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作用不在孫中山、袁世凱之下，卻為何被低估？

文/徐永志 運營/祥哥

黎元洪曾任「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並作為民國早期政壇中間政治力量的首腦，三任民國副總統、兩任大總統，對當時政治社會發展產生了較為廣泛和重要的影響。自辛亥武昌起義之初任湖北軍政府都督到 1923 年他被迫再次從民國大總統位上下台，其主要作為及影響有以下幾點：

第一，助推了武昌首義的勝利及各地的舉義反正。

黎元洪在革命軍佔領武昌后，順應革命黨人和立憲派人士促使起義成功的迫切需要，從被逼出任湖北軍政府都督后，逐漸改變了其維護清朝統治的立場，成為革命的同路人，贊襄共和，主張廢除帝制。他的政治立場和態度的驟然轉化，無疑對助推革命形勢朝著有利於起義軍方向的發展以及各省聞風響應、其他地方大多數督撫集體倒戈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關鍵作用，從而加速了清朝統治的崩潰瓦解和專政政體的解體。

第二，促進了民國早期政治的發展。

在政治系統領域，破舊易，立新難。民國建立后，黎元洪曾三任副總統、兩任大總統，雖然因其代表的是民初政壇上的中間力量，並未掌握政治權力的話語權，但在當時激烈爭鋒的革命派和南北軍閥幾大政治力量之間，他自覺不自覺地以談判、協商、對話即政治調和的方式，不失原則地折衝搓磨漸行漸進，因而其政治影響貫穿於幾乎整個民初時期。

這個原則歸納起來，即是維護民主共和，反對復辟帝制，反對專制獨裁; 堅持法治，抵拒軍閥政治，這也是黎元洪把守的政治底線。由此，他反對袁世凱帝制自為、推動護國運動的展開，恢復約法; 通令各省出師討伐張勳復辟，重建民主政治; 恢復國會，推動制憲。

從堅信袁世凱到反對袁世凱，從與段祺瑞合作到相互之政爭，從電邀張勳北上到下令討伐張勳復辟，支配他政治思想和行為的正是共和與憲法主義，也就是辛亥革命的兩大重要成果———臨時約法和國會。

此間，儘管作為近代政治發展目標的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不可能實現，但政治民主化、政治自由化和知識精英的政治參與都有了明顯的進展，如三權分立的民主政治架構從形式上在中央和地方都得到了確立，人民有了較多的言論和新聞、結社和國會選舉等公民權。政治文化也有一定的成就，如民眾的政治參與意識、憲政意識有了進一步的提高等等，都是當時政治發展的進步表現。這其中當然有黎元洪的建樹。

此外，黎元洪還認識到外交政治對穩定政局的重要性，於履職湖北軍政府都督和民國大總統期間，在維護國家主權和邊疆安全方面也做出了積極的努力。

第三，促進了社會習俗的新陳代謝。

黎元洪早在主政湖北軍政府期間就簽署頒布了一些革除社會陋習的法令，如禁止種植罌粟和販賣吸食鴉片，禁止蓄髮、纏足等; 1916 年發布「大總統令」，明示禁煙拒毒。這些無疑是辛亥革命政治變革在社會生活領域的延伸，是近代政治趨向世俗化、社會化的生動表現。

近代社會政治精英人物的轉型通常都有如下特徵:

「其一，冒險性……凡革新者不能保持其舊形，猶進步者必當擲其故步。欲上高樓，先離平地」; 「其二，忍耐性……可進而不可退者也，又難進而易退者也」，「惟危惟微，間不容髮」; 「其三，別擇性……凡國民所貴乎過渡者，不徒在能去所厭離之舊界而已，而更在能達希望之新界焉。故冒萬險忍萬辱而不辭，為其將來所得之幸福，足以相償而的報刊。」

與孫中山、黃興相比較而言，黎元洪的「冒險性」、「別擇性」也有，但「忍耐性」卻多，這使他在當時的政治選擇和施政方面經常陷於被動和主動、保守和進取、妥協與抗爭的矛盾中，做過諸如先是追隨袁世凱鎮壓「二次革命」、后又迫於壓力解散國會等行徑，以致這些作為在當時和其身後被人詬病。

於急劇動蕩的社會蹣跚進取，在風雲變幻的政壇游刃起伏，既適宜又不適宜當時的政治生態和歷史文化土壤，正是黎元洪的政治生命史和癥結所在。這從一個側面也折射出了近代政治社會發展的艱難與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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