領域，世界經濟有效需求不足導致貿易增長不振，而跨國公司的國際直接投資動機明顯不足。經濟國際化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弱化趨勢，這在企業層面表現為部分跨國公司生產活動從「離岸」到「回岸」的轉變，在政策層面表現為部分發達國家「再工業化」的努力。從地理範圍看，危機的間接影響波及全球，但其直接衝擊則經歷了從美國到歐洲，再到新興市場傳播的三個階段；債務問題是主要傳導機制，QE實施背景下國際資本的大進大出則是新興市場面臨的最大問題。對和世界經濟而言，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一直持續，其「二次衝擊」的負面影響也逐漸顯現。

一、世界經濟秩序的分水嶺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是戰後世界經濟史上第一次大型金融危機在發達世界爆發，而且肇始於世界經濟的「領頭羊」美國，並以如此慘烈的方式。雖然股票市場早已復甦，但2013年以中位數計量的美國人的財富水平仍然較危機爆發前的2007年低約40%。這場危機始於美國的國內金融體系，但通過金融市場的傳導機制以及金融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渠道轉化為世界性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對「震中」之外的其他國家而言，可能因資本的國際流動或者本國金融機構的國際業務直接衝擊本國金融體系，也可能因貿易和投資等實體經濟方面的傳導機制受到間接影響，還可能因海外資產和債權價值等渠道受到潛在影響。實際上，此次危機的波及範圍和嚴重程度在戰後半個多世紀的世界經濟史上是獨一無二的，其影響程度和範圍僅次於1929年的大危機，給世界經濟帶來了嚴重的衝擊和深遠的影響。儘管由於在國內和國際兩個層面上政府的果斷干預，類似1929年大危機的最壞局面得以避免，但全球經濟復甦的過程並不順利。另外，危機過程中不得已而為之的、非常規的經濟政策的後遺症層出不窮，發達國家主權債務危機的爆發即證明了這一點。

全球化由強到弱的分水嶺。金融危機的爆發意味著強勢全球化時代的終結。金融全球化進程隨著去槓桿化的過程出現倒退，實體經濟領域產業資本的國際流動和生產能力的國際轉移顯著弱化。跨國公司仍然是全球化的支持者和動力源，但面對經濟復甦不利的局面，其國際投資和運營較危機前普遍顯得更加審慎。對新興經濟體而言，全球金融危機不僅導致來自發達國家需求的疲軟，也導致來自發達國家投資的減少。以國際直接投資為主要途徑的生產能力轉移大幅度放緩，這其中既有經濟衰退所導致的短期因素，也有一些具有制度性和長期性的結構性因素。就前者而言，主要表現在經濟復甦乏力和投資盈利前景不明朗所導致的跨國公司在資本支出方面的審慎態度。對後者而言，則表現在發達國家經濟實力的相對減弱和企業對外經濟擴張能力的相對縮減；同時，政府和公眾對跨國公司生產能力大規模外移負面效應的認識加深，并力圖留住跨國公司投資以促進本土就業和經濟增長。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在制度層面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逆全球化」傾向。「逆全球化」在國家層面的一個表現是開放與封閉之爭中後者的日漸強勢，這種情況在發達國家中屢見不鮮。全球經濟治理結構方面，推動貿易自由化的努力從全球層面轉向區域層面。在1990年代曾經輝煌之後，「區域主義」的重新崛起反映了對全球化的反思，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全球化治理的退潮。國家層面特別值得注意的兩個方面是部分西方國家的「再工業化」戰略及其在貿易和投資領域的保護主義傾向。經濟理論和意識形態方面，對「全球資本主義」各方面問題的反思為政策領域的經濟民族主義和保護主義傾向提供了支持。然而，從總體上看，逆全球化傾向尚未成為主流，並可能隨著全球經濟的復甦而減弱。

作為強勢全球化時代的領導者的美國也在反思，這導致在多邊層面推動全球化的力量轉弱。一部分人甚至認為，美國全力推動的多邊貿易體系和讓加入WTO的決定最終造就了一個強有力的競爭者；面對危機中遭到削弱的美國，不斷崛起的正在與之展開全方位的競爭。的確，金融危機后美國在地緣政治方面的不安心態有所加劇，遏制的聲音有所增強；更有甚者，近年甚至出現了尋求所謂對華政策「B方案」的探討。[註釋]國際經濟政策方面，美國將主要精力放在區域、雙邊和諸邊層面；其主導的若干重要自由貿易議程中，均被排除在外。這與強勢全球化時代中美兩國作為發展家和發達國家的代表協力推進全球化進程的情況形成了對比。

