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製造中國崩潰論的人，後來都崩潰了！

前言：

我們當然有各種不滿和怨言：食品安全、環境污染、醫療教育高房價、貪腐歧視不公正、民主言論甚至人權……但客觀公允的判斷的是，我們不僅要跟同時期其他國家的橫向比較，也要跟自己之前狀態的縱向比較，照此標準，近幾十年來，我們的成就確實稱得上「天翻地覆」，也讓西方社會輪番出現的崩潰論一再落空。

為什麼崩潰論屢屢失敗？有什麼獨特優勢能持續高速的發展？身在其中的我們忽視了國家的哪些優勢？

很多人會列出各種原因：單一民族占絕對主體的國家，就少了種族衝突；世俗化的社會，就少了宗教衝突；儒家思想的灌輸，族裡間/家庭內能互幫互助；人吃苦耐勞、勤奮不已……

而在《政治秩序的起源》這本書里，提到了「國家建構」一詞，給人以新的啟示。

歷經的那些崩潰論

在紅色政權建立之初，各種看空的聲音就不絕於耳，以致後來我們也犯了一些錯誤——右傾、大躍進、文革等，崩潰論似乎就未曾停止過。當然，這都是特殊歷史時期、特殊國際環境下的特殊產物，因裡面更多的摻雜了政治的因素，在此我們就不再詳述，只回顧下改革開放之後歷經的那些崩潰論。

第一次崩潰論出現在上世紀80年代末期。

當時價格雙軌制、倒爺盛行、物價闖關等，讓全國各地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百姓不管有用沒用，反正見東西就搶購——食鹽、暖水壺、電風扇……並且不是一個兩個的買，而是成批成堆的買。

再加上當時東歐動蕩、蘇聯解體，關於即將崩潰的言論甚囂其上。後來大家也都知道了，政府穩住了局勢，經濟改革向縱深發展，很多領域向民資開放，1992年小平南巡講話后，下海潮風靡大江南北，經濟政治危機順利化解。

第二次崩潰論出現在1998年。

當時東南亞出現金融危機，各國貨幣貶值、外資逃離、工廠倒閉、失業暴增……而則出現了百年一遇的長江流域洪澇災害，國民經濟遭遇重創，崩潰論再度興起，以索羅斯為代表的國際資本屯資聚集香港做空港幣。

當時政府力挽狂瀾，對外承諾人民幣不貶值，對內擴大內需拉動經濟，也從那時起，商品房出現、教育開始作為一個產業、隨後老國企深度改制、國家動用千億外匯保衛了港幣……安然度過那次危機。

第三次崩潰論出現在2001年前後。

當時正值加入WTO之際，一些國內外學者認為政治制度過於呆板僵化，經濟體系還不健全完備，大企業數量少規模小，一旦入世，將遭受國外資本和產業的侵襲，尤其是地產/金融/汽車/農業等行業，許多企業將進入死亡通道。

可事實是，借加入WTO的東風，國際貿易做的風生水起，並成為世界工廠，經濟總量躍升為世界第二，一批國際知名的大企業陸續建立。

第四次崩潰論出現在2008年後。

美國次貸危機后，世界經濟遭受重創，再次體現強勢政府的優勢，印鈔放水加大基建、擴大投資拉動經濟。此時崩潰論再起——政府加大投資擠壓了民營資本生存空間，而政府的投資一般低效，且貨幣超發不可持續，債務崩盤會讓經濟硬著陸。

而今已近十年，經濟不僅沒崩潰，反而高鐵/橋樑/機場等基礎設施世界領先，讓西方羨煞不已。

最近的一次崩潰論出現在2015年。

當時因去槓桿出現了股災，經濟增速、固定資產投資都在下滑，經濟似乎處在風雨飄搖中。政府當機立斷，隨即提出「四去一降一補」的應對政策，其效果正在顯現。而今兩年已過去，經濟並沒崩潰，經濟轉型正在向好的方向發展，崩潰論似乎又將再一次落空。

由圖：值得玩味的是，經濟的加速起飛，競起始於第一次崩潰論提出之時

崩潰論一次次泛起，在政府強大的管控能力下，又一次次讓崩潰論落空。而反觀全球，高福利下的歐洲先是面臨國家債務的衝擊、目前又對難民問題一籌莫展；美國總統大選帶來的族群割裂、全球化造成的貧富分化讓社會不堪重負；中東顏色革命后內戰不止，百姓流離失所、國家建設舉步維艱；拉美/非洲/南亞等民主化的國家，並未像歐美預期的那樣走入國富民強的道路，反而在民主選票下混亂不止……

再打量下，政局穩定、治安良好、經濟發展、產業消費升級穩步推進，一派「風景這邊獨好」的景象。

這一切都是為什麼呢？因為國家能力。

國家建構，也就是政府的管控能力，用通俗的話說就是一個國家的政府，在國防、徵稅、官僚機構架構、維護社會秩序、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等方面的能力。

若沒有一定的國家能力去貫徹法律，法治只能是一紙空言；若沒有一定的國家能力去維護基本的社會秩序，民主就可能成為民粹的狂歡。所以，政府並非越小越好，索馬利亞是世界上政府最小的國家，但那裡的經濟、政治、社會狀況卻一團糟。

為了說明政府的管控能力強，我將就大家較關心、話題較敏感、觀點難統一、利益衝突較多的三個方面——高稅收、高房價、強制拆遷等做一論述，也試圖從另一個角度去看待這些問題，能給大家更多的啟發和更多看問題的視角。

