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印度，中國已經沒有退路！

如果印度經濟崛起，應該如何應對?印度可能成為一個強有力的追趕者，但直到目前為止，經濟仍然有印度不可比擬的優勢。

近期網路上一篇眾多關於產業遷往印度的消息，一時間成為國內輿論關注的焦點。

與此同時還發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儘管國內媒體報道較少，但在國外商業界卻引起了轟動——蘋果公司CEO庫克訪問印度，宣布在班加羅爾建立iOS應用設計和開發加速器，並表示考慮未來將全部生產線搬至印度；另外，蘋果公司及其代工廠商富士康已經達成意向，在印度馬哈拉施特拉邦購買1200公頃土地投資100億美元建立工廠，用於製造iPhone手機。有報道稱，富士康計劃在2020年之前在印度建立10到12家工廠。

這兩件事情背後有著相似的邏輯，那就是，隨著生產成本的相對變化，企業向生產成本較低的地區或國家遷移，從而改變原有的商業版圖。如果說華為從深圳搬遷至東莞只是省內、國內遷移，不影響經濟整體競爭力的話，那麼蘋果和富士康向印度的遷移則不得不引起重視。

事實上，蘋果和富士康絕非個例，包括三星、IBM、通用電氣等公司在內的一大批國際先進企業以及中興、TCL、金立、Vivo等國內企業已經敏銳地洞察到了印度經濟潛在的巨大機會，開始搶先布局。

當提起印度經濟的崛起，在往往能聽到兩種對比鮮明的觀點：一方對此不以為然，認為印度經濟規模只有的五分之一，加之種姓制度、基礎設施落後、文盲率高等障礙，不可能對形成挑戰。許多去過印度旅行的人對印度髒亂差的衛生環境印象深刻，僅憑這一點就足以讓他們對所謂的印度崛起嗤之以鼻。

而另一方則認為，印度是一個規模巨大的市場，語言和制度上更容易被西方主流社會接納，正因為其起點低，勞動力成本低的比較優勢更顯著，因而認為印度經濟近年來的快速增長已經對形成了威脅，將成為「下一個」。

如果將前一種觀點比作「印度斜視症」的話，后一種觀點則可以稱作是「印度崛起焦慮症」。

那麼，如果印度經濟崛起，準備好了？為了回答這一問題，我們將其拆分為如下三個子問題進行分析：首先，印度經濟會不會崛起；其次，如果印度經濟崛起，對會產生什麼影響；再次，如果印度經濟崛起，那麼應該如何應對。

過去幾年間印度經濟增速呈加快趨勢，2013年到2015年的實際GDP增速分別為6.9%、7.3%和7.5%。IMF預測，2016年和2017年印度經濟仍將保持7.5%的增速。與此同時，經濟增速則從10%之上下滑到了2015年的6.9%。在當前全球主要經濟體表現低迷、增長乏力的情況下，印度成為世界經濟為數不多的亮點之一。一些跡象似乎表明，印度經濟將起飛。有學者認為，印度將複製經濟在改革開放之後的成功經歷。

支持印度經濟會成功的理由通常在於以下五點：

第一，印度勞動力成本較低，且人口結構相對年輕，具有鮮明的比較優勢。

第二，與大多數發展家相比，印度的政治環境相對穩定，發展經濟的動力較足。當前執政的莫迪政府高調啟動了「印度製造」計劃，並提出要把印度打造成21世紀全球製造的中心。國際社會也傾向於認為莫迪政府是一個由改革魄力、致力於推動印度經濟快速發展的政府。

第三，印度地理位置優越，易於發展海洋貿易。並且印度在歷史上曾長期是英國殖民地，在語言和制度上與西方主流更相容，更容易被國際社會接納。

第四，印度在服務外包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且培養了大批國際化的信息技術人才。

第五，相比於，印度距離「增長前沿」更遠，因而經濟增長的潛力更大。

最後，如果上述理由都不足以成為印度經濟成功的充分條件的話，那麼對於企業家而言，還有一個不得不關注印度的理由，那就是印度太大了。這是一個擁有12億人口的超大國家，以至於是一個不能錯失的市場——如果你已經錯失了，你想要再錯失印度嗎？

