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戰俘為三井公司充當奴隸勞工

美國戰俘為三井公司充當奴隸勞工

格特茲·赫爾姆斯

「如果你們不絕對服從我們的命令，我們就把你們送到大牟田！」在菲律賓呂宋島卡巴拉坦的日本衛兵，凶神惡煞地威脅精疲力竭的美軍戰俘，強迫他們工作，而戰俘們已經由於飢餓和疾病的折磨虛弱得無法工作。很少人能夠在殘酷的65英里的巴丹死亡行軍中倖存下來——在沒有水、缺乏休息和空腹的情況下進行九天的強迫行軍。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麾下太平洋戰區的混合著海軍、海軍陸戰隊和空軍的殘餘部隊，在1942年暮春，步履蹣跚地邁向他們的第二個戰俘營。

（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

人數最多的倖存者屬於第200海岸炮兵團，這支新墨西哥州的部隊，在二戰中最先向日軍開火，在太平洋戰區最後向日軍全員投降。他們也是在戰爭中最後投入實戰的武裝騎兵部隊。全團1800人，在戰鬥中傷亡不足20人，但是只有一半人能從日軍的戰俘營中活著回家。沒有馬匹能夠倖存下來；在巴丹作戰的最後幾個絕望的星期里，它們被一匹接一匹地殺死，充作食物。「直到戰後我們才知道我們吃了自己的馬。」雷歐·帕迪拉（Leo Padilla）傷感地講道。

很多巴丹的倖存者認為，與其說美軍的失敗是由於戰略上的原因引起的，不如說是醫療後勤上的失誤引起的。「我們自己的人讓我們挨餓。」這種嚴厲的措辭仍然可以在巴丹和克雷吉多守衛者的聯歡會上聽到。他們說，在他們堅守了五個月之後，給養斷絕了，在兩周內，沒有誰能夠吃上一頓像樣的飯，加之彈藥告罄，他們被迫投降。

現在他們在卡巴拉坦戰俘營，士氣低落，疾病纏身，眼睜睜地看著同伴以一天100人的速度在死亡。有3000名戰俘死亡在卡巴拉坦戰俘營營區和所謂的「醫院」（戰俘們把卡巴拉坦的「醫院」稱為「零病房」，因為戰俘的零生還率）。在1942年卡巴拉坦戰俘營是關押美軍戰俘的主要戰俘營之一。6個月時間過去，5000名美國戰俘喪生於此。待在卡巴拉坦戰俘營的戰俘們非常清楚，如果他們繼續待在那，只有死路一條。

綽號「峽谷」的阿伽皮特·斯拉維記得在卡巴拉坦的日軍衛兵使用大牟田對戰俘進行威脅，從中可以推測出大牟田比他們當時所在的地方的情況更加惡劣。斯拉維仍然對剛剛忍受的長途死亡行軍心有餘悸，而且每天還心懷恐懼，擔心被「白天使」叫出去勞動。「白天使」是一個穿白制服的日軍官員。斯拉維來自第200海岸炮兵團，他對自己經歷的俘虜生涯記憶猶新，就像昨天剛剛發生的那樣。

「我們叫他『白天使』是因為他就像『死亡天使』，」斯拉維在1998年的一次採訪中解釋說，「我們每天都在祈禱不要被他選中，因為沒有人能夠從他的勞動隊里活著回來。」難道叫大牟田的地方比「白天使」的召喚更加恐怖嗎？斯拉維感到奇怪，看守他們的日本士兵知道答案，很多美國戰俘很快也會知道答案，以後事情的發展的確如此。

所以在1943年的夏天，包括斯拉維在內的一隊美國戰俘被告知他們將被送到日本。他們覺得自己終於可以解脫了，因為在那之前，他們都相信留在卡巴拉坦實際上等於被宣判了死刑。他們沒有辦法，只有繼續向前。

