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氣候變化的時代重溫經典（那些文學作品告訴我們的...）

編者按：站在21世紀，回過頭來重新審視19世紀的文學作品，人們驚訝地發現，早在那個工業剛剛興起的年代，作家們就從剛剛顯露的蛛絲馬跡中，覺察到它對未來可能帶來的影響。

氣候變化成為國際議題的起點在哪裡？就在18世紀至19世紀的英國。在那裡，伴隨著以燃煤為動力的工廠、鐵路和輪船的發展，全球以化石燃料為主導的能源結構逐漸成型，工業革命由此興起，而人類活動對氣候變化的影響從此飛速躍升。

19 世紀中葉， 隨著工業的繁榮發展， 英國興起了一批「工業小說」。其中伊麗莎白·蓋斯凱爾於1855 年出版的《北與南》（North and South） 是一部經典作品。

小說中大部分故事發生在英國北方一個工業小鎮彌爾頓。那裡是維多利亞時期燃煤工業的生產中心。小說里的主人公瑪格麗特·霍爾由於家庭原因被迫遷居到那裡，她對這個小鎮的第一印象是：當地的環境、經濟和城市規劃都因化石燃料的使用而改變。

書中寫道：「在距彌爾頓還有幾英里時，他們看到一條深鉛色的雲懸在那個方向的地平線上。離小鎮更近時，空氣中開始有一股淡淡的煙塵味；也許，青草的香氣比其他任何氣味消逝得都快。很快，他們就迷失在又長又直、兩側規則排列著小磚瓦房的令人絕望的街道上了。」

彌爾頓由於城鎮工業化而被厚厚的污染層籠罩著，正如BBC 在2005年推出的迷你劇《北與南》里描繪的那樣。

優雅但貧窮的女主角與有權有勢的紗廠廠主約翰·桑頓相遇，就如同發生在工廠里的《傲慢與偏見》。他們的愛情故事象徵著一種讓被新經濟模式擾亂的國家恢復和諧的方法：瑪格麗特緩和了桑頓自由放任措施的後果，改善了他與工人的關係。

正如小說快結尾時桑頓向他一個熟人承認的那樣：「我唯一的願望就是有機會用雙手耕耘一些超越金錢利益的人際關係。」

然而，結合化石燃料經濟來考慮這個解決方案，這樣一種和諧的社會願景在當時社會和環境大背景下十分脆弱。小說結尾證明，全球市場是強大而不穩定的，桑頓的工廠充其量只能提供暫時的安慰。最後，他破產了。

與此同時，在彌爾頓，煙囪噴吐著煙霧，無休止地發出咆哮聲和巨大的撞擊聲，並且運轉起來令人眼花繚亂的機器沒完沒了地工作著……很少有人來買東西，而那些買東西的人被賣家充滿疑慮地打量著，因為信用根本沒有保障……大量的投機行為在美國造成惡劣影響，且影響距離英國越來越近，不言而喻，一些彌爾頓的商家必然會受損失。

現在回顧《北與南》，可以從它對使用化石燃料的社會與經濟的展望中看出這兩者之間內在聯繫的緊密，同時證明了在面對國際上的不穩定時，國界形同虛設。

小說家阿米塔夫·戈什近期表示「 針對氣候危機，想象力和文化存在極大的局限性」，認為現實主義小說的特點使它無法表達環境和社會的複雜性。現實主義小說真的在氣候變化的時代里無立足之地嗎？

答案可以在另一篇維多利亞時期的著名悲劇小說中找到，1891 年出版的托馬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絲》（Tess of the D』Urbervilles）。故事的開頭，苔絲的父親發現自己的姓氏德北菲爾德是德伯的改寫，他們事實上都起源於一個曾經統治這塊區域的古老家族。德北菲爾德一家最終被驅逐出自己的家園，在一座教堂尋求庇護，周圍是他們祖先的墳墓。

這些墓碑帶有華蓋，祭壇形，看起來樸實無華，上面的雕刻已經殘缺了。黃銅從基體上剝落下來，鉚形器件留下的洞口就像沙崖上貂打的洞一樣。這些損壞比其他任何事物都更有力地提醒著她，她的家族已經從這個社會上消失了。

