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流浪在東歐: 唯一有意義的事情，就是知道為什麼而活？

什麼樣的人才會逆流而行？

逆流的人們，又在追尋著什麼？

▲ 主播/蘇維 配樂/Justin Timberlake：Five Hundred Miles

曹然的逆流之路是從大學開始的。

在此之前，她在一條通往體面生活的道路上走得很穩當。學習優異，聯考考進復旦新聞學院廣告系。

但一年後，她從廣告系轉去了歷史系。

大部分想要轉系的學生，都是從冷門專業，轉去經濟、金融、計算機這樣的熱門院系。

很多人不理解。

她卻在邊緣小路上走得很遠，尤其對東歐巴爾幹地區的過往與現在，深深著迷。

大學部畢業后，去英國繼續讀研，專攻巴爾幹半島的歷史。學業結束，直接奔去科索沃呆了半年，一邊實地探訪，一邊在NGO實習。

去年，在北京的國際組織工作四年後，她又一次辭職去了巴爾幹，旅行，造訪故人，也尋找今後的路。

人生的道路並非對誰都清晰明確。而這世界的有趣之處，正是總有人選擇少有人走的小路，去看看另外的風景。

文|曹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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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或許這些年一直在追逐一個神話。一個出自巴爾幹平原，至今還活在很多人心裡的神話。

在此之前，那片土地和我有什麼關係呢？

我讀到這個神話是在從廣告系轉到歷史系之後，那是一段非常迷茫和混亂的時期。

在旁人看來，從有名的廣告系畢業、找一份體面的工作可能是自然的選擇。但這樣的路徑一直和我格格不入。

或許我一直有種無意識的焦慮，希望在這個飛速變化的時代找到一些永恆的東西，從而能緩解對時間流逝的恐懼。

在歷史系，我開始接觸南斯拉夫地區的歷史。

這裡是有名的「巴爾幹火藥桶」，民族與宗教差異導致這裡常年戰火紛飛、局勢不穩。

戰爭中也有著和平地區所難以想像的神話。到現在我也不能忘記初看庫斯圖裡卡電影《地下》的震撼。

1941年德軍入侵南斯拉夫王國時，人們為躲避空襲進入地下防空洞。日復一日，他們生產軍火、嚴陣以待，但進攻遲遲沒有到來。

他們索性繼續地下的生活，尋歡作樂、墜入愛河，忘卻了時間。在這裡演奏音樂，狂野奔放，婚禮上照舊朝天射擊。

50年後，他們意外重返地上，發現戰爭仍在繼續。他們徘徊在迷宮般的地下甬道中，哀號：「沒有南斯拉夫了？這是什麼意思？我要回南斯拉夫去……」

這種似乎是宿命的悲劇循環立刻吸引了我，是什麼造就了這樣的循環與命運？

我亦注意到了科索沃神話。

1389年，塞爾維亞軍隊被土耳其人擊敗，此後，塞爾維亞逐漸被土耳其統治。

但這場發生在科索沃平原上的戰爭逐漸成為了塞爾維亞民族認同的核心。

按照東正教傳統的解釋，戰敗的塞爾維亞拉薩爾大公失去了地上的國，但得到了「天上的國」——永恆的道德高地。

▲貝爾格萊德聖薩瓦大教堂里，紀念拉薩爾大公殉難場面的聖像。圖/曹然

600年來，每到戰役紀念日，成千上萬塞族人來到科索沃平原，高歌、起舞、痛飲。

在被異族佔領、統治期間，這裡也成了寄託他們獨立、復興願望的神話之地。

600年前的事件至今仍然在日常生活中擁有強大的生命力，這是我前所未見的。

後來，當我一次次地前往南斯拉夫地區、在科索沃平原上遊盪，才親眼目睹神話、戰爭、難以化解的民族矛盾之下，這片土地上人們的隔閡與傷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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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部畢業后，我去了英國念研究所，研究前南斯拉夫歷史。2011年畢業后，又去了科索沃一家關注少數民族權益的NGO實習了六個月。