（煤礦中的戰俘）

日軍的士兵用他們知道的大牟田的情況來威脅美軍戰俘，大牟田煤礦是三井公司開辦的日本最大的煤礦，位於福岡縣的大牟田鎮附近。這裡甚至對於一個經驗豐富的礦工來說，都是一個危險和感到恐怖的工作場所，1923年以後尤其如此。1923年發生的破壞性的地震改變了日本本土島嶼的岩層，三井公司不得不封閉了一些深礦的礦井和隧道，宣布它們太危險，任何人不得進去工作。儘管已經非常謹慎，塌方和爆炸仍然在這個巨大的礦場中不可預見地發生，這是所有礦工都知道的。所以在很多戰俘營中，日本人以「把戰俘送到大牟田」作為威脅，讓戰俘服從管理。這種威脅似乎比看守戰俘的士兵還更有力量。在這些看守的士兵當中可能有一些前三井煤礦的工人；在1942年以前，很多有勞動能力的礦工和工廠工人、造船廠工人一起，被徵召到日本軍隊當中。

三井家族在日本是一個最有勢力的家族，除了天皇家族之外，三井男爵（Takanaya Mitsui）掌握著巨大的三井造船、礦業和重工業帝國，他在美國學習過；1915年從新漢普郡的達特默思學院畢業。兩年之後，三井家族在大牟田的三池煤礦開辦了巨大的煤礦複合體。這個煤礦是由美國的工程師設計建造的，在很長時間內一直是日本最大的煤礦，後來這個煤礦一直開採到1997年。在巔峰時期，它有9個隧道延伸到大牟田灣700英尺以下的深處。

由於煤炭的產量對日本的戰爭行為極為重要，三井公司急切地要求獲得在使用白人戰俘勞工上的確定無疑的優先權。為了保持足量生產，在1943年8月，首批500名從卡巴拉坦戰俘營來的美軍戰俘，包括「峽谷」斯拉維在內到達大牟田，不是因為他們有什麼不良的行為，而是因為三井公司要完成月生產定額，迫切地需要技術工人，美國人通常被看作掌握了很多有用的技術。即使很多人或者任何人都沒有在煤礦里工作過，他們也必須在一團漆黑中學會這項工作，他們要在已經開採光了的隧道中工作，這些隧道在二十年前就被封閉了。如果一個人受傷了或者遇難了，另外一個人將接替他的工作。所以戰俘新勞工的普遍的思想狀態，取決於日本人的虐待程度，是否給他們進行少量的培訓以及他們所獲得的工具。

首批500名美國人在1943年8月中旬到達大牟田時，他們仍然感到頭暈目眩。他們乘坐的是克拉德丸，該船被戰俘們諷刺為廁所。到達日本的門司港之後，他們被塞進了悶罐車，開始了令人窒息的長途跋涉。當這批骯髒不堪的白人戰俘到達大牟田鎮的時候，第一次見到白人戰俘的大牟田居民用如雨的石塊和此起彼伏的口哨聲「迎接」他們。

戰俘們在大牟田嘗盡了人間的艱辛。參謀中士哈羅德·菲尼爾，原先是紐約的一名電器用品交易商，他認出了那些熟悉的通用電氣、霍尼維爾、喬鑽井設備（Joy drilling equipment）和英格索爾－蘭德壓縮機（Ingersoll-Rand compressors）的商標。三井公司在1917年僱用了很多美國的工程師，購買了很多重要的美國設備來建設大牟田煤礦，任何一個美國的工程師都不會想到，25年之後，他們的同胞會在這片敵對的土地上，採用美國的設備，被強制勞動，別無選擇，缺少食物，長時間勞動，沒有任何報酬，沒有任何安全保障的設施，甚至沒有任何衣服。

大牟田集中營和福岡第17集中營設計得一樣。三井公司為戰俘們搭建了產權歸公司的輕薄的木製臨時工房，沒有任何暖氣設施，儘管到處是煤，但顯然不是用來有效地為戰俘供暖的，每天只供暖一小時，在這個小時結束之後，公司的僱員將走遍長長的臨時工房，走近小煤爐，打開爐門，用小鏟子取走剩下的紅火的煤，即使在最寒冷的冬夜也是如此。

