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國衣冠斂劫灰

經濟觀察報 袁凌/文 近年盛傳「民國范兒」，附庸風雅之外，不乏對人文底蘊和士林精神的某種緬懷，區別於眼下的體制依附與社會粗鄙化。但流風所及，眾口念念「范兒」而不知其然，鮮有人可沉潛故紙，一探民國風度之下的人文底蘊究竟為何，與時代人生有何關聯。在此背景之下，《理工學人的詩與世》可謂恰逢其時又難能可貴。作者章詩依，與我誼兼師友，恂恂君子，又能做實際功夫，正所謂斯人而成斯編。

「民國范兒」固然包羅繁複，涉及制度、人文、器物、風俗，具體到人文方面，大致是今人追慕的學貫中西，與新舊兼能。本書專註理工學人，又在前兩端之外，加上文理互通。看來歷歷是風雅故事，細緻讀來，卻自有時代升沉、人生況味出入其間，所謂讀詩論世，寫詩即寫人，人處的時代，推而言之，更是寫一種文化傳統輾轉興替的命運。這是本書的題目《理工學人的詩與世》明白揭櫫的。書的切口雖小，看似抓取一個輕巧角度，卻是微言大義，有似馬遠、夏珪筆下的殘山剩水，正可折射全體，透視心靈。

今人談及民國學人之「新舊兼能」，頗多意淫成分，實為時代交替之際的客觀情境。本書中的多數學人，在不知子曰詩云為何物時，已經受家教囫圇吞棗地背誦舊體詩詞，這和我們的童年填鴨經歷差似，只是填充的內容有區別，一為文化傳承，一多政治灌輸。再說到理工學人的文理互通，除了當時大中學教育的兼容性，區別於建國后教育的文理分科與工具化，也有這種啟蒙教育的天然門徑，往往是沒有選擇的選擇。

自然，這種主動與被動之間的文化出身，一旦獲得當事人認同，也就成為他們主體生命的一部分，舊體詩詞成為很多民國理工學人的終身積習，甚至心靈皈依之所。這是本書下力氣探索的部分。

我未見過章詩依的舊體詩詞，但想必民國學人和寫作者在這方面的心理同構，是這本書產生的起點，並非單純搜羅掌故以備談資，否則難以做到在搜羅故紙之外體貼人情，讀詩論人，進而論世。

在個人心靈安頓之外，這些詩詞也自具文學上的某種成就，以致對時代、人性的傳達功能。尤其像陳士驊在文革劫變中有意的憶舊詠史之作，有似王鼎鈞的回憶錄，實有以一己之力保存歷史變遷的功能。王綬綰、胡先驌亦有類似的抒懷詠史之作。將詩言志有意識地與時代歷史變遷結合，繼承「詩史」遺脈，在現代人文學者中有吳宓與聶紺弩，陳世驊亦庶幾近之。

在詩歌成就上，理工學人固然缺乏像陳寅恪「一生負氣成今日，四海無人對斜陽」或者聶紺弩「男兒臉刻黃金印，一笑心輕白虎堂」那樣的傳世之句，卻也有「天殷囑我重斯文」「寒飈日夜掃乾坤」這樣透露了時代內情和人心狀態的警語。

但在心靈安頓進而以詩證史的另一面，這種「新舊互通」「學貫中西」也意味著處於時代交替中人們的文化與人格分裂，帶來終其一生的矛盾與痛苦。遍歷西方學術卻又深具傳統文化自覺的吳宓，曾以「一身而騎二馬」的「車裂之感」來比喻自己在中西文化之間的分裂，自然也是新舊之間的分裂感。到了1949年以後，則變形為無產階級革命「破四舊」的「新」與自己存續傳統命脈之根的「舊」之間生死攸關的衝突，對於最真誠又具文化自覺的人來說，衝突到極致，往往避不開作為精神容器的肉身的毀滅。文科學人吳宓、陳寅恪如是，本書中理工學人胡先驌、陳世驊、歐陽翥諸人亦無二致。在他們的筆下，雖然沒有像人文學者表現得那樣明顯，但亦在不經意間有所流露。

