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時代的特殊收藏家

最近十多年因為藝術市場的大發展，許多文物藝術品出現在藝術市場上，各種有關創製、流轉、交易的記錄、故事層出不群，可惜多數都是就單個藝術品或某類型藝術品就事論事，似乎缺乏從歷史的縱橫坐標對新出現的藝術品、資料作全面的觀察和回顧。我嘗試寫一系列文章，把藝術品收藏的關鍵時刻、事件放在大文化的視野中觀察，呈現藝術品的創作者、收藏著如何在近現代時勢的巨浪中顛簸起伏，人們的情懷、慾望為之如何變化，是什麼塑造了「我們的歷史和今天」。

如果說「文物屬於國有」的理念在民國還是政界、學術界的一種理論說法的話，在實際推行層面受到軍閥割據、連年戰亂的影響而未能有效推行，在1949年以後則隨著計劃經濟體制和全盤國有化成為一種現實機制。

1949年至1956年存在合法的古玩市場，非民生所必需的文玩市場受到越來越多管制和限制，市場規模和經營品類大大壓縮，中外貿易也趨於停頓，海內外市場關係斷裂，很多古玩商改行、退出。到1956年實行公私合營以後，私人古玩商店開始消失，到1960年全面改造完成，確立了國有文物商店經營系統。1956年至1978年出現了特殊的「文物商業」，這期間文物商店實行計劃經濟管理和等級銷售體系，由國家統一收購、統一定價、統一銷售，在國內是在文物商店、友誼商店等向內部官員和專家、外賓零售，對外則是通過工藝品進出口公司批量出口。

1950年代至1970年代計劃經濟下的國有文物商店成為條塊分割下國有壟斷公司的單一平台，讓賣家幾乎無法有效議價。收購價和出售價都是根據領導指導價格和鑒定專家的參考意見設定。就收購而言，國有文物商店是最大的買主，其他如工藝品進出口公司、廢品收購公司也會因為各種原因收進由文物價值的文物藝術品。因為很多民國時期的收藏家因為各種原因出售自己的藏品，在國有文物藝術品商店就順勢買進。

傅抱石 關山月《江山如此多嬌》

就銷售而言，主要分為批量出口到海外出售和在國內店面銷售兩部分。文物商店把可用於銷售的「一般文物」分成高中低三個等級，針對三種客戶銷售，高等級面向內部黨政領導、專家學者出售;中等等地出售給一般群眾，較低等級的在外賓櫃檯出售給海外來賓。但是由於一般群眾收入很低、購買力有限，根本無力購藏，因此實際上很快就只剩下針對內部人士的內櫃和針對外賓的外櫃兩部分，由於內部櫃檯只對有資格的內部人士開放，所以表面上看當時文物商店門市部只對外賓開放，只有外國人才能憑著護照過來購買，營業員上崗工作還必須經過政審。一直到上世紀90年代末，上海文物商店才面向國內百姓開放。

除了上述體制內的官員收藏家，還有一些群體也可列入特殊時代的特殊收藏家之列。比如外國外交官和遊客仍然可以購買清代文物。當時文化部門規定1795年(清乾隆60年)以前、不準出口的歷史文物，按照金石、陶瓷、碑帖、字畫等不同類別，分別陳列在5個中心門市部的內銷專櫃，供國內機關單位和文物愛好者選購;屬於1795年以後的一般文物，經過選擇和鑒定后，投放在公開銷售門市部，供國內外顧客參觀和選購。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北京文物商店在紅衛兵「掃除四舊」的時期被勒令停業(1966年8月10日)，將文物收歸倉庫，文物商店設在全市的12個門市部全都停止了收售業務。后因外國顧客的反映，於同年10月1日恢復了韻古齋、寶古齋和慶雲堂3個只對外國顧客的門市部及琉璃廠收購部。20世紀70年代以來，還先後接待了美國尼克松總統、日本國田中角榮首相、丹麥女王等貴賓訪華，他們的隨團成員時有購買。

李可染《井岡山》

李可染《陽朔勝景圖》

其次一些政府機關的定製和外交禮品定製成為一種特殊的藝術家贊助體制/收藏體制。如1950年代至1970年代，為人民大會堂、北京飯店、部委機關創作作品可以讓畫家獲得一部分收入，這是特殊時期的一種市場機制，甚至對畫家生活有更大的影響，如傅抱石和關山月曾於1959年為人民大會堂繪製巨幅國畫《江山如此多嬌》，這些政治人物性的創作人物的完成有助於畫家在體制內積累資歷。 文革爆發后1970年李可染被下放到湖北丹江品幹校，1971年又被調回北京專門為外事部門作畫，1972年為民族飯店作大幅《灕江》、《井岡山》、《蒼山如海，殘陽如血》等作品， 1973年為外交部作6米巨幅《陽朔勝景圖》等，另有一些作品則作為國禮贈送友好國家元首或者友好組織。

同時，在民間即便在那樣嚴格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也仍然有「地下市場」存在。一方面仍然存在私下的相互交易、兌換，甚至有收藏愛好者甘冒「違法」之險購買一些農民、市民私下出售的文物藝術品，另一方面，因為各個省市、部門有不同的利益，仍然存在一些調劑商店、舊貨商店和寄賣商店可以進行個別文物藝術品的收購和出售，因此也成為特殊的民間文化藝術品交易機制，只不過這是零散的、個別的，不像1980年代以後會成為波及全國的廣泛市場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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