很快工房裡就爬滿了跳蚤、虱子和其他的寄生蟲，戰俘們睡在直接鋪在地上的席子上，七個人一個房間，他們被一層薄薄的帘子隔開，據第200炮兵團的阿馬杜·諾蒙諾（Amado Romero）回憶：「帘子上好像通了電……戰俘們碰到了就會受到嚴重的電擊。」薄毯上各種寄生蟲頻繁出沒。沒有人有足夠的保暖的衣服；而1943年到1944年的冬天是日本42年以來最冷的冬天。

哈羅德·菲尼爾回憶了分發羊毛制服的鬧劇，這些羊毛制服是日本人在香港從英國人手裡搶回來的。「但當我們拿到它們時，卻被告知，要把它們放在架子上以備『特殊場合』之需。我們平時不可以穿，除了紅十字視察員罕見地前來視察的時候。」菲尼爾毫不掩飾言語中的憤恨，甚至講這個故事時他還帶著一絲冷笑。他描述了這些罕見的紅十字會視察中的一次。這是在1944年的聖誕節，戰俘們被告知穿上那些摺痕依舊明顯的英國制服。「在那之前，我們都是皮包骨，」菲尼爾說，「他們讓我們戴上圍巾，讓觀察員看不到我們骨瘦如柴的脖子。」後來，日本軍官打開了一些帶有紅十字標誌的箱子，在每一個飢腸轆轆的戰俘面前擺上食物，但不允許戰俘碰一丁點的食物。「在觀察員走後，日本人取走了所有的食物，我們一點都沒有嘗到。」菲尼爾叫喊著，對這段痛苦的回憶直搖頭。

二戰後期的國際紅十字會駐東京負責人馬塞爾·朱諾德（Marcel Junod）醫生用令人不寒而慄的字眼來形容這次視察：「英國和美國的戰俘們不敢說話，向日本人深深地鞠著躬。他們的手臂緊緊地貼著身體，他們的頭和膝蓋基本上在一條線上。」

一個前戰俘說，他希望瑞士的觀察員能夠發現日本看守偷吃了國際紅十字會捐贈的食物。戰俘們記得，當紅十字會觀察員視察由戰俘中的托馬斯·赫列特（Thomas Hewlett）醫生在大牟田煤礦建立的診所時，三井公司的僱員讓戰俘營的廚師躺在床上裝作病人，把生病的戰俘藏匿到礦井中。所以觀察員的報告這樣寫道：「戰俘們有足夠的衣物和很好的醫療條件。」5

也許對戰俘們來說，戰俘營中最怪異的方面是管理他們的看守。「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人是從佔領區回來的，參加南京大屠殺的老兵，」菲尼爾說，「他們一定變得有些瘋狂，由於他們在看到的或者做過的事情。」他沉思了一下說道：「因為他們的行為完全是不可預見性的。前一分鐘，看守們還在他們的營房裡，后一分鐘，他們就可能衝出來，毫無理由地對我們亂吼或者暴打我們。過後他們又可能回到他們的營房裡去。簡直是神經病。」一些戰俘感到奇怪，如果看守們在聽廣播，當他們聽到盟軍取得勝利時，他們會向最靠近他們的戰俘發泄他們的怒火。

一旦工作開始之後，戰俘們就處於三井僱員的絕對控制之下，他們每天早上來到臨時工房，押送戰俘下到礦井中去，命令戰俘們完成一個不可能達到的採煤定額。如果一個戰俘在工作時受傷了——在這種令人恐怖的情形下通常發生的情況是——事故將成為無情毆打的借口。最凶暴的打手是三井公司掌管炸藥的監工，他們被戰俘們稱為「炸藥人」。因為他的脾氣很火爆。「炸藥人」死於煤礦中的一次事故，他被傳送機的皮帶纏住，最後粉身碎骨。對很多戰俘來說這是一個巨大的解脫。

