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拍李娜的反叛 但「90后」觀眾已經沒這個包袱

第一財經：你曾說，監製這個工作就是要「捍衛電影在商業上電影不會失敗」，比起導演，監製的身份是否更加冷靜、客觀？哪些電影你會選擇自己執導，哪些選擇做監製？

陳可辛：監製其實還不是冷靜、客觀這麼簡單。監製雖然不是你的作品，但有你的品牌，有觀眾一直以來對你的信任。你不能做跟個人喜好無關的東西，大方向、價值觀還是得一樣。

那些我非常愛的、非常有衝動想拍的題材，或者題材讓我有切身體會，對我生活或人生的命題有一些感悟的，我就會選擇自己導演。但有些電影，我作為一個觀眾願意去看，但我沒有一個作者的衝動，我做監製就比較好。

第一財經：曾國祥、許宏宇這批年輕導演，是不是要跟你有審美上、價值觀上的一致，你才會挑選他們來當導演？

陳可辛：要挑跟你完全一樣的人不容易，人是不同的，但大方向還是得比較像。(我)作為一個團隊的領導，每次拍戲都是這些人，這個團隊本來就建立了一套審美跟價值觀。大家在一起這麼多年，不只是為了利益，因為利益到處都是，尤其是現在電影市場這麼紅火，我團隊里的每一個人離開，可能都會賺得更多。

我們走在一起，就是因為審美、價值觀比較像，所以做得比較快樂，有默契，沒那麼累。曾國祥也好，許宏宇也好，之前跟我都是十幾年很緊密的合作。所以不是我去選擇，而是我看到一個合適的劇本，就會問他們準備好了做導演嗎？準備好了，那就做。

第一財經：跟隨你多年的年輕人，既延續著你的品質，又各有風格。他們是否算「陳可辛」這個品牌下的新一代電影勢力？

陳可辛：其實沒有那麼有計劃和策略。我們做的時候沒有像好萊塢考慮得那麼專業，早就想好第一個梯隊要怎麼樣，下面要怎麼樣。我們應該是有更好的布局，但沒有。我們的企業精神是被逼出來的，電影是很困難的行業，要保持這個團隊一直做快樂高興的東西，是有代價和成本的，這些成本也要有資本的介入。

很多時候都是機緣巧合。曾國祥與許宏宇，我都知道他們的優缺點，之前也找了好幾個劇本給他們，談來談去談不攏。剛好《七月與安生》和《喜歡你》兩個項目來我們公司，不適合我拍，但我覺得也能發展，答應做監製，找來找去，還是身邊這兩個人最靠譜，他們也樂意拍。所以你講的那些很企業的布局，香港人並不強，我們是很家庭作業、家庭作坊式的。香港人做什麼都是兄弟幫，內地的格局觀比香港強。

這兩年做監製，這兩個選題都做對了。但你說我從一開始就有100%的把握？不是。有沒有直覺？當然有，不然也不會做。但這個過程里也有很多障礙和起落。包括《七月與安生》上映的時候，其實第一天票房就不好，現在整體票房也不是很好，但是口碑比我們想象的更好，也拿了那麼多獎。

陳可辛：電影是非常複雜的工業。你說它藝術，它不是純藝術。你說它工業，它絕對不是純工業。但在這兩者之間，就有一千、一萬個會偏差的可能性。那隻要一個可能性發生了，整部電影出來的成果就是完全不一樣的。

無論你累積了多少次成功，拿到多少所謂的名譽和獎項，每次上一部新電影，你都是忐忑的、誠惶誠恐的。我最厭倦的就是每一部電影上映前，都那麼沒底，都那麼恐懼。每部電影出來以後，無論是評論，還是商業上的成績，我都那麼沒底氣。

電影非常複雜。一部電影好看，也不一定賣錢，爛片也不一定不賣錢，它完全是沒規律的。所以我常說，我們只能認真地去做電影。講一句最土的話，就是「勿忘初衷」。無論整個電影的經濟格局發展得多好，跟我們工作態度是沒有關係的。我們還是得很辛苦地挑自己喜歡的(題材)，很愛它、很認真地去做，同時也盡量迎合市場。

第一財經：在你過去的電影中，《雙城故事》、《甜蜜蜜》，以及兩部《金枝玉葉》傳遞的闖蕩、冒險、艱辛、孤獨和浪漫，非常吻合那個時代青年觀眾的心態，很接地氣。研究不同時代年輕人的內心，是不是你一直在做的功課？電影圈有了哪些變化？

嚴格來說，《雙城故事》是我最沒有考慮市場的一部，畢竟第一部，沒有經驗，只能拍你相信的東西。《雙城故事》接地氣嗎？絕對不，它講的漂泊是我很個人的感覺。曾志偉的一生，其實是我的童年。每個年輕導演第一部電影一定是拍自己的前半生，一定是拍自己的故事才會有激情。