譬如王綬綰筆下的「五十萬年溯鬥爭」「且喜詩書銷海內」，胡先驌的「天人消息應難喻，漆室徒傷事事屯」，吳壽彭在文革開始之際寫下的「人間相斫誰當世，天道能仁奈若何」，都透露了「天人之際」的分裂與憂患，情勢加劇到極致，個體在時代歷史面前的毀滅也就在所難免。即使肉身沒有當下毀滅，終身的分裂感也在所難免。諸多理工學人在1949年之後，明知風險重重依舊舍洋歸國，從此歷經壓抑辱沒，留在異鄉的則終身深陷思鄉之情，本書中前者如翁文灝，後者如闞家蓂，身世感受端端發為詩句，存留了一代知識分子的心路軌跡。

關於理工學人「能詩者多科學」現象的由來，本書記載，胡先驌 曾在1965年對龍榆生解釋為「蓋承數千年來積勢」，「蓋舊時代流風餘韻之餘波，在今日不可見矣」。胡先驌揭示了「文理互通」表象背後的新舊過渡，而在文革前夕感慨「今日不可見矣」，實有一代學人的身世之悲。

「今日不可見」背後的原因，是政治運動對學人新舊過渡生命情態的扭曲，學人身上新舊的矛盾轉化為政治與人文之間的衝突，這種扭曲感在胡先驌本人的詩詞中體現得尤為明白。本書收錄了胡諷喻政治的《甲申三百年祭》，讓筆者想起在北京植物園石壁偶遇胡先驌的一首長詩《水杉歌》，在這首吟詠記錄自己一生最大科學發現的詠物詩的結尾，胡先驌不忘了把水杉的科學發現和本書中另一學人楊鍾健對於祿豐龍的發現並舉，與冷戰的政治形勢聯繫起來，總結為「東風佇看壓西風」，這顯然是對最高領袖對世界形勢判斷的直接呼應，表現了詩人努力呼應政治的意識。

但如此主動地扈從政治，並沒有為胡帶來政治身份認同，櫻桃溝水杉成林，胡先驌卻離奇死亡於文革劫火中。其他學人或迴避，或抗議，或附和，但鮮有能在政治情勢之下出處自如的。政治對人文的壓抑扭曲，直至毀滅，是一代知識分子的宿命，本書從理工學人角度的記錄，實有管窺全豹之效。

政治的新舊之外，現代學人的舊體詩詞寫作，還有一個如何與新詩對話的問題。本書寫到的理科學人，鮮有同時寫作新詩者，唯一的例外是周太玄。另一個現象值得注意，學人們大多選擇了格律要求最嚴的律詩體裁，在嚴格的韻律框架中納入諸多現代科學與社會名詞，這一現象從黃遵憲、康有為以「聲光化電」入詩已漸次成風。歷史學家唐德剛還在為本書中學人闞家蓂詩集作序中強調了寫新詩和舊詩的區別，認為寫新詩可以完全憑才氣靈感，舊詩還要在二者之外加上「相當的漢學根基，以及錘鍊和推敲的長期練習」，甚至「作律詩要幾十年的功夫」。這顯然是以律詩為上，甚至學人們寫五言詩的也不多。

但在強調律詩優越地位的同時，學人們也可能錯過了某種機會，舊體詩詞始終無法與新詩有效地對話，導致一方面新詩的發展「僅憑才氣靈感」而缺乏根基，一方面舊體詩詞始終缺乏文學主流的意義，在社會生活傳達上也備顯窘迫局促，淪為個人修養愛好，以致某種「民國范兒」的流風餘韻，逐次式微。這和西方詩歌的發展區別明顯，也顯示出另一種民國學人身上「新舊」的斷裂。

秦火之餘，故國衣冠，僅存劫灰。珍重地檢視歷史地層，發掘這捧劫灰，聚斂整理，用心存放，這是章詩依此書做的工作，非流俗懷舊、附庸風雅者可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