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學者詳解金融監管改革 為何不合併「一行三會」

近期，「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的話題引起了熱議。尤其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五次會議強調要防範金融風險、加快監管協調機制的建立，被認為是對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的定調。市場從對「一行三會合併」的關注點轉向對「建立監管協調機制」的討論。那麼混業監管問題如何解決？未來金融監管改革怎麼發展？鳳凰財經在2017博鰲亞洲論壇專訪了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長鬍濱，對此一一解答。

目前金融監管協調機制的建立是比較務實的

記者：目前關於「金融監管體制改革」討論得比較多。最初的話題可能集中在「一行三會」合併的角度層面考慮，而近期市場上關注的焦點轉向了「建立監管協調機制」。為什麼會有這種轉變？

胡濱：我覺得監管體制的改革是綜合性的。目前來說，我們更多強調金融監管的協調機制是根據的國情和目前的發展狀況所決定的，是比較務實的考慮。未來也可能會發生重大的金融機構監管組織體系的改革，但是當前在沒有明確組織體系改革路徑之前，我們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監管協調機制落地，進而制度化、實體化。所以，這是改革的次序問題，我們得有先後的次序。習總書記說過要統籌協調，怎麼統籌現有的分業監管的機構，讓他們之間可以協調起來監管現有的跨界交叉性金融風險。

記者：那目前不考慮合併監管機構的做法，是出於對金融穩定的考慮嗎？還是有其它顧慮？

胡濱：事實上，金融機構的組織體系改革一直在討論。前期也經過一些調研，包括一些智庫也參與了討論，但是這個問題是比較複雜的，涉及到方方面面，包括編製問題、組織設立問題和制度框架問題等。它是系統性的改革，不是簡單合併或分立幾個機構任務就完成了。這種體系性改革要有一個系統性的方案，但系統性方案沒有改革之前，我們要考慮先解決現實的問題。

記者：那您覺得在一行三會的基礎之上建立「監管協調機制」是否已板上釘釘。

胡濱：沒有，這個是大家討論比較多的話題。第一，我覺得從我們政策取向來看，包括從中央出台的一些文件和高層定調來看，確實強調的重點發生了一些變化，更加強調金融監管協調的機制問題。第二，從我們多年的政策研究來說，我們也傾向於採納這種觀點，幾年以前我們也提出過這樣的觀點。金融監管改革要有邏輯的起點，我們為什麼要改？從哪兒該？改的針對性在哪兒？通過這些改，能解決什麼問題？

記者：如果是建立一個協調管理機制相關機構的話，有沒有一個比較可行的方案，您有什麼建議？

胡濱：其實現在我們已經具備了一些雛形。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對於整個金融改革起了很大的作用，現在需要做的是把它給制度化、實體化，以規範性文件的方式、國務院的形式把協調機制把它實體化。至於叫什麼名字不重要，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能夠真正起到協調實體機構的作用，真正解決一行三會以及其他監管機構之間的協調問題，比如如何協調統籌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跨界金融風險、互聯網金融風險等。

其實，最近出的一些資產管理的新規定，也涉及監管協調的問題。因為這些規定涉及幾個部委聯合發文推進，這顯然不是一家金融機構、監管機構所能解決的問題，類似將來這種案例會越來越多，怎麼辦？不能每次都各部委聯合發文，這就需要有一個實體機構，進一步機制化、實體化和制度化。

記者：我有一個疑問，如果新設一個機構會不會問題更加複雜，程序更多，會不會取代或者混淆央行的作用，各自的邊界又是什麼？

胡濱：這個機構不是金融監管機構，是監管的協調機構。我覺得它不是一個龐雜的機構，不像是一般監管部門一樣還要設二級部門或者地方監管部門的體系。另外，我個人也認為這是一個過渡性的辦法。過渡性的辦法指在沒有系統統籌設計好監管體系改革架構之前，採取的臨時性辦法。也許隨著混業經營的發展，未來我們也會混業監管，這個時候可能要系統地推導式重新架構的金融監管體系。

記者：您說提到是一個過渡性的辦法，那未來您覺得應該是怎樣的比較理想的監管形態？

胡濱：這個問題比較複雜。傳統思維方式可能認為，現在混業監管經營出了問題，所以需要一個統一的監管機構來解決協調問題。即使德國、歐盟都是採用混業統一的監管模式，但是也不能證明統一監管就比分業監管取得效果要好多少，這些都還有待觀察。我們不能思維定勢，要考慮到國情、金融的發展階段以及現有的法律法規體系。這是個系統工程，不能輕易做出，一旦做了就是一個體系性重大轉變。

