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錫文：我與中國農村50年

陳錫文談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促進經濟平穩健康發展。新華社記者才揚攝

陳錫文：1950年7月生於上海。1968年9月，赴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1978年考入人民大學農業經濟系。畢業后，先後在社科院、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工作，歷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兼辦公室主任。現任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北京，博學衚衕一號。隔著一條窄窄的府右街，與中南海緊鄰。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就在這個院子里。在二樓，67歲的陳錫文走過來與我握手，微笑著略作幾句寒暄，便開始了我們歷時3個半小時的長談。

如果從他1968年去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算起，他已經跟農村打了近半個世紀的交道；如果從1978年考進人民大學農業經濟系算起，他研究農村已近40年。去年6月，陳錫文卸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兼辦公室主任，但仍是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他對農村的關注與思考，並未停歇。

數年前，有媒體同行曾說，陳錫文給她最大的印象是實在。我的感受則是，他不僅實在，而且深刻犀利。

管農業的上海人

高淵：你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就直接參与農村問題的決策。但讓很多人驚訝的是，你居然是上海人。

陳錫文：是啊，我祖籍江蘇丹陽，出生在上海，從幼稚園、國小到國中都在上海南匯縣的周浦鎮。解放前，我父親從老家到上海工作，認識了我母親，在上海成了家。

新成立后，我父親去上了無錫文化教育學院，這是一所幹部速成學校。他上學的時候我出生了，所以我叫「錫文」。他畢業后響應國家號召支援老區建設，就去了泰山腳下的山東泰安中學教書，母親也帶著我去了。

高淵：後來為何到了上海周浦？

陳錫文：我母親身體不太好，就帶我從泰安回了她的老家杭州。到了我5歲的時候，父親調動工作，分配到了當時還屬江蘇省的南匯縣周浦中學教書，這樣我們就在周浦安家了，後來上學一直在那兒。

1966年我國中畢業，畢業前就亂了。那時候「文革」搞串聯，坐火車不要錢。我們一路跑到海南島。我們在海南島待了一段時間，1967年的春節在那兒過的。回來後到學校看看，還是亂鬨哄的，就回杭州了。

北大荒初識農業

高淵：什麼時候去的北大荒？

陳錫文：到了1968年夏天，周浦中學給我發電報，說學校開始分配了，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來招人，如果想去就趕緊回來。我馬上就回去了，8月份報的名，9月中旬就去黑龍江了。

我去的時候，毛主席還沒有作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所以我們這批人走的時候，基本上心態是差不多，既然有機會出去自食其力，那就去吧，別再讓家裡養著了。而且，當時把去黑龍江屯墾戍邊的意義提得很高，我們都有點激情。

高淵：具體到了黑龍江哪裡？

陳錫文：我被分到了黑河地區，是黑龍江緯度最高的地方。

高淵：這是你第一次親身接觸農業吧？

陳錫文：對，那個地方無霜期很短，一年只有110天左右，只能種小麥和大豆。各種農活我都干過，後來到了機關，也經常要下去一起干農活。

高淵：建設兵團的生活苦不苦？

陳錫文：兵團雖然也是務農，但跟農村差別很大。兵團的前身是農墾局，我們叫農業工人，在當時的國家職工序列上有一欄就叫「農業工人」。所以去了之後，至少是衣食不愁。

高淵：從18歲到28歲，人生中最美好的十年在黑龍江度過，你怎麼評價那十年？

陳錫文：不能說那一段對我有多好或者多不好，但畢竟從個人來講，還是一段很重要的歷練。

這段時間讓我了解了農業的不易，了解了節氣，了解了各種作物不同的特性，了解春播夏鋤秋收，了解了農業機械等等。另外，我們農場那些老職工，基本都是從山東、河北一帶來的，本質上還是農民。所以，我對農業、農村、農民有了一些實際感受。

田埂上的廣播

高淵：1977年恢復聯考的消息，你是從哪裡聽到的？

陳錫文：那時我正在柳河五七幹校上學，算是後備幹部了。這所幹校在「文革」中很有名，跟現在的省委黨校差不多。就在報到的當晚，我和幾個同學吃過晚飯，到幹校邊的田埂上散步。這時，幹校的廣播喇叭響了，說要恢復聯考了。