稅負高，企業負擔重，曹德旺美國建廠一事更是把的「死亡稅率」推向了風口浪尖，大家普遍的觀點是，企業都活不下去，員工即將失業了，官老爺及其代表的既得利益群體卻還在搜刮民膏民脂，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

我們知道，國民收入在居民/企業/政府三者間進行著此消彼長的分配，跟歐洲一樣，政府分配著較多的財富。不同的是，歐洲把收繳的稅收二次分配給低收入群體，並多用於醫療/教育/養老等公共支出，則把稅收更多用於機場/高速/高鐵/捷運等基礎建設（貪腐和利益輸送當然有，但比例未必有大家想象的那麼大），這就是大家感受到的歐洲更公平。

如果再深入思考會發現，歐洲更多的是存量財富在不同群體間的再分配，而則是把上繳的財富用於改善基礎設施，為增量財富創造提供條件。

政府有錢國家才有能力，管控能力才會強。它也應該有階段性，等今後基礎設施完備后，或許應降低稅負或更多的稅收用於公共福利支出。

高房價一定程度上就是高稅收，因為房價構成的大頭——土地出讓金被政府拿走，與高房價相關的各種稅收也被政府拿走，與房子相關的各種收入一度占各地方政府總收入一半左右，所以高房價的作用幾乎等同於高稅收——相當於每一個高價買房的人都在省吃儉用、壓縮其他的消費去支持國家/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而良好的基礎設施是經濟發展、增加就業的後勁引擎，這反過來反哺這個國家/城市的百姓。更多的人只看到高房價的副作用，而沒看到了高房價的積極一面。

去年的房價暴漲，引起沸騰民怨，為安撫百姓情緒，政府於十一期間全國統一行動調控樓市，到了年底更是直接行政干預土地價格和房屋售價，許多人戲稱「又回到計劃經濟時代」。通過稅費、信貸、限購等措施調控樓市，在世界其他國家比較多見，但直接管控市場價格卻實屬罕見，但這也從另一個層面證明了政府的管控力——維護社會秩序的能力。

伴隨著近二十年城市化摧枯拉朽的推進，在城市迭代升級、面貌煥然一新的同時，各地暴力拆遷、甚至強拆死人的悲劇不時上演，影響社會和諧及穩定。

但是，正是因為拆遷，才有捷運/高鐵/高架橋/學校/公園，消滅了安全隱患和城市傷疤的城中村，建起了世界領先的基礎設施和容貌換新顏的城市，並造福於整個華夏民族及其子孫後代。

一切皆是成本。一將成名萬骨枯，你到底看到了戰死沙場的累累屍體，還是看到了赫赫的勝利戰果，如果沒有當下的萬骨枯，可能會有今後的萬萬骨枯。同樣，你到底看到了拆遷的成本（傷亡/悲痛）還是拆遷的收益（關係到種族的延續和民族的崛起）？

當然，我們更希望拆遷合法、賠償合理（國家的錢來自全民的稅收）。

而拆遷在世界各國極其困難，首先土地屬於不同的人（中央政府/州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個人等），要修建條鐵路得跟不同的人去談判；修建之前還要遭受各環保組織/動物保護組織/甚至人權組織的抗議；修建時還要遭受工會/工人罷工的威脅。難怪墨爾本到悉尼的高鐵都規劃了半個世紀還沒見動工。

不客氣的說，房屋拆遷和群眾動員也是國家能力的一個體現。

國家能力強，政府調動資源的能力就強，很容易形成合力與凝聚力，並減少國家內部損耗（區別於台灣的藍綠內耗/香港的港獨內耗/東南亞的種族宗教內耗/民主制發展家的選票內耗），一心一意集中力量辦大事，並推動經濟的發展，過去幾十年的成就正得益於此。

國家能力強是基礎和前提，領導國家的精英群體是否足夠智慧、有視野及大格局則直接決定了威權體制或獨裁體制，正面的例子是台灣的蔣經國、新加坡的李光耀、韓國的朴正熙，反面的例子是非洲/中亞/中東的那些至今仍落後的失敗國家。

國家能力強，若碰到「好的國家領導人」，是國之大幸，也是國運所在；它的反面是遇到「壞的國家領導人」，很容易陷入經濟災難、國家混亂或政權脆裂。為了避免國運受制於少數的精英領導人，國家能力也並非越強越好，它還應有法治作為權力約束、結果問責使國家能力發揮在正確方向上。

國家成功就是要在國家能力、法治和負責制三者間達到一個平衡——國家能力很強，但法治和負責制還有待加強；歐洲的法治和負責製做得很好，但國家能力較差；非洲/南亞等國家是國家能力很差、法治和負責制政府也差。

超強的國家能力及政府管控能力讓一次次摧毀各種各樣的崩潰論，並成功行走至今。

延伸閱讀：

作者：金一南，來源：長江評論(changjiangpinglun)

今天對我們來說也非常榮幸，能夠在這個場合給一個非常宏大的題目做我們一個闡釋，當然時間很有限，時間我覺得可能得兩個小時的樣子講這個題目《百年滄桑——從東亞病夫到民族復興》。

一

我首先講的是什麼？別人的質疑，真的能民族復興嗎？他們真的能成功嗎？首先我給大家看美國人沈大偉，沈大偉就講人不行了，要崩潰了。沈大偉是著名的問題專家，在去年（編者註：2015年）的3月6號在《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正在到來的崩潰），他們完了。沈大偉講共產黨統治的最後階段已經開始。它退出歷史舞台的速度，將超過許多人的想象。