事實上，在大牟田煤礦的受傷率是如此之高，以至於東京戰爭罪行審判的一個調查員告訴梅爾文·魯特，大牟田在他的戰爭罪行名單中排在榜首，就是因為這個原因。這個調查員叫小羅伯特·韓弗瑞（Robert Humphrey·Jr）。他是肯塔基州格林威爾的一個辯護律師，他拍攝了成系列的24張反映大牟田戰俘營設施的照片。當三井公司在1947年上半年拆卸這些建築用垃圾掩蓋戰俘營的時候，他把它們賣給了在戰俘營中勞動的戰俘，魯特買下了它們。

哈羅德·菲尼爾作為日本俘虜，在戰俘營里度過了1243天，絕大多數時間是在大牟田度過的。甚至在45年之後，他走路還有一些向左傾斜，因為他的骨骼在強制勞動中受到了永遠的傷害，日復一日，用他瘦骨嶙峋的身體負擔起超過負荷的重物。在歸國以後的聚會裡，菲尼爾的同伴們——守衛巴丹和克雷吉多的美軍士兵，他們當中的任何一個人都可以舉起那些在大牟田服苦役的前戰俘。他們當中的很多人走路有些微向前傾；在他們的餘生中，他們不可能再完全筆直地站立。這是那些強迫他們輪班勞動12到14小時的三井僱員們造成的後遺症。他們日復一日地在僅僅有四英尺左右高的隧道里勞動。

「有些時候隧道頂是那麼低，我們不得不用我們的肚子像蛇那樣爬行，除了遮羞布之外什麼也不穿。」美國海軍「卡諾帕斯」號上的水手弗蘭克·比格洛回憶說。當他形容沿著陰濕的隧道，扭著六英尺六英寸的身軀爬行的時候，厭惡的感覺充斥著他的話語。「在你頭上戴一個小小的橡膠套子，在上面裝著一盞小小的電池燈，這就是我們的礦工帽。」比格洛對此嗤之以鼻。斯拉維說，發給戰俘們的膠鞋在腳趾處是裂開的，當膠鞋穿壞時，日本人也不發新鞋，很多戰俘只能在礦井裡被強制光著腳幹活。

戰俘們發現三井公司打開了已經被封閉的隧道，並且命令戰俘進入這些二十年來第一次進入的隧道。戰俘感到恐懼。「你無法知道我們每天進入那個礦井時的恐懼。」比格洛在1996年的一次採訪中如是說。

梅爾文·魯特說，戰俘們只有10天時間來學習工具的名稱和用日語表達各種各樣的工作安排的命令。但是他們最需要的、不具備的是經驗，以及從事如此令人恐懼的工作需要具備的技術，還有某種程度的安全保障。陸軍上士弗蘭克·史特克林（Framk Stecklein）回憶說：「我們坐著電纜車下礦井，我感覺就像進入了地獄，為一路的墮入祈禱。」

「我們要推倒礦柱，這是礦井裡最危險的工作，」弗蘭克·比格洛回憶說，「在日本做這種工作的礦工將獲得高額報酬，如果你要他做這項工作的話，而我們每天都做這種工作。當一個隧道被開採光了的時候，只剩下一個上面有很薄的煤層的礦柱，它們支撐著頂篷。如果我們推倒了礦柱，我們就被留在隧道里了，頂篷可能會在我們後面塌下來。」

有一天一部分頂篷掉下來砸在了比格洛的大腿上，因為他跑慢了。他發現自己被壓在了一塊離礦井表面有1600英尺的石頭下動彈不得。比格洛非常奇怪，他的朋友們是怎樣在那個惡劣的一月份的寒冷天氣里，抬著他經過了很多垂直的梯級，到達礦井頂部的。

