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前院長崔立如 來我所做「新關係格局與中美關係」講座

編者按

2017年7月13日，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邀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前院長崔立如研究員來所開展學術交流，他以「新關係格局與中美關係」為題發表學術演講，之後與我所科研人員進行了充分的互動與交流。

國際格局是國際關係理論中的老概念，學界較多從權力維度來理解。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中的結構現實主義認為，國際格局大體是由權力結構所組成的，權力結構決定國際格局的本質特徵。然而，崔立如研究員認為，所定義的國際格局與西方相比，內涵更為豐富，除了權力結構之外，更強調關係結構，權力結構和關係結構共同構成了當今的國際格局。

他提出「新關係格局」概念來描述新的國際格局態勢。從權力結構看，冷戰後美國的綜合實力由世界「一超」逐漸減弱，美國作為體系中心力量的控制力逐漸下降。與此同時，以、印度、巴西等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國力迅速上升，在國際體系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東西方的力量平衡正發生轉折。

同時，「新關係格局」更加強調國際格局中的「關係結構」內涵，而這在以往的以權力結構為核心的國際格局中是被忽視的。「新關係格局」的產生根植於冷戰結束后的全球化發展進程。愈來愈多國家的互聯互通意味著，全球市場逐漸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狀態，這種全球市場的形成使國家之間演化出了新的關係形態，與原來單純的權力結構相比，出現了許多新變化。最顯著的就是，作為最大發展家的和作為最大發達國家的美國形成了深度的相互依存關係。在這種關係下，美國政界和學術界也逐漸認識到了中美之間需要有一個「新的關係」來定義塑造，典型的說法就是美國提出的「利益攸關方」，則更願意將兩國塑造為一種「夥伴關係」。這種關係思維、關係塑造、關係實踐正在成為外交的內核，成為新關係格局中的重要因素。

當然，崔立如研究員也認為，在當前的國際格局中，權力結構仍然扮演著主導性的角色，「國強必霸」的邏輯仍佔據主要市場。在權力結構沒有發生根本改變之前，要在既有國際格局中推動關係結構相當困難。對於來說，當前的矛盾是，國際格局正處在以權力結構為主體向以關係結構為主體的過渡期，這就導致了的和平發展在兩個秩序之間行走，一個是權力結構的秩序，一個是新的關係形態的秩序。致力於推動較為積極、面向未來的，以關係形態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但目前還需在基於力量結構的秩序中維持其合理的國家利益。這兩種秩序都要兼顧，也體現出當前「新關係格局」的兩面性。

在此背景下，中美關係沿著權力結構和關係結構兩條線發展。然而，與世界總體向關係結構過渡不同，中美關係在權力結構中的競爭越來越激烈，歸根結底還在於美國對實力增長的擔憂，對挑戰美國霸權地位的擔憂。在美國推出「亞太再平衡戰略」之後，中美關係更是呈現出激烈競爭的發展態勢。未來，如果兩國權力競爭態勢持續的話，中美關係可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而如果雙方能夠相互理解、充分溝通、管控分歧，就可能出現一定的平衡。

同時，由於中美兩國在共同應對危機、經濟相互依存等方面的緊密合作，兩國在「關係結構」方面並非沒有任何進展。目前，雙方都能意識到，關係結構已經成為中美關係的壓艙石。在政府層面，中美關係的權力結構佔據主要位置並決定著關係結構；在兩國地方政府和企業層面，雙方都在試圖超越傳統思維，致力於加強關係性，促進彼此間的互利共贏。目前，中美要突破權力結構異常艱難，需要一個較長的過渡期。在該過渡期，應在不斷增強實力的基礎上加強中美之間的風險和危機管控。

川普當選打破了美國政府傳統的做事方法、思維邏輯和政策理念。在跨國公司急速擴張的背景下，他開始重視美國勞工等中下階層的利益。川普的上台既是反映、也是帶動了反權勢的民粹主義，而這種民粹主義在外交上更多表現為民族主義，川普把這種民族主義更多理解為「美國優先」，即強調美國內部「認同」的時候，把其他國家的群體視為對立面。由於美國總統擁有較大權力，川普本人的喜好、風格和行為方式就很容易在外交政治上得以體現，並對國際關係產生重要影響。他的性格和作風以及對名望、個人和家族利益的追求，在共和黨的主流派和民主黨內不斷樹敵，他們和川普之間始終存在著控制和反控制的激烈博弈，川普的執政地位面臨較大困難。

在這種背景下，川普成為中美關係的一個特殊因素。第一，川普在對華政策上沒有意識形態的掣肘，主要的攻擊點在經濟、金融和貿易領域。總體來說，川普的對華政策並不是敵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他肯定經濟發展，對習近平主席也非常讚賞。川普的實用主義產生的積極因素較多。第二，國內政治地位脆弱、美俄關係難以實質改善，促使他更加強調對華的積極面和中美關係的穩定性，通過中美合作來解決一些問題。兩國啟動的「百日計劃」就是這一雙方良性互動的結果。第三，川普不能主導美國的外交政策，包括在亞太推行的再平衡戰略。他本人及其團隊在這方面的人才和能力偏弱，而軍事、政治、國防、安全等部門的大多數人員仍以權力思維看待中美關係，認為美國必須採取強硬措施制衡。即使川普在一些問題上表現出一定的靈活性，但在各方的壓力之下，能夠周璇的餘地和空間仍然很小。因此，川普時期的中美關係具有兩面性：既有他上台後提供的戰略機遇面，也有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制衡面。這使中美關係存在著很大的不穩定性。

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國際關係研究」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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