我們一聽都很激動，馬上去跟學校請假。學校說這可不行，你們是層層審批推薦來的，要想回去參加聯考，必須得到原單位批准。第二天一早，我就跑到縣城，給我所在的一師師部發電報，要求請假回來考試。但一連等了三天，根本沒有回復。我想這樣等下去不行，就跟學校打了個招呼，跑回去了。找到政治部主任，我說你怎麼可以這樣，你不同意也得回一個電報啊。他說，我就在想，這個電報我回也不好，不回也不好，但如果你意志堅定呢，肯定自己會跑回來的。

高淵：接下來一切順利嗎？

陳錫文：我記得很清楚，照片交了，5毛錢報名費也交了。大概過了十來天，省里突然來了個通知，規定凡是25歲以上的，必須有高中學歷，才能參加聯考。我那時已經27歲了，沒上過高中，這下真是踏空。當時黑龍江最大的憂慮是，來這裡的外地知青太多，而且多數是從大城市來的，總體受教育程度比較高。如果讓這些知青都參加聯考，當地人可能就沒機會了。就這樣被退回來了，當然很沮喪。後來聽說中央批評了黑龍江的這個做法。

高淵：好在不到半年，1978年的聯考就開始了。

陳錫文：是的，我們78屆是6月份考試，9月份開學。我五門課總分是379分，還算不錯。

高淵：為何填報了人民大學的農業經濟系？

陳錫文：填志願比考試難，我完全不懂，就去請教那位政治部主任，他是文革前的大學生。我就問他人民大學怎麼樣，他說那當然好。然後我看了半天，發現有個農業經濟專業，問他這是做什麼的，他說反正跟農業和經營管理有關吧。

他最後跟我說：「你畢業以後，至少可以回來當個農業會計。」

杜潤生的三句話

高淵：聽說人民大學還沒開學，你就去報到了？

陳錫文：我是人民大學1978年復校后，第一個報到的學生。那天是9月22日，有兩個軍人在校門口站崗，我給他們看了錄取通知書，他們一臉詫異地說：「沒聽說開學啊，也沒有學生來報到。」但還是放我進去了。

後來我才知道，我在兵團接到的通知是9月中下旬開學，然後我就去了哈爾濱，因為有不少熟悉的知青已經在哈爾濱上大學了，我去找他們玩幾天。所以沒收到人民大學的第二份通知，那是通知我們因為校園還被部隊佔用，推遲一個月開學。

高淵：你上大學時，農村問題是全社會關注的焦點吧？

陳錫文：那時候，全國有幾千萬知青下鄉，都在農村生活了好幾年。貧困在當時是普遍的，但大家到了農村才知道農村窮成了什麼樣。雖然已經離開農村了，但都盼著農村儘快好起來，也願意為農村做點事，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了，通過了關於加快農業發展的決定，就更這樣想。這是我們普遍的心結。

我那時已經28歲了，離開學校12年後有機會再讀書，真是起早貪黑。在比我們年長些的青年教師和研究人員的啟發下，我們自發組織讀書會和討論會，還有北大、清華、北師大等學生一起參加。主題從來沒有離開過農村，討論人民公社體制、農村社會主義的內涵、農業現代化等等，也慢慢接觸西方經濟學和社會學。

高淵：你們是怎麼討論的？

陳錫文：過程非常自由，願意來就來，來了不願意聽就走。經常今天在這個學校，明天在那個學校，最熱鬧的時候有一二百人。慢慢地，我們就想除了討論，還能不能做點事，比如對農村進行一些調查研究。

正好那個時候，社科院從中科院里獨立出來了，在科研體制上也有一些改革，可以對外委託調研課題。我們就說能不能以一個研究組的名義，向社科院申請課題。

還有個機緣，這個讀書小組裡，北大經濟系的鄧英淘是鄧力群的兒子，我們人大經濟系的杜鷹是鄧力群的女婿，而鄧力群當時是社科院副院長。鄧力群知道我們這批人在做農村問題研究，給了我們一筆5000元的課題費，這在當時就很不少了。