三井的一名老僱員不讓我的夥伴們把我抬到「醫院」。他讓他們把我放在我們稱之為「聖殿」的房間的石頭地板上，這其實是位於煤礦入口處的一個很小的神社，我們每天早上都要走進去，對著天照大神鞠躬。然後他命令我的朋友們回去工作，把我放在冰冷的地板上長達5個小時，直到再次輪班。後來我們戰俘營的醫生托馬斯·赫列特告訴我，唯一沒有讓我因為流血過多而死亡的原因是天太冷了，我的血液凝結了。他試圖保住我的腿，但是沒有任何藥品和麻醉品，最終他只能把它截斷。我記得我問過他：「醫生，你能給我一片阿司匹林、一些威士忌或者其他的東西嗎？」他回答道：「如果我有威士忌的話，就自己喝了。」他說完，好幾個人把我按在地上，讓他進行了手術。他救了我的命。

斯拉維在1944年9月礦井天篷砸到他身上后，在三井公司老僱員的許可下得以在沒有人護理的情況下獲得休息的機會。斯拉維傷了四根肋骨，后骨盆碎裂，背部下方的兩塊脊椎骨碎裂。「兩個戰地醫務員被安排照顧我，他們給我按摩，給我洗熱水澡，逐漸地，我能走路了；逐漸地，我康復了；我又回到礦井中工作了。」

斯拉維還描述了一個三井僱員對他的傷害，只因為一個小小的錯誤。

在塌方讓我受傷之前，另外一個戰俘和我到那個骯髒的大廳里排隊遲了一點，一個日本看守抓住了我們，把我們帶到警衛室，他用一根橫截面為2英寸乘2英寸，長為6英尺的棍子猛擊我們的臀部。他每打三下就做出一個擊打棒球的動作，棍子落到我們屁股上的時候，我們疼得直叫，我們叫一聲，他就再打我們一下。我們的屁股腫得三個星期不能坐下來。

陸軍下士詹姆斯·史塔西（James Stacy）形容了大牟田煤礦的日常工作條件：

我一直在水裡工作，有時水齊腳踝，有時甚至齊腰，冷水一直滴在我的頭上，背上和肩膀上……我們在煤礦的任何地方每天都要工作10到14小時……我被迫回到礦井中工作，即使我的左手非常腫大，以至於不能彎曲和動一下我的手指。我被一個三井的僱員用一把橫截面為2英寸乘2英寸的鎬把手毆打，那一次我的整個屁股被打得鮮血淋漓，就像一塊牛排，我是被朋友們抬到了戰俘營里的。我多次被他們打。

「醫院」這個詞只具有語義上的象徵意義，當它被用來形容在日本公司擁有的戰俘勞工營中的醫療設施時實在名不副實。就這一點而言，日本戰時建立的170所關押盟軍戰俘的戰俘營都是如此。儘管戰俘醫生們有著奉獻的精神，並每天進行著奇迹般的工作。（當一個戰俘營很幸運地有一位醫生或者是護理人員的時候。）但是藥品、供應品和醫療器械缺乏是致命的——紅十字會寄來的裝有這些至關重要的救命器械的箱子幾乎在每一所戰俘營當中都被鎖在了倉庫里。大牟田戰俘營也不例外，赫列特醫生在戰後的一個報告中如此寫道：

1945年8月，日本看守的分遣隊離開的時候，我們發現好幾個倉庫堆滿了紅十字會捐贈的食品和醫療品。這些箱子收到和儲存的日期，暗示出這些東西在1943年8月之前就寄到日本了。這就是說，當我們忍飢挨餓的時候，缺少必要的藥品和醫療器械和X光設備的時候，這些東西——這些美國人民的禮物，被日本在戰爭期間在倉庫中封閉了整整兩年。我們沒能獲得這些必需品的原因，仍然是日本帝國軍隊的最高機密。

但是，戰俘們很幸運的能有一個以赫列特醫生為首的多國醫療隊。他讓三井男爵相信，診所至少應該有足夠的空間放床，哪怕藥品設備和供應品是嚴重缺少的。在公司的物產中有一個設備相當完好的醫院，但是戰俘們害怕接受日本醫生治療，要求擁有他們自己的診所。