世界經濟格局的轉折點。金融危機對經濟的衝擊是世界性的，幾乎所有國家都受到了負面影響。從短期衝擊看，危機對發達國家的影響是直接的，範圍更大，程度更深；對新興經濟體的影響是間接的，範圍相對較小。相應地，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在相對經濟實力上發生了有利於後者的變化。另外，新興經濟體在世界經濟中的重要作用得到了工業化國家的認可；二十國集團（G20）取代七國集團（G7）成為全球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主要平台。然而，隨著危機波及形式和範圍的演變，其對全球經濟格局的影響也在變化。特別是伴隨金融動蕩從美國到歐洲、從發達國家到新興市場的波段變化，無論在發達經濟體還是新興經濟體內部都出現了顯著分化。另外，發展家中的資源型經濟體（包括石油和礦產出口國）和發達國家中的偏重資源的經濟體（如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等均經歷了初級商品價格在危機后「大落—大起—大落」的影響。

在金融危機的短期衝擊和長期影響的雙重作用下，世界經濟格局正在經歷一個顯著的轉折，其突出表現為經濟地位的迅速加強，其速度在世界經濟史上是沒有先例的。從以當期美元及實際匯率計算的GDP看，經濟佔世界經濟的比重從2002年的4.2%提高到2008年的7.2%，用6年時間提高了3個百分點（見圖）。

金融危機爆發6年後，該比重又提高了6個百分點，至2014年達13%，帶動了全球經濟重心向亞太的轉移。2015年，匯率大幅波動導致以美元計價的全球GDP總值出現下降，而經濟在匯率保持基本穩定的前提下佔世界經濟的比重提高到了15%。以購買力平價計算，2015年的GDP高達19.4萬億美元，佔世界的比重為17.1%；美國、歐元區、印度和日本緊隨其後，佔比分別為15.8%、11.9%、7.0%和4.3%。同時，經濟極大地推動了全球增長：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達高達1/3以上，成為全球經濟最重要的引擎。

在金融危機后的復甦期，發達經濟體出現「分化」傾向。美國經濟的表現搶眼：作為危機發源地的美國不僅避免了經濟崩潰，反而成為發達國家中經濟復甦的領導者。這與美國在科研創新等領域的獨特優勢有關，也與其政策創新和積極作為密切相關，而經濟體系的自我更新能力是基礎。相比較而言，金融危機爆發之初一度安然無恙的歐盟則在債務危機的重壓下難得喘息之機。自我更新和應變能力的差別使美歐經濟在危機挑戰下高下立判。從中長期看，由於歐盟內部各國競爭力的不平衡，各方面的經濟結構缺陷，移民、難民和國內政治分歧等問題，加之經濟一體化受阻，歐洲將面臨一個持續的衰落過程；英國「脫歐」可能是一個「結束的開始」。同時，日本經濟在經歷了兩個「失去的十年」后又遭遇金融危機衝擊，難有明顯起色。雖然「安倍經濟學」起到了抑制通縮、刺激經濟的短期作用，但在國際競爭力無法有效提升的情況下，單純的貨幣手段對重振日本經濟的長期作用非常有限。在較長時期內，發達國家經濟體將呈現歐日一蹶不振、美國一枝獨秀的格局。

以當期美元計算的主要經濟體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2002—2015

另一個「分化」發生在新興經濟體內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印度、巴西、俄羅斯等國宏觀經濟表現不佳，增長相對於而言顯得更加乏力。從結構特徵看，俄羅斯經濟過度依賴資源出口；巴西經濟相對單一化；印度尚處於工業化早期階段，但在IT服務業等領域實現了超前發展。在2014年以來金融貨幣動蕩、大宗商品價格暴跌的背景下，宏觀經濟不穩定、國際競爭力不強的國家遭受強烈衝擊，經濟結構單一、依賴資源出口的發展中經濟體在貿易、國際收支和財政收入等方面承受著巨大的內外部壓力。從作為新興市場主體的金磚國家看，其經濟表現出現分野，之外的其他幾塊「金磚」都因外部金融風險的衝擊而褪色。另外，俄羅斯在烏克蘭問題上遭受了嚴厲的經濟制裁，其經濟受到嚴重的短期衝擊，而與西方關係的惡化也可能對其經濟產生長期的負面影響。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以來新任總理莫迪治下的印度經濟開始展現比較強勁的增長勢頭。截至2016年3月底的財政年度，印度GDP增長達到7.6%，創5年來最高水平並超過。作為僅有的兩個十億人口經濟體，新興市場之「龍」與「象」在經濟增速上的較量中，後者開始佔上風。