拿到經費后，我們就想：乾脆成立一個組織吧！就在1981年初成立了「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

我記得是1981年的2月，還在寒假中，在北京大學召開成立會議，因為當時北大經濟系的黨總支書記和北大的經濟學泰斗陳岱孫都很支持。鄧力群和杜潤生都來了。杜潤生代表農口的老同志歡迎青年人加入這個隊伍。他說，是一個農業和農民大國，農民如果還貧困，那麼國家就富裕不了；農業如果還停留在古代，國家就不可能現代化。聽了這兩句話，我覺得真是振聾發聵。

高淵：從那時起，你就決心這輩子研究農村問題了？

陳錫文：那天，杜老還說了一句話。他說，進入農村調查研究領域就不容易，堅持下去更難，堅持到底是難上加難。

我當時想，我已經當了十年農民，又是讀農業經濟專業的人，我以後做什麼呢？必須選擇這個工作了。就這樣一直做了30多年，去年剛剛退出一線崗位，我算做到了杜老說的堅持到底。

高淵：這個研究組成立后，你們第一個去調研的地方是哪裡？

陳錫文：去了安徽滁縣，就是現在的滁州。那是1981年暑假，由國家農委出面，一共去了四五十個人，分成很多小組，深入到當地各個地方，調研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以來的新變化。

我和一個同學被派到小崗村蹲點，一住就是18天。跟當初在生死狀上按手印的農民朝夕相處，了解到改革前窮到什麼程度，改革過程中的擔驚受怕以及成為農村改革一面旗幟的全過程。

高淵：那應該是大包干后變化最大的幾年。

陳錫文：對。我們去的時候是夏天，還沒有夏收，但村裡糧食已經多得吃不了了。村民跟我說，以前鄉里的糧庫里空得都能跑出鬼來，現在家家戶戶屋子裡都堆滿了稻穀和小麥，雞飛在上面吃也沒人管。確實感受到了體制變化后，給農民帶來的巨大喜悅。

高淵：你後來還多次去過小崗村吧？

陳錫文：去過很多次，有兩次還是分別陪著前後兩位總書記去的。每次去，村裡那些老人老遠就叫我，都上來跟我擁抱。他們都叫我「老大」，1981年在村裡蹲點的時候，就這麼叫的。我當時還說，你們歲數都比我大，怎麼可以這麼叫呢？他們說，你是中央來的啊。後來我每次回小崗村，一進村他們就說「老大回來了」，關係非常好，有什麼情況和問題都願意告訴我。

高淵：調研報告是什麼時候出來的？

陳錫文：後來形成了一個比較全面的調研報告，對每個層面都作了剖析，既講了變化，也講了下一步可能面臨的問題。報告出來已經是1981年秋冬了，鄧力群和杜潤生親自看、親自改，最後報到中央。

當時的中央領導作了批示，認為這個報告把「雙包到戶」以後的情況講明白了。於是，報告受到了各方面的關注，很多內部簡報都轉發了。

高淵：這次調研的成功，對後來畢業分配有沒有產生影響？

陳錫文：因為「文革」的關係，當時國家機關已經有十多年沒進年輕人了，幹部年齡普遍老化。到了1982年的春天，中央書記處決定從高校選拔一批畢業生，進入中央國家機關工作，解決青黃不接的問題。

當時比較現成的就是我們這個農村發展組，正好都要畢業了，於是決定第一批留下我們。一下子批了50個編製，專門從事農村調查研究。

高淵：具體去了哪個機關？

陳錫文：鄧力群和杜潤生專門討論過，把我們留下來後到底擱在哪兒？後來是鄧力群定的，他說不要去黨政機關，因為我們都是小字輩，去那裡每天無非就是擦桌子、掃地、打開水，還是乾脆放到社科院，這樣自由一些，可以集中精力搞調研。

就這樣，把我們50個人的編製統統給了社科院，進了農業經濟研究所。而且，連「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這個名稱也一起帶了過去，等於在農經所增設了一個研究室。