五點理由：第一，大批經濟精英移民海外；第二，思想自由，言論表達受限；第三，對執政黨的忠誠不真實。第四，猖獗且難以根除的腐敗；第五，經濟體制改革舉步維艱。一切證明他們完了，他們很快就完。

沈大偉，我們訪美兩次與他會談，我當時覺得沈大偉是一個很聰明的人，我當時的印象，我說沈大偉怎麼腦子進水了，我們正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我們開展前所未有的反腐，你看我作為一個軍人，我們軍隊正在進行前所未有的軍事變革，你說我們完了嗎？

我們新一輪騰飛開始。我覺得今天就像埃德加·斯諾在《紅星照耀的》講的一樣，使多少人得到了名譽，使多少人丟掉了名譽。你在美國，你講崩潰，文章有人看，書有人買，你講崛起，文章有人看，書也有人買，都有市場。

我又想起來了2000年在英國皇家軍事科學院學習，簡稱RMCS。皇家軍事科學院，第一次軍官進入，2000年和2015年那的國力完全不一樣，當時英國國防部第一次邀請人民解放軍軍官進入皇家軍事科學院，按照英方的規矩，在學習期間每一名軍官都要講自己（國家）的社會制度、意識形態、憲法、國防，還有講為什麼，為什麼這個社會制度，為什麼這個意識形態。

我們班30名軍官，來自26個國家和地區，社會主義的只有我一個啊，人家都不是。你看這個班的題目，主題：民主政體中的防務管理。那是個異類，來了。他們喊軍官來了很有意思，然後每一名軍官都要講，每個人講20分鐘，每個周五上午講。講的順序有抽籤決定。我抽籤，我想30名軍官，哪輪到我啊，南非軍官邁克杜林（音譯）他上去抽籤，第一張簽愛沙尼亞軍官，第二張簽軍官，哇，全場哄堂大笑。為什麼呢？愛沙尼亞非常小，波羅的海彈丸之地。非常大。愛沙尼亞剛剛從蘇聯的社會主義體制下掙脫出來，人還在搞社會主義。

所以全班軍官哄堂大笑，他們覺得反差太大了，全笑起來了。當時我坐在那悶悶不樂的，生悶氣，我就想怎麼對付他們啊。捷克軍官羅德威爾他上來勸我一句，站在我旁邊的這個。捷克原來是社會主義的，他深知我的難處，他上來悄悄地跟我說，他們就想聽聽你們為什麼相信馬克思主義，你們為什麼搞社會主義，他說你何必講這個呢，你講這個就上他們當了，你講講你們的歷史和文化，那麼悠久的歷史，20分鐘時間很快過去了。我一聽他主意不錯，我準備按照他的主意去做。

後來全班人都走了，我坐在教室里越想越不對勁，我就想起了我入伍以來，我在寫日記，一本一本的倒，扉頁上自己寫句話，自己激勵自己，自己勉勵自己，我們今天叫心靈雞湯。我經常寫這句話：做難事必有所得。你做容易的事情，做輕車熟路了，閉著眼睛都能幹的，那是重複，不是提高，就是要干自己沒有干過的，那是挑戰。不管成功失敗，都是提高。我這個事我從來沒有做過，我從來沒有講過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我就不信我講不了了，我下定決心不按照羅德威爾的主意，我說我講。

二

美國人要求做PPT，我們就做個PPT。愛沙尼亞軍官圖文並茂，他PPT做的非常好，比我好多了。我的PPT做得比愛沙尼亞軍官差多了，我的PPT最核心只有兩幅，20分鐘就兩幅PPT，皇家軍事科學院找出來的第一幅就是這幅，1900年的。

我說今天是2000年，我在這裡給大家看看整整100年前的，1900年，東亞病夫，任人欺凌，任人宰割，跌倒在地上爬不下來。我說1900年，整整100年前，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我們被迫簽訂《辛丑條約》，庚子賠款，賠償13個帝國主義國家，四億五千萬兩白銀。

資料圖：鄧世昌與他管帶的致遠艦

我說今天在座的軍官，你們的國家當年都參與了對的瓜分，都有你們代表的簽字，這就是100年前的。

我說我今天能站在這裡給大家講100年前的，為什麼？英國國防部請我們參加皇家軍事科學院學習，因為今天是100年後的，100年後的，工業、農業、國防、科技、教育、醫療多項指標名列世界前茅。他再也不是任人欺凌，任人宰割，他屹立於世界民族東方之林。

我說第一幅PPT，100年前；第二幅PPT，100年後；連接這兩幅PPT的，橫跨100年的就是一句話「Marxism changed China」，我們人為什麼相信馬克思主義？我們從來不是為了馬克思主義而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是我們認識，分析問題的一種方法和工具，我們用這個主義認識分析的問題，找著解決問題的辦法，而在這個過程中，還有第二句話，「China changed Marxism」。

毛澤東思想、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鄧小平理論、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建設實際相結合。我說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發展。我在台上講的時候，台下鴉雀無聲，沒有鼓掌的，跺腳的，跟愛沙尼亞軍官不一樣，但是我沒有想到，我講完了，突然間爆發一陣熱烈的掌聲，我猝不及防。第一個上來向我祝賀的是菲律賓陸軍上校賈貝爾上校，賈貝爾跟我講，說：「金，你講的東西給我印象太深了，我們菲律賓跟你國家命運是一樣的，我們一定要像你們一樣取得這樣的成功。」我們班的教授泰勒，大班導，英國著名的防務問題專家，我講的時候是一個階梯教室，他沒有在前排這聽，他站在後排，我們後面有一個木走廊，他抱著兩手，走過來走過去，走過來走過去，我在台上講，我看泰勒教授在後面來回的走。等我講完了，別人上來向我祝賀的軍官都走了，泰勒上來給我講了一句話，「你今天講出了你們的合理性。」