2014年，以購買力平價計算，GDP超過美國躍居世界第一。[註釋]以實際匯率和購買力平價計算的GDP差異甚大，以之反映經濟總體規模的差別也很大——對、印度等很多發展家而言，購買力平價所反映的經濟規模遠超按實際匯率計算的GDP。隨著經濟開放程度的提高，兩者的差異可能會逐漸縮小。正是由於GDP數字選取的不同，關於經濟總量何時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也有不一樣的說法。姑且不論「趕美」速度之快慢，若達到與美國經濟相同的規模，人均GDP仍僅為美國的1/4。即便如此，經濟規模超美仍將是一個在國際政治和經濟領域具有分水嶺意義的重大事件。諱言「爭當第一」的老二和直言「不當第二」的老大的座次何時調整，在經濟規模此消彼長的同時，老大和老二在其他領域的關係如何演進，將成為塑造21世紀人類歷史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二、經濟發展外部環境的深刻變化

伴隨全球化從強勢到弱勢的轉變，世界經濟也從一個高速增長階段轉入低速增長階段。在整體降速的同時，各發達經濟體和各主要新興經濟體也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分化，能否及時有效地進行調整和轉型是在這一分化過程中成為「贏家」的關鍵。對而言，危機後世界經濟復甦緩慢、主權債務累積、保護主義蔓延的情況決定了藉助外部市場和資源實現經濟高速增長的空間明顯縮小；與此同時，生產能力從發達國家向新興市場的大規模轉移趨勢大大減弱。對於前期經濟增長倚重出口和投資的而言，危機的負面影響尤其明顯。「四萬億」龐大的經濟刺激計劃雖救和世界經濟於水火，但後遺症很多，並將在很多方面、很長時間制約經濟的健康發展。

三、金融危機彰顯了開放經濟條件保障國家經濟安全的重要性

金融危機在一國爆發后可能影響到其他國家，從而演變為國際金融危機。金融危機對危機「震中」之外其他國家的影響包括直接衝擊和間接影響兩方面。直接衝擊主要是在金融和資本賬戶開放的前提下，由於資本的大規模流出所導致；一般而言，本身宏觀經濟有弱點的國家更容易受到衝擊，且影響的幅度較大。間接衝擊主要是通過貿易渠道，由於需求下降對出口國，以及由於投資下降對資本接受國帶來的影響；也可能由於匯率的非正常波動或主權債務問題使債權國的利益受到波及。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強度之猛烈、波及範圍之廣泛表明，金融危機已經成為一國經濟安全的重要威脅，而來自境外的危機衝擊可能對經濟安全的各個方面（特別是人民幣匯率實行有管理的浮動，金融安全）產生巨大衝擊。歷史經驗表明，僅有石油和金融是能讓整個世界陷入危機的行業。不同的是，相關領域的技術進步可能在長期內成為穩定油價的力量，從而避免大規模危機的發生；但在監管滯后的情況下，金融行業的創新和開放卻可能發展成為一種助長信貸過量擴大、槓桿過度提高、泡沫膨脹失控的「破壞性力量」，從而對金融市場和宏觀經濟穩定帶來重大威脅。一部分人率先建倉、提前「逃頂」的明智行為往往是以多數人的嚴重虧損為代價的；而離場避險帶來的羊群效應又可能極大地加劇市場調整的幅度，並可能導致嚴重的資本外逃現象。