另一方面，印度也有數不清的問題，這些問題會對經濟發展形成阻力：

第一，印度缺乏支持經濟快速發展的要素條件，基礎設施落後，文盲率高、人力資本不足。

第二，政府執行力較弱、腐敗叢生，導致大型項目建設難以推進。

第三，印度的國民儲蓄率低，因而難以調動足夠的社會資源去投資基建；而如果大規模依賴外資的話，那麼國際收支和宏觀經濟穩定則可能受到挑戰。第四，種姓制度會限制分工協作，阻礙社會流動和經濟發展。

但是，如果仔細想一想，上述因素中除了種姓制度之外，其它的障礙並非不可逾越。改革開放之初，經濟也存在基礎設施落後、人力資本不足、戶籍制度等各種各樣的問題。彼時，很少有人成功預計到了日後奇迹的發生。事實上，即便是到了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前後，大部分西方人士仍對經濟的成就將信將疑。

但事後來看，很多所謂的先天障礙並不是不可逾越的。甚至在某些情況下，那些通常被認為是劣勢的因素在特定條件下會變成優勢。比如，正因為基礎設施落後，所以「鐵、公、機」交通基建投資和電力基建投資一度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引擎。再如，如果暫時不考慮公平正義的維度，那麼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在勞動力市場上發揮了緩衝器的作用，有助於經濟抵禦東南亞金融危機等外部衝擊。另外，經濟的儲蓄率也是在改革開放之後不斷上升的。

上述分析有助於我們理解印度經濟，但是關於印度經濟未來的發展前景，理論上仍然存在多種可能。事實上，「經濟增長」是經濟學研究中最難的研究話題之一，原因就在於經驗證據有限，難以進行可靠的實證研究。在有限的經濟史案例中，關於大國經濟成功或失敗的原因，經濟學家尚未出現具有公認力的統一解釋，對於預測大國經濟走向則更是乏力。

就像二戰結束伊始沒有人預期到德國和日本經濟會在戰後迅速重建和崛起一樣，就像在1970年代末少有人會相信落後封閉的會在三十年時間裡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一樣，關於印度經濟的未來，沒有全能的先知。這也警示我們，要時刻對這個新興大國保持開放心態。

簡言之，對於第一個子問題，相對理性的回答是：印度經濟有諸多優勢，也面臨不少障礙。儘管我們對於印度經濟是否會崛起，能在多大程度上崛起，難以給出準確的答案，但有兩點是確定的：

其一，發展之路從來不會平坦。在過去發展過程中經歷過的那些艱辛和荊棘，諸如自然環境惡化、不平等拉大、社會衝突加劇、食品安全等，印度在未來的發展道路上一樣都不會錯過。其二，如果印度經濟開始崛起，那麼其發展模式將與經濟在改革開放之後的崛起之路有很大的相似性，即充分利用低勞動力成本的比較優勢，實行出口導向模式。

再來看第二個子問題，如果印度經濟崛起，對會產生什麼影響？

首先顯然存在正向影響。印度是一個人口超過十億的巨大市場，如果印度人均收入開始穩步上升，那麼必然會帶動服裝鞋帽、家電、機車、汽車、通訊、基建、住房家居等一系列產品和服務的需求。中印兩國經濟也有一定的互補性，印度經濟增長毫無疑問會給一些領域的企業帶來機會。

但更多影響是負向的，印度經濟的崛起不可避免地會對帶來挑戰。

最大的挑戰來自於勞動力密集型行業的競爭。製造業向低成本地區轉移是一個經濟規律。印度的勞動力不僅比便宜，而且人口結構更加年輕。一旦印度克服了制度上的障礙，走上出口導向型的快速發展軌道，中低端製造業企業就可能搬遷到印度去建廠生產，就像經濟在改革開放之後從歐美和日本承接製造業一樣。

富士康和蘋果的轉移就是一個例證。製造業企業的遷移必然意味著就業機會的轉移。問題的嚴重性在於，當製造業工作機會流向的時候，歐美和日本已經是高收入國家；而現在仍然是一個發展家，約一半的居民生活在農村，數千萬人收入水平在貧困線之下。如果勞動力密集型行業的就業機會大量遷移到印度，那麼的城市化進程將失去一個強有力的引擎。