《雙城故事》有譚詠麟、曾志偉、張曼玉，但票房絕對不算成功，是虧錢的。到了《金枝玉葉》就比較懂市場，但也沒有想太多。《金枝玉葉》拍的是娛樂圈，當時電影裡面有幾個禁忌，一是不該拍娛樂圈，二是不能拍戲中戲，三是最好不要那麼多倒敘，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別拍歌舞片。這些我(後來)都拍了，我還全拍了。那麼《金枝玉葉》拍娛樂圈這個題材，當時挑戰很難，觀眾不會相信你的東西，執行很困難。

老實講，當時拍電影只能靠自己的本能去想，沒有那麼科學化。現在電影跟美國電影一樣，什麼都靠大數據、靠網路。

今天電影市場那麼大，利益那麼大，其實比以前複雜得多。以前我們拍攝很簡單，做個夢醒了都能把那個夢變成一部電影，從弄劇本到拍，可能就三四個月到半年的時間。但現在，起碼三四年。

陳可辛：我看過幾部十幾億元票房的電影，沒有一兩部是我喜歡的，基本上20億元票房的就更沒有了。20億元票房的電影，就是真正通殺的大市場。我的電影還是有一點小眾，雖然我拍的也不是藝術片、文藝片，我也拍商業片，但我的商業片還是針對中產階層的觀眾。

我的整個成長就是中產的，所以肯定是非常中產的價值觀。現在內地三、四線城市，包括農村、城鄉接合部這些地方，我沒有生活過，不可能跟他們有共同的語言。我嘗試過拍動作片、武俠片，拍得很辛苦。那些(題材)離開了生活的形式，不管什麼階層都能看，是講肢體、講動作、講畫面的。但是我又不是一個(擅長)畫面的導演，我是一個講人文故事的導演。

第一財經：你這幾年拍的《合伙人》和《親愛的》，關注內地的社會現實，也是從一個中產階層的視角？

陳可辛：對，我一個香港人，好不容易能夠打破地域的障礙，能拍到像《合伙人》、《親愛的》這種題材。儘管《親愛的》裡面，人物的階層都不是中產，但價值觀還是中產，有中產的人文關懷。

現在十幾億元票房的電影，要麼是喜劇，要麼就是超級英雄，要麼就是武俠片、盜墓等等。但那些片我又不會拍。說得清高一點，我要拍我喜歡的戲。說得實在一點，你不喜歡的，會把它拍砸了，因為我的判斷會全錯。什麼人就做什麼電影，沒有認同，你是拍不出來的。

第一財經：到你這個年紀再拍電影，是不是可以更任性一點，更遵照自己內心一點，拍自己想要的東西，比如《李娜》。如果是青春潮流的題材，就交給新導演去拍？

陳可辛：好像是有一點那種想法。我很早就非常肯定，《七月與安生》和《喜歡你》這兩部戲都不是我這個年齡段能拍的。那是不是說我就拍一些我比較任性的東西？也不一定。我有很多未來的計劃，包括弄了兩年劇本的《李娜》。

《合伙人》、《親愛的》和《李娜》，對我來講有點三部曲的感覺，這三部電影，是我真正開始拍現實生活，跟社會、人文有關。到我這個年齡，會對人生命題有一些困惑，對社會有觀察、有關懷。而且我想，我個人的困惑，會跟觀眾老百姓的困惑搭得上。

拍《李娜》，我對年輕一代的改變看得特別重，李娜對體制的反叛，個人主義與傳統集體主義的反抗，這是我看得比較重的。我們在弄劇本的時候就發覺，相比80后的反叛，90后已經不一樣了，90后沒有反叛了，因為他們覺得根本就沒有體制，也沒有領導，對他們來講，這個世界是沒人能管他們的，他們已經丟掉那個包袱了。

現在電影的主要觀眾群是90后，所以我一直在調劇本，是不是加一個90后的角色呢？後來我又想了一個不同的方向，所以現在還是在調劇本的過程中。

陳可辛：我任何時候都困惑。你拍了一部電影很賣錢，下一部更難拍。永遠不會到一個階段說，你以後可以很享受了，沒有。成功帶給你的是更大的壓力。每一次，你前面的成功都會重新洗牌，一直到今天，我們每部電影上映前，都沒底氣，好像覺得完蛋了。每次都是這樣，那累積了那麼多年，是幹嗎呢？

但這不代表牢騷。我是非常樂觀的人，雖然永遠有困惑，但我會想辦法解決。現在這個時代有很多荒謬的遊戲規則，或者說沒有規則，但仍然是我做電影那麼多年遇到的最好的時代。

陳可辛：我的每一部電影都是我想拍的。儘管我有很多的困惑、壓力和障礙，我都會找到一個方法，把這些障礙變成好的事情。所以我還是很幸運的，每次還是能做到自己喜歡做的事情。所以每次別人問我，我都說，我只能繼續做現在的東西，繼續這樣去困惑，繼續這樣沒底氣，但繼續這樣享受成果的快樂。每次都是這樣循環、循環，再循環，希望能做到80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