圖片來源：VERY CD

與我們現在這個資源逐漸變得緊缺的時代有些相似，在苔絲生活的年代，家財已被耗竭，她被先人揮霍無度留下的廢墟所圍繞。

哈代也深深習慣於日益工業化的農業對生態的破壞。在小說的最後，當苔絲被她的戀人安吉爾·克萊爾拋棄時，她被迫接受了在弗林特石灰谷農場廣袤多石的原野上工作。

她在嚴冬中辛苦勞作，忍受著蒸汽動力的打穀機沒完沒了的運作，讓工人逐步淪為機器。與此同時，安吉爾離開英國去了巴西，才發現英國人的身體適應不了熱帶的生態。他看到來自英國農場的母親們抱著嬰兒步履沉重地行走著，當那些嬰兒發燒至瀕死時，這些母親會停下來，用雙手在鬆軟的土壤上挖出一個洞，將孩子埋進去，灑下一兩滴淚水，然後繼續步履沉重地行走著。

苔絲和安吉爾，還有一些不知道名字的、背井離鄉的殖民地家庭，就像氣候難民，受困於被大農場經營破壞了的環境和充滿敵意的氣候之間。

《德伯家的苔絲》中所有的悲劇都以苔絲為中心。因為她不把自己看作一個獨立的個體，而是看作社會和生態集體的一部分。

她堅定地關愛著身邊的一切，甚至包括最富有爭議的，因被強姦而生下的兒子。儘管在倫理和經濟的重壓下。在她父親拒絕接待教區牧師后，苔絲選擇親自為瀕死的兒子施洗禮，給他取名為「 悲傷」，然後為他爭取了一個基督葬禮。雖然毫無意義，苔絲依然不願放棄照顧別人，即使身在災難中心也仍堅持著這份執著。

而文學本身並不會將我們從全球變暖中拯救出來，但單單依靠經濟或科學也是不可能的。氣候變化已經揭示了西方文明中想象力的不足，維多利亞時期的小說則提供給了我們一種重新思考和感受當下的途徑。

《時間機器》里對人類未來的悲觀展望令人害怕，圖片來自1960 年的改編電影。

根據澳大利亞作家詹姆斯·布拉德利的說法， 那些探究如何表達氣候變化的當代作家已經發現， 類似於科幻小說的體裁比現實主義更適合這類內容。描述氣候變化下人類的未來， 比描繪現實更有衝擊力，也更容易引發人們的呼應。

維多利亞時代的最後10 年，就像現在一樣，是一個文學體裁革新的時代。在這些革新之中極為著名的一個就是赫伯特·喬治·威爾斯的科學浪漫小說了。

在1895 年出版的《時間機器》（The Time Machine） 里， 威爾斯建立了一種敘述手法，可以使自己在巨大的歷史跨度下思考社會和環境的改變。在小說的結尾，時間機器的發明者開始了一段去宇宙終結處的旅行。

「 我環顧四周， 想要找到一丁點生命的痕迹……但看不到任何移動的東西， 無論是天上還是海里。礁石上的綠色黏液證明這裡沒有生命的存在……海邊細浪低語。除了這些了無生機的聲音之外，一切都是寂靜的。寂靜？這份寂靜難以用語言形容。所有人類的聲音，那些標誌著我們生命的背景音——所有的一切都結束了。」

在想象這片荒涼的海灘時，威爾斯借用了一個當時盛行的預言：熵增定律意味著不可避免的宇宙熱寂，只是最終結局是全球變冷而不是全球變暖。但至今仍值得關注的是，這部小說將人類看作一個整體物種，而不是從更加局限的個體或國家角度來看待人類。

維多利亞時代的人最先開始凝望地質時間尺度的深淵， 並大膽地將自然史視為物種消亡史。因此， 威爾斯描繪了一個連科技也無法克服災難性的自然進程的未來， 並勇敢地想象出了一個沒有人類存在的地球。

儘管當時的作家缺乏對全球變暖的認識，但仍自覺或不自覺地把氣候變化融入了小說的背景。如今，我們仍可以從他們對當時社會快速而影響深遠的變革的深刻認識中，了解到一些東西。在他們手中，小說成為了一個思考個體、社會、經濟、自然間關係的有力工具。

作者簡介：飛利浦·斯蒂爾（Philip Steer），紐西蘭梅西大學高級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