三

泰勒完全不同意馬克思主義，完全不同意社會主義，我覺得這對一個完全不同意馬克思主義，完全不同意社會主義的泰勒，也算對我們最高的誇讚了。當然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匈牙利軍官斯坦克斯，斯坦克斯的叔叔，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的成員，1956年匈牙利社會主義改革被鎮壓，裴多菲俱樂部的領導人、匈牙利的總理納吉被槍斃。斯坦克斯的叔叔流亡西方，後來他說他叔叔柏林牆倒塌，他叔叔回來了，看匈牙利今天搞的亂糟糟的樣子，他叔叔講了一句話，我以後死在西方，我再也不回來了。那天晚上，斯坦克斯跟我在酒吧里喝了很長時間的酒，就一杯啤酒，我們倆喝了很長時間。斯坦克斯講，我們匈牙利社會主義完全失敗了，衷心希望你們的社會主義能夠成功，給天下這些最沒有權利，最沒有權勢的人一點希望。

我們近代的歷經苦難，我們沒有勝過，我們一敗再敗，第一次鴉片戰爭失敗，《南京條約》簽訂割讓香港，賠款二千一百萬兩白銀。第二次鴉片戰爭接著又失敗，對方都是很少的兵力。第一次鴉片戰爭英國軍艦二十八條，軍隊一萬五千人。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兩萬五千人長驅直入北京，殺人放火，將圓明園付之一炬，以如此小的兵力侵佔一個大國的首都，世界戰爭史上的奇迹。

甲午海戰日軍艦隊

1894甲午戰爭更是空前的割地賠款，賠款白銀兩億兩，割讓遼東半島、台灣，所以當時的澳門報紙有這麼一段評價：之裝備，普天之下為至軟弱的極不中用之武備，其所行為之事，亦如紙上說謊而已，國中之兵，說有七十萬之眾，未必有一千人合用！

的軟弱，的衰弱，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發動了對蘇聯的進攻，巴巴羅薩計劃，希特勒講一句話，蘇聯就是破茅草房子，我一腳就踹倒它，希特勒打算錯了，沒有踹到，希特勒腿都踹斷了。但當時就是破茅草房，誰上來就一腳踹倒了。我們弄個樑柱支起來，再上來一腳又踹倒了，再支起來，再踹倒了。

到了八國聯軍1900年，我給皇家軍事科學院講八國聯軍入侵北京的時候，我們達到空前的虛弱，八個國家打我們，我們如何打得過啊。但我說你看八國聯軍來了多少人，日軍最多八千、俄軍四千八、英軍三千、美軍兩千一、法軍八百、奧地利五十八人、義大利五十三人。八國聯軍1900年8月3日從天津向北京出發，滿打滿算18811人，就這麼點兵力。還有七千德軍在海上來不及趕到，都等不及了，向北京攻擊出發，十天之內攻陷北京。而北京一帶清軍十五六萬，義和團五六十萬。我們擋住了沒有，沒有擋住啊。

四

近代以來這種衰弱，這種無力達到極致，一個大國衰弱至此，庚子賠款，空前的四億五千萬兩白銀。庚子賠款之後，我們對美國人印象不錯，美國西奧多羅斯福把部分賠款返還給我們，我們辦了留美預備學校、辦了協和醫院，還有燕京大學一部分，那留美預備學校就成了我們今天著名的清華大學，所以我們很多人對西奧多羅斯福印象不錯，不管他怎麼說，他把的賠款返還我們一部分辦了醫療、辦了教育。

但是你看西奧多羅斯福，他極度看不起。他說：要是我們重蹈的覆轍，自滿自足，貪圖自己疆域內的安寧享樂，漸漸地腐敗墮落，對外國事物毫無興趣，沉溺於紙醉金迷之中，忘掉了奮發向上，苦幹冒險的高尚生活，整天忙於滿足肉體暫時的慾望，那麼毫無疑問，總有一天我們會突然面對今天已經出現的這一事實，畏懼戰爭、閉關鎖國，貪圖安寧享樂的民族在其他好戰、愛冒險民族的進攻面前，肯定是要衰敗的。羅斯福提醒美國人，我們一定不能像人這樣衰敗。

我們就為了解決這個民族危亡、解決衰敗，近代以來有多少先進的人就為了克服這一點，我想我們歷經選擇，為了擺脫衰亡。洪秀全的「太平天國」不就是選擇，你看太平天國的意識形態，天父天兄其實就是基督教義的化，就是我們在完成馬克思主義化之前，洪秀全完成了基督教義的化，用這套改革可能成功嗎？不可能的，所以洪秀全失敗了。

五

鎮壓洪秀全的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他們推出洋務運動，的大問題在哪呢？器不如人，機器製造、科學技術不行，一定要搞上去，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洋務運動30年，洋務運動最大的成果，北洋水師，1894年甲午海戰全軍覆沒，北洋水師全軍覆沒，一條艦沒留下來，日本聯合艦隊一艘未沉，洋務運動失敗。

洋務失敗，康有為、梁啟超出來了，君主立憲，就是曾、左、李的器不如人太膚淺了，的問題在哪呢？制不如人，制度層面出問題了。梁啟超講：喚醒吾國千年之大夢，實至甲午一役始也。制不如人，體制出問題了要改制，戊戌維新就是改制，孫中山辛亥革命也是改制，建立共和。