很多人會問，為什麼會研究一個距離很遙遠的地方，又為什麼會去科索沃？我冠冕堂皇地講了很多學術興趣。

但是我知道，首先吸引我的與其說是學術價值，不如說是內心對於永恆的一種難解的嚮往，哪怕是巴爾幹半島悲劇的永恆。

這是一種內在的審美需求，一種精神內核。

雖然終究沒有任何辦法對抗時間的流逝，人人在世上皆是浮萍；但有這樣恆久的存在，多少是種慰藉。

在科索沃民族權力機構實習的半年，生活並不輕鬆。我如願以償目睹了神話背後普通人所付出的代價。

很多人知道貝爾格萊德，知道南斯拉夫，是因為一場北約的轟炸。當時的背景，便是科索沃戰爭。

1999年，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人揭竿而起，要求獨立；塞爾維亞則派部隊去鎮壓。整個過程非常殘酷，犯下了很多反人類的罪行。支持科索沃獨立的北約開始介入，轟炸貝爾格萊德和周邊、南方的一些重鎮。

▲ 內戰中從塞爾維亞科索沃逃出來的難民。

歷經戰火后，科索沃獨立，成為一個新生的阿爾巴尼亞國家，塞爾維亞人成了弱勢群體，但他們卻不願離開。留在科索沃的5%的塞族人主要住在北邊，靠近塞爾維亞邊境的地方。

當初我特別不理解，為什麼科索沃這麼一個貧苦落後的小地方，會給整個巴爾幹地區帶來這麼大的災難？

這裡GDP落後，沒有工業，各方面都沒有特別之處。但為什麼我認識的所有塞爾維亞人，都對這裡念念不忘，不願放棄科索沃？

於是一次又一次，我造訪塞族人在科索沃北部的飛地，認識了幾個當地草根NGO的年輕人，也成了很好的朋友。

當時我們都是二十五六歲的年輕人，對這個年齡的人而言，應該找工作，去更大的城市，開始自己的事業，開拓人生的方向。

但在這個地方，他們路徑完全不一樣。這些年輕人很有朝氣，對未來很有憧憬，也很有趣，平時都把自己的生活過的有聲有色——有很多朋友，玩樂隊，做地下戲劇、演舞台劇，努力在凋敝的環境下把自己的生活過得更有趣。

但他們絕對不會離開科索沃。

哪怕沒有正式的工作，靠著歐盟、聯合國的資金，吃了上頓沒下頓，不可能也拒絕融入科索沃的主流生活。

我甚至碰到一個四十多歲的計程車司機，當時帶著我在北邊的城市找路。他跟我說，在他父親去世之前，他和父親承諾過，絕對不會離開科索沃。

一輩子，到他死，到他下一輩，也絕對不會離開科索沃。

這讓我非常震撼，並且思考：這個世界上，究竟是什麼讓每個人的選擇如此不同？

如果是我面對這樣的生活環境，歐洲離得這麼近，我可能就去法國德國讀書，然後找個體面的工作，去打工也可以。

但他們說，我去那邊幹什麼？他們不需要我們，但是科索沃需要我們。我們這些人如果走了，這個民族、祖先留給我們的地方就這樣放棄了。

生在這裡，根在這裡，他們自己的家庭，整個民族的根，都在科索沃。如果他們離開了這個地方，就沒有辦法和祖先交代。

民族的認同，對他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比有一個富足穩定的生活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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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系畢業生米洛什便是塞族年輕人的典型。