由於金融體系的相對封閉（特別是人民幣匯率實行有管理的浮動，金融和資本項目不完全開放，國內金融體系對外開放程度低），幸運地躲過了全球金融危機的直接衝擊。然而，由於實體經濟的高度開放，特別是經濟增長高度依賴出口，所以危機給帶來了巨大的間接衝擊。從拉動經濟增長「三駕馬車」的作用看，商品和服務凈出口貢獻的百分點從2005—2007年的平均1.6個百分點降到2008年的0.3個百分點，2009年猛降到-3.9個百分點。換言之，如果消費和投資維持2008年的貢獻度，貿易衰退帶來的負面效應將使的GDP增長率降到5.4%。隨著全球貿易的回升，出口驟降帶來的嚴重短期衝擊隨之結束，但國際需求弱化帶來的影響卻一直存在。其實，危機爆發前幾年出口對經濟增長貢獻之高是罕見的——這是由發展模式的自身特點決定的，也與強勢全球化時代的空前機遇有關。入世后，強大的海外需求極大地帶動了出口，同時又通過出口帶動了產能和基礎設施等方面的國內投資。全球金融危機帶來的經濟衰退意味著，凈出口對增長的拉動效應驟降，而前期大量投資帶來的巨大產能在出口減緩的情況下出現過剩。

危機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不僅是短期的、周期性的，更是長期的、結構性的。以金融危機的爆發為分水嶺，來自外部的動力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發生了由強轉弱的根本變化。實際上，全球範圍內金融市場、國際經濟（貿易和投資）和主權債務領域的三重危機對都產生了重大影響，顯示了源於外國的危機如何對本國經濟產生衝擊，也彰顯了開放經濟條件保障國家經濟安全的重要性。

四、應對危機的舉措有值得反思之處

有效的危機應對應揚長避短。擴大內需從短期內和中長期內對於應對來自金融危機的外部衝擊都至關重要。然而，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應基於審慎的評估和分析——應制定適度的經濟目標，並在合理的限度內對經濟刺激措施加以運用。在2009年2月接受相關採訪時，我強調「警惕靠投資擴內需出現新一輪盲目建設」。遺憾的是，類似的建議並未得到重視。隨著「四萬億」強刺激措施推出，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猛增到8個百分點，從而將GDP增長率硬拉到9.1%。

無疑，政府針對金融危機的經濟刺激政策的方向正確，時機得當，但問題出在力度和規模。其一，在經濟「自然增速」（或者說「潛在增速」）從10%以上掉到5%以下的危急情況下，設定一個什麼樣的增長率目標合適值得探討——這也正是我在2009年寫下關於增速目標文章的初衷。其二，為實現設定的增長率目標，採取何種規模的刺激政策和方式恰當需要深入分析——「四萬億」的規模和投入方向無可厚非，但問題在於銀行信貸寬鬆背景下巨大的金融槓桿和對基礎貨幣帶來的乘數效應。其三，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債務控制完全放開，甚至對地方政府融資平台進行扶持；在這樣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債務規模急劇膨脹，結構日益複雜，風險迅速膨脹。這就決定了經濟刺激的規模在地方層面被極大地放大。總體上，由於增長目標設定過高，也由於地方融資和金融體制的「放大效應」，經濟刺激的實際規模被極大地放大了，遠超4萬億的設想規模。

從政策效果角度看，「四萬億」在經濟增長及其刺激手段上的透支有寅吃卯糧之嫌；它增加了宏觀經濟的長期風險，加大了後續政策實施的難度。從影響上看，經濟刺激措施在房價高速上漲、地方和企業債務膨脹、金融過度槓桿化和產能過剩等方面的後遺症很多，對經濟長遠健康發展的威脅很大。這些問題的出現與當時的宏觀經濟決策有關，也離不開發展模式和經濟體系的固有特徵。為了應對這些問題，必須進行必要的「去槓桿」，而這意味著對未來經濟增長的壓制。更為重要的是，在外部衝擊到來之際對高增長的過度追求使經濟錯過了結構調整的最佳時機，也錯過了市場出清的機會。

中外學術界對1929年的大危機和2008年的金融危機進行了有益的比較研究。[註釋]實際上，從全球範圍看，導致兩次危機不同後果的主要因素在於有效的政策應對，其核心是美國的QE和的「四萬億」。兩項政策分別從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角度對本國經濟進行了空前的強幹預；而藉助兩國分別在金融貨幣和投資貿易領域的巨大影響力，兩者產生了巨大的溢出效應和全球影響。的經濟強刺激在發達國家增長動力枯竭的情況下為世界經濟的增長提供了「終極動力」；而美國的量化寬鬆則在發達國家接近零利率的背景下為世界經濟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流動性。兩者合力將世界經濟從崩潰的邊緣拉了回來，使大危機的災難性後果得以避免。從全球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看，兩者的一個重要區別在於：的政策代價由自己承擔，而收益卻與其他國家分享；美國的非常規貨幣政策收益是自己的，但代價卻在很大程度上由全世界共擔。前者與在全球經濟中作為主要資源進口者和工業品生產者的地位有關，也與危機過程中刺激政策的主要作用對象（基礎設施和房地產）有關；而後者則主要是由美元作為世界支付和儲備貨幣的霸權地位所決定的。