君主立憲沒有成功，戊戌維新失敗，但是辛亥革命成功了，共和建立了，後來我們有個片子《走向共和》認為共和成果被竊國大盜袁世凱給偷竊了。

但是我說你如果全面的看，袁世凱1916年就死了。袁世凱死後12年，我們還實驗了12年共和，結果怎樣？北京九易政府，24次內閣改組，換了26屆總理，軍閥混戰，生靈塗炭，共和也沒搞成。

所以1919年的五四運動已經打出旗號了，打倒孔家店。五四運動講，器不如人、制不如人都太膚淺了。的問題是什麼呢？思想文化不如人，要徹底拋棄思想文化——孔孟之道。我們當年這種思想偏激和極端，認為萬事歸罪一點，找個替罪羊，只要把它解決就全解決了。我說當年打倒孔家店的旗號，與今天遍布全世界的孔子學院，形成多麼大的反差啊！我們就今天看來，孔子沒有妨礙我們走向現代化。我們出了問題，不是說孔子的問題，我們自己的問題，我們只用找替罪羊的方式啊。

當年的不僅孔子，找到漢字了，當年五四運動先驅胡適、錢玄同、郭沫若、陳獨秀、魯迅一批人都講到漢字問題了，羅馬字母化。導致落後的罪魁禍首：漢字！當年多麼激進啊，白話詩。就是嚴格的什麼五律五絕，七律七絕，太繁瑣了。率先革命，胡適郭沫若開始白話詩。我至今都記得郭沫若寫的白話詩：偉大的水啊，氫二氧一。這是詩嗎？化學分子式直接進去，氫二氧一直接進到詩里去。你能流傳下來嗎？傳不下來。今天我們傳下來的還是古典文學，你像柳宗元的：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多麼優美的意境啊！比你那個氫二氧一那要意境大得多了。

六

我們今天講他們，我們沒有絲毫否定他們。他們都是探索者，他們都在探索，尋找一條擺脫滅亡的路徑。你從洪秀全到五四運動的先驅他們都是這樣的人。他們都有缺點、都有錯誤、都有問題，但他們都是探索者。我們後來探索都是在他們基礎之上的。當然我們今天講夢，當時社會也有夢。北京上海的學者聯合做了一次，沒有說具體講夢，你的夢想是什麼？你看當年，清華大學教授林語堂回答他的夢想：我的夢想只希望國中有小小片的不打仗，無苛稅、換門牌不要錢，人民不必跑入租界而可以安居樂業的干浄土。我們今天很難設想這是什麼樣的。我覺得距離非常遙遠了，很遙遠嗎？七八十年前，八九十年前就這個樣子。燕京大學教授顧頡剛，他的夢想，他說沒有人吸鴉片、吞紅丸，這是最重要的事。這種嗜好延長下去非滅種不可，任憑有極好的政治制度也是無益的。只要吸毒，什麼制度都救不了你。上海大學者施蟄存，他說他的夢想是人走到外國去不被輕視，外國人走到來，讓我們敢罵一聲「洋鬼子」，你知道，先生，現在是不敢罵的。施蟄存在上海，上海外灘「華人與狗不許入內」，你罵誰啊？你敢罵嗎？你不敢罵。羅文乾的夢想：政府能統一全國，免人說我無組織，內爭的勇毅轉用來對外。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貪錢，婦女理家、崇尚勤儉、不學摩登。青年勤儉刻苦、不穿洋服、振興國貨。當年這些知識分子，社會的良心。他們的呼籲，他們的夢想集中在一起就四個字：民族救亡。民族到了危亡的邊緣，到了亡國滅種的邊緣。我們大清王朝推翻了，民國建立了，災難沒有停止。

九一八事變，關中軍一萬九，東北軍十九萬，三天丟掉奉天，就是今天的瀋陽，一周丟掉遼寧，兩個多月東三省淪陷。七七事變，日本華北駐屯軍八千四，日本人自己統計五千八，我們統計最高數字八千四，宋哲元二十九軍十萬，一個月華北淪陷，之虛弱。我覺得我們近代來，我們反覆講一個什麼問題呢？帝國主義嗜血成性、殺人成性、兇殘無度。我們總說我們的對手如何野蠻、如何兇殘，我們很少檢討為什麼自己這麼虛弱，為什麼誰都想弄你一下，你誰都無法有效抵抗。我們近代又出了什麼問題，問題出在哪裡了？你看第一次鴉片戰爭發生的時候，廣東三元里那抗擊很個別，大多數民眾在遠處觀戰。英軍登陸后民眾主動向其出售蔬菜、牲畜和糧食。洋人在跟皇帝打仗，與我何干？跟我沒關係，皇帝打敗了，割皇帝的地，賠皇帝的款，與我何干？我還得生活。

1900年八國聯軍攻佔北京，你看這留下來的照片之一。我們那麼多人幫著八國聯軍後勤輜重推小車。畫面上洋人就兩個，其他都是人。幫著聯軍供應後勤，給錢，能雇傭就可以，哪來國家觀念、民族觀念？沒有的。聯軍攻到了北京，北京城高池厚，聯軍一萬多人攻不進來。北京有附近居民向聯軍提供消息，廣渠門下水道未曾設防。聯軍從廣渠門下水道魚貫而入，你看聯軍人數不多，順著土坡，斜坡，散兵隊形排隊走下來。我們周圍那麼多民眾揣著手，站在兩邊麻木的觀看。洋人在跟皇帝打仗，進攻皇宮，多少民眾幫著聯軍填平壕溝、綁梯子、扶梯子。還有民眾坐在牆頭上幫著聯軍往裡瞭望。