他英語流利，但和所有科索沃北岸年輕人一樣，也過著半失業的生活。他曾就職於一家致力於社區安全的NGO，但該組織因為缺乏資金難以為繼。

他家人在塞族政府工作，一年前開始工資就開始斷斷續續。迫於歐盟壓力，貝爾格萊德正在逐漸切斷對這裡的財政支持。

礦場、工廠和公司紛紛關閉或遷走，經濟幾乎陷於癱瘓。失業率達到驚人的77%。

世代居住在這裡的米洛什全家卻從未考慮過離開科索沃。

「這裡的生活就是一場戰鬥，我決定戰鬥至死。

即使別處有最好的工作機會、最好的薪水，我也完全不考慮。

如果我們想離開，早在1999年就走了，或者2004年發生針對塞族的暴亂的時候也該離開了。

但我永遠不會離開科索沃，離開就意味著失敗，意味著我們的聖地、我們最古老的修道院和歷史遺迹不再屬於我們。」

我們經常在山頂教堂看日落。這裡可以俯瞰整個城區。城市如同千瘡百孔的口腔，敞開了無數黑洞洞的窗口和沒封頂的爛尾樓。

但米洛什喜歡在這裡看日落，這樣的景緻讓他感到城市仍在掌握之中。暮色中，分不清哪裡是阿族聚居區，哪裡是塞族區，蒼茫一片。

他那年才26歲，我一直以為他把歷史和神話看得比現實更重。「不是這樣的。」他糾正我，「是我相信的未來和他們不同。」

對於當時26歲的我，神話讓這些人付出的代價沉重得難以承受。

神話仍然熠熠生輝，但可能只是難以捉摸的集體記憶而已。

它無法給這些年輕人一個「正常的生活」：與他們所受的教育相匹配的工作和收入，還有未來無限的可能。——當時的我覺得，這些才是可以接受的人生。

於是我逃回了北京，一頭扎進了想象中「正常的生活」，消融在大城市的人海里，為了所謂職業發展，在國際組織疲於奔命。

最後一次和米洛什告別的時候，他不願接近城市裡靠近阿族區域的橋頭，揮手告別。戴著畫家帽和鮮艷的圍巾，他和歐洲最時髦城市的年輕人別無二致。

但他屬於這裡，如樹木紮根一樣自然。沒有猶豫，沒有疑惑。雖然沒有人知道等待科索沃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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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在國際組織的四年裡，我以為自己會忘卻科索沃的一切，與現實和解，讓身心成為一個統一的世俗存在。

但是我做不到。2016年底，辭職重回巴爾幹半島。

巴爾幹沒有變。與國內的日新月異相比，這裡是時間之外。也正因此，每當來到這裡，我得以離開社會滾滾向前的時間車輪，在一段距離之外審視、回望走過的道路。

我又遇見了一些新的人。藝術家、轟炸博物館念念不忘戰爭罪行的講解員、向沙烏地富人賣別墅的波黑學生……

越是接觸更多人，我就越想了解每一個人在特定的國家、城市，甚至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他個人的選擇。

最難忘的，是在波黑首都巴尼亞盧卡迷路時邂逅的薩沙，他的遭遇讓我看到了戰爭與殺戮之下人性的複雜與不可測、個體的傷痕與救贖。

▲ 1992年，照片中的女主人公Gordana Burazor在薩拉熱窩被疏散：「這不是一個母親因為兒子要被送走而落淚的故事……我其實和孩子一起在巴士上……我強忍住眼淚是因為，我知道自己要離開摯愛的祖國，她已被愚蠢的戰爭蹂躪得破碎不堪。」

薩沙本是薩拉熱窩的塞族人。1992年波黑戰爭前夕，母親把他送到了更安全的巴尼亞盧卡的叔叔家，一去就是兩年。

兩年裡，他不知道母親是否還活著，過得怎麼樣——彼時說到這裡，四十多歲的大男人，在我面前眼淚刷刷流下來。

薩拉熱窩被圍城的兩年間，死了大概五千名平民：很多平民是在街上過馬路時被狙擊手打死，也有被餓死的，以及生病死在醫院的。

在民族情緒的煽動下，許多原本和睦相處的鄰居因民族、宗教之異反目為仇，互相殘殺。

▲ 照片拍攝於1992年波黑戰爭期間薩拉熱窩有名的狙擊點，人們想從街道的一邊去往另一邊只能用跑，隱藏著的塞爾維亞狙擊手隨時可能對他們開槍。這條街上每天迴響著狙擊子彈劃破空氣的聲音，亡魂不計其數。攝影師Tom Stoddart說：「我對戰爭大片式的作品完全沒有興趣，我在意的是記錄人們在戰爭陰影下的生活。」