金融業對GDP貢獻佔比是否過高，不能僅看數據

記者：政府工作報告多次提到防範金融風險，有一些觀點認為金融業對GDP貢獻佔比過高，您認為當前風險程度如何？佔比過高嗎？

胡濱：其實，這反應了金融在現代市場經濟社會的重要性，它的作用越來越突出。第二，是不是真的高？關鍵是看這個佔比對實體經濟的作用有多大。如果這種金融脫離了實體經濟，這是有問題的。如果它真正幫助了實體經濟，並帶來一些利潤等益處，多大的比例不是問題。所以我們覺得不在於數量而在於它做出的實際貢獻程度。我們現在著力解決的問題是如何能表現金融的價值所在，為實體經濟服務，提高服務實體經濟的效率。現在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的效率不夠。

此外，我們要防範因為金融發展帶來的風險導致系統危機，即從金融危機蔓延到實體經濟上。比如美國的次貸危機

要高度關注房價泡沫破滅可能引發的系統風險

記者：現在市場上比較關注的是房地產相關貸款風險，在樓市緊調控政策進一步升級的背景下，但市場上高價拿地、高價接盤的行為還是很多。長此以往，來自房地產各個環節的貸款的風險越來越大，這是否會帶來系統性風險？

胡濱：第一、總體風險是可控的。金融機構是審慎的，對於企業或者個人的貸款行為都採取的是一種審慎的態度。目前，沒有出現大的因為房地產引發金融風險的案例。第二、同時，我們也要高度關注房地產領域可能引發的金融風險。特別是隨著房價的持續上漲，很可能產生的一些泡沫，破滅以後房價的暴跌很可能會出現，可能會引發一系列連鎖反應，包括對金融體系帶來攻擊，這都需要我們高度關注和加以預防。

傳統的監管模式可能不適用於互聯網金融等創新產品監管

記者：近年來，P2P平台跑路頻發、互聯網金融行業亂象不斷。近期，互聯網金融行業也迎來了「最嚴」監管，比如銀監會發布的《網路借貸信息中介機構業務活動管理暫行辦法》以及今年年初發布的第三方支付準備金交納央行集中保管等，那麼，在具體監管過程中，對於這種創新的領域，怎麼避免一抓就死，一放就活的這種方式？

胡濱：這也是我們發布《推動互聯網金融健康可持續發展十大原則》的初衷。為什麼要這樣做？希望通過這十條高級原則來推動互聯網金融的健康可持續發展。一是體制改革，比如就目前而言，監管機構組織體系的改革相對不重要，監管協調機制當前最重要，實體性的金融監管協調機構亟待確立。二是理念的改變，我們要從原有的被動式、合規性監管的模式轉變為一種主動式、包容性監管。三是機制的創新。我們應創新監管機制，設立監管沙盒，在控制風險的前提下推動創新。最後，改善監管的防控風險。強化監管技術（Regtech)，經濟技術、科技技術，通過提高監管技術水平來防控風險，提高監管效率。我認為，這四個方面的監管改革對於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我認為非常重要。

轉變監管理念，同時要有監管機制的機制。比如對創新監管採取審批的方式肯定和現在互聯網金融的快速發展不相匹配的。為什麼提出版的「沙盒計劃」？就是希望我們有一種比較兼容的、能夠適應創新的監管體制和機制，能夠讓凡是在市場中符合提高實體經濟效率的互聯網金融產品能夠很順暢地、便捷地、安全地問世。

MPA完善只是監管的一部分，未來建議體制性改革解決根本問題

記者：MPA也是金融監管的重要手段，近期有許多消息稱房貸比、同業存單會納入。您怎麼看？

胡濱：我覺得央行出台MPA宏觀審慎的評估體系，其初衷就是為了防範系統性的風險。它要從宏觀審慎的角度來考慮整個金融體系的風險問題，防止系統性風險的發生。因此，它的目標設計已經明確了，作為這樣規則的出台，我想它儘可能地去考慮周全一點，不斷地完善。

但是我認為這只是目前一家機構出台一個規則來解決這樣的問題，未來還是要有一個系統性的方案，針對系統性風險，結合金融監管改革，包括理念性的轉變、體制性的改革、機制性的改革、監管技術加強等因素設計出一個可以高效、宏觀審慎的管理架構和政策架構。

當前的調整是央行基於其職能所出台針對性的一些具體監管措施，未來我建議還是要統籌考慮、統籌協調來做機制性的改革才能根本性解決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