孫中山講的，四萬萬人一盤散沙而已，數量不能提供力量。如果你不凝聚的話，你一盤散沙，數量沒有意義。聯軍在北京殺人，那聯軍指定殺誰，人捆人，人砍人腦袋。我們置若之遠，我們覺得這是，我覺得這是我們近代以來最大的問題，非常鬆散。為什麼要建立一個現代民族國家，我們一盤散沙。這個局面被各個帝國主義所窺破。

七

板垣征四郎，1948年被判處絞刑，被國際軍事法庭判處絞刑 ，東京國際戰犯審判判處絞刑，七名日本甲級戰犯之一。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前8月份，他是關東軍高級參謀，關東軍即將發動九一八事變，面對十倍於己的東北軍，關東軍也是人心惶惶，他們沒有把握。板垣給他們做戰前動員，沒問題，搞得過。板垣講，從民眾的心理上來說，安居樂業是其理想。至於政治和軍事，只不過是統治階級的一種職業，在政治上和軍事上與民眾有聯繫的，只是租稅和維持治安。從一般民眾真正民族發展歷史上來說，國家意識無疑是很淡薄的。無論是誰掌握政權、誰掌握軍權，負責維持治安都無礙大局。不就交稅嗎，交給滿洲國也是交，交給日本人也是交，交給張作霖張大帥也是交，交誰都一樣。他們不在乎，所以能搞得過他們。我們近代的災難，絕不僅僅是帝國主義如何的殺人無度和猖狂，我們極度的衰落和分散，不團結一盤散沙，被對方分而治之。

抗戰開始不是這樣嗎？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以下20多位中央委員，58位將官投敵，一些部隊成建制嘩變。當時出現的問題不是民眾出現問題，精英層出現問題，出現大問題。黨政精英，那不是精英嗎？都成了漢奸。汪精衛、陳公博、周佛海、王克敏、殷汝耕、梁宏志、王揖唐、齊燮元、龐炳勛，這是國民政府的軍政精英啊？龐炳勛剛剛獲得台兒庄會戰的勝利，還立了功。轉眼間，整個部隊嘩變。

我們當時出現的叫集團性精神沉淪和人格沉淪。不是一個兩個，是團團伙伙，一團一夥的，精英們的沉淪。在最關鍵最困難的時候，共產黨人的風範。共產黨人傑出代表，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路軍總司令楊靖宇，抗到最後只剩自己一個人。

被打散的，犧牲的，投降的。

程斌，抗聯第一軍第一師師長，楊靖宇最信任的得力助手。1938年率部投敵，組成「程斌挺進隊」，逼楊靖宇於絕境。程斌不知道楊靖宇跑到哪裡去了，知道楊靖宇在東北深山老林里的密營，他把密營全部搗毀。因為東北深山老林，冬天零下30度，40度，生存非常困難。楊靖宇在深山中有很多秘密的營地，營地里小木屋，木屋裡有柴火，有糧食，保證餓不死，凍不死。日本人把楊靖宇出神入化，楊靖宇身高馬大，身材很高。東北深山老林，雪深沒膝。日本人個子又矮，那雪深到大腿根了。跑也跑不動，在雪地上拔不出腿來。說楊靖宇在雪地上跟一個大鴕鳥一樣，兩蹦三蹦看不見影了。我去年到東北吉安去參觀楊靖宇活動的地點。吉安那個楊靖宇紀念館的解說員糾正我說，金教授，我糾正你一下，楊靖宇不是身高1米8幾，楊靖宇身高1米92。他大個子，兩蹦三蹦就沒有了。日本人抓不著他，把他出神入化。但是呢，程斌把楊靖宇的密營全部搗毀，逼楊靖宇於絕境。

第二個叛徒張秀峰，軍部警衛排長，父母雙亡的孤兒，被楊靖宇撫養成人。1940年2月攜帶機密文件、槍支、抗聯經費叛變投敵，向日軍提供楊靖宇的突圍路線。他是楊靖宇的貼身警衛，他知道楊靖宇的行蹤。他二月份叛變，楊靖宇三月份犧牲。

第三個叛徒，張奚若，抗聯第一軍第一師特等機槍手射手。叛變后在偽通化省警務廳長岸谷隆一郎的命令下開槍射殺楊靖宇。楊靖宇的自己特等機槍手射手把自己軍長總司令打死，他們都是什麼呢？跟誰干都是干，一盤散沙，這是被板垣征四郎、石原莞爾所窺破的，人的走向。最後一個我們不能稱叛徒的老鄉，趙廷喜，蒙將縣保安村村民，楊靖宇跑了好幾天，棉鞋跑丟一隻，好幾天沒有吃飯，碰見了三個村民，告訴趙廷喜，下山給我買雙棉鞋，買幾個饅頭，給你們錢，不要告訴日本人。下山就向日本人報告了，楊靖宇在山上，楊靖宇最後壯烈犧牲。日本給的圖，這個大個子，終於把他打死了。你看楊靖宇壯烈犧牲，打死楊靖宇，發現最後提供情報，最後打死楊靖宇的都是我們人。