兩年過去，他覺得母親已經不在人世了。

但是1995年戰爭快要結束時，他突然收到一封母親的信。信中，母親描述了過去兩年生活的艱苦：冬天把所有傢具都劈了取暖；所有電器在黑市變賣，只為換點吃的。

最終她決定，無論如何，就算要死，也要在死之前見兒子一面。於是她收拾了兩個隨身包裹，準備穿越薩拉熱窩周圍叢山峻岭、埋著地雷的封鎖線。

母親奇迹般走出了死亡之地，一路徒步、搭乘順風車，抵達了巴尼亞盧卡。

當他在公交站等待母親時，看到一個男人大喊他的名字，向他跑過來。仔細看才發現，那是他媽媽。

整整兩年，母親已經憔悴得認不出來了：頭髮剪得很短，穿著男人衣服，完全認不出是他母親。

他母親2013年去世。一直到去世前，她都不願意向兒子提及那兩年經歷了什麼。

▲ 薩沙

在母親去世以後，薩莎回到薩拉熱窩探訪當時的鄰居。有個鄰居告訴他，有一天只有他母親一個人在家，一個穆族鄰居拿著衝鋒槍對著他家一陣掃射。

那個鄰居震驚之餘，破門而入，發現他母親倒在地上口吐白沫，整個人驚嚇過度暈了過去。好在子彈奇迹般地沒有打到他母親，他母親半小時左右才恢復知覺。

對於經歷過薩拉熱窩兩年圍城的人來說，這種遭遇很多時候是沒有辦法用語言描述的。尤其是這樣對待你的並不是外來的敵人，而是曾經非常親密的老鄰居。

▲ 2012年，波黑首都薩拉熱窩的主幹道上擺放著11,541把紅色空椅，每把椅子代表了一名波黑戰爭的遇難者，以此紀念薩拉熱窩被圍、波黑戰爭開始20周年。

後來，薩沙成了藝術家。他最主要的作品是一系列紙做的面具，有迷幻的、俏皮的、神秘的。

我問他為什麼選擇面具這種形式來表達。他說，人與人之間在戴上面具以後更真實。他以前在薩拉熱窩居住時，與各族鄰居朝夕相處，直到戰爭爆發，才發現人性的另一面。

另一方面，他的創作靈感源於他母親。直到母親去世，他都沒辦法讓他母親原原本本傾吐出來那兩年的遭遇，沒能說出她自己內心真實的感受。

表達感情，就是這麼難的一件事。所以他做面具，覺得人可能帶上面具更能吐露內心。

他說：我相信遮蔽更有助於揭露，人有了面具更能坦露自己。

▲ 薩沙的面具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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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戰亂之後的巴爾幹半島，看到飽受戰爭創傷的人們，對於活在這個世界上，會有些釋然。所謂「活在當下」，真的不是一句空話。

拚命奔跑的同時，我們往往忘了當下的生活也在拚命流逝，一去不回頭。

但我們是否完全把握住了當下？明天，明天的明天可能永遠不會來臨，黯然回首最珍貴的事物卻早已遠去。

所期望的未來即使存在，那通向它的道路也唯有充盈的當下。享受它。不要無視它。它會把人帶到應到的地方。世間萬物皆有其因果。

如今我已再次告別巴爾幹。對這片土地與人，我不再感到悲傷與同情。他們不需要這些。我會踏上新的旅程，但一切都是源於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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