高淵：在社科院感覺怎麼樣？

陳錫文：其實我們去之前，上面是跟社科院講清楚的，這些人放在你們這兒，但工作要聽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和農村政策研究室的，鄧力群和杜潤生已經分別調到這兩個研究室當主任了。我們很多調研工作，是由這兩個研究室直接派任務。

高淵：這個機制是否有點不順？

陳錫文：對啊，確實不太順。到了1984年在莫干山開中青年改革研討會前，中央就在考慮，在國家體改委下面設體制改革研究所。這個研究所成立后，對我們這個組影響很大，去了不少人。當然，還有些人繼續堅守，只是人數已經大大減少。

這樣一來，再加上本來機制上就不順，杜老就想乾脆在他的農研室（它的另一塊牌子是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下面也成立一個研究所。

到了1985年夏天，把我們這些還留在社科院的人，包括那50個編製，一起轉到了農研室。

我們這個所是1986年春天掛牌的，辦公並不在九號院里，因為沒房子了。但西黃城根南街九號是中央農研室和國務院農研中心的辦公地點，杜老他們都在九號院辦公，因此我們經常要去彙報工作和領受任務。

九號院是清朝的禮王府，當時華國鋒、姚依林、張勁夫等都住在九號院，紀登奎也在農研中心任研究員。第一任所長是王岐山，我當副所長。所里有周其仁、鄧英淘、杜鷹等。林毅夫當時還在社科院農村所，後來杜老下決心把他調過來，也當副所長。到了1989年初，王岐山正式去了農村信託投資總公司，我就接任了所長，副所長除了林毅夫，還有杜鷹。

高淵：你們這批人為什麼能湊在一起這麼多年？

陳錫文：我們學的專業真的是五花八門，有學物理的、地質的、機械的，學什麼的都有，反而學農業和農業經濟的很少。

但讀什麼專業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都有共同的經歷，都關注農村問題，都對「文革」有比較深刻的反思。而且大家來自各個學科，形成了多學科綜合研究的方法，這比在一個學科裡面討論問題，肯定要深刻得多。

打出「中農辦」牌子

高淵：你們是什麼時候分開的？

陳錫文：那是1990年的中央機構改革，農研室撤消了，我們被安排到了很多部門，包括農業部、體改委，以及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兩個政策研究室。我去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先後擔任農村研究部副部長、部長和中心副主任。

高淵：你是什麼時候到「中農辦」工作的？

陳錫文：我是1994年先借調到中財辦。1992年底，小平同志把當時中央的幾位領導人叫去，強調黨管經濟這個原則不能丟，中央財經領導小組還是要恢復。另外，經過上世紀80年代末一番變化之後，有一段時間國務院沒有明確分管農業的副總理了，各地反應很大，畢竟我們是農業大國啊。

這樣到了1993年的春天，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和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就同時成立了。根據慣例，財經小組的組長由總書記擔任，農村小組的第一任組長是朱鎔基同志，他當時是政治局常委、常務副總理，後來就一直由分管農業的副總理擔任組長。這個小組是中共中央領導農業農村工作的議事協調機構，對農業農村工作領域的重大問題提出政策建議后報中央決策，並協調和督促貫徹落實。

高淵：當時兩個領導小組是不是下屬同一個辦公室？

陳錫文：對的，這個辦公室對外就叫「中財辦」，裡面有個專門對應農村領導小組的秘書組。到2003年，我調任「中財辦」副主任，對應農村工作，就徹底離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了。

高淵：「中農辦」這塊牌子是什麼時候打出來的？

陳錫文：是2006年。2005年制定的「十一五」規劃中，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中央就研究，新農村建設的指導協調工作到底由誰負責？權衡再三之後，決定不增設新的部門，而是加強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和辦公室。

過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是由8個單位的負責人組成的，那次擴大到20個部門。「中財辦」里對應農村的這一個組，增加到15個人。同時也明確提出，「中農辦」這個牌子要打出來，同意設一個主任，一到兩個副主任。

對我來說，其實也沒什麼實際變化，我還是「中財辦」副主任，只是又加了一個「中農辦」主任的頭銜。到了2009年，中央又任命我擔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明確為正部長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