戰俘們對由於受傷而死的恐懼是經常存在的，對飢餓的恐懼是每天都要面對的。因為戰俘們感到他們越來越虛弱，在赫列特醫生小心謹慎地保留下來的記錄中不止一次地講述了殘酷的事實。赫列特醫生髮現對於一個20到25歲的作為「有節制的勞工」的青年男子來說，為維持蛋白質、碳水化合物、脂肪和維生素的平衡，每天攝入的最小熱量是2800卡路里，但是在1943年到1944年大牟田的第17號戰俘營日本人提供的食物是80%的米和20%的摻入物的混合物。每個出去工作的男人攝入的熱量是597卡路里，被關在宿舍里的男人攝入的熱量只有469卡路里，而在戰俘「醫院」中的男性攝入的熱量只有341卡路里。（在二戰期間，日本人在很多地區都有不給生病戰俘提供食物的習慣；大牟田生病的戰俘們很幸運地分到了一些東西。他們得到的，通常是朋友們偷偷給他們的。）

在1944到1945年之間，他們俘虜生涯的最後一年，赫列特醫生記錄的給戰俘們的食物配給變成了60%的米和40%的摻入物，還美其名曰這些摻入物富含維生素。去工作的男性攝入的熱量已經低於500卡路里，在宿舍的男性攝入的熱量是408卡路里，病重得無法工作的男性只有153卡路里。

在日本戰俘營里的戰俘平均體重下降了70到100磅，也就不奇怪了，很多人說到他們獲得解放的那一天，他們的體重下降了80到90磅。在他們身體狀況最差的時候，他們的家人見不到他們。因為離開戰俘營的那段日子裡，他們一直在吃由美國海軍和空軍殷勤提供的真空包裝的「貨真價實」的食品，就這樣持續了兩個星期。但是半個世紀之後，他們的身體和眼睛仍然受到了嚴重營養不良的長期影響。

前戰俘們經常提到的一個例子就是「桔子卡車」的事情，這件事證明了戰俘們的營養是多麼不足。如哈羅德·菲尼爾說的那樣：

1944年夏天，我們當中的很多人看不見東西了，赫列特醫生告訴戰俘營指揮官，我們需要維生素C，於是一輛裝著小桔子的卡車出現了。我們吃光了桔子，包括桔子皮和所有的部分，我們又能看到東西了。

哈羅德也回憶了赫列特醫生是怎樣堅持不懈地每天打探什麼時候放鬆對戰俘們的藥品和食物供應的限制。「每天三井公司的醫生都在和赫列特醫生繞圈子。」菲尼爾輕蔑地說，「赫列特醫生說『我們需要這個，我們必須有那個』，而日本醫生說『明天吧，明天就有了』——總是『明天』。但是明天永遠不會到來。」菲尼爾搖著頭拖長了他的聲音。

對三井公司的福岡第17號戰俘營的倖存者來說，他們的「明天」從日本天皇1945年8月15日宣布日本投降那天開始。對他們的很多同伴而言，這一天已經太遲了。回家的戰俘，戰後的生活中也受到營養不良、煤礦吸入的煙塵而導致的各種後遺症的長期、巨大、痛苦的折磨。沒有人能夠完全恢復健康，享受艱難獲得的自由。總共1859個戰俘，包括821個美國人，被送到了三井的大牟田煤礦。儘管存在著高受傷率，但是還有1733人倖存了下來，49個美國人去世了。1999年還有不足200名的在大牟田充當過奴隸勞工的美國戰俘活著。

當1945年9月，斯拉維回到家時，他看到了令人痛苦的一幕。在過去的三年裡，家人們深愛著他，但一直沒有得到他的任何消息，當他呼喊著奔向父親時，老斯拉維沒有表現出認齣兒子的微笑。他伸出了手撫摸兒子的臉。醫生告訴斯拉維，他父親在新墨西哥州的伽沃普火車站工作時，在一個風雨之夜一直為斯拉維哭泣。他哭幹了他的淚腺，眼睛乾枯了，最終導致了失明。

「在我充當戰俘的所有經歷中，這是最難忍受的。」斯拉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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