除此之外，挑戰還存在於軟實力的國際競爭上。大國之間的競爭一定是全方位的競爭。在過去三十多年的時間裡，作為一個經濟高速發展的大國經濟體，受到了國際社會較為普遍的關注和認可。成為落後國家謀求經濟發展的一個標杆，在基礎設施建設、鄉村醫療衛生、園區建設、經濟特區等方面的經驗和發展模式成為亞洲和非洲眾多經濟體學習模仿的對象。

這種關注和認可既是軟實力的象徵，同時也切切實實地有利於在對外交往中拓展經貿、政治、文化關係，在全球化中獲得真金白銀的實惠。試想，如果在尚未基本完成城市化、經濟尚未達到高收入水平的情況下，印度經濟迅速崛起，那麼在發展家群體中的領導力必然會大大削弱。

最後一個子問題，如果印度經濟崛起，應該如何應對？

如上所述，印度可能成為一個強有力的追趕者。但直到目前為止，經濟仍然有印度不可比擬的優勢。的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和勞動力素質遠高於印度，交通電力等基礎設施優於印度，已經形成了較為完整的工業生產配套體系，這也是印度在短時期內難以趕超的。

人口結構老齡化雖然是經濟的一個潛在劣勢，但是老齡化本身還遠遠未起到惡化製造業競爭力的作用，每年仍然有數以百萬計的大學畢業生以及更多的受過中等教育或職業教育的勞動者在尋求工作機會。

製造業真正的威脅在於扭曲的經濟結構。高工資並不一定是壞事，追求經濟增長的目的就是為了提高國民的收入水平。只要工資上漲是生產率提高引起的，那麼即便工資水平高於其他國家，製造業企業也不會遷出，因為這是「好的工資上漲」。但如果工資上漲是因為高房價、高醫療成本、高教育成本等因素引起的，而與此同時生產率沒有相應的提高，這就是「壞的工資上漲」。

壞消息是，的勞動力成本上升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壞的工資上漲」。一方面，勞動者需要維持基本的住房、醫療、教育等生活需求；另一方面，因為土地財政、金融約束等方面的原因，房價和房租在漲、醫療服務價格在漲、子女接受教育的綜合成本在漲。從而，工資不得不上漲。

2015年，深圳房價在一年間上漲了接近50%，如果華為不能相應地大幅提高工資水平或者說服員工無視房價上漲的話，那麼只可能有兩種結果：要麼華為離開深圳，要麼員工離開華為。就這麼簡單。

另外，房地產、基礎設施建設等受政策支持部門的繁榮發展也結構性地抬升了製造業部門的工資——當建築工地提高工資且需要大量勞動力的時候，富士康這樣的製造業企業也不得不向工人提高工資。連富士康這樣的大型企業都明顯感受到了工資上漲的壓力，其他中小型普通製造業企業的困境可想而知。正是這部分壞的工資上漲削弱了製造業的優勢。

從某種意義上講，導致富士康去印度建廠的原因並不是因為在印度生產產品變得更容易了，而是因為在生產產品變得更困難了。經濟並不是被印度比下去了，而是被自身的結構扭曲所困擾從而削弱了競爭力。

好消息是，這些「壞的工資上漲」是可以通過改革來避免的。通過財稅體制改革降低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有助於減緩房價上漲。通過硬化國有企業預算約束、加強財經紀律，有助於降低中小企業的融資成本。通過反腐、簡政放權、摒除限制創新創業的制度藩籬，有助於孕育多樣性，使得人盡其才，減少教育中的無用功和惡性競爭。通過更合理的社會保障體制建設，特別是健全農民工和農村居民的社會保障，有助於減輕農村勞動力進城務工的負擔。

總而言之，印度經濟近年來出現了良好發展的勢頭，儘管這一勢頭是否能夠保持下去仍有諸多不確定性，但是一旦印度經濟崛起，就必然會對經濟特別是製造業帶來挑戰。面對印度經濟可能的崛起，「印度斜視症」和「印度崛起焦慮症」都有失偏頗，應當避免。

我們要做的是客觀分析、預判可能性、冷靜面對，一方面要抓住機遇，提前布局搶佔市場，另一方面要未雨綢繆，積極通過深化改革和鼓勵創新來應對挑戰。一句話，真正與經濟賽跑的是自身的改革和創新，而不是可能崛起的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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