一盤散沙的，它不僅是鬆散的問題，跟著別人干，出賣自己國家民族利益，出賣自己的戰友，出賣自己的國家，出賣自己的民族。最後時刻趙廷喜跟楊靖宇講的話，楊靖宇讓他下山買饅頭，買棉鞋。趙廷喜講的話，我看還是投降吧，如今滿洲國不殺投降的人。趙廷喜哪裡知道，只要楊靖宇投降，日本安排出任偽滿洲國軍政部長，不但不殺他，當大官，利用你的影響擺平東北抗聯。楊靖宇最後給趙廷喜講了一句話，老鄉，我們人都投降了，還有嗎？

這一句話驚天動地，到最後一個人也絕不屈服。我們就說有勝利有希望嗎？一點希望都沒有，那也不屈服。我經常講，中華民族總在關鍵時刻有這樣的人物成為民族的脊樑。這個脊樑我經常講，不是大眾在支撐的，關鍵時刻的關鍵人物，在大家萬念俱灰的情況下，有些這樣的人物，成為民族精神的圖騰和脊樑。當年一批這樣的人，年紀輕輕就干大事人，年紀輕輕就丟性命。走上政治舞台，他們不是為了自己的住房，為了自己的公司，為了自己的待遇而乾的。完成民族救亡，一批年輕人，年紀輕輕干大事，年紀輕輕丟性命。

八

當年共產黨在上海成立，社會有200多個政治團體和黨派。中共成立了還是200多個，已解散了也是200多個，顯不出你來。所以當年共產黨成立，一夥熱血青年在上海這個石庫門房子成立中共的時候，誰看得起他們，誰也沒想到他們能怎樣。我說中共你從這幾個看，你說他是一個好運團體嗎？他們13個人，共產黨的發起人，何等重要的歷史地位，但當年有誰在意？

中共剛剛成立，走的走，散的散，各奔東西，有更好的去處走了。1922年陳公博脫黨，1923年李達脫黨，1924年李漢俊脫黨，1924年周佛海脫黨，1927年包惠僧脫黨，1930年劉仁靜被黨開除，1938年張國燾被黨開除，中共一大13個代表出問題的7個，半數以上出問題了。其實陳公博、周佛海當了大漢奸，當然再加上嚴重的犧牲，王盡美1925年犧牲，鄧恩銘1931年犧牲，何叔衡1935年犧牲，陳潭秋1943年犧牲。

自己走掉的、被黨開除的、犧牲的，13個人從頭走到尾只有兩個，毛澤東，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董必武，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只有這兩個人從頭走到尾，中共的艱難，我們不要有什麼形容詞、什麼副詞，不要什麼妙筆生花、添油加醋、無中生有，你僅僅看中共一大13個代表各自走向，你知道這個黨何其艱難？

前面有什麼好事等著你嗎？有紅地毯嗎？有剪綵嗎？有鼓掌夾道歡迎嗎？不盡的流血犧牲和叛賣，以及萬水千山的阻隔，共產黨1921年建黨，政治舞台邊緣性力量，共產黨能夠從政治舞台邊緣，走到東方政治舞台的中心，今天影響世界格局，改變世界格局，我們講一句話：毛澤東居功至偉。

雖然今天否定他的，反對他的比比皆是，但這個人的名字永遠與共產黨、人民解放軍、中華人民共和國緊緊相連。除非你解散這個政黨，打敗這個軍隊，顛覆這個國家，否則你抹不了他，他貢獻太大了。就像小平同志講的，如果沒有毛澤東，我們可能至今在黑暗中摸索，我覺得這是革命非常大的變化，近代想變革者比比皆是，毛澤東絕不是頭一個。

李鴻章、袁世凱、康有為、孫中山，沒有一個不想變革，沒有一個不想挽救民族命運於危亡，都是變革者，但他們的問題在哪裡？從李鴻章、袁世凱、康有為、孫中山，他們基本上都是力圖依託少數精英完成對社會的改造，都會把喚醒民眾、動員民眾、組織民眾作為變革和革命的重點。在他們眼中，民眾只是改造的對象，而不是推動變革和革命的動力，最終只能導致變革與革命一敗再敗。

近代以來的變革者，包括近代以來我們這些思想者，對民眾的這種輕視，沒有毛澤東。毛澤東講，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共識，共產黨勝利最大的本源是民眾的支持。毛澤東講，動員了全國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於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彌補武器等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毛澤東再不把民眾作為包袱、改造的對象，而作為動力推動推動社會變革的最巨大的力量。

在《論持久戰》毛澤東講過這樣一句話，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本，存在於民眾之中，說的非常有力，被廣泛引用。但是大家注意《論持久戰》中的另一句話，很少被引用，其實說的更好。毛澤東講，日本敢於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於民眾的無組織狀態。

說到了至弱之源，我們這種無組織狀態，導致我們最後的災難，多少人要解決這一問題，我們近代以來這些先人。西方有一句話：直到列強不再把當作一個國家看待，人才真正感覺到，有組織一個現代國家的必要。我們第一次，1895年康有為「公車上書」。我們可以講封建官僚士大夫階層的覺醒，統治階層一小部分人覺醒，力圖建立現代國家，君主立憲。

1919年五四運動，知識分子層的覺醒；1937年全民抗戰，民族總體的覺醒；一直到了1937年全民抗戰，我們才發現就真是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全民抗戰，日本人到來侵略不僅是打國民黨，不僅打共產黨、殺人佔地，是全民族的問題，真正讓我們感到國家民族利益共同體，從37年全民抗戰開始。

1949年新的建立，它是什麼呢？是共產黨人為苦難深重的中華民族獻上的一份大禮，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民族國家。