五、全球危機對的經濟增長模式和路徑意味著什麼？

歷次嚴重危機都會導致經濟學界對自由市場經濟的反思和對政府干預經濟的範圍和方式的相應調整，此次危機也不例外。對而言，危機彰顯了「模式」之長，也暴露了「模式」之短。面對全球化從強勢到弱勢、世界經濟從高速到低速的雙重轉變，「模式」短期必須調整，長期必須重構。這要求對經濟增長路徑和經濟政策架構進行重大的調整。適當減速增長是必然要求，同時需要全面推進經濟的轉型和升級，在適度「保增長」的同時大力「調結構」。需求側的政策仍是保增長的核心，而供給側的政策則是調結構的關鍵。

六、生產能力「回岸」和發達國家「再工業化」

全球金融危機所暴露的問題使學界和經濟決策者認識到金融過度發展、實體經濟「空洞化」帶來的問題，開始重新審視兩者之間的關係。相應地，發達國家對製造業的重視程度普遍提升，並提出了「再工業化」的政策主張。值得注意的是，這方面的政策變化並非局部的，而是系統性的，其目的在於加強工業發展，並推動製造業迴流和升級。相關的舉措包括美國通過《重振美國製造業框架》和《先進位造業國家戰略計劃》等項目實施的「再工業化」、日本的「產業復興計劃」、德國的「工業4.0」、法國的「新工業法國」以及英國的「高價值製造」等。

企業層面，出現了將生產能力從新興市場遷回母國或鄰近國家的「回岸」現象。這無疑意味著對國際資本和生產能力從發達國家到新興經濟體轉移的反作用，體現了一定程度的「逆全球化」傾向。其出現有企業層面的成本考量，也與政府層面「再工業化」的努力有關。存量方面，跨國公司製造能力的迴流規模仍然有限，但增量方面，其海外直接投資（特別是股權投資）減少的趨勢卻非常顯著。

分析「再工業化」的推出，還要從「去工業化」的原因和結果來看。從經濟史視角看，發達國家經濟經歷了早期的「工業化」和後期的「去工業化」的過程。首先，「去工業化」過程是隨著收入水平提高，服務業不斷發展、製造業占經濟比重逐漸降低的自然演進過程——這是經濟發展不可避免的規律。這個內生的產業結構變化過程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不可逆的，其逆轉則意味著一種倒退。其次，發達國家「去工業化」的現象還與近30多年來通過直接投資和外包進行的製造能力對外轉移有關。此過程在一定程度上是可逆的，其經濟合理性來自不同區位生產成本的相對變化。最後，部分發達國家（如美、英等國）的「去工業化」還與金融的過度繁榮相關——與之相關的經濟過度槓桿化、金融市場高風險化、房地產市場泡沫化是金融危機爆發的一個直接原因。

企業層面，跨國公司將製造能力向新興市場轉移，降低了成本，提高了績效，提升了國際競爭力。然而，在產業和宏觀經濟層面，製造業的大幅轉移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產業空洞化」。就經濟結構而言，製造業相對衰落，服務業比重達到很高的程度——發達國家作為一個整體服務業占經濟的比重約為75%。就業方面，製造業向海外的轉移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工作機會的流失，特別是在經濟和教育結構升級跟不上，高端經濟活動不能有效吸納剩餘勞動力的情況下。經濟景氣時情況尚可，而一旦經濟陷入蕭條，就業壓力加大，這方面的矛盾和問題就日益突出——這也正是金融危機發生后出現的情況。很明顯，危機之後經濟學界的反思加深了製造業對經濟長期重要性的認識。但不可否認的是，部分西方國家推出「再工業化」戰略，短期的就業考量是主要的因素。從這方面看，美國近幾年的再工業化努力達到了一定的目的：自1990年代開始美國製造業就業持續下降，但到2013年開始出現工作崗位的正增長。

發達國家「再工業化」的努力和部分跨國公司生產活動從「離岸」到「回岸」的轉變已經給帶來了一定的影響，加劇了製造業利用外資的下滑傾向。對工業而言，面對發達國家「再工業化」的長期威脅和其他發展家競爭力提高所帶來的短期挑戰，固守是下策，升級才是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