西方現代國家學說的奠基者霍布斯講，什麼叫國家，為什麼要有國家？霍布斯說，當人人難以自我保存時，人們便自覺自愿的放棄權力開始締約，指定一人或多人組成集體，來代表他們的人格，將自己的意志服從於集體意志，將自己的判斷服從與集體判斷，在此基礎上之上實現聯合，這就是國家。

國家不是個慈善團體，不是個人權機構，國家一定要形成集體意志、集體判斷，國家就認為人民自覺自愿的放棄部分權利開始締約，形成集體意志、集體判斷。而我們講，歷史證明只有新，才能真正實現中華民族的集體意志和集體判斷，絕不是個理論問題，他是個實踐問題。

九

新剛剛成立面臨的朝鮮戰爭，我們猝不及防，當時部隊都在轉業，國民經濟百廢待興，恢復國民經濟。朝鮮戰爭爆發，1950年9月15日美軍仁川登陸，把北朝鮮軍隊壓縮在中朝邊境三個區域範圍內，我們當時面臨朝鮮戰爭的嚴重的局勢，我們反覆對美國提出警告，一定不能過三八線，過了三八線是不行的，影響安全，美軍越過三八線，直攻平壤。

10月8日毛澤東下令，著人民自願軍迅即向朝鮮境內出動，我覺得這場仗時間過去了多時，你看美國人怎麼評價的：從在整個朝鮮戰爭期間，顯示出來的強大攻勢、防禦能力之中，美國及其盟國再清楚不過的看出，共產黨已經成為一個可怕的對手，他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那個軟弱無能的國家了。

他們得出的結論，在涉及國家安全問題上，新再也不會退讓，舊一退再退，我們總想著退一步海闊天空，最後退到無處可退。美國人明白了，新再也不會後退。美國人亞歷山大·溫特，美國建構主義的鼻祖講了這句話：一個國家在生存、獨立和經濟財富這三種利益之上，還必須加上第四種國家利益，那就是集體自尊。

不要以為國家利益就是生存、獨立、發展繁榮，還有集體自尊，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實際上沒有尊重，尊嚴也是國家利益，非常重要的國家利益，尊嚴必須靠勝利來捍衛，我覺得這是我們新，共產黨人給中華民族第一次帶來集體自尊。不但從根源上消除了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痕迹，而且從根源上清除了社會一盤散沙的狀態。

人民被前所未有地組織起來、動員起來，開創了歷史上第一個持續、穩定、繁榮、昌盛，既能完成民族救亡，也能完成民族復興雙重使命的現代民族國家。

我覺得這是共產黨為中華民族創造的最大禮品，今天的國力和軍力發生了歷史性變化，我們跟過去完全不一樣。前面片子做了諸多的介紹，當今世界，國民生產總值超10萬億美元的就兩個：美國17萬億，10.5萬億。當今世界國防開支超過1000億美元的只有兩個，美國5900億，1500億。當今世界衛星數量超過140顆的只有兩個，美國530顆，數量開始不斷減少；170顆，數量還在不斷增加。

我覺得這是我們講的歷史性變化，但是誰也沒想到這個紅色，今天搞了這麼大的區別。他最根本的是什麼呢？僅僅是共產黨嗎，我覺得完全不是這樣。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文明一直在與西方文明抗爭，中華文明節節敗退。新成立使中華文明在政治上擺脫了頹勢，跨過鴨綠江，是中華文明在軍事上擺脫了敗勢。

三十餘年改革開放，使中華文明在經濟上扭轉了劣勢，今天崛起的不是一個民族啊，一個文明，全新的經過洗禮的文明，共產黨、政權，只是在這個過程中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共產黨在社會的全部的合理性、合法性你說建立在哪裡？就是中華民族的百年救亡、百年復興中，共產黨人的擔當，前100年，1840到1949，所有先進的人，從林則徐的鴉片禁煙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國，曾、左、李的洋務自強，康梁的戊戌維新，孫中山的辛亥革命，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

所有先進人就為了這三個字「救」，挽救民族命運危亡，「救亡」命題不是中共發起的，而是中共了結的。1949年新成立，宣示「救亡」命題的終結和下一個命題的開始。1949至2050發展，前100年曆經坎坷，后100年我們也走了很多彎路。但是共產黨自我更新，共產黨的領導從來沒有放棄自己的擔當。就在民族救亡和民族復興過程中的自我擔當，這是共產黨存在於政壇最大的合理性、合法性。

我說新一路走來，就是習近平同志的那句話，我們不要拿前30年否定后30年，我們不要拿后30年否定前30年，新是個完整的整體，前30年我們奠定了完整的工業基礎，所以說一路走來，前人有問題，有缺點，有錯誤，但是前人的肩膀頭子很硬，我們踩住了我們站起來了，我們也有缺點、有問題、有錯誤，我們肩膀頭子能不能像前人那麼硬，這對今天是我們的考驗。

我最後以這幾句話結束今天的，「從東亞病夫到民族復興」的演講。第一句：亨利·基辛格的《大外交》：大國塑造本國安全環境兩個必要條件：一是國力的日漸增強；二是舊國際秩序的逐漸瓦解。第二句:英國人哈米什.麥克雷特：越是不團結,世界就越感到高興。第三句:俄羅斯普京：國家越強大,個人越自由。第四句:國家主席習近平：對為國犧牲、為民犧牲的英雄烈士，我們要永遠懷念，給予他們極大的榮譽和敬仰，不然誰願意為國家和